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的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新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帷幕即将落下。人类即将步入21世纪。现代科学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必将促使人类社会发生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预料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21世纪将是一个科学技术带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依靠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时代。为了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正在按照邓小平设计的宏伟蓝图，实践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奠定时代发展的基础。回首改革开放这几年的实践，总结这20年的成功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依据实践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廓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理论障碍，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促使人们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过去的实践需要理论创新，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更需要理论创新。
一、关于理论创新的基本内涵
创新是随着人类知识经济时代即将到来而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课题。知识经济时代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继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将要经历的第三个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人类的社会生活将因此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占有量不仅是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人、一个组织和一个企业竞争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正如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在（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所写的“在知识社会里”“没有贫穷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人、组织、企业和国家“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竞争成败的关键”。其中特别应该包括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和国家，企业和企业，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将转移到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的竞争上。创新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西方学者研究发现，成功的企业，在60—70年代是注重效率和质量的企业，80年代是柔性生产和管理型企业，90年代则是创新型和知识型企业。企业如此，国家何尝又能例外呢。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和外籍院士讲话时，反复强调和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敢于创新”。“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进一步弘扬我们民族的伟大创新精神，加快建立当代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至关重要的。”其中最核心的一句话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提高全民创新意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创新能力，无疑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使我国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正确道路。
创新涉及人类的各种活动。包括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等等。理论创新活动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方面，其重要性表现为它能够为其他创新活动提供强大的思想推动力。这一点，在20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引发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按理说， 实践标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在当时“两个凡是”还在严重禁锢人的思想， 现代迷信盛行的情况下，真理标准讨论无异于平地一声雷，因而就具有了“创新”的意义和功能作用。
研究理论创新，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理论。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理论就是无产阶级实践运动的概括总结。按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理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或者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囊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法学等与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紧密、服务比较直接的社会科学众多的门类。在社会科学中，联系和服务较为间接些的，一般的则以学术相称。
理论创新，离不开“创”，结果表现为“新”。这种“新”，按我们理解，表现为三个方面和三个层次。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二是研究内容，三是研究方法。三个层次，一种是突破原来的整个理论体系、理论框架，为全新质的，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二是在原有的体系、框架基础之上，对若干内容，甚至若干原理等，有所突破，有所修正，作了新的改写，增添了全新的内容的修正创新，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和内容的修正创新就是如此。三是对理论上的人为禁区或认识上的未知领域的积极的、大胆的探索。综上所述，我们似可作这样的概括：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对原有理论体系或框架的新的突破，对原有理论内容和方法的新的修正新的发展，对理论禁区和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
理论来源于实践，植根于实践。理论创新不可能脱离实践。离开了社会实践的呼唤和需求，脱离了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客观依据和历史条件，理论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苍白无力，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就失去创新的意义与作用。
二、面向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是改革开放20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真正开端，也是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开端。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份量最足的一句话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伟大转折是全面的，仅就思想和理论方面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就从根本上恢复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仅为当时的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而且为这四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基础。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邓小平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研究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242页）。这样的思想路线，这样的理论原则，就为我们大胆地解放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历史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在实践上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有些理论观点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转折、卓越的起点，没有它所奠定的坚实基础，提供的崭新思路，就没有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没有2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没有这20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及其形成的丰硕成果。
