·文献解读·
【摘 要】《唯物的人生观》是在1924年7月中共早期党员董亦湘所作的演讲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文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思想，如人是社会性动物、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追求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等，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的著作之一，对革命时期引导中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董亦湘；《唯物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历史价值
董亦湘是中共一大之前就加入中共的早期党员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共的创建发展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唯物的人生观》一书是在1924年7月董亦湘所做演讲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该书以唯物史观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进行哲学解读,是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的著作之一。由于董亦湘是中共早期党员，且牺牲在异国他乡，目前国内关于董亦湘及其思想的研究仍较少，甚至被称为“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的党员”。2019年是董亦湘逝世8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并对董亦湘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董亦湘的革命经历及贡献
董亦湘(1896—1939),原名彦标,又名椿寿，号亦湘，阳湖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1921年4月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的《俞秀松纪念文集》一书中，收录了俄罗斯现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一批原始档案，在该书的第366 页“列宁学院中国部分学生简历”中，董亦湘“何时何地入党的”的表格中清楚填写的是“一九二一， 四月沪地”。，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组长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国民运动委员等职，创建了无锡第一个党支部，参与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并与沈雁冰、杨贤江等发起成立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还参与领导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罢工斗争。此外，董亦湘还多次在《中国青年》《民国日报》等先进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上海、无锡、苏州等多地作演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吸收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包括恽雨棠（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 《红旗》杂志发行部主任）、陈云（后为国家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管文蔚（抗日战争时期重要将领）等人，都是在董亦湘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后，董亦湘被党组织派去苏联学习，化名为“奥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在苏期间，董亦湘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搞宗派活动及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因此受到王明集团的诬陷打击，造成著名的“江浙同乡会”②郭德宏：《关于“江浙同乡会”的三份重要资料》，《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事件，后又被诬蔑为“在苏联的托洛茨基匪徒”，最终于1939年5月29日在苏联含冤而死，时年仅43岁。①董昌鹏：《鲜为人知的中共一大前的党员董亦湘》，《世纪桥》2011年第14期。
穿过小区花园，再往左走两百米就是小区物业。吕凌子站在物业办公室门边，门对面有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台十九英吋的电脑，吕凌子没看见人，只听见一阵雨打芭蕉般的键盘敲击声。吕凌子将两根纤长的手指屈起来敲了敲门，一张年轻的脸魔术般地从电脑上方露出来。
1959年1月17日，经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庭复查,认为董亦湘“没有罪行”“死后亦应完全恢复名誉”；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发出通知,为董亦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7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中共武进县委和潘家乡党委在董亦湘家乡建立纪念碑,陈云为纪念碑题写碑名。②张尚金：《亲历董亦湘冤案平反始末》，《炎黄春秋》2016年第10期。
数形结合思想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数学美感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贯穿数学学习过程的思想方法，数形结合在数学学习的多个方面都有重要体现，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数形结合思想的巧妙之处，让学生逐步接触、理解和运用这一数学思想方法。一方面教师要结合相关教学内容，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呈现数学的图形之美，让学生在直观观察中感受数形结合思想，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了解数形结合思想，通过一步步掌握这一数学思想的运用条件和步骤，促使学生主动运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数学问题。
二、《唯物的人生观》的成书背景和主要内容
在这里，堆肥取代了化肥，黄板与防虫网成了抵抗病虫害的最佳利器。地里的蔬果若招了蚜虫，工作人员就会在它们的旁边放置布满瓢虫的瓢虫板，当温度、湿度达到一定程度，瓢虫卵就会孵化长大，捕食蚜虫。类似的自然除虫法还有许多，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石嫣对种植标准始终进行严格把控。
人的本质问题是人生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是形成科学人生观的前提和基础。董亦湘在《唯物的人生观》中多次谈到人的社会性，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本质：“人为一种有群性的动物；人所营的生活并非孤独的，乃是共同的；若非共同的且将无生，更何能活过”①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在人类进化上，人所营的无不为共同生活，不独与人共，亦且与他种物种共”②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社会就是我和他们在必要的关系上所结合成功的组织”③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等，并得出“自我与社会是万万不能分开的”观点。这些论述正与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论断相契合，两者都阐明了人的本质不是一种超历史的绝对孤立的个体存在物，而是永远处在历史活动过程之中；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说明了人的本质，为人们认识人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董亦湘则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讲述人的社会性，向中国人传达了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之中，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同时也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才决定了人的现实本质及其历史变化，决定了他的思想、情感、需求和行为的观点，使人们意识到个人与社会共存亡，每个人都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安定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
人生问题，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问题；人生观，简单来说就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古今中外学者关于人生观问题曾作过十分多的论述与讨论。在1923年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界就曾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也称为“科学与玄学之争”。该论战以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讲演，及同年4月丁文江为反对张君劢的《人生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为开端。论战一方是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论，否认精神现象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另一方是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但他们把人生观归结为由知识和经验而得出的一种“假设”。董亦湘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第三方的立场上，批评论战双方，认为论战两方“对于人生观的说明和定义，都未能说的清楚而切合，其故因为人生观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社会进化里面的问题”③《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常州市武进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常州市武进区炎黄文化研究会2006年版，第295～296页。，只有正确推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解说人生观的基本问题。
