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旧平衡的初始环节——论申报馆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近代论文,环节论文,地位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报》开始连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部分内容，其后又刊载欧文的《一睡七十年》，连载马里亚特小说的编译《乃苏国把沙官奇闻》。十月十一日（11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刊物《瀛寰琐记》出版，该刊第三卷开始连载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这一连串举动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四个第一：
第一，翻译小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此前也曾有《意拾喻言》（《伊索寓言》）与《天路历程》等作，但它们译自外国人，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为宣传基督教义的读本，翻译小说进入阅读市场实是申报馆的创举。
第二，率先在报刊上登载小说，改变了传统的刊刻成书行世的传播方式。报刊发行量甚大，这又预兆着小说传播将出现全新且辉煌的前景。
第三，这些作品以西方先进印刷技术刊印，显示了快捷、便利与价廉的优势，这不仅打破数百年来传统印刷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显示了必将取而代之的趋势。
第四，开创了小说连载的形式。报刊版面有限，连载却可以容纳长篇巨著。报刊借小说可扩大销路，小说借助报刊可有更广泛的传播。
申报馆的举动意义非凡，小说发展的轨迹终将改向，全新的前景似已隐约可见。然而，小说创作或翻译并没有简单地以此为起点顺势推进，相反，其后的走势图是“盘整”与“冲折”，前后约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小说才逐渐走到了变革的临界点，而在这期间，申报馆仍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正如先前办其他实业一样，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馆也是为了获取利润；他或许确有将西方小说输入中国的愿望，但报载小说的首要目的是助报行销。《申报》开张不久就连续刊载翻译小说，可见这是早就定下的计划。如此急迫与期望，与鸦片战争后英国有些钢琴厂商急着要向中国运销钢琴颇为相类。现实教训了过于超前的人：报载小说只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便戛然而止，重新恢复却要等到三十五年之后；《昕夕闲谈》连载的时间虽较长，但等《瀛寰琐记》一终结，便也不再见下文。中国读者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已形成一个独特的阅读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体系会逐渐不断吸纳新鲜内容，但大量外来物猛然间硬要嵌入，自然会因格格不入而遭排斥。
美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故而那些翻译小说并没有以原汁原味面世。最先连载的《谈瀛小录》，说某宁波人搭乘的货船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船漂到某处，发现是进入了一个小人国。篇前“编者按”称该作“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读者们仿佛翻阅唐传奇看到了槐安国的故事，直到三十年后《绣像小说》连载《僬侥国》时人们才知道，这原来是个舶来品。在《一睡七十年》中，魏某的经历几同于《述异记》中的王质烂柯，直到百余年后，人们才清楚这原来是美国作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片段。在第三篇《乃苏国奇闻》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青海”，读者只会感到作品风格较为奇特，再也想不到它是域外小说。各种外来痕迹被小心地抹去，如此引入翻译小说真可谓煞费苦心。至于《昕夕闲谈》，申报馆连载时虽明言英国小说，但也努力设法使中国读者易于接受。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8日），《申报》特地刊载“新译英国小说”广告：
据西人云，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今阅之而可知其言之确否。然英国小说则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者也，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任剞劂之役，拾遗补缺，匡我不逮，则本馆幸甚。如或以为不足观而竟至失望，则本馆之咎也。惟此小说系西国慧业文人手笔，命意运笔，各有深心，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以便阅之者不费心目而已，幸诸君子垂鉴焉。
申报馆寄希望于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又不加掩饰地引诱人们成为长期的固定读者：“所冀者，各赐顾观看之士君子，务必逐月购阅，庶不失此书之纲领，而可得此书之意味耳。”译者“蠡勺居士”在篇首又作《昕夕闲谈小叙》写道：
