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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2-0112-05
唐代吏部铨选，将判文作为重要试项，故习判重判成为一时之风尚，判文在唐代达至极
盛。据已知判文创作制度，唐代判文数量当为数甚巨，即便大量亡佚，《文苑英华》所收唐代判文仍达千余多篇。唐代入仕文人几乎人人都曾创作过判文，其中最负盛名者当为张
和白居易，二人分别将判文编为《龙筋凤髓判》和《百道判》(以下简称张判和白判)。
《旧唐书·张荐传》称张：“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1](P4023)张八次应举，皆登甲科，四次参选，所作判文为“铨府之最”。因其多次参选皆中，时流目为“青钱学士”。
白居易亦“十年之间，三登科第”[2](P963)，且在唐贞元十九年(803年)独登书判拔萃科，文笔超群。他为应付礼、吏部试所作赋、策、判，为考生推崇，奉为圭臬。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赞曰：“由是试《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洎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3](P3637)白居易在给友人信中也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2](P963)可见二人判文在当时影响之大。
张和白居易的判文创作虽享同样的盛誉，但二人判文差异亦十分明显。南宋人洪迈称：
(张)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4](P364)。
洪迈认为，张判类俳体，堆垛故事，而白判符合人情法意，且援引经史比喻甚明，有明显厚白薄张的倾向。有关张判、白判的差异，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关注的话题和角度；其二，判题材料的来源和形式；其三，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和风格；其四，语言艺术特点。
张、白二判话题皆关注漏泄机密、科举铨选、盗窃犯夜、凶丧礼仪等官吏政治生活中常触及之事。如张判“中书省二条”之一云：
中书舍人王秀漏泄机密断绞，秀不伏，款于掌事张会处得语，秀合是从，会款所传是实，亦非大事不伏科[5](P1)。白判亦有：
得丁私发制书，法司断依漏泄坐。丁诉云：非密事，请当本罪[2](P1413)。
无论是中书舍人王秀的漏泄机密，还是丁的私发制书，都属于漏泄罪范畴，张、白二判的话题自不免有相同之处。
但二人之判文差异亦十分明显。今存张判四卷，按“中书省”“门下省”等政府部门分类，据各官署公务职务方面的问题进行编次，包括各级官吏在履行职务中遇到的典型问题，或是与其职务相关的贪污受贿、漏泄机密、报复陷害、玩忽职守等各类犯罪。据统计，“根据职务犯罪而制成的判例，占了全书的百分之七十”[5](P194)，构成张判的主要内容。如下文：
主爵员外郎梁瓒奏：左仆射魏宰无汗马劳，御史大夫李嘉为佐命功，并妄爵也，请皆追夺[5](P33)。
主爵，即司封，是尚书省吏部的第二司，“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6](P1188)。主爵员外郎奏请追夺妄爵，乃其分内之事。再如：
(少府)监贺敬盗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断二千五百里，敬不伏，云其物虽部分未进，不得为御物[5](P71)。
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供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6](P1268)，负责供给皇帝器御，却利用职务之便先行盗用。
可见，张判多与官署职务相关，其话题大概如此。而白判话题则主要关注中下层官吏事务和百姓生活，侧重于临政治民、婚姻户籍以及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等问题，在内容上略显烦琐和复杂。如：
