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发展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作风论文,优良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政党的最大缺陷是不走群众路线，走的是名人路线。如较为进步的朱志尧（资本家）等组织的中华民国工党，江亢虎组织的提倡社会改良主义的中国社会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是如此。如宋教仁等沉迷于组阁，为了扩大党势，到处去拉官僚政客、头面人物加入国民党。黄兴甚至去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并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世凯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但袁的亲信赵秉钧被拉进了国民党，成为袁的内线。尽管国民党在国会的席位大大增加，但仍然无法避免“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的命运。“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发展，使孙中山看到了民众力量。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改组。确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中，没有提及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显露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批评：“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1](p.258)。只是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党员努力下，国民党才成为一个有工农群众参加的群众性革命政党，在大革命中显示了力量（注：毛泽东谈到过：“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详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社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625页。）[2](p.98)。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中国政党中唯一在建党初期就确立了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党。这一优良作风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纲领分不开，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分不开，其中毛泽东也作出了贡献。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萌发，其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3](pp.109-111)。毛泽东也很快受到世界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加入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行列。他的群众观点也很快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1919年7月，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文章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补救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农民、工人、学生等联合起来[4](pp.338-395)。以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劳农主义”“最宜采用”[5](p.2)。正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依靠力量有了清醒认识，所以中国共产主义先进分子一开始就把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作为自己的使命。1920年，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毛泽东在湖南则领导群众开展了驱逐张敬尧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在群众性的中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初显端倪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的党纲规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6](p.3)。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强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6](pp.6-8)。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懂统一战线的作用，但它已是一个与中国已有的其他政党完全不同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工农群众的新型的革命政党。1922年7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有了统一战线思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建设群众性大党的任务。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群众党’”。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6](pp.90-92)。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初步形成。
毛泽东在领导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上，群众观点又有了理论上的提炼。1925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7](p.9)。这从政治立场、从革命任务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工农群众。1926年，《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提出：“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5](p.39)。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了必须依靠、联系农民群众的重要性为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继续指明了方向。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紧迫感、使命感空前强烈起来，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争取群众是现时的总路线”[8](p.314)。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完全成熟了。此后，毛泽东发表了一些论著，如《查田运动与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进一步发展。
二
一个担负领导责任的党，有革命纲领，能密切联系群众就够了吗？不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完全成熟，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道路也走对了，但初期为什么还会遭受挫折呢？问题出在是按马列主义本本、苏联经验办事，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即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问题。
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问题，1925年底，蔡和森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应当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9](p.24)。但这样的思想没有被当时党的主要领导接受。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思想路线、思想作风问题日益突出、尖锐起来，毛泽东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告诫共产党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指出：脱离实际“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批评那种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盲目执行所谓“上级”指示，是形式主义。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10](pp.50-55)。这里提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必然导致指导与实际相脱离，导致领导与群众相脱离。在正确思想路线、作风指导下，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不仅提出了党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新形势下必须建立新的优良作风的任务，而且身体力行，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而中共党内的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则死抱马列教条，硬搬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对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进行了打击、迫害。批判毛泽东“农民中的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犯了“等待主义”的错误，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撤销了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左”倾教条主义、唯心主义指导，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绝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丧失；白区党组织完全遭到破坏。
从血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懂得了教条主义害死人，懂得了毛泽东提出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压倒多数否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的领导地位。这不仅意味着错误的军事路线得到彻底的扭转，同时意味着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也得到扭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开始在中共党内起主导作用。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到达陕北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开始着手在全党、全军进行思想路线、思想作风的建设。1936年至1937年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为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与思想作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10](p.100)。这从军事实践上强调了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论》中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并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还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0](pp.122-136)。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要反对那种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的教条主义懒汉[10](pp.149-150)。从又一个理论角度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性及其基本原理。
这一时期，刘少奇在总结白区工作经验教训时也强调了要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11]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同志起来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以后，又经过整风运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与思想作风开始在全党确立起来。以后，毛泽东一直把思想作风与学风放在党建的首位，这使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不仅转危为安，而且重整旗鼓，迎来了在艰苦八年抗战中的大发展。