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象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燃）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
照他的说法，这部英国小说与中国作品的劝善惩恶似也无甚差别。译者还重新分割全篇为五十五节，每节自拟双句对偶标题，如“山桥村排士遇友 礼拜堂非利成亲”之类，各节结束处留下悬念，均套用“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等语，一如传统的章回小说。“蠡勺居士”还化名“小吉罗庵主”，笨拙地模仿金圣叹或张竹坡的评点，分析诸如“烘云托月”、“独茧抽丝”、“双鉴取影”等写作技巧，有时似乎忘记了这是部英国小说，写出“作者其得力于芥子园之各种才子书耶”之类的评语。
可是无论怎样中国化，读者却仍不买账。这不仅是因为欣赏口味，对从未见过的报载小说或连载方式不习惯也会产生排斥心理；此时发行量尚小，读者主要是些士绅，这也加剧了传播的滞塞。眼见不能带来利润，介绍西方小说的尝试就变得无趣了。报载小说立刻“刹车”，正在连载的《昕夕闲谈》虽无法腰斩，但《瀛寰琐记》的出版却开始严重愆期。有时拖得太久，申报馆也会作解释，如“排印者亦复不能迅速刻期蒇事”①；“惟裁笺穿线之功，一时未竣”②；“因他事忽忽，开手稍迟”③；“为因岁事忽忽，开手稍晚”④等等，总之是印刷装订能力有限。在开始时，这是实情。美查创办《申报》时筹资银一千六百两，在报业界只能算是小本经营，每天只印报三千份，周日还停刊。以此实力再办一个印数为二千册的月刊，还要准时出版，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资金周转也是个大问题。同治十二年二月，《申报》宣布“每张加钱二文”⑤。报业竞争激烈之际，若不是资金窘迫，怎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瀛寰琐记》出版严重延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而且，三十多年后这本刊物还在廉价销售⑥，在当年显然已成勉强维持的累赘。
印刷装订已成瓶颈环节，刊物一再愆期，可是申报馆仍将有限的出版能力挪作他用。同治十三年九月底，申报馆排印了一千部《儒林外史》，售价每部五角，结果“不浃旬而便即销罄”⑦，已换成五百个大洋，约合三百五十两银，而按每日三千份，每份钱十文计，《申报》一个月销售所得共为三百八十两银。这组数字的对比，必定会给美查造成极大的冲击。于是，申报馆于光绪元年三月出版了号称“足以与汉唐诸小说家齐驱”的《遁窟谰言》⑧，四月重印一千五百部《儒林外史》，售罄后“来购者犹踵趾相接”⑨，于是后又有三版。此后，申报馆又排印了《快心编》，它刊登广告强调此书中土已失传，是从日本重新引入，出售仅此一家；又突出该书的故事“俱新奇可喜，几令人拍案叫绝”，而且“又无淫乱等词，是以无论何人均可披阅”⑩。这部小说很快成了畅销书，后来还两次再版。重印成本更低，价格又维持不变，收益自然更高。后来申报馆出版的《风月梦》、《红楼补》、《小豆棚》等作品也都一印再印。据不完全统计，在约二十年里，申报馆共出版原已传世的作品三十九种，其中确有些久已不传，甚至是几近失传，申报馆的出版又具有抢救性的意义。
申报馆又创下了小说史上的一个“第一”，即率先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传统的旧小说。经济上的困境因此而摆脱，这条生财之道还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实力增强后，申报馆便致力于扩大再生产，添置了“排印各书籍较为便捷”的印刷设备准备放手大干(11)。可是，《瀛寰琐记》与后来的《四溟琐记》、《寰宇琐记》仍置于一旁任其愆期，号称月刊却会拖延七个月之久。创办之初的介绍西方小说等尝试已完全终止，申报馆的经营战略已迅速转向，现在它青睐的是中国传统的旧小说。转向的动因是利润，而决定利润有无的，则是读者的爱好或嫌弃。
《儒林外史》已行世百年，而这次价格低廉与印刷精美使它第一次能如此畅销。为自己正确决策而庆幸的美查并不知道，自己在不自觉间已按下了一个按钮，使已维持数百年的小说发展模式的平衡遭到了冲击。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读者始终是影响、制约创作与出版的强大力量。自明万历以降，绝大多数小说都以雕版行世，其价格对读者群的组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读者、创作与出版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平衡。如今，申报馆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了《儒林外史》等作品，前所未有的畅销使这几部作品的读者陡然增加，读者群的组成也较以往复杂，如果此状况扩展到所有小说书，那么整个读者群都要发生类似变化，它对创作与出版就会提出新的要求，后者也会因约束力的变化而相应调整，这时，小说发展的态势就会异于数百年来基本不变的模样了。
美查当然没想到这一点，他对此也不会在意。可是有《儒林外史》畅销的榜样在，对利润的追逐自然会将申报馆引导到其他小说书的出版，于是事态就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继续向前发展。
二
申报馆出版传统旧小说时，往往强调其可读性强、世不易见、出版快速、版本精美、价格低廉，其中后三条是当时申报馆独有的优势。如光绪三年刊印清初“烟水散人”的《女才子书》时，它就声称“本馆特从友人处觅得，仿聚珍板排印之，十日之间，便已竣事”，而且装订精美，四册仅收洋二角 (12)。刻印成书只花了十天的时间，这确是中国印刷史上的新事物，充分显示了先进印刷技术与设备的优势。