得乡老不输本户租税。所司诘之，辞云：年八十余，岁有颁赐；请预折输纳。所司以无例，不许[2](P1392)。
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2](P1392)。
得景为县令，教人煮木为酪。州司责其烦扰。辞云：以备凶年[2](P1383)。
前二判文，一为八十余岁乡老不输租税，一为纳币而悔婚，都是较为实际之杂务，是下级亲民官经常遇到的问题。第三条判文乃县令教人煮木为酪，以备凶年，属官员“临政治民”的内容。
张、白二判话题亦可谓各有侧重，故即便是相同话题，二人的关注点和讨论角度也各有不同。如：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称：选人极多，缺员全少等邑之色，书判不公，词学优长选号复少，望请判事鉴(按：当为“蓝”)缕，词理酸寒者，虽有等级十选并放[5](P20)。
得吏部选人入试，请继烛以尽精思。有司许之。及考其书判，善恶与不继烛同。有司欲不许。未知可否[2](P1407)？
同样是吏部铨选的话题，张判关注选人多而官阙少，选择官员时希望以书判优长为上，判文“词理酸寒者……并放”，这是吏部侍郎的本职工作；白判则讨论选人试书判时，限制时间与继烛尽才的结果相同，讨论不许继烛的问题，属于吏部选司一般事务性工作，乃细微之处。
张、白二判判题皆自为之，出处来源亦自不同。张判文多取自各官署部门的案牍疑义，以当时的真实案例、奏状、史事为判题，如前文所举“主爵”条，《旧唐书·魏元忠传》载，“魏元忠……本名真宰，以避则天母号改焉”[1](P2945)，可见判题中所涉“左仆射魏宰”实影射左仆射魏元忠。“御史大夫李嘉”实系李承嘉，判文隐微表达了张对魏元忠晚年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的不满，及其对李承嘉排摒五王的看法。再如，《龙筋凤髓判》“左右羽林卫二条”之一：
本卫状顷者，内有警急羽林将军敬伟不避危险，斫门暂关，诛除逆贼，肃清宫禁。元功盛勋，合加旌赏[5](P103)
该判目反映的是武周末年的宫廷政变“五王诛二张”，敬伟实为敬晖，《旧唐书·桓彦范传》载：“是年(长安四年)冬，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建策将诛之。柬之遽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1](P2928)张判题多如此类，均来自当时案牍时事。从形式上来看，所属职司、涉案人姓名，所犯何事，均言之凿凿，不避嫌疑。
白判则以甲乙天干假设判题中人物，即便牵涉到某些部门，也仅以“户部”、“有司”、“郡守”等词含糊代表，所制判题源出有二：一是出于经史古籍，以经义史事为判题；一是出于律令注疏，依律条制作相关判题。如：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斗而过，为友人责。辞云：衔君命[2](P1380)。
《礼记·檀弓上》云：“(子夏)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7](p213)即言受君命出使他国，即使与兄弟的仇人相遇，也不能先与之决斗后再去完成出使任务。白居易此判题假设正源于《礼记》中事。再如：
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2](P1392)
依《唐律疏义·户婚律》“许嫁女辄悔”条：“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8](P1009)乙女已经许嫁于丁，虽然未立婚书，但纳币以后就不能后悔。白居易判题多源于此类律制。
