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丧葬礼制的承传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制论文,丧葬论文,魏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汉末年，天灾兵祸并行。至曹魏建国，中原一片荒凉，经济上的凋敝，加上掘墓之风盛行，曹操不得已下诏行令薄葬。东吴偏安，较中原少见左右南北冲杀，经济复苏较快，故薄葬少取。蜀汉仍保持原有风貌，无大改观。西晋建国，时间虽短，但上层贵族聚敛有方，行一朝奢侈之风，丧葬虽有简约，遗令“素棺、敛以时服”者多见，但行令约束力硕减，终成晋制。东晋虽居江左，融吴俗，承晋制，丧葬礼制颇有发展。关于古代丧葬礼制的研究，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最有代表性，辑录了有关沐浴饭含、衣衾缠尸、棺椁、发丧、受吊、送葬、从葬之物、葬期、坟墓、袝葬、赙赗、丧期、居丧之礼等部分的资料，并在《三礼》中找到了渊薮，但对魏晋的丧葬礼制几无涉及。近人虽有阐述，仍拘于片鳞。本文试图运用文献及考古材料，对魏晋时期上层统治者丧葬礼俗的整体概况，粗线条地加以总结和描述，以祈同仁教正。
一、行汉俗无改
招魂葬。《后汉书·邓晨传》：“（建武）二十五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舆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至魏晋之时，由于战乱横行，人死尸骨皆无，故招魂葬盛之。西晋东海王司马越死，尸为石勒所焚烧，“裴妃为人所略，卖于吴氏，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帝未许，“裴氏不奉诏，遂葬越于广陵。太兴末，墓毁，改葬丹徒”（《晋书·东海王越传》）。故太兴元年夏四月，“戊寅，初禁招魂葬”（《晋书·元帝纪》）。
挽歌送葬。《晋书·礼志中》：“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崔豹《古今注·间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刘昭注引应劭《风俗通》曰：“挽歌，执绋相偶和之音。”尚秉和先生考证，周时即有挽歌（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229页）。《庄子》：“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晋书·礼志中》）东晋时有“羊昙善唱乐，桓尹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晋书·袁环传附乔孙山松传》）。
鼓吹助丧。《晋书·礼志中》：“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薄，皆以鼓吹。”《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丁孚《汉仪》，永平七年阴太后出殡，有“黄门鼓吹”。《续汉书·百官志四》注云：“案大驾卤薄，五校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北堂书钞》卷一三○引西晋孙酼《东宫鼓吹赋》：“鼓吹者，盖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也。施于时事，不常用。后因以为制，用之道路焉。”肖亢达先生考：“黄门鼓吹包括了武乐。”“它所以称为‘黄门鼓吹’，只是因为由皇家乐队——黄门乐人演奏。”（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 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桓温之死“赐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 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晋书·桓温传》）。石苞死，“及葬，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晋书·石苞传》）。
法赙甚多。《汉书·何并传》：“（何并）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当得法赙，勿受。’”《后汉书·羊续传》：“续，中平六年卒。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赙赗之礼，本为自天子达于庶人的助丧行为，至此，由于等级身份不同，皇戚、近臣、高级官吏去世，往往由天子、朝廷厚加赙赗。两汉受赙钱最多的是中山简王刘焉：“永元二年薨。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是时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擅权，太后及宪等，东海出也，故睦于焉而重于礼，加赙钱一亿。”（《后汉书·中山简王刘焉传》）两晋承此风，王祥死，“诏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帛百匹”（《晋书·王祥传》）。郑冲死，“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郑冲传》）。何曾死，“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何曾传》）。石苞死，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晋书·石苞传》）。羊祜、杜预、司马孚、王沈、荀
