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壁垒论文,效应论文,经验论文,我国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0）12—0007—09
一、引言
在传统贸易壁垒被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约束的背景下，技术性贸易壁垒由于其名义上合理、形式上合法、政策工具多样、保护效果隐蔽，已然成为各国实施最为频繁的国际贸易措施之一。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是指一国政府或者非政府机构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人类和动植物安全和健康、环境保护、防止欺诈行为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正当理由，而采取的强制性或者非强制性限制产品进口的技术性措施，主要包括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Sanitary and Phyto- sanitary measures,SPS）等。技术性贸易壁垒能够纠正和减轻市场失灵、促进生产和交换、减少交易成本、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公共产品供给。就这一积极意义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在WTO制度框架下长期存在。但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可能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并且，无论其与WTO现行规则是否相容，都会影响正常的贸易流量，改变贸易流向。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性质，使得其可能表现为一项长期稳定的标准和法规，也可能是开放经济中的一次突发性事件。我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无论是出口产品遭遇国外壁垒限制，还是对进口产品实施监管，都会产生供给和需求变动的“大国”贸易效应。但是，我国长期“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使得我国贸易在确保产品出口得到其他国家非歧视对待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以这种实践为参照，国内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我国作为出口国的视角。我国作为一个需求和进口大国，防御进口冲击、保护国内市场安全是和维护出口利益同等重要的问题。本文将立足于我国作为进口国的视角，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进口监管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回答相关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抑制效应
技术性贸易壁垒，包括那些基于合法目的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都可能由于增加了出口国的符合成本而限制正常的贸易流量（Fischer & Serra,2000; Baldwin,2001; Ganslandt & Markusen,2001）。从形式上看，这种额外成本包括企业为了符合外国标准改装生产线所负担的“即时”成本；企业改变生产技术、尤其是采用某种具有市场特定性的新技术减少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效率损失，以及每一批次货物取得符合认证的“再生”成本；还包括由于不透明、时间延误和符合评定程序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间接”成本（Maskus & Wilson,2001）。从投入上看，这种额外成本包括由于符合标准而增加的劳动力和资本成本，还包括生产过程中更多投入的原材料、能源和其他中间投入（Maskus,Otsuki & Wilson,2005）。
调查的方法证实了技术性贸易壁垒成本增加的特征。OECD（2000）对美国、日本和英国三个部门55个企业的调查发现，外国标准的符合成本可以高达10％；USITC（1998）对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调查也显示，符合成本是该部门出口最大的贸易障碍。Maskus,Otsuki & Wilson（2005）利用世界银行对16个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构造系统的成本函数，发现标准同时增加了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计量结果显示，变动生产成本增加0.06～0.13个百分点；符合固定成本也很大，大约是每个企业42.5万美元。
各国技术标准的差异可以导致市场分割，限制了套利的空间（Maskus & Wilson,2001），同时改变了竞争性质（Roberts,et al.,1999），因为符合成本对外国企业而言往往比本国企业高，形成了贸易壁垒。比如，发展中国家生产设备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异，符合发达国家的标准通常要求技术专家和政府在检验设备、检疫程序等方面的政府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无论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源都比较匮乏，限制了他们符合发达国家标准的能力（Maskus & Wilson,2001）。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整体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构成的两极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Baldwin,2001）。
基于此，较多的研究都关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这些研究直接采用最大残余水平作为标准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大多关注某些特定的国家和产品，比如Otsuki,Wilson & Sewadeh（2001a,b）和Wilson & Otsuki（2004b）关于欧盟黄曲霉毒素标准对非洲落花生和其他农产品（蔬菜、水果和谷类）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Wilson & Otsuki（2004a）关于发达国家毒死蜱最大残余量对中美、拉美、亚非等国家香蕉贸易影响的研究；Metha & Nambiar（2005）关于食品安全标准对印度四大类加工农产品（虾、蘑菇、芒果和家禽）出口影响的研究；Babool & Reed（2007）关于OECD国家的黄曲霉毒素标准对亚洲太平洋国家加工食品贸易出口的研究；Chen,Yang & Findlay（2008）对杀虫剂中毒死蜱的最大残余量和鱼饲料中土霉素的最大残余量对中国新鲜水果和鱼类等水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即进口国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大残余量标准普遍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并且标准越严格，限制程度越大。