《唯物的人生观》全书共分8章：引论、自我与社会、习惯与风俗、社会本能与阶级斗争、道德律及其作用、道德律在历史上变迁的原因、变易时代的人生哲学、新道德的产生及成功。董亦湘在该书中讨论了人生哲学（即关于人生观的哲学学说）的定义，用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自我与社会乃为一体，对比分析了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禁欲主义与快乐主义人生目的观，并论述了习惯与风俗、社会本能、道德律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主要观点。
（一）人是社会性动物
因此，一方面为了避免“科玄”这两种不准确的人生观影响国民的思想与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宣传具有真正指导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董亦湘于1924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作了主题为“人生哲学”的演讲，为唯物史观派助力，这即是《唯物的人生观》一文的来源。此前，他还在为翻译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一书所作的绪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为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人类在一时代或一民族一社会一阶级里面，受其（时代、民族、社会、阶级）物质的生活条件的支配而必然形成的某种生活情状，更由这种生活情状而决定的一切内部思想（隐潜的行为）和外部动作（显著的行为），即为人生观。”④《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常州市武进区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常州市武进区炎黄文化研究会2006年版，第295～296页。其中指明了人生观关键性的三点特征：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三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作用。这在当时因“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而引起混乱的思想界中亮起了一盏明灯，为无数国民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指明了方向。
（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社会而存在，每个人的活动也应对他所依存的社会负责；人生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贡献，即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董亦湘在《唯物的人生观》中明确指出“个人脱离社会即无人生”的观点，并提出“利害一致”的“社会本能说”。“利害一致”即是个人与社会利益一致，呼吁人民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明白“社会与自我同此责任，社会上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必得努力去做，”①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第35、29页。“快乐固不独限于个人而止，又须要求团体的快乐。不独仅仅维持团体的现状，并须图其将来的发展”②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第35、29页。，要乐于、敢于去为社会这个大团体作贡献，共同谋求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个人的人生价值之所在。董亦湘还在书中明确了这种奉献社会的“社会本能”，应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爱他之情，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二是团体之情，服从团体意志，保护团体利益；三是国家社会之情，与国家社会同生死，敢于献身社会；四是社会荣辱之情，以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荣。当每个人的“社会本能”变得强烈的时候，整个国家社会将具有空前的凝聚力和爆发力，一往无前，而个人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追求共产主义的人生理想
人生理想，是人们对于美好未来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设想和追求，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是人生发展的动力。董亦湘在《唯物的人生观》中多次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并明确指出“共产的大同社会”乃在社会十分进化以后可以实现，“若果到了共产的大同社会，则财产皆非个人私自所有，而各人却非各能生产不行”⑤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各人自己做事，不一定即为自己做，可算为他人做，为社会公共所做”⑥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全世界的财产集于绝少数的大资本家之手，其余大多数的人皆变为无产者……于是无产者翻身勃起，驱逐资本家而使之屈服，即可改组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制下的委员会是以人民中选出代表，以取决其自身一切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现”⑦董亦湘讲，徐恒耀记：《唯物的人生观》，哲学研究会1925年版，第4、6、13、14、17页。，由此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几点特征：第一，社会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度丰富；第二，财产公有，消灭了私有制，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第三，社会生产各尽所能，每一个人都根据自身的劳动能力自觉自愿地进行社会各项事业劳动；第四，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极高的道德素养，“共产制度里，我们将不知其他，而只知有社会”，人与人互相尊重包容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实现当家做主。董亦湘还在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时代潮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是世界大势，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将为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民应追寻的最高理想，每个人都应为之而奋斗。
（四）奉献社会的人生价值
所谓人生目的，就是讲人活着是为什么，是人生观的核心，是人生哲学的最基本范畴，直接影响着人的现实活动行为。古今中外，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地位和不同的人之间有着形形色色的人生目的，马特洛索夫就曾说“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活着更美好”。《唯物的人生观》中则主要探讨了“利他主义”“利己主义”“禁欲主义”和“快乐主义”四种人生目的观。所谓“利他主义”，是一种倡导舍己为人、把对他人的善行作为道德目标的人生观；“利己主义”则是“利他主义”的对称，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人利益；“禁欲主义”主张利用理性压制人的情感欲望，认为放纵情感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来源；“快乐主义”则认为人们以求得快乐为生活目的,快乐包括肉体与心灵的快乐，趋乐避苦、追求快乐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董亦湘指出，这四种类型的人生目的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方认识到以前这些人生目的观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社会历史将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人生目的观提倡的是“利民主义”和“乐民主义”，人民利益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生目的，这也是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观。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目的都是为了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
三、《唯物的人生观》的历史价值
《唯物的人生观》一文在当时社会所发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时间较早，是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的著作之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开始之后，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于同年11月加入论战，且主要是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上批判论战双方，而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的人生观缺乏系统而完整的专门论述。1924年7月董亦湘此演讲则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试图系统阐述人生观和道德问题，是对于“科玄论战”关于人生观问题的一次科学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的早期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影响较大。据《民国日报》1924年7月1日所刊登的《上海夏令讲学会简章》，此次讲学会邀请的讲师均为当时著名的学术大家如瞿秋白、陈望道、戴季陶、施存统等人，讲学会本身就较具权威性和吸引力，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人生哲学（董亦湘）”课程被安排在讲学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且此次讲学会听讲者不论性别年龄均可报名，仅1924年7月6日试讲听讲者就多达150多人，且随后报名者仍络绎不绝。③《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可见，此次上海夏令讲学会是一次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的良机，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人生观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
2388 如图，经过直角梯形ABCD的顶点A作斜腰CD的平行线交下底BC于点M，△DBC的外接圆ω1交直线DM于点D, G，△AMC的外接圆ω2交ω1于点C, F，△BGM的外接圆ω3交ω2于点M, E， 证明：直线BE, CF, DG交于一点，且此点为△AMC的重心.