、荀勖、贾充、魏舒、唐彬、山涛、郑袤、卢钦、侯史光、刘颂、傅咸、庚峻、周处、索袭、桓温、蔡谟、王峤、诸葛恢、荀嵌、忠敬王遵、谢安等均得到了赙钱和衣帛布匹，得赙钱最多的是桓温，死时赐钱200万，葬时又赐5000 万。仅这些人所得钱数，估算近9000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晋之商品货币经济状况。
沿用“故事”，汉献帝去世，魏明帝“命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光禄、大鸿胪为副，将作大匠、复土将军营成陵墓，及置百官群吏，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献帝传》）。“故汉献帝夫人节薨，……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晋宣帝死，“天子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晋书·宣帝纪》），景帝死亦然。安平献王司马孚薨，“诸所施行，皆依汉东平献王苍故事”（《晋书·宗室·司马孚传》）。桓温死，“一依太宰安平献王、汉大将军霍光故事”（《晋书·桓温传》）。谢安死，“依大司马桓温故事”（《晋书·谢安传》）。甚至前秦王猛死，“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一依大将军霍光故事”（《晋书·符坚载记》）。可见汉之葬制对魏晋时期的影响多么强烈。
当然，也有其他“故事”，如上述已讲到的“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薄，皆以鼓吹”；“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还有“汉魏故事无五等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晋书·礼志中》），等等。
持节护丧制。“三月庚寅，山阳公薨，帝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帝变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节行司徒太常和洽吊祭，又使持节行大司空大司农崔林监护丧事”（《三国志·魏明帝纪》注引《献帝传》）。王导“咸康五年薨，时年六十四。帝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晋书·王导传》）。贾充太康三年死，“大鸿胪护丧事”（《晋书·贾充传》）。李胤太康三年薨，“诏遣御史持节监丧致祠”（《晋书·李胤传》）。刘毅太康六年卒，“使者监护丧事”（《晋书·刘毅传》）。纪瞻死，“遣御史持节监护丧事”（《晋书·纪瞻传》）。贺循大兴二年卒，“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晋书·贺循传》）。使用者，身份等级极高。
祭墓之风。《汉书·张良传》载：“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后汉书·桥玄传》：“（曹操）及后经过玄墓，辄悽怆致祭。”《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引桓谭《新论》：“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资治通鉴》卷五四：豫章徐稚，“虽不应诸公之辟，然闻其死丧，辄负笈赴吊。常于家豫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
隧外，以水渍绵，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醊酒毕，留谒则去，不见丧主”。
晋之墓祭以谒陵拜祭等级最高。“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晋书·礼志中》）。“逮于江左，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告之事”。一般庶民至官吏，亦是“人情所趋，遂成习俗”（顾炎武《日知录》）。石苞遗令薄葬，“又断亲戚故吏设祭”（《晋书·石苞传》），反证出祭风之盛。杜预“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晋书·杜预传》）。陕妇人死，刘曜“设少牢以祭其墓”（《晋书·列女传》）。
立碑之俗，不绝如缕。东汉盛行墓前立碑，魏晋之时，提倡节葬，曹操诏令禁碑，晋武帝亦认为：碑表私美，助长虚伪侈糜之弊，应予禁断。然由于其勒名示后，颂扬显宗之功用，仍有采用。《晋书·束晳传》载：“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陆云死，“门生故吏迎丧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时祠祭”（《晋书·陆云传》）。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碑，又表赠官爵”（《晋书·忠义·嵇绍传》）。范平卒，“有诏追加谥号曰文贞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晋书·儒林·范平传》）。“吴国内史虞潭为太伯立碑”，“阐制其文”（《晋书·文苑·庾阐传》）。陶侃死，“遗令葬国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晋书·陶侃传》）。扶风王骏死，“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晋书·扶风王司马骏传》）。这些碑刻有的立于墓侧，也有的未立于墓侧，但魏晋之时仍有墓碑存在可以确认。