张、白二人的判文由于话题侧重点不同，对于判题中假设之事的判决，所凭借的依据与原则也有区别，从中亦可体现出二人不同的性格、政治情操与社会价值取向。张判多是有关各官署的行政处理问题，依据不同省司部门的职责司存，各有律令格式的规定，判题中关于收受贿赂、盗窃、玩忽职守之事，是非明确，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判决，因此，对于张判曾有“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4](P364)之讥。然而，有一部分判文虽属某部门职责，却也涉及时事，张判则多自出新意，借助自制的判文形式，发表个人看法。如上文提到“主爵”条，涉及左仆射魏元忠和御史大夫李承嘉之事。史载，“元忠作相于则天朝，议者以为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倾属，冀有所弘益。元忠乃亲附权豪，抑弃寒俊，竟不能赏善罚恶，勉修时政”[1](P2953)。魏元忠在武则天朝曾为宰相，改周为唐时任外官，于革命无汗马功劳，但因朝议公清仍居高位，却无所作为。李承嘉更是党同武三思，参与排陷桓彦范等人，因此张称其：“魏宰智不动俗，曾无汗马之勋，李嘉谋不出凡，讵展饥鹰之效。无功而禄，不可励勋臣，无德而官，如何奖朝士。”[5](P33)
再如上述“左右羽林卫”条，影射武则天晚年的革命，张易之兄弟贵宠，阴图谋逆，敬晖等人“不避危险，斫门暂(按：当为斩)关，诛除逆贼，肃清宫禁”。然而对此事件，张认为敬晖“不承制敕，辄入宫闱”，“侮弄兵器，震动乘舆”，因此“论功虽则可嘉，议罪便当不敬”，而且违背了君臣大体，以至于“罪大而功小”，“劳不足称，罪宜先结”。张常取当时人物故事，作判下断，任意品评，以至于后来被御史李全交纠弹，言“语多讥刺时，坐贬岭南”[1](P4023)。
白判话题常以下层官吏和百姓生活为主题，评判道德法理与人情有争议之事，常能不违法理，且参酌人情，流露出对百姓和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心。如《得乙在田，妻饷不至。路逢父告饥，以饷馈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仪，妻惟守顺；根乎天性，父则本恩。馔宜进于先生，
可辍于田畯。夫也望深馌彼，方期相敬如宾；父兮念切嚣然，旋闻受哺于子。义虽乖于齐体，孝则见于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亲是念，难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征，无效士二其行。犬马犹能有养，尔岂无闻？凤凰欲阻于飞，吾将不取[2](P1401)。
乙在田间劳作，妻子给他送饭途中遇见了自己的父亲，妻父当时饥肠辘辘，妻子就将饭给父亲吃了，乙等饭不至，非常恼怒，要与妻子离婚。此判题涉及夫妻之义与父子之孝的矛盾。白居易认为，妻子所为，虽不合夫妻之义，却出于孝子本心，而“犬马犹能有养”，何况于人？故乙之“出妻”不妥。
再如《得景与乙同贾，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贪，辞云：知我贫也》：
仁无贪货，义有通财。在洁身而虽乖，于知己而则可。景乙奇赢何业，气类相求。竞以锥刀，始闻小人喻利；推其货贿，终见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贫富必类，自当兴让立廉。今则有无相悬，固合损多益寡。是为徇义，岂曰竭忠？受粟益亲，孔氏用敦吾道；分财损己，叔牙尝谓我贫。无畏人言，俾彰交态[2](P1399)。
景与乙共同经商，而景多收其利，人以其为贪财，景自称乙知其贫。白居易论此事时认为，若是二人贫富相类，应当互相谦让，而如果“有无相悬”，乙富景贫，则“固合损多益寡”。《史记·管晏列传》云：“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9](P2131)景之所为，“在洁身而虽乖，于知己而则可”，反而体现了二人交情，不必畏于人言。白判常于琐碎之事中，寓是非曲直于娓娓之言，温柔敦厚，恰与传统儒家精神不谋而合，亦体现了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人格追求。
人们历来关注张、白二判的差异，特别是二人在艺术方面的不同。张、白二判均为骈体文，具有骈俪、声律、用典、藻饰等唐代判文的典型特征，但具体之处又有很大差别：张判每叙一事，均就判题中所涉人物所在官署、所领职务和所犯事由展开铺叙，几乎将历史上所有类似情况尽数录出，用典极多，如上引“吏部二条”之一《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称：选人极多，缺员全少等邑之色，书判不公，词学优长选号复少，望请判事鉴(按：当为“蓝”)镂，词理酸寒者，虽有等级十选并放》：