申报馆的广告称《女才子书》“向无刊板”，这是在蒙骗读者，不过它出版的小说中，确实有不少是首次刊行。如乾嘉时张南庄的《何典》原先只有抄本，申报馆首刊后才广为行世；又如乾隆时尹庆兰的《萤窗异草》，也是经它排印后才结束以抄本流传的历史。出版“向无刊板”的小说收益不菲，可是寻觅那些抄本却非易事，更何况有些抄本的存在还不为世人所知。对申报馆来说，这件事相对较易，因为它可以借助报纸广而告之。事实上，就在《儒林外史》刊售一举成功之时，搜寻与出版“奇书”就已在申报馆的长期计划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儒林外史》首发四天后，申报馆宣布“搜求新奇、艳异、幽僻、瑰玮之书，拟各陆续摆印汇作丛书”，这就是后来的“申报馆丛书”。它保证原书不会受到伤损，“竣工后封识缴还”，而且还将“奉赠新书，以为分贻亲友之用也”。当时没有稿酬制度，申报馆认为印成后送书一二百部可算是很不错了；如愿意出售善本，也可“善价相偿”(13)。小说是搜书的重点，有时申报馆指名向读者征集，如《申报》刊载“告白”征集《林兰香》，结果当天上午“九点钟时，已蒙醉六堂书坊将全部送来”(14)。六月初九日（7月19日），《申报》刊载了“《林兰香》印齐出售”的广告，从搜书到印刷，再到销售，这系列工作在一个月内竟已完成，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的优越性又一次显示得淋漓畅快。
光绪三年(1877)六月，申报馆开始搜寻《野叟曝言》，这部长篇小说长期以来只有抄本，知者不多，所以《申报》误载为《野叟檐曝记》。三个半月后《申报》得到线索后又登启事，恳切地索讨书稿(15)，而最终收到已是光绪四年，但书稿多有残缺，未便排印，于是光绪五年末再次登报征求，并表示将“不吝重酬也”(16)。可是又过了一年多，《野叟曝言》仍无音讯，申报馆不由感叹道：“本馆搜访有年，迄无全本。”为此它再次登报征求：“为此再行奉告，务祈不吝惠示，俾宇宙间流传一绝妙文章，不使久秘枕中，日就（久）湮没，天下人士日望之矣。至元本或恐损坏，本馆不惜重酬，或酌减酬数，由本馆延人抄写，一一遵示而行可也。”(17)可是，一直到一年九个月后的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一日（1881年12月21日），读者才终于在《申报》上看到《野叟曝言》已经出版的广告：
《野叟曝言》一书，体虽小说，文极瑰奇。向只传抄，现经排印，前此固有列诸报章购求数年而迄未得究全帙者，宝可知矣。至字画明秀，纸印工雅，特余事耳。计每部四本，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
尽管申报馆已搜求多年，这次《野叟曝言》的出版却与它不相干。广告署名是销售者苏州千顷堂与上海读未楼，出版者则是毗陵汇珍楼。作为商业广告的经营者，申报馆不得不刊载这则广告，可是自己寻求数年，有关“奇书”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反让竞争者捷足先登，申报馆这时的苦涩感是不难想知的。
五个月后，报界的竞争对手《沪报》使申报馆又一次尝到了苦涩味。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五日（1882年6月10日），《沪报》刊载了“刊印奇书告白”，宣布将连载《野叟曝言》：
《野叟曝言》一书，海内皆知其名，惜无从购取其本。近见坊间所刻，每部定价六元，而其中缺误，举不胜屈，且有指为元（原）缺者自三四行至二三回不等。本馆今购求善本，其中略有脱误之处，延请名手，一一补足，务使毫无缺憾而或已。自下礼拜一为始，每日于本报后增加两页，将此书排日分登，且篇幅较宽，合之可作新闻，分之可成卷帙。且取价仍不加增，不过一年，可窥全豹。统计价值，既较坊间售买不全书本为廉，且更得阅各处新闻，实属一举两得。诸君请即前来预定，以便多印。倘日后追买前报，本馆虽多印若干纸，深恐不能遍给也。字林沪报馆主启。(18)
所谓“海内皆知其名”，是因为申报馆一再登载广告搜求，《沪报》已有坐享其成的意味，却还要不点名地抨击汇珍楼版的《野叟曝言》。不过，它预告的刊载方式却颇有新意：每天报纸增加两页，读者既可浏览新闻，又可阅读小说，而且刊载小说的这两页累积起来，又可装订成册。《沪报》还特地声明，另增的两页为附送，报纸仍原价销售。读者的反响十分热烈，“购者踵趾相接”，“前数日之报，业已销售一空，追补者尚复纷纷不绝”，于是又“重排前八页”，但追补者得付费，“每张取价四十文”(19)，这种景象至少持续了好几个月仍然盛况依然(20)。这部小说的连载长达两年半而又能持续，其后附送小说成了《沪报》的传统，如光绪二十年(1894)附送《七侠五义》，翌年附送《蜃楼外史》等。在报上连载小说是申报馆首开风气，后因效果不佳而停歇。十年后《沪报》之所以能成功，除随报附送与可装订成册外，作品均为适合大众阅读口味的传统小说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申报馆终于出版了《野叟曝言》。这时汇珍楼版已行世一年，《沪报》连载也已持续了半年多，已无法再以“奇书”自居。申报馆对此当然心有不甘，故而出版时加上了“西岷山樵”的序。“西岷山樵”声称其五世祖是夏敬渠的好友，曾极力怂恿梓行《野叟曝言》，但遭拒绝。他抄录了副本，但尊重夏敬渠的意愿，叮嘱子孙不得刊印传世。今夏六月，“西岷山樵”得到一本来自上海的《野叟曝言》，他发觉尽管书稿出自夏敬渠后人，却是“已缺失十一，不若吾家副本之全”，这样的版本传世，不仅读者“皆有抱残守缺之憾”，而且会有损夏敬渠的声望，因为世人“将以是书知先生，而不足以尽知先生”。为此，他“爰出全书，以付余友，达海上之刊是书者，亟谋开雕，俾读者快睹其全。并述藏书之由，以告夏先生之后人，证二百年前之交契云”。申报馆刊载此序的意图非常明显：虽先有汇珍楼版与《沪报》的连载，但只有自己排印的才是真正的善本。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1883年1月24日），《申报》还特地刊载了“瀛海词人”的“寄售《野叟曝言》小引”，加强读者对“西岷山樵”故事的印象，后来又反复刊载了几次，似乎非要家喻户晓不可。读者可能会疑惑这则故事的真假，但广告中有句话却绝对会使他们怦然心动：“每部收回实价洋银一元”。与毗陵汇珍楼版每部“白纸者价洋七元五角，竹纸者六元正”相较，确是“廉之又廉”，靠绝对优势的价格和引人入胜的故事，申报馆决意要夺回《野叟曝言》销售的市场份额，后来它又重印此作，这一意图应该说是实现了(21)。