探索、总结20年改革成功的奥秘和基本经验，我们注意到：改革必须有一个权威的政府和高层领导的支持。改革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如果政府没有权威，没有高层领导的支持，改革就难以深入，甚至会半途而废；改革必须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有理论的指导，社会实践、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深层次改革才能避免盲目性；改革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就避免了改革中的“翻烧饼”；改革必须有科学的方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东方大国来说，必须审慎稳妥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走渐进式的道路，避免“急于求成，一步到位”所带来的震荡和风险。在这些基本经验中，面向实践，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用符合当今时代，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符合当今改革和发展实践的正确理论来指导改革与发展又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只有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才能使人们真正懂得改革的必然性，才能鼓舞人们改革的热情，坚定人们改革的信念，不断为改革实践拓宽道路。
如果要对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我国理论创新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的描述的话，应该说这20年是思想异常活跃、理论创新深刻，研究成果丰硕的20年；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是理论创新最为活跃、成果最多的一个理论领域；邓小平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年来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及其理论创新的集大成者和最精华部分。
20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都有创新建树。凡此种种创新建树，彼此间绝不是孤立的、割裂的、互不联系的，而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进行的，这个核心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说，这20年来的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的根本特点就在于：理论上是以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实践上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讲过的那两句名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它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扬弃了社会主义理论中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剔除了附加到社会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充分估计了时代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种种变化，因而它是崭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实践中真正具有独创意义的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其他各门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论断，就包含了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创新对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贡献，那就是方方面面的理论创新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和理论素材。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科学体系，而且由于它吸取了当代社会和实践的理论成果，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因而它又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的精髓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而，邓小平理论又为其他方面的理论创新，提供思想方法论，开辟了道路。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自觉地学习好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实践中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所必需的思想武器。
三、理论创新关键在于勇于和善于探索
面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迅猛发展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如何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地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这是一道必须完成的跨世纪的课题。完成这道课题，理论创新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如何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实践面前，保持理论之树常青，关键在勇于和善于探索。勇于探索，就是要着眼于实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正视、敢于揭示实践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敢于突破不适应新的实践发展的定论；善于探索，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既继承前人又不囿于陈规，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善于把实践中反映出来的深层次矛盾转化为科学研究对象。善于把握本质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避免浅表或虚假现象的迷惑。
理论创新的源泉是实践。透视20年的理论创新历程，它紧密地齿合着改革实践的进程，从两个层面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一个层面是紧紧抓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操作性、运行性的经济技术问题，亦即应用理论问题，如金融商品的运作，农村经济改革，如何使国有企业改革整体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如何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又实现充分就业等等，通过对实践的总结和对国外经验的学习与借鉴，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另一个层面是随着改革深入推进，操作性的问题越来越多，且难度不断加大，试图不断寻找突破口，但往往一再碰壁，问题的累积迫切需要从基础理论上进行创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巡视前改革正陷入这种困境。来自微观层面上大量的改革创新，如股份制、个体私营经济、经济特区、外资经济、计划和市场谁主谁辅，政府职能转换等等问题，许多人感到迷惑茫然，改革进程也一度陷入停滞不前。实践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了这种实践和理论困惑，避开就事论事，重新立论，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实践的发展。十五大前的情况也非常相似。经过几年的大胆实践，改革中出现了大量难点、疑点、热点问题，如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私营、个体经济发展要不要限定一个比例，如何看待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一些人担心会不会在中国出现私有化，等等。这些影响广泛、触及到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信念问题，不及时解决，势必会延缓甚至动摇改革的进程。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理论创新，科学地回答了人们担心和困惑的问题，指导改革继续前进。
20年来理论创新的轨迹告诉我们，理论创新必须植根于改革实践，以改革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用新的原理、概念来补充、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学说，只有这样，理论创新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才能常创常新。