《宋书》卷十五《礼志二》：“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因此不能认为考古材料发现得较少，就认为：“魏晋之世，禁止厚葬及在墓前树碑立阙。至此，东汉盛极一时的墓碑顿时趋于消失。”（《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继续行五服之制、三年丧制。《晋书·礼志中》言：“汉礼，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丧纪之制，与夫三代变易。魏晋以来，大体同汉。”魏武至晋武帝，俱行短丧。“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朞”。但又据天子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而绝朞。“兴宁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制缌麻三月”。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同于为祖母后齐衰朞”。皇帝尚此，百姓包括门生义故更不例外。刘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曾见齿”（《晋书·孝友·刘殷传》）。王延“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晋书·孝友·王延传》）。许孜“年二十，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冲在郡丧亡，孜闻问尽哀，负担奔赴，送丧还会稽，蔬食执役，制服三年”（《晋书·孝友·许孜传》）。韩阶曾为“刺史、谯王承辟为议曹祭酒，转西曹书佐。……及承遇祸，阶、延亲营殡敛，送柩还都，朝夕哭奠”（《晋书·忠义·韩阶传》）。嵇绍死，“门人故吏思慕遗爱，行服墓次。毕三年者三十余人”（《晋书·忠义·嵇绍传》）。郭瑀为师郭荷“服斩衰，庐墓三年”（《晋书·隐逸·郭瑀传》）。
至于因丧去官、吊丧、奔丧、会葬、合葬、归葬、家庭葬等俱从汉俗。杨鸿年先生《汉魏制度丛考》辑“因丧去官条”，《后汉书》《安帝纪》、《左雄传》、《皇甫嵩传》、《鲁恭传》、《鲍永传》、《阴识传》、《周举传》、《陈蕃传》、《朱俊传》，《三国志》《刘馥传》、《贾逵传》、《裴潜传》中有很多因父母、祖父母、伯叔、兄弟、姐妹、老师等举丧去官或不到官的例子。《晋书》中所载的张华、王戎、和峤、范晷、王坦之、袁悦之、顾众、虞预、王恭、李密、刘演、桓云、刘颂、曹志等也都曾因忧去职，有力地说明了两晋之时服丧制度的严格性。
吊丧，自东周而盛，至晋不衰。《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两汉时期，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吊祭炽盛。亲族、好友吊丧意在示悼，天子凭吊，除示悼之外，又显德政。霍光、王凤、班超、桓荣、赵憙、梁商、李通、邓彪、祭遵、来歙、楚王英、马廖、张禹等死后均受到帝王素服临吊。曹魏时钟繇、郭嘉、典韦等死后均受到曹操临吊。两晋之时像安平献王司马孚等宗室成员及羊祜等功臣贵族死后，也得到帝王素服临哭。作为吊丧之惯例，晋之有“吊丧须执孝子之手”和“吊丧必先主人先哭客乃哭”之礼俗，《世说新语》《伤逝篇》、《风操篇》及《任诞篇》，《晋书》《阮籍传》、《顾荣传》有记。因此名士之间吊丧备受重视。如王祥死，“奔赴者非朝廷之贤，则亲亲故吏而已，门无杂吊之宾”（《晋书·王祥传》）。王育“妻丧，吊之者不过四五人，然皆乡闾名士”（《晋书·忠义·王育传》）。
会葬，自东周时兴，至魏晋时更是炫门耀祖的重要标志。《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注引《傅子》：“（群祖父）寔亡，天下致吊，会其葬者三万人。”《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第九》注引《魏氏春秋》：“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王）隽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晋书·周处传》载：“后（周）莚丧母，送者千数，（王）敦益惮焉。”曹摅死，“故吏及百姓并奔丧会葬，号哭于路，如赴父母焉”（《晋书·良吏·曹摅传》）。
归葬，即归先人之墓或旧茔，这是家族墓地兴起后的一种葬俗，杨树达先生在《汉代婚丧礼俗考·归葬》中举出47例。魏晋时沿袭不改。《三国志·魏书·典韦传》，韦死“遣归葬襄邑”。《三国志·魏书·庞惪传》注引王隐《蜀记》：“钟会平蜀，前后鼓吹，迎惪尸丧还葬邺。”《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载高柔诣蜀迎父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乃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死，“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众事费度，一为供给”。《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曰：“晋太康中，吴故少府丹杨戴颙迎亮丧，葬之赖乡。”《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归葬旧茔，妻子得还。”《晋书·王祥传》载二子王烈与王芬，“亦同时而亡。将死，烈欲还葬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晋书·羊祜传》载，羊祜死，“求葬于先人墓次”。更有甚者，因未归葬不适意，而致退婚。《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曰：王修孙王裒与同县管彦为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婚，彦果为西夷校尉。裒后更以女嫁人”。彦弟馥问裒，裒曰：“吾薄志毕愿，山薮自处，姊妹皆远，吉凶断绝，以此自誓。贤兄子葬父于帝都，此则洛阳之人也，岂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齐人也。当还临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随（妻）[母]还齐！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其他葬俗，如饭含、沐浴、棺椁、朝夕奠、送丧、大小祥、衣衾、明器等在王祥、石苞、皇甫谧等人的终制或遗诏中均有反映，此不赘述。