另一方面，《唯物的人生观》成为当时人们解答人生疑惑、树立正确人生观的重要阅读书籍之一。1923年“科玄论战”正起于新文化运动尾声，统治中国千年的传统儒学已遭到彻底批判，破而后立，此时社会有识之士都明白中国已经到了重建新信仰之时，无论是“科玄论战”双方还是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其目的都是试图为社会提供新的民族信仰、指明未来社会思想的发展方向。面对当时鱼龙混杂的思想界，董亦湘对于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十分忧虑，表示“现在社会现象，正在停顿状态中，而所谓愿为社会奔走尽力者，似乎己入疲倦时期……倘能一方面从民众积极活动，一方面即从事于个人的养成及大多数人的训练，则以后社会或许尚有一线希望。”①《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董亦湘》，第317页。社会急需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去引导民众，《唯物的人生观》一书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详细讲解了人生观问题，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人们头脑，为当时许多迷茫的国民指明了人生方向。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教育理论家杨贤江，1926年7月于《学生杂志》第13卷第7号刊登的《改悔是可贵的觉悟——答觉今君》一文中，曾为堕落、悲观、迷茫的青年觉今君推荐书目《唯物的人生观》，以帮助其觉悟，树立一种革新的、科学的人生观，与国家社会共奋斗、共命运，寻求救国救民之路。②钱忠源选编，尹晓军、许军国修订：《 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此外，《唯物的人生观》还大力宣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方法，并鼓励国民积极投身社会革命，一定程度上也为推进民族独立与解放进程作出了贡献。1924年的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艰辛寻找救国救民之路，而社会上保守主义、调和主义等反革命思潮盛行；董亦湘在《唯物的人生观》中逐一对这些思潮进行分析批判，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才能获得独立与解放。如，关于“什么宗法社会，农业社会，都已成为过时代的产物了”“必须意识了或觉悟了这社会的改善，不仅是‘要’的问题，而实已成了必然之势了”③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等论述，指明当时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时代，所谓的保守派等反对革命新思想，不接受革命新变化，龟缩于旧中国不堪一击的“保护壳”之中，最终面临的只有被外势力分而食之的惨痛局面。其次，董亦湘在文中也以反问句“资本家日日压制劳工，劳工甘心屈服于压迫阶级之下，岂不是一种调和现象？这现象果真是对的吗？”④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来质疑调和主义的正当性，指明资本主义掠夺的本质就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只会尽可能地剥夺平民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虐待劳动者；并指出“我们当明了国际帝国主义如何的向我们进攻”⑤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认为资本家是广大劳动者的敌人，帝国主义国家则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敌人，任何主张劳资调和说的人都是助纣为虐。第三，董亦湘还指出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得联合民众，形成有组织的斗争力量方能取胜，“民众必须贯有组织，结为团体，预闻国事。有了团体，事业才容易举办”⑥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革命事业也当如此；并指出“农民工人，并非不要革命，只苦于不知用什么方法，怎样去革命”⑦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因此呼吁知识分子应“到民间去”，积极向农民工人宣传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第四，董亦湘还呼吁人们要树立对无产阶级革命正确的态度，指明革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推动力；而在任何革命的过程中都必然会遭到旧势力或多或少的阻扰，但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言，“社会上资产阶级总是少数，多数人是无产者，所以阶级斗争的最后胜利属于那方是不难推知的”⑧董亦湘讲，徐恒耀记： 《唯物的人生观》，第 40～41、63、71、52～53、65 页。，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中国无产阶级劳动者对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心。
【中图分类号】A8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1-0083-05
（王千迁，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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