2、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效应的不确定性
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通过影响出口国的成本影响贸易，也可能通过改变本国的需求供给结构产生更广泛的市场效应。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促进生产和交换、减少交易成本、保证质量、保证公共产品供给（Maskus & Wilson,2001）。其促进经济效率的具体途径包括：在买卖双方之间促进产品信息流动；促进对互补产品的需求；提高类似产品之间的需求替代弹性；促进规模经济；作为兼容性的基准，促进全球市场一体化和技术传播；克服和公共产品相联系的市场失灵，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等（Popper,2004）。因此，有别于其他传统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可能成为贸易促进的力量，其贸易效应会因为标准属性、国家类型、产业类别、产品和企业特征的差异存在不确定性。
技术性贸易壁垒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可能导致不同的贸易效应。Chen,Otsuki & Wilson（2006）基于世界银行的TBT企业调查数据，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同形式的进口标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对企业出口构成贸易障碍的首要因素是企业获得标准信息的难易程度，其次是企业是否遭遇检验程序和检验时间的长短。并且，标准信息获知的难易程度对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影响大于对农产品企业的影响。相反，检验程序和检验时间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大。总体上看，由于生产者成本的增加被消费者信息成本的降低所抵消，标准和标签要求对出口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并且，进口国标准差异导致企业的规模不经济，影响了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决策。Chevassus-Lozza et al.（2005）用虚拟变量来衡量SPS标准、质量标准和进口认证，对欧盟老成员实施标准要求对中东欧新成员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进口认证对新成员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贸易抑制作用。但是，SPS措施和质量标准并未对新成员构成壁垒，这可能和进口认证主要影响交易成本，而后两者主要影响生产成本有关。
从标准属性看，出口国特定标准由于提高了产业的比较优势通常是促进贸易的，进口国标准由于提高了产品生产和贸易的额外成本从而限制了竞争，直观上应该是限制贸易的。Moenius（2004）用直接的标准数量作为TBT的量化指标，对OECD国家1985～1995年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471个行业的国家特定标准和双边共享标准进行了研究，发现不仅双边共享的标准和出口国特定标准具有很强的贸易促进作用，进口国特定标准总体而言也具有贸易促进作用。但是，基于产业的数据显示，进口国特定标准抑制了农产品贸易，但是却促进了制造业贸易。Moenius（2006）对农产品行业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国家特定标准的贸易效应：欧盟内部的进口国标准促进了欧盟内部贸易，但是抑制了欧盟与非欧盟成员的贸易；欧盟内部的出口国标准有很小的贸易促进作用，但是欧盟外部的出口国标准对他们与欧盟的贸易有很强的促进效应；Cao & Johnson（2006）的研究也确认了出口国标准的贸易促进效应，他们发现，新西兰1999年对牛肉和羊肉出口强制实施风险管理和评估体系HACCP之后，其牛肉和羊肉的出口有显著的增长。并且由于牛肉生产者在此前就已经采用了这一风险管理体系，因此，牛肉出口的增加要明显小于羊肉出口的增长。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不仅受到标准属性和产业类别的影响，还和国家的发展程度和企业规模有关。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小型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在缺乏国内规模经济优势的情况下还必须吸收符合多样化国际标准的固定成本（Maskus,Otsuki & Wilson,2005）；而那些有能力符合标准的国家和企业反而通过市场分割扩大了市场份额。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作为“壁垒型标准”抑制贸易，也可能作为“催化剂型标准”促进某些国家和企业的贸易（Anders & Caswell,2007）；Disdier et al.（2008）对美国、欧盟25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的技术法规进行了研究，发现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热带产品出口总体上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是，他们的结论在不同的国家组之间存在差异。