理论创新的出发点是实事求是。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是有科学的诚实态度。“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苟子·儒效》）。理论探索就是要有这样的诚实态度。反思20年来的理论创新，既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存在重复劳动和理论上的假冒伪劣行为，这不能不说与一些探索者缺乏科学的诚实的探索精神有关。所以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尚虚假，无论提出问题或探索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近些年来，理论界对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知识经济等问题讨论热烈，论者蜂起，著述颇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创新观点。然而，也有些观点似是而非，有的借“全球化”而否定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抹煞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甚至用技术史观取代唯物史观。理论创新必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客观规律。“全球化”的本质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分清“全球化”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趋利避害，迅速发展。诸如此类存在分歧、争论颇多的问题在理论研究中经常会碰到，这也是正常的。实践证明，解决这些分歧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是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理论研究，总的思路囿于“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阐释、注解上，更多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不顾基本国情，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在那段时间里，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讲没有跳出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巢臼。“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年来理论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事物的发展远不是直线上升的。这其中出现过某些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西方学说的倾向和偏离基本国情的做法，也有过“盲目地崇敬”和“盲目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两极摇摆，造成实践的盲目，政策频繁变化和改革成本加大。近50年的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从国情出发，顺应社会实践的需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深刻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矛盾，理论创新就会顺利进展，生机勃勃，反之，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损害。
为什么说理论创新应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呢？因为，理论创新必须以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础。超越生产力发展状况，其研究对象在实践中还未成熟，其内在的矛盾还未暴露，试图把一种理论从外面强加给社会，这种理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空想，是因为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最典型的例子还有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国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和注解。理论创新本身必须是对规律的揭示，亦即对一定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揭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同上，第425页）。诚然， 理论创新总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实践，否则它就不具有指导性。但这种超越不是漫无根据的幻想。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同上，第2卷第83页）。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 理论创新自身也有内在规律。这一点下文将作详细讨论。
理论创新的核心在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理论创新是从问题出发的，也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最大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能够科学地提出问题，也就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可靠前提。这一点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得到回应。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历代经济学人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历史。斯密、马歇尔、凯恩斯是经济学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理论观点尽管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善于从他们所处的时代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刻剖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案。斯密敏锐地发现他所处的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资本积累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冲破封建主义的樊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创立了自由竞争学说；马歇尔时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威胁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商业垄断组织及其垄断价格的形成，是他的时代存在的主要问题。马歇尔把握了这两大问题，在继承和突破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面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严重危机，洞察到古典经济学已无济于事，于是他另辟蹊径，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创立了后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的宏观经济学。可见，经济学的发展向来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是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的两个伟大转变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真正的伟大时代，也是理论创新充满机会的时代。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即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解决不了，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时常捉襟见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创建中国经济学。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进行了宝贵的探索，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形成有利于理论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理论创新是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长期的艰苦劳动的过程。这其中既需要理论探索者个体的劳动，又需要社会提供适宜的制度和环境。
理论创新有其内在规律。理论创新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市场牵引，亦即社会需求，社会实践存在对理论创新的呼唤；二是研究对象的暴露，亦即社会实践过程中内在矛盾的暴露；三是理论积累，包括探索者个体的理论积累和研究群体的理论积累。我国理论创新滞后于某些改革和发展的现实已经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但是，全面的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在哪里，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晰。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还未完全建立，旧的经济体制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经济运行中的新旧矛盾综合在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和规律还难以有一个完整的把握，理论的积累也还有限。因此，全面的理论创新尚需时日。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企图不顾客观条件，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提出各种各样的体系，难免会陷入书斋式的清谈，是于事无补的。然而这不是说理论创新总是被动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国近20年的理论创新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它随着改革的渐进式推进，微观的创新总是在不断进行，并随着量的积累，到一定阶段就出现创新的理论质变。重大的理论创新总是间歇式的、跳跃式的发展起来的。