显然，申报馆占领小说阅读市场的好日子并不长，对手很快就出现在眼前，它们同样是为追逐利润而来。申报馆与时报馆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媒体与读者乃至作者互动，它们有自己办报的便利，同时也树立了一个榜样供后来者效仿。这是旧平衡被打破后出现的新事物，接着就可以看到晚清报刊上小说广告与评介蔚然成风。媒体以其独特的优势参与了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最后终于成了小说发展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
经过多年经营，申报馆占领了以新印刷术出版传统小说的市场，可是利润的源源不断是和竞争紧密相连的。当申报馆终止翻译小说的介绍，经营开始战略转移时，上海并非只有申报馆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可是其他如墨海书馆等虽因教会支持而实力较雄厚，其主要精力却是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与申报馆刊印小说并无相干。申报馆最初面对的是以旧式印刷术刊印小说的顽强抵抗。中国拥有极其广泛的小说读者，刚开始时，申报馆虽代表了发展方向，但因力量微弱，占据阅读市场的份额较小，于是如《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狐狸缘全传》等都在此时纷纷雕版刊出。光绪二年(1876)，美查开设了点石斋书画室（后改称点石斋书局），采用照相石印方法出版书籍，其中包括许多小说。光绪十年(1884)，美查又开设图书集成局，设凸版全张印刷机出版书籍(22)。这些举措都增强了竞争的优势，以一元的廉价挤垮了每部六元的汇珍楼版《野叟曝言》就是典型的一例。申报馆在小说出版领域获得了远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这就必然刺激其他资金的强劲进入，申报馆的独占地位受到了挑战。
同治末年刚进军传统小说出版市场时，申报馆凭借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在雕版印刷或木活字排版等间纵横驰骋，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此后仅上海一地，涉足小说出版市场的机构就不断涌现，其设备与技术并不逊于申报馆。光绪七年(1881)，徐润等人集股创办同文书局，购石印机十二架，雇佣工人五百人，后来还在北京、广州等多处设分店，徐润还开设了铅印印刷局广百宋斋。总理衙门曾以白银三十五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一百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的声誉与背景均非申报馆所能小视。光绪八年(1882)，凌佩卿创立鸿文书局，这也是出版小说的重要机构。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创办蜚英馆，它与点石斋以及同文书局在石印界恰成鼎立之势。这一时期加入竞争的还有珍艺书局、文瑞楼、文选楼、十万卷楼、江左书林、醉六堂、理文轩、文宜书局等多家，而同样拥有出版优势的新闻报馆、沪报馆，在每日出报的同时也都紧咬着小说市场的利润不松口。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如今也成了它们号召读者的资本，在报上常可看到“坊本模糊，识者憾之。今付石印，绘图详校，装潢精雅”之类话语(23)；同时新兴的代客印书业务又降低了进入小说市场的门槛，无力购置先进印刷设备的书局或书坊同样可加入竞争。于是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已有相当规模，那些出版机构轮番上阵，几乎将已有的传统小说重版殆尽。
于是，申报馆逐渐不再独擅风流，有时它还不得不从竞争中退却。光绪十五年(1889)七月，经俞樾修订的《七侠五义》问世，翌年广百宋斋出版了排印大字本。该作的热销立即引发了竞争，就连新闻报馆也出版了此书，《字林沪报》还每日连载，随报附送。光绪十六年五月，文光楼刊出《小五义》，该年十月又刊出《续小五义》。《七侠五义》的风行使这两部续书的行情看涨，当各家争出《七侠五义》时申报馆曾按兵不动，这次却立即投身其间，其他出版机构也纷纷投资刊刻，仅据现在所知，加入战团的就有善成堂、泰山堂、上海书局、珍艺书局、新闻报馆以及申报馆。一部作品在短时间内就引起较为密集的销售大战，这在中国小说出版史上恐怕还是头一遭。
申报馆出版《小五义》时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排印精美，较小字者天壤相悬”(24)。所谓“都中善本”，不可能是原稿本，其实就是文光楼本。申报馆据别人的本子翻刻，却又宣传自己的印本优于原刻，竞争的品格似乎不那么高尚，然而它确实因此而获利。后来出版《续小五义》时，申报馆就得意洋洋地宣称：“本馆前印《小五义》一书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25)可是一年后，即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三日（1892年5月28日），《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新书减价”广告：
本馆所印《小五义》、《续小五义》二书，海内风行，不胫而走，末及一稔，箧笥已空。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计《小五义》码洋三角五分、《续小五义》码洋四角，诸君子盍惠临购取乎？申报馆主人启。
广告的标题很值得玩味：既是“新书”，却又“减价”。原先申报馆版《小五义》五角，《续小五义》五角五分，这次为了获得价格上的优势，分别降为三角五分与四角。这里不妨再排列当时这两部小说的书价：