Fontagné,Mimouni & Pasteels（2005）的研究更加全面，以包括农产品在内的61个产品类别为研究对象，用频数比率作为TBT量化指标，发现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标准和技术法规对新鲜和加工食品贸易有负面影响，对大多数制造业产品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有正面影响。其样本覆盖了61个进口国和114个出口国的详细数据，也发现了贸易效应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差异；Disdier,Fontagné & Mimouni（2008）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同时使用虚拟变量、频数比率和关税等价三种度量TBT的方法，关注OECD国家TBT对各国农业贸易的影响，发现不同量化指标具有类似的贸易效应。通过重力模型估计，发现进口国标准能够显著降低OECD国家的进口总量。并且，欧洲国家的进口相对于对其他OECD国家的进口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对183个出口国家的分类研究发现，壁垒显著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和较不发达国家对OECD国家的出口，但并不显著影响OECD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就产品类别而言，壁垒限制了鲜花、加工食品比如饮料的进口，但是对谷类、羊毛和淀粉类贸易反而有促进作用；Anders & Caswell（2007）利用1990～2004年数据，对美国1997年对海产品实施风险评估管理体系（HACCP）前后的贸易流量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HACCP的实施对来自于33个最大供应商的总体海产品进口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国家的分类研究发现，该食品安全标准对发达国家贸易的影响为正，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基于单个国家层面的分析发现，无论国家的发展程度如何，领先的海产品出口国获得较多的美国市场份额，而其他较小的贸易伙伴国则遭遇损失或者维持销售额不变。
国内TBT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案例分析，关注我国特定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均证实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等标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我国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和大米无公害标准等出口国标准的实施对我国出口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顾国达等，2007；侯明利，2007；秦臻、祁春节，2008）。李昭华、蒋冰冰（2009）对欧盟玩具业环境规置的一揽子指令对我国四类玩具出口欧盟十国的影响分析，也证实了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存在限制效应。有别于上述文献以我国作为出口国视角的分析，鲍晓华、朱钟棣（2006）对我国1998～2001年间96种产品的研究，发现了进口国标准对总体进口贸易显著的抑制效果，但是，该研究未使用双边贸易数据，样本数据过于笼统。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做三点拓展：一是基于我国1998～2006年间HS2位数产品细分数据对TBT进行量化，并以43个出口国和我国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产品类别、国家类别和入世前后）识别我国TBT贸易效应的差异；二是样本中包括贸易零值，并使用Tobit模型计算贸易政策的边际效应，可以评估TBT对既有贸易流量的影响，以及市场准入概率的变化对潜在贸易流量的影响；三是控制了关税、进口许可证和配额这些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由此可以将TBT的贸易效应独立出来，还可以进行贸易措施之间的比较。
三、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
1、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措施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本文设立如下重力模型：
IM为我国（i国）来自于j国的某产品的实际进口值。解释变量为重力模型的典型控制变量，包括用以控制规模效应的实际GDP、用于控制贸易成本的两国距离和表示两国的地理邻近性和文化亲近度的虚拟变量，以及包括关税税率、TBT、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在内的四个政策变量（变量释义及其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关税税率是所属HS2位数产品k的HS4位数各产品的名义关税税率的简单平均数；TBT、进口许可证和进口配额均采用频数比率① 作为量化指标，即用遭遇非关税壁垒的产品税则数占该关税税目的税则总数的比重来衡量。
本文样本涉及对中国出口的43个国家和地区③，包括2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和1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④，1998～2006年共9年的数据。双边进口贸易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海关编码与协调制度HS2位数水平共96种产品数据，同时覆盖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产品。
由于双边进口额涉及零贸易值，本文因变量对实际进口值加1之后取对数，这样不会影响贸易额分布的方差，但是均值增加了1个单位。因变量的零值问题，涉及删失数据的处理，因此，本文采用Tobit估计法来进行回归分析。Tobit模型不仅能反映已经有贸易的产品类别贸易量的变动情况，还可以反映出参与贸易的产品类别的变动情况（Alberto,2006）。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根据重力模型基本公式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区分农产品（HS01-24）和工业制成品（HS25-96）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并且对每一类产品的回归都区分整体样本年度（1998～2006年）、入世之前（1998～2001年）和入世之后（2002～2006年）三个不同的样本区间。这样不仅可以识别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政策措施对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影响差异，还可以识别入世前后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差异。根据重力模型修正公式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与表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四个政策变量分别与表示不同类型国家的两个虚拟变量构成交互项，以观察发展中出口国和发达出口国受到的影响差异⑤。尽管我国贸易措施无歧视地适用于所有出口国，不同类型的出口国家由于其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存在差异，仍然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表2和表3可以观察到，重力模型的典型变量对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对贸易流量正显著，说明我国的双边进口贸易流量和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双边距离对贸易流量负显著，说明距离产生较大的运输和贸易成本，限制了贸易流量。此外，我国和具有共同语言基础的国家或地区贸易量较大。但是，我国和接壤国家的贸易量反而较小。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四个政策变量，为了清楚地观察到这些政策效应的异同，表4对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按照产品类别、国家类别和年度区间三个维度进行了总结和比较。