按照理论创新内在规律办事，对于探索者以及理论研究工作管理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理论创新需要适宜的环境。遵循理论创新的内在规律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但仅此还远远不够。社会还必须为理论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包括软、硬环境。从软环境讲，就是要正确对待理论和理论研究。一是要重视理论。没有理论成果，就没有正确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发展取得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二是学术必须自由。理论研究是认识世界，是探求未知。探求未知世界是不能设禁区的，同时也不能强迫所有的人沿着一条指定的路径进入未知领域，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学术自由的环境氛围。三是要关心、支持理论研究。关心支持理论研究，吸引学者联系实际，为理论研究出课题，提供服务，把理论工作者调度到经济建设主战场，请学者和专家进入决策过程，等等。但不干预学术研究，不压制学术自由，不凭借权力评判学术观点和理论。四是区分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理论工作者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活动属于学术行为，应该受到保护，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如到大众传媒、群众集会上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则属于政治行为，就得按政治规律办事；前者属于理论研究，后者属于理论宣传。理论宣传是利用组织的力量，宣传一种理论研究成果，以期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因此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百家争鸣。
从硬件上讲，必须为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投入，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理论创新有层次之分。基础理论创新，由于它相对来说远离市场，其成果的效益是在长时间内溢发出来的可供公众享受的公共商品，因此必须由公众或公众的代表机构提供投入。同时，基础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它们的理论创新，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政府要保证必要的投入。应用理论研究更多的是运行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相对来说与市场关系密切，因而可以借助市场牵引、政策推动和组织协调的合力进行。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很大的，如制定适合不同创新模式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多种形式的合作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应用理论研究体制，从总体上讲，要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但不能一推了之，要有过渡措施，要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路子，逐步使应用理论研究与企业、与市场结合起来。人才是理论创新的主体。没有一批热心于理论钻研的学者、专家，就不会有常青的理论之树。理论创新工作既要出成果，也要出人才。要围绕“出人才、出成果”，建立培养高级研究人员的机制，增长人才资本，提供各种形式的教育，保证人才增长。要纠正当前存在的评职称、授学历中存在的虚假现象，严格考核制度，使人才资本货真价实。同时要提高高级理论研究人员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逐步与国际接轨，控制人才流失。可以相信，在今后几十年内，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必将伴随着理论创新浪潮的兴起。
五、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理论创新任重道远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验证伟大的理论。瞻望前程，世纪之交和新世纪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剧烈多变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多种思潮相互激荡和较量的时代，是一个迫切需要精神支柱的时代，也是一个更加需要理论创新、理论指导的时代。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实与此相差还实在太远。
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事物、新现象、新经验、新问题层出不穷，“实践上行得通，理论上说不通；理论上说得通，实践上行不通”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理论并非处处走在改革前面，科学地指导改革，有时往往处在被动的“应战”地位，跟在改革实践的后面“爬行”，失去了理论的活力和作用。一些经济学家出于对理论创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对当前中国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理论创新的现状感到深深的忧虑。坦言指出，目前，在学术界存在着“创新缺乏症”，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无创无新”；二是“有创无新”；三是“有新无创”。有的经济学家指出，随着改革向最深层次发展，当前在转轨国家中正在陷入一种“理论贫困”的局面，因此，必须创建改革转轨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及其他有关改革的理论。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探索和总结适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理论，以尽快改变“理论贫困”的局面。创新，已愈来愈成为改革时代理论家的基本任务。因此，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理论家大显身手，有所建树的时代，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一定要自觉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为理论创新，为改革深化发展作出贡献。所以，面向新的伟大历史实践，理论创新任重道远。
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理论创新与实践需求要相适应，实践没有完结，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决不是书斋里的思考，而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一方面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方面随时参照现实的新鲜经验，即参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从总结历史经验开始再认识，获得新的经验去付诸实践，然后再根据新的经验去检验已有的认识，并进一步扩大再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十一届三中全会2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就是循着这样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实现的。实践产生理论，检验和发展理论；理论则指导实践，推动和升华实践。实践和理论二者之间，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而，我们的理论创新也永远没有完结。完结了，就意味着我们僵化了，停滞了，不发展了。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2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并确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五大在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的同时，提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并且把它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生动体现。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发扬20年前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的理论勇气和创造精神，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一步创新，不断获得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在新的实践中开拓前进。
我们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二元经济结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现代化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之中。实现这个转变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将会碰到一系列过去从未碰到过、从未研究过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用新的原理、新的概念，来补充、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学说。中国作为一个12亿人口转型大国，其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经验，无疑将具有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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