稍作对比就会产生问题：其他书局的书价为何如此明显地高于申报馆？在质量相似时，读者自然是舍高取低，违背此法则的商家将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申报馆的那些低价书已售罄，竞争对手已不存在，他人才敢定出较高的书价。由此又产生一个问题：申报馆售罄后为什么不加印，反而放弃了在价格上已经占优的市场呢？答案是唯一的，只有无利可图甚至会亏损时，申报馆才会放弃。由此可以发现，所谓“新书减价”其实含有很大的哄骗读者的成分。“减价”是实，但决非是为减价而出的“新书”，否则它会不断地加印以保持市场的独占。这些“新书”应是“睡”在书库里的存货，广告中所谓售尽后重印，因成本降低才“格外从廉出售”云云，全都是哄人之语，只是在它降价之后，才真的做到了“未及一稔，箧笥已空”。在这次竞争中，申报馆选择了退却。
申报馆几乎是独占市场时，它获利捷便，且又高于平均利润率。根据经济法则，必然会出现许多采用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小说的书局或报馆，最后使该领域的所得基本上同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既然以往的优势已不复存在，申报馆要在竞争中胜出，就须另找胜人一筹之他途，对小说出版来说，那就是得比别人先获得新的好书稿。由此可以发现，出版界的竞争不仅是在物质层面上为日后近代小说的崛起作准备，进一步的竞争已开始在推动创作的发展。
其实，申报馆决意占领小说市场时，就已开始搜寻新书稿的工作。光绪三年三月，“尊闻阁主人”收到“风萍漫士”寄来的《夜雨秋灯录》，他认为此书“实为近今说部之最。谨即付诸手民，以公同好”(30)。此书出版后，“见者争相购取，不数月即已告罄”(31)。《夜雨秋灯续录》的销路也甚好，“年来售罄，而来购者仍络绎不绝”(32)。两书后来都又再版。其时，申报馆还出版了《浇愁集》，后来作者邹弢回忆说：“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大半点堪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悔之。”(33)由此也可见申报馆寻觅新书稿心情之迫切。
申报馆寻觅新书稿的首要标准是销路，这其中已隐含着读者的需求。由于狭邪小说流行，它就将目光瞄准了《青楼梦》。此书出版后，因“早已邺架一空”(34)，于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与十四年两次重印。由申报馆首先出版的作品还有《绘芳录》、《耳邮》、《白门新柳记》、《茶余谈荟》与《三借庐笔谈》等。在寻觅新书稿的过程中，“尊闻阁主人”还亲自出马索稿。光绪元年(1875)三月，申报馆曾出版过王韬的笔记小说《遁窟谰言》，因深受读者欢迎，于是“尊闻阁主人”又找上他，“屡请示所作”。王韬“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35)。这便是《点石斋画报》连载的《淞隐漫录》的由来。
然而就在此时，竞争中产生了新问题。《淞隐漫录》还正在连载，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1887年8月15日），《申报》上刊载了一则“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广告，其末云：
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异）》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
所谓《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稿，且“出重金”(36)方得到书稿，《点石斋画报》连载时又请吴友如等名画家配图，整个过程中花费了许多精力与财力。本来准备连载结束后结集出版，但没想到味闲庐居然几不费力地就抢先占为己有。当时连载尚未结束，味闲庐出版的只是不完全的本子，但改书名为《后聊斋志异》以障人眼目，同时也希望借《聊斋志异》之盛名行世。申报馆怎能容忍味闲庐的横刀夺爱，七月初五日（8月23日），王韬在《申报》上发表“声明”：“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翌日，味闲庐在《申报》上向王韬致歉，但它唯一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知会作者而已，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是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著作我们还不印呢(37)!振振有词，还公开登报，出版市场竞争的无序由此可见。申报馆利用自己的便利，就在味闲庐“致歉”的启事之旁刊载了一则“新书出售”广告：
启者：本斋所印《淞隐漫录》乃天南遁叟所撰，即味闲庐所云《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也。此书本属十有六卷，今先以十二卷刊出问世，尚有四卷归入《续录》。遁叟行箧中所有新奇怪异之事甚夥， 已成《淞隐续录》十二卷，容俟嗣出。至于《淞隐漫录》一书，其笔墨之瑰玮，词句之华丽，可不必言，与蒲留仙《聊斋志异》后先媲美，可无愧色，近代说部无出其右。每篇之前绘有一图，皆倩名手为之，出自吴君友如之手者亦复不少。所书蝇头小楷工整端媚，雅近簪花妙格……谨订四册，定价每部洋一元二角，准于七月二十日出书，凡欲售者，请至南北申昌可也。如有趸买，价当从廉。特此奉闻。点石斋主人启。
既介绍新书《淞隐漫录》的出版，同时也揭发味闲庐的无耻。申报馆不得已也将已连载的十二卷结集出版，但仅售一元二角，在价格上压倒味闲庐。为加大打击力度，《申报》还是在同一天刊载了“拟印《淞隐续录》”的广告，宣布尚未连载的部分日后也将结集出版：