（1）对贸易政策效应的总结描述。对所有产品总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关税和TBT负显著、许可证正显著、配额负显著，这一结果在不同类型国家间完全一致。如果区分时间段，入世之前的主要差异在于配额正显著；入世之后的检验结果保持不变。对农产品总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关税不显著、TBT负显著、许可证正显著、配额负显著，这一结果在不同类型国家间基本一致，与总体检验的主要区别在于配额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是不显著的。如果区分时间段，入世之前的主要差异在于配额正显著；入世之后的主要差异在于配额负显著。对工业制成品总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关税和TBT负显著、许可证正显著、配额负显著，这一结果在不同类型国家间完全一致。如果区分时间段，入世之前的主要差异在于配额和许可证对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国家而言是不显著的；入世之后的主要差异在于TBT是不显著的。
（2）对贸易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关税具有限制贸易流量的作用，就所有产品而言，无论入世前后，关税总体上都是负显著的。这说明，即使入世之后，我国逐渐降低关税，关税仍然是限制贸易流量的有效手段。但是，关税的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产品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关税对农产品贸易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却显著抑制了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流量。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入世后大幅度降低了农产品的关税，农产品加权平均关税从2002年的21.2％降低到2004年的8％，远低于入世承诺水平⑥，2005年和2006年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进一步降低，因此，关税对农产品贸易没有明显的限制作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总体而言对贸易流量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保持一致。而在产业层面上，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促进了制造业贸易，但是却阻碍了农产品贸易。从理论上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存在双重作用，TBT可能由于增加了出口的符合成本而抑制贸易，也可能由于减少消费者选择的信息成本而促进贸易，其净效应取决于究竟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
进口许可证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比较稳定，无论从产品类别、国家性质还是入世前后进行区分，许可证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都是正显著的。进口配额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总体为负显著，结合产品类别和时间段来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入世之前，配额对农产品贸易显著为正，对制成品贸易没有显著影响，这使得入世之前配额对贸易的影响总体正显著，但是，入世之后配额对贸易的影响总体负显著，就整体样本存续期间来看，配额仍然是抑制贸易的。我国入世之后取消了对400多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目前保留许可证管理的极少数产品是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必须维持进口管制的产品，如易制毒化学品等。因此，许可证不会对我国贸易流量产生限制作用。入世之后，我国保留了粮、棉、油、糖等10种大宗进口农产品的关税配额，但是，就HS2位数产品而言，我国在入世之后农产品配额的使用频率反而增加了⑦，这可能是导致我国入世之后农产品配额抑制贸易流量的主要原因。
（3）贸易政策的边际效应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Tobit模型的偏回归系数仅仅反映了解释变量对潜变量的影响（Greene,2003），为了对偏回归系数进行简单直接的经济学解释，本文利用Tobit模型计算了贸易政策的三类边际效应：一是“无条件期望值”（简记Uncond.）提供了解释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动对贸易流量的边际影响。该边际效应不同于原始偏回归系数的含义，无条件期望值估计了贸易政策改变对受到该政策监管的产品贸易流量的全部影响，包括有些零贸易的情况；二是“有条件边际效应”（简记Cond.）则仅仅考虑贸易量为正的未删失数据，该方法可以用于估计贸易政策改变对之前已经存在双边贸易的那些产品类别贸易流量的影响；三是“未删失概率”（简记Prob.Uncens.）估计了贸易政策变动对参与贸易的产品类别变动的影响，即观测到正贸易量的概率的变化。1998～2006年间不同类型产品实施各类贸易政策的边际效应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关税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进口贸易总额平均减少0.59％，这其中包括我国既有贸易流量的减少（0.47％），也包括关税增加限制了我国市场准入导致的潜在贸易流量的减少，因为关税使得进口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概率降低了2.7％。关税对农产品没有显著抑制作用，但是，使得进口制成品贸易额平均减少0.47％。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频数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进口贸易总额平均减少0.7％，这其中包括我国既有贸易流量的减少（0.6％），也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频率增加降低了进口产品市场准入的概率（3％）所导致的潜在贸易流量的减少。但是，TBT实施频率提高，使得农产品贸易平均降低3.8％，却使得制成品贸易平均增加0.43％。
