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勋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1]（第一版）邓小平对这三大理论成果的贡献应该用浓墨重彩记载在党和共和国的史册上。本文试就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作些初步探讨。
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罗网，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第一次鲜明提出“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体现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尊重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前提和基点，来独立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方针政策。他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哲学基础。他领导的整风运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学风问题。总之，他最先从总体上、战略上、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第一个鲜明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中叶，毛泽东又率先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奠基性工作。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参与创立、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成果的贡献，集中地说主要是：
1.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的理论概括包含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邓小平文选》第1卷收入的43篇著作“集中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主要言论，反映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这几个历史时期，对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他的这些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2]（出版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3]（第826页）。这是很中肯的。
2.邓小平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思想立场上，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毛泽东辞世以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有来自“左”的威胁，也有来自右的威胁。“左”的威胁典型表现是“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第190页）“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4]（第38页）。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一个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得到了解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4]（第190页），进而完成了党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右的威胁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5]（第207页）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赶出中国思想理论舞台”，“要打破一元化思想”，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毁灭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在国内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深刻的国际背景。面对这种复杂的背景，邓小平领导全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捍卫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致中断，避免了后来在苏东国家出现的悲剧在中国的发生。
3.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坚持和发展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早就把它提升到普遍真理的高度，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这是从辩证法的真谛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的问题，本身必然是普遍真理。邓小平在新的时期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第213页），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3]（第1634页）我们党获得的这些新的认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其二，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4]（第43页）他要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得到更完整的概括，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几个基本方面以最简洁的语言得到鲜明的集中的表述，这使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态更加完备。其三，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关系的错误观点，强调“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4]（第39页），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去弄清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附加在毛泽东思想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从而在全党树立了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新风。
（二）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在胜利前进中又遇到了两大世界性难题。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二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建设、巩固、使其得到发展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代的主题开始发生转换，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冲击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起，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这些思潮同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相配合，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思潮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政治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多元化、多党制、议会制，在思想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国际思潮和政治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一些敌对势力借此利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些失误和困难，攻击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败坏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缺乏坚定信念的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及其前景产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质疑。当时的中国就出现了这种状况。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在时代的高度，深邃地思考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成果——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以论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外部条件、国际战略、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等问题，解决了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一大难题，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从中国同世界的关联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大党，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邓小平理论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之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意义十分重大。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如果说苏东国家的剧变给人们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教训，那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人们看到了防止和平演变、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希望。二是，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最终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6]（第87,86页）。看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条件下，这个远景只能通过建设有各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途径才能实现。恐怕这是带规律性的问题。
（三）奠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大理论成果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联系党的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在回答国际国内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中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由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二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如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本目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改革开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核心、执政党建设以及爱国统一战线、祖国完全统一等，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也讲过。”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亦作出了重大贡献。
昭示后学的时代价值
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巨大的。这里仅从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昭示后学方面谈几点思考。因为，学风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工作态度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一）对马克思主义固有本性和创造性运用原则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日益深化的历史过程，要使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发扬光大，需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后学者来说，首先需要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这个方面的许多重要论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类似的话邓小平还讲过多次。这些科学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本性和创造性运用的基本性原则，使我们加深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它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规律。正是这样，它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般原则、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这个理论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就革命和建设说，只能指出其道路的方向、引导走这条道路的阶级力量、始终坚定不移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它不是教条，不是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但是从阶级基础说，马克思主义又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它创立的意义正在于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针。阶级性和实践性是它最鲜明的特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和作为工人阶级行动指南的统一，决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必然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各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导作用。因此，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时，必须具体分析运用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根据这些现存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阐明和发挥，对其某些细节、理论内容、表现形式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正确地加以运用，进而从千百万人的行动和行动后的经验中作出科学概括，创造出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理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第213页）应该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固有本性的科学反映，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本土化、民族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二）“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和生命力所在。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从现时代的特点和党的历史使命出发，提出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5]（第291-292页）事实上，邓小平理论正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总起来说，它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7]（第10-12页）
邓小平弘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在这种独特而复杂的背景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长期遇到三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二是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是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解决好这三大课题。
从思想理论和文化层面上说，也有三个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对待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二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问题；三是在信息网络发达、文化信息相互交织的条件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重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给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判别真伪、善恶、美丑的原则，这就是：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才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需要的理论，也才是为中国人民所欢迎的理论。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既要重视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最先进的成果，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既要积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以利于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又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既要选择一切有益的文化信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又要排除垃圾文化信息，有效抵制和反对一切错误的、甚至反动的社会思潮。
（三）打破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态度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精神，必须打破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生机勃勃的理论，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第134页）这就告诫全党，打破思想僵化，破除个人迷信，克服教条主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的思想路线问题、重大政治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关于打破思想僵化，反对教条主义的科学论断，在今天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指出：现在束缚我们思想的有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教条主义，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共同特点是从本本出发，脱离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实际，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第一种教条主义，经过多年的斗争，全党已经取得较为普遍的共识。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始终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做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成果，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胜利。对于第二种教条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告诫，但是至今还未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没有进行认真的鉴别，有的甚至还充作理论创新的成果，向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当今世界处于开放的时代，各种文明成果相互借鉴，有利于人类的共同进步。我们党历来主张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经验和知识，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我们在打破西方封锁的同时，自觉地破除自己思想的禁锢，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思想政治上要改弦易辙，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中国共产党就将丧失维系自身团结统一的思想纽带，同时必将失去号召群众、引导群众的精神力量。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其结局必然是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这样我们党难免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一切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都应该正视这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影响和危害，都应该以邓小平为榜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反对这两种教条主义，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变革中影响力正在上升的第二种教条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5]（第191页）。实现这一要求，保持清醒头脑，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他要求对理论界一些错误倾向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强调面对错误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必须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反对将党的“双百”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主张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是我们今天反对两种教条主义，特别是反对第二种教条主义（应该说还包括不加分析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的强大思想武器。
现在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落实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精神，深入发掘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对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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