启者：本斋现有《淞隐续录》十二卷，亦系天南遁叟所撰，以后当选登于画报中，每期一篇，俟十二卷竣事之后，另行绘印成书，缩为袖珍小本，以成全璧，而便览观。特恐世有借以翻版者，殊非雅道，特不思同是一书，同在一地，彼既为捷足之先登，我遂不觉瞠乎其在后：我则劳而无获，彼则安享厥成，言利则诚有得矣，揆之于理，窃未安也。故嗣后若有蹈此弊者，则本斋所印数千部，尽当奉让，请给价值。用是先为布达，祈有以让我，勿责言之不早也。点石斋主人启。
这则广告虽未点名，但谴责意味强烈，不仅针对味闲庐，而且还警告以后可能“蹈此弊”的书局。当时竞争的市场刚刚形成，并不存在大家应遵循的规范或法则，因此唯一能想得出的惩罚方式，竟是“本斋所印数千部，尽当奉让，请给价值”，这种警告，又有谁会当真？
类似的例子在晚清报刊上还可以读到不少。处在原有的小说发展模式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中，种种混乱的出现是必然现象，而混乱的逐步解决，也正是新平衡建立的表象之一。所谓混乱，实际上是为争夺读者而产生的无序，这反过来证明了读者群对出版的影响力与约束力正在增强。各书局为争夺《七侠五义》、《小五义》等作品的阅读市场而混战，而这些作品的问世，其实也正适应了读者群的需求。当时因书价下降而导致读者群的迅速膨胀，新增的成分主要来自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乐于阅读那些情节曲折又富有传奇性，内容是侠客辅助清官除暴安良的作品，也算是在压抑的生活中寻得一点慰藉。先进印刷技术的采用、读者群的膨胀以及报刊等媒体的参与，这是小说发展千余年来从未遇见的新事物，它们决定了影响小说发展的各要素间的联系将比以往密切得多，小说的发展变化也将加速，而最后达到新的平衡时，影响小说发展的新的模式也就相应地更为复杂了。
四
如果当年美查能坚持将翻译小说逐次引入中土，从而影响创作，那么近代小说是否就会较快地崛起，提早呈现出光绪二十年以后，乃至光绪二十九年倡导“小说界革命”以后那般的繁盛景象？回答是否定的。
美查是个商人，创办申报馆或许有其个人偏好的原因，但他首先着眼的是利润，赔本的买卖怎愿沾手？即使他愿意不计较经济亏损而坚持这项工作，那么究竟要坚持到何时，读者才会接受与中国传统风格迥异的小说？申报馆最初在作勇敢尝试时尽量将外国小说中国化，其原因就是顾忌读者的接受态度，但它还是低估了千百年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诚然，太平天国年代的战乱使大批人口与资金流入上海，这在客观上为近代小说的崛起作了最基础的准备，因为新兴的大城市储备了庞大的读者群，整个印刷业的升级换代也可寻找到资金的支撑。然而，此时决定小说的阅读欣赏以及小说发展趋势的整个基础均无变化，申报馆在此基础上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尝试换不来利润，只能偃旗息鼓；可是美查决定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出版传统的旧小说，却是极为明智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掀开了近代小说史的新的一页，因为此举所蕴含的意义，是改造决定小说阅读欣赏以及小说发展趋势的整个基础的开始。申报馆转向成功的标志是高额利润的获得，这就必然导致竞争，而结果则是在约二十年里普及了先进的印刷技术，从物质生产层面为创作进入快车道扫除了障碍，若继续依靠传统的雕版印刷方式，晚清小说就不会有如此繁盛的局面。同时，物质生产层面的竞争又迫使各书局、报馆竟出奇招，终于使读者逐渐适应了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而这期间《沪报》连载《野叟曝言》、《七侠五义》的成功表明，这一过程是借助适合读者欣赏习惯的传统小说而完成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竞争一旦开始，便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态势，而规模的骤然扩大，又必然引起一定程度的竞争混乱与无序，使其逐步走向规范的仍是竞争，而这软条件的日趋形成与完善，也是日后近代小说崛起的必要准备之一。
申报馆尝试的失败表明，小说是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实体，发展途径由其自身规律决定，它在各影响要素制约下运动时的动能是如此之大，个别的事件根本无法改变它行进的方向。同时，这种尝试的出现又表明，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正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迟早会在小说领域中表现出来。如申报馆这样的尝试并非是孤立的现象，事实上，带有新的社会变化印记的事件将一再发生，频率渐次变密，速度不断加快，继而会影响其内容与形式，以及创作思想与创作方式，这时小说发展的形态、方向与速率就会慢慢地改变，最后走向前所未有的繁盛。
申报馆在尝试失败后的转向，导致了小说出版的全面更新换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以及读者的阅读与欣赏。可是，小说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还需要有影响其发展的其他因素的改造。对利润的追逐促成了出版状况的变化，而作者、理论、读者与官方文化政策的重大变化需要社会急剧动荡的巨大刺激，这些因素随小说观念的变更而变化，而小说观念的变更则与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相合拍，或者说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就作者这一因素而言，其创作冲动酝酿于社会的迅猛变化之中，其内容则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急剧的社会动荡。作者群因观念变化而迅速扩增，且创作宗旨已与经世致用，与改良社会，甚至还与革命连在一起。