进口许可证的频数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进口贸易总额平均增加4％，这其中包括我国既有贸易流量的增长（3.2％），也包括由于进口市场准入概率增加（20％）导致的新增贸易流量的增长。而进口配额的频数比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进口贸易总额平均减少1.7％，这其中包括我国既有贸易流量的减少（1.4％），也包括由于进口市场准入概率降低（8％）导致的潜在贸易量的减少。许可证和配额的作用对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而言没有明显的区别。
四、结语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数据，对我国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传统贸易壁垒在内的进口监管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关税是调控我国进口贸易流量的有效手段。关税税率的增加和技术性贸易壁垒频数比率的增加，限制了我国双边进口贸易流量，这其中包括我国既有贸易量的减少，也包括这些贸易措施由于限制了我国市场准入导致的潜在贸易流量的减少。就产业而言，技术性贸易壁垒抑制了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增加了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贸易。关税对农产品进口没有显著抑制作用，但是，却有效抑制了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就国家类别而言，我国各类进口监管政策效应对发达贸易伙伴国和发展中贸易伙伴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上述结论也引发了相关政策思考：（1）随着传统贸易壁垒关税化和关税削减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对进口监管的作用将不断弱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是WTO允许的贸易措施，因此，不断完善我国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仅是维护我国进口安全的需要，也是开放中国制度性变迁的内在要求；（2）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别于传统贸易壁垒的双重性质，使得其同时具有贸易抑制和贸易促进的效果，因此，绝非因为其限制了贸易流量就要简单地予以消除，而应在保护进口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最小化其贸易限制效应；（3）作为一种成本增加型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影响了我国既有的贸易流量和进口市场准入。
本文通过计算三类边际效应，初步估计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以及参与贸易产品类别变动的影响，但是，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固定成本增加型壁垒和变动成本增加型壁垒对进口贸易影响的内在机制差异的系统研究，有赖于更加细分的产品数据和更精确的计量估计，这些未尽问题，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10－09－02
注释：
② 中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措施》提供了进口措施的详细目录和各类管理措施对不同类别产品（按照海关编码和协调制度分类的HS8位数或者HS10位数产品）的设置和年度间变化情况。中国的海关监管条件中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是进口的技术、卫生和标准检验，包括根据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食品卫生法、动植物检疫法以及伦敦化学品公约等法规实施的监管措施。进口产品是否遭遇技术性措施监管，是否有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可以根据许可证或者批文代码及其名称加以判断。
③ 这43个国家是中国较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占据了我国进口贸易总额约80％的比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④ 2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缅甸、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中国澳门、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韩国、泰国、土耳其、越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台湾、南非、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阿根廷、巴西、智利；1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比利时、丹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奥地利、芬兰、瑞典、瑞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
⑤ 即用Tariff_devping、FRTBT_devping、FRL_devping、FRQ_devping和Tariff_devped、FRTBT_devped、FRL_devped、FRQ_devped这8个交互项来取代公式（1）中的四个政策变量进行回归。
⑥ 亢霞，周章跃．我国入世五年来的粮食贸易政策发展[J].北京：中国粮食经济，2006,(12).
⑦ 入世之前，HS2位数农产品中每年仅有1～2种农产品（HS17和HS24）实施配额管制，但是入世之后每年有3～4种农产品（HS10,HS11,HS15,HS17）实施配额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