六卿分职，百官总已，周开冢宰之司，汉列尚书之位。铨衡万国，不易其人；藻鉴九流，古难斯任。在魏则荀攸鉴识，毛介公方；居晋则裴楷清通，王戎简要。故能辕轮莫弃，玉石咸收。不求备於寰中，无滞才于天下。宏词硕学，不绩功劳，浅见狭闻，多求等级。祇如视肉之辈，篌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讵辨。食梅衣葛，无以暴其寒酸。咀梨餐荼，不足方其辛苦。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之雄，羊皮数千，不如一狐之腋。镂冰之子，万众不可滥收，画饼之夫，百选犹其堪总。自然私谒之门塞，公平之路开。长闻振鹭之飞，无复促牛之谤[5](P20)。
在这篇判文中，张针对“吏部侍郎”之职和“判事蓝镂”一事展开铺叙。首先列举历代掌铨衡藻鉴之职位和人物，如周代“冢宰之司”，汉代“尚书之位”，以及魏时的荀攸、毛玠，晋代裴楷、王戎；后又列述才低位下者的浅见无知和穷酸之相，广泛引用《法苑珠林》、《桓潭新论》、鲍照《东门行》等语言事例，又将这些“判事蓝镂，词理酸寒”之人比作“鸷鸟”、“羊皮”、“镂冰之子”、“画饼之夫”，广征博引，几将历史上与此有关的典故搜罗殆尽。由此可以看出，张判用典极为繁盛，以至给人以堆砌浮藻之感。
相对而言，白判用典不多，即便用典也颇为恰当，与判理内容结合，描写处贴切形象，论证时有理有力，所用语言事例与文章整体统一。如《得景居丧，年老毁瘠，或非其过礼；景云：哀情所钟》：
孝乃行先，则当衔恤；子为亲后，安可危身？景丧则未终，老其将至：怀荼蓼之慕，诚合尽哀；迫桑榆之光，岂宜致毁？所以爰资肉食，唯服麻缞。况血气之既衰，老夫耄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苟灭性而不胜，则伤生而非孝。因杀立节，庶毕三年之丧；顺变从宜，无及一朝之患。既亏念始，当愧或非[2](P1380)。
古人受“孝乃行先”思想和习俗的影响，非常注重居亲丧之礼，要求在行为上做到倚庐席薪、寝苫枕块、内心哀戚，但同时又不能过于伤心而毁坏身体，《礼记》所谓“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7](P1210)。此文就是对年老居丧之礼的讨论，通篇没有事典，所用语典亦不多，且化而用之，如描述景的年纪称“老其将至”，化用《论语》中孔子所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0](P92)另有“老夫耄矣”出自《左传·隐公四年》石碏的话：“老夫耄矣，无能为也。”[11](P88)原意指“我已经衰老了，不能做什么了”，这里化作对景的描写。还有“吾子忍之”原是《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中解张对卻克受伤的情况作的应答，意为“您忍着点吧”，这里用作对景居丧哀情的劝解，别有一番意味。这些用典，了无痕迹，与判文内容融为一体。
白判用语典无工巧之痕，用事典则很有说服之力。如《得景有志行，隐而不仕，为郡守所辟，称是巫家，不当选吏。功曹按其诡诈。景不伏》：
鸣鹤处阴，声闻于外；玄豹隐雾，乐在其中。此将适于退藏，彼何强之维絷？景业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举尔所知，将申蒲帛之聘；夫子以从吾所好，不顾弓旌之招。惧俗吏之徒劳，引巫家以自秽。冀其言逊获免，翻以行诈论辜。况商洛拂衣，汉且求之不得；颍川洗耳，尧亦存而勿论。天子尚不违情，功曹如何按罪[2](P1415)？
景志行高洁，绝意仕进，被郡守征辟，为了能够继续自己隐居的生活，于是以巫家自污，功曹征引不成，反因其言论按以诡诈。白居易在文中申明事情来龙去脉后，重点以两个典故说明景之所为无罪。所谓“商洛拂衣，汉且求之不得”指汉代“商山四皓”，《汉书》称：“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12](P3056)至如“颍川洗耳，尧亦存而勿论”，则指尧时高士许由志行高洁，尧欲让位于许由，许由逃遁，后来“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9](P2121)。这两个典故都是贤士征辟不起，而天子却不予问罪，世人传其美名，不言而喻，所以功曹治罪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从语言形式上言，张判偏重铺排，判中不仅列举事例，还着重修饰，将背景交待得繁花似锦。如“公主二条”之一《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礼钱加长公主二十万，造第宅所费亦加之，群下有疑》：