同时，翻译小说大量涌现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特色，创作的观念与方式，作品的内容与形式，要言之，整个小说创作的状态都甚受其影响，而且那些翻译小说多为半编半译，故而“译者”也可归入“作者”这一影响要素。然而，从初开国门到有一批通晓外语且有志于文艺的翻译人才，显然还有待于时日，这也是申报馆的尝试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小说理论”这一影响要素也与翻译小说有相当之关系，当时理论的内容与形态的明显改观，都借鉴了翻译小说所带来的叙事方式与创作风格，以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于是传统的序跋与评点的主导地位逐渐逊让于理论论文。同时，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政治观念必然融入小说理论，救国救亡、开启民智等议论开始取代劝善惩恶的说教，文学特性的分析渐为常见的内容。至于在官方的文化政策影响方面，由于上海自进入近代就出现了租界，清政府禁毁小说的政策难以进入租界，这是上海许多书局集中于四马路、棋盘街一带的重要原因。随着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引入小说领域，小说市场成倍地迅速扩大，舆论环境已完全有别于先前，颓坏的国势使封建统治者无暇也无力关注或控制小说的创作与出版，实际上它们还时加赞扬，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奴吁天录》、《克莱武传》、《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孙漂流记》、《澳洲历险记》等小说，就被清政府定为“学部审定宣讲用书”。最后是读者。对于已问世的作品，读者无论发表什么意见都无法改变它的面目，可是广大读者的共同喜好、冷淡或厌恶却是制约创作或出版的最强大的力量，任何作家或出版者对他们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与阅读需求都必须尊重。在社会本身的发展与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中，读者的阅读兴趣会逐渐发生变化，而这恰与感同身受的作者创作变化基本同步。如果说在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的近代，市场对小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那么决定小说市场走向的，则是读者的选择。
以上所述，并非纯理论的分析，而是根据后来晚清小说的发展梳理、抽象而得，而其行进态势与轨迹确实符合于出版传播、作者、理论、官方的文化政策与读者五个要素共同制约小说发展的研究模式。然而，影响小说发展的主要因素的规模、性质与影响度都有所改变，自明万历以降维持了三百余年的平衡在这时被打破了。正如中国已无法再闭关自守一样，原在相对较小的封闭系统中运行的小说，突然被置于开放的、涉及因素骤然增多的更大系统中，它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系统以适应这巨大的变化。
原有的系统平衡被打乱始于“出版”的变革。从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年，“出版”的变革初具规模，它必然要求重新建立与其他影响小说发展要素之间的联系，以求构成动态平衡的新系统，这一过程又与社会的动荡相合拍，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是进程加速的催化剂。于是，当时间进入光绪二十九年时，经过数十年的准备，小说已走近从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这是众多条件或要素逐渐形成并交互着力的结果。在临近转折的最后六七年里，小说发展与政治进程两条线索渐行渐近，当政治家决意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时，交叉点终于出现了，那就是“小说界革命”。由此可见，“小说界革命”并不像某些“二十世纪文学”论述的那般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其前后的小说发展遭割裂，仿佛传统的古代小说行进到某一时间点便戛然终止，此后小说便以新的面目“革命”了。若过程的连续性缺略，没有小说发展的长期准备，那么“小说界革命”只是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而已。
近代小说的行进历程，同时也是原先影响约束小说发展的系统的被打破，新的系统在重新建立的过程，将申报馆的尝试与转向置于这个背景下考察，其意义便可清晰地显示：原有系统平衡被打破需要巨大的力量，申报馆的尝试与转向，犹如那颗撞击原子核的粒子，它引起了连锁反应，而释放的能量的积累，最终打破了旧有的平衡。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查当年的决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决不可小视，尽管他的本意只是为了利润。这不仅无可讳言，而且正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激烈的运动过程中的不少原先的不变量成了变量，但此时仍有运动中不变量的存在，那就是小说的双重品格，即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创作与传播的发展，同时受到了文学规律与商品交换法则的制约。
注释：
①“本馆告白”，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二日（1872年11月2日）《申报》。