二、晋制的确立
《晋书·礼志上》：“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挚虞曰：“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如此，所减三分之一”。又以“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纉续其事，竟未成功”。“逮于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有关魏晋之丧葬礼制，“虽然大体同汉”，但仍有创新之举。
创立“不封不树”之制，这是实行薄葬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曹魏至东晋皆行之。曹丕终制“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陈思王曹植和中山恭王曹衮也依父兄终制。其后有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景、文二帝谨奉成命。“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晋书·礼志中》）。王祥遗令“勿起坟陇”（《晋书·王祥传》），石苞终制“不得起坟种树”（《晋书·石苞传》）。皇甫谧《笃终》曰：“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基本上可以断定，魏晋时期，“不封不树”之制自上而下是实行过的。
新“故事”的诞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汉晋春秋》：“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使如甄后故事。”这种“故事”实为特殊之例。又，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书·礼志中》），实为薄葬。《晋书·礼志中》：“魏氏故事，国有大丧，群臣凶服，以帛为绶囊，以布为剑衣。”“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求齐衰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兴宁三年，故梁王纉又所生母丧，亦求三年。《庚子诏书》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可谓“谨按周礼，则缌麻三月，若奉晋制，则大功九月”，实劝人尽孝也。东晋元帝姨广昌乡君丧，中丞熊远上表：“咸宁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发哀，逾月举乐，其一朝发哀，三日不举乐’，此旧事明文。”贺循议曰：“咸宁诏书虽不会经典，然随时立宜，以为定制。”这就是“故事”的本质。赐葬中的新“故事”，有石苞死，依“魏司空陈泰故事”（《晋书·石苞传》）。陈骞死，又依“石苞故事”（《晋书·陈骞传》）。据《三国志·魏书·陈泰传》：“景元元年薨，追赠司空，谥曰穆侯。”“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泰卓勋前朝，改封温为慎子。”丁穆死，“赙赐一依周虓故事”（《晋书·丁穆传》）。这两种故事虽依汉故事所创，但包含有等级礼制的存在，即不同的身份享受不同的“故事”。
凶门柏历之制。《晋书·礼志中》载：“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凿于木，裹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范坚又曰：“凶门非礼，礼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琅琊悼王焕年二岁死，“加以成人之礼，诏立凶门柏历，备吉凶仪服，营起陵园，功役甚重”。孙霄上疏谏曰：“凶门柏历，礼典所无，天晴可不用，遇雨则无益，此至宜节省者也，……凡有丧事，皆当供给材木百数、竹薄千计，凶门两表，衣以细竹及材，价值既贵，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过饰，宜从粗简。”（《晋书·元四王传》）《南史》卷二十七《孔琳之传》：“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达于庶人。……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单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一罢凶门之式。”《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大明二年十二月己亥，“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余悉断”。《宋书》卷十五《礼志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