金机札札，灵婺皎洁于云间，银汉亭亭，少女倭迟于巽位。故潇湘帝子，乘洞浦而扬波，巫峡仙妃，映高堂而散雨。公主秾华发彩，蕣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两香飞之日。三公主婚，鹓鸾接羽，百枝灯烛，光沁水之田园，万转笙竽，杂平阳之歌舞。玲珑玉佩，振霞锦于仙衣，熠熠花冠，点星珠于宝胜。飞鸾镜匣，向满月以开轮；仙凤楼台，映浮云而写盖。弄珠分态，江姊为之含嚬，飞箭成婚，天公为之蹙笑。肃雝之制，须异常伦，筑馆之规，特优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则亲疏顺序。先帝女之仪注，旧有章程，少(按：当作“长”)公主之礼容，岂容逾越[5](P9)？
这篇判文有汉大赋之遗风，铺张扬厉，浓墨重彩，对帝王富贵景象的描绘极尽所能，妙语连珠，层出不穷。题目原为讨论公主出嫁之礼超过长公主是否合适，而对文则重笔描绘公主出降之盛况：公主“秾华发彩”，头饰“六珈”，驾乘香车，仪仗歌舞，目不睱接，入眼即是“百枝灯烛”，入耳则有“万转笙竽”，歌儿舞女更是“玲珑玉佩，振霞锦于仙衣，熠熠花冠，点星珠于宝胜”。可以说是文采飞扬，锦绣满目，写出了皇家雍容富贵的气象。
相比张判，白判更重推理，在简单申明题意后，即对其进行层层分析，常常是短小精致却又不失内容丰富，而且语言明白流畅，不见生涩字词，没有偏僻典故。如《得乙上封，请永不用赦。大理云：废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数赦则奸生，恐弊转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泽；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过利淫，幸门宜闲；大理以荡邪除旧，权道当行。皆推济国之诚，未达随时之义。何则？政包宽猛，法有弛张。习以生常，则起为奸之弊；废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请思砭石之言，兼咏《蓼萧》之什。数则不可。无之亦难[2](P1380)。
判题就刑赦问题有两种意见：大理寺倡赦而乙言废。此判在交代两种争议后，认为他们“皆推济国之诚，未达随时之义”。何出此言呢？作者认为，“政包宽猛，法有弛张”，行赦和永不行赦都会产生弊端，所谓“习以生常，则起为奸之弊；废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赦宥适中，不可频繁，也不可没有。这篇判文篇幅短小，但内容颇多，一句也不多余，且就事论事，不滥用典故，词理畅达。
综上所述，张、白二判在关注的话题和角度、判题材料的来源和形式、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和风格以及语言艺术特点等方面都有差异。简言之，张判倾向于中央各官署部门的公务奏状，或与其所属官员职司相关的纠纷，而白判则以中下层官吏和百姓的生活为主；张判来源不乏出自社会现实的事务，有讥评时政之嫌，而白判参酌经史律令，自出心裁；张判对各种职务犯罪依律令格式断决，刚正无私，言之凿凿，并借以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而白判常就各种仁义礼法的矛盾问题，参以人情，就事论事，做细致入微的分析。语言形式方面，张判用典繁多，琳琅满目，而白判用典不多，且化之无痕，用典为说理服务；张判重背景描述，辞藻华丽，铺排叙述，雕章琢句，文采飞扬，文学色彩浓厚，而白判词理畅达，着重对内容的分析推理。
由以上这些区别可知，张、白二判受各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概括：“居易判主流利，此(指《龙筋凤髓判》)则缛丽。”然二人判文各有其特点和价值，不当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