②“本馆告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1872年11月10日）《申报》。
③“告白”，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1874年6月15日）《申报》。
④“告白”，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申报》。
⑤“本馆告白”，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二日（1873年2月8日）《申报》。
⑥“各种书籍照码折扣出售”，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四日（1904年9月13日）《申报》。
⑦“《儒林外史》出售”，光绪元年四月十五日（1875年5月19日）《申报》。
⑧“本馆告白”，光绪元年三月十六日（1875年4月21日）《申报》。
⑨“重印《儒林外史》出售”，光绪七年二月十七日（1881年3月16日）《申报》。
⑩“新印《快心编》出售”，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75年12月10日）《申报》。
(11)“本馆告白”，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九日（1875年7月31日）《申报》。
(12)“发售《女才子》告白”，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年10月20日）《申报》。
(13)“访书告白”，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1874年11月13日）《申报》。
(14)“《林兰香》已获”，光绪三年五月十二日（1877年6月22日）《申报》。
(15)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三日（1877年10月29日）《申报》刊载“乞寄《野叟曝言》稿本书”：“启者：昨由苏垣接奉手教，知夏二铭先生所著之《野叟曝言》书，贵友处有底本，可付本馆排印问世，以广流传。此诚高谊若云，感佩无似。祈将此书全部由信局寄来，先扩眼界为幸为盼。”
(16)“搜访《野叟曝言》”，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九日（1879年12月21日）《申报》。
(17)“搜访《野叟曝言》”，光绪六年二月十三日（1880年3月23日）《申报》。
(18)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882年8月10日）《沪报》正式改名为《字林沪报》。
(19)“补印奇书告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1882年8月10日）《字林沪报》。
(20)参见“补印奇书第二次八页出售告白”，光绪八年十月初五日（1882年11月15日）《字林沪报》。
(21)“续印《野叟曝言》出售”，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1886年6月30日）《申报》。
(22)点石斋与图书集成局也由美查经营，故本文此后提及的“申报馆”，实是包含这两者在内的申报馆系列。
(23)文选楼“石印绘图《英烈全传》”广告，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九日（1893年3月7日）《申报》。
(24)“新印《小五义》出售”，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1890年11月4日）《申报》。
(25)“新印《续小五义》出售”，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1891年7月25日）《申报》。
(26)“发兑石印书籍画谱法帖”，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1893年2月17日）《新闻报》。
(27)“精校各种石印书籍出售”，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三日（1894年2月28日）《新闻报》。
(28)“上海四马路聚丰园对门文运书局发兑各种书籍”，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九日（1894年4月4日）《新闻报》。
(29)“上海棋盘街北首博文书局发兑石印铜铅板各种书籍图画碑帖”，光绪二十年四月初四日（1894年5月8日）《新闻报》。
(30)“复风萍漫士书”，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1877年5月2日）《申报》。
(31)“重印《夜雨秋灯录》出售”，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1887年9月10日）《申报》。
(32)“重印《夜雨秋灯续录》出售”，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1888年1月20日）《申报》。
(33)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一二“芥航”。
(34)“重印《青楼梦》告成”，光绪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885年8月20日）《申报》。
(35)王韬《淞隐漫录序》。
(36)“新印缩本《淞隐漫录图说》十二卷发售告白”，光绪十三年九月十八日（1887年11月3日）《申报》。
(37)“申明即请天南遁叟赐览”，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1887年8月24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