。”可见，凶门柏历是两晋南朝盛行的一种丧仪，对丧家来讲，以表丧事在身，对死者来说，以示魂主待殡。
陪葬、合葬与家族葬制，考古材料中有充分反映，与秦汉时期有显著不同，表现出“晋制”的特征。如三国曹魏薄葬，魏武帝高陵、文帝首阳陵，至今地表未见任何痕迹，不见陪葬墓。蜀汉一国，刘备行汉礼葬于惠陵，但一朝一君，未见有臣续于墓侧。孙吴诸帝除有妻妾合葬外，因为诸多大臣将相各行丧事，似未行汉之陪葬制度。但西晋文帝的崇阳陵、武帝的峻阳陵有陪葬墓区（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较之汉时的排列更加主次尊卑分明。东晋十一陵和其他豪族一样采取了聚葬的形式，此时重臣和官吏不陪葬的原因是门阀世家大族的发展，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则是以分墓区抗衡皇权。考古中已经发现的南京象山王氏茔地（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富贵山东晋王兴之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 老虎山颜氏茔地（李蔚然《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 期》），就是如此。
合葬之制，肇于新石器时期，汉时夫妇合葬一墓盛行，至东汉晚期出现的家庭多人合葬，可以看作是家族聚葬形式在一个墓穴里的缩小。魏晋时期继承发展，洛阳发现的西晋裴祗墓（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
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 江苏宜兴的周玘墓（罗宗真《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期），亦是如此。但是，应注意到南北地域的习俗差异。据现在的考古材料表明，这种家庭的多人合葬墓南方地区，除南京附近有报道外，其他区域比较少见，这和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情况，形成了强烈反差。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即南方开发较晚，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唐长孺先生《读陶渊明赠长沙公诗序论江南风俗》中所言，“在对待宗族情谊上，南北风俗厚薄不同”，“父子兄弟分居或异炊之俗在北方人看来是逾越正常礼俗的行为，因而常加非议”，“宗族甚至弟兄情谊疏阔是江南风俗”，可谓“昭穆既远，已为路人”，生则如是，何言死葬一墓。
家庭墓地制度自东周时期兴起后，长久不衰。魏晋时期典型的家庭墓除上述的王氏、颜氏、周氏墓地外，河北、陕西、新疆、甘肃等地都有不少发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墓群反映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聚族而葬已成为世家大族的风尚，皇族亦然。世家大族的家庭墓正是士族门阀政治经济制度的折射与翻版，鲜明地显示出高门显贵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生活状况。
墓葬形制演变的单室化进程。虽然魏晋多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然墓葬形制仍承袭了汉制，洛阳地区清理的魏晋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双室的布局，但明显已有单室化的趋势，这是新变化。像初步认定的晋武帝峻阳陵及晋文帝崇阳陵经钻探都是单室墓，说明以前后双室，前、中、后三室等多室区分墓主的等级原则，已趋于衰减。这一点在江左发现的两晋墓，表现得尤为清楚。像老虎山颜镇之墓，人台山王兴之墓、王丹虎墓、王闽之墓、夏金虎墓（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富贵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第6期）、 南京富贵山晋恭帝陵墓（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等都是砖砌单室券顶墓。那么， 能够代表墓主身份等级的墓形特点是：中原地区多见石门，以带多层台阶的宽斜坡墓道为代表，南方的单室墓以墓内各种附设建筑为代表，如甬道、石门、直棂窗、小龛、排水沟、祭台等等，当然墓室的大小高低也是通用的判断标准之一。
明器制度的新主题。“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晋书·礼志中》）。晋之明器制度经历了魏晋之际的薄葬之后，不但汉代以来流行的庖厨、家畜、家禽模型明器趋于衰减，而且铜器罕见，漆器数量亦显著减少。但新兴起了以牛车为中心，包括男女侍俑、武士俑、镇墓兽在内的随葬模式，尤其是南方长江流域的瓷制明器成为器皿随葬的主流。从三国时期的瓷质壶、罐、碗、灯、钵、盂、羊、虎子，到西晋时期的壶、扁壶、唾壶、碗、洗、砚、薰、镇墓兽、谷仓罐，再到东晋时期的盘口壶、鸡首壶、方壶、香薰、水注、唾壶、虎子，无一不反映出当时士族及贵族人物的真实生活。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魏晋丧葬礼制的总体特点，由于承袭了两汉时期的特征，主要体现于阶级性、等级性、礼法性、宗教性等方面，但是等级性、礼法性较之两汉时期更加突出，这就是《宋书·恩倖传》中所讲的“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社会有等级、礼法存在，丧葬礼俗自然有这些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