三
思想路线初步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了党建的新形势：一是正确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以后，彻底肃清错误路线及其流毒，还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组织路线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到了应该彻底纠正时候了。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使全党同志，包括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同志，能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得到提高，实现全党大团结，成为重要任务。二是毛泽东为的党的领导集体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全党指导思想，全党需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实现新的大团结。三是整风运动需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四是在广大根据地需要正确处理好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有新的方式方法及作风。五是处理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也需要有新的方式方法及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着重在两个方面培育：一是处理党内的关系；二是处理党外的关系。
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党内也有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在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错误的组织路线和残酷斗争的手段。在党内关系中培养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在遵义会议端正了思想路线以后。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要纠正组织路线中的错误，指出：“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10](p.177)。还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10](p.150)。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并指出：“左”倾路线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些教训，“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前提”[10](pp.284-285)。号召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扩大党内民主，党员、干部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实际上已不仅从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方面，也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要培养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与毛泽东相配合，会上张闻天也提出了“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反对党内压制民主，压制自我批评的倾向”[12](pp.720-721)。以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共产党内来说特别重要，“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13](p.339)。“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14](p.408)。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其中要求全党“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15](p.147)。1942年毛泽东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强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16](p.418)。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倡导下，全党、全军都开始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处理党外关系中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基本上是在1937年以后开始逐渐提出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不仅从处理中共党内关系方面，也从做好友党友军的团结工作、做好民众运动工作方面，提出了要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1942年毛泽东写了《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强调：“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16](pp.395-397)。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文件时，毛泽东发言再次强调：“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12](p.369)。1943年10月1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又强调在处理党政军民关系方面，各方都应多作自我批评。要求“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17](pp.100-101)。从1942年到1943年，自我批评基本上已确定为处理党外关系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还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加以提倡，认为可以用它指导各项工作。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成绩和缺点，就是分析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13](pp.73-74)。以后又谈到：“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和不对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13](pp.254-255)。这样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到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来认识和提倡。即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不断进步。这样就在思想方法上奠定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理论基础，为其成为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工作关系和个人问题，处理党内外关系、党群关系等各方面的普遍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这对培育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起了强大推动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宣传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在中共七大上他多次讲到“我也过有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13](pp.297-298)。可以说毛泽东做了党内自我批评的表率。再如国民党人士邱琮到延安访问后把批评意见和建议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相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14](p.75)。这是在接受批评方面做了表率。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并非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在全党确立起来（确立的曲折过程另文详论）。但在毛泽东及其他很多干部的共同倡导和垂范下，随着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胜利结束，在中共七大上，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新党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18](p.117)。这标志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已用法规形式在党内确立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中国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使中国共产党日益赢得人民群众和各界友人的衷心拥护。正是在此基础上赢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培育、发展，与理论提炼、写进党章，凝聚了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心血，而毛泽东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四
毛泽东始终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就说：整风“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16](p.422)。建国后，毛泽东多次领导了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要求通过整风运动”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19(p.72)。接着1951年到1954年又进行了整党及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进行了严肃查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极刑。1963年到1965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整党整风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出发点都是好的，也有积极意义，但1957年以后的整风运动，由于受到“左”的思想指导，产生了一些偏差。尽管如此，毛泽东坚持不懈地抓党的作风整顿，对执政党作风建设高度重视，是值得肯定的。
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首先抓保持优良作风，去掉不良作风，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20](pp.1438-1439)。1963年毛泽东专门为中央起草了《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党内指示，希望戒骄戒躁，把学习别人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定为制度[21](pp.347-349)。
（二）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也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新中国一建立，1949年10月毛泽东再一次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生活、衣食等方面仍然十分俭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带头不吃肉，对子女也严格要求。
（三）发扬光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克服官僚主义。1945年7月，毛泽东提出跳出“其兴渤，其亡忽”的历史周期率的办法，指出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是要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继续依靠人民群众。新中国建立后不久，1951年毛泽东向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提出必须重视人民来信。1957年毛泽东又谈到：“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难于原谅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958年再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扫掉官气。1964年毛泽东多次从认识论高度强调了要依靠群众、联系群众。
（四）发扬实事求是作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了推动调查研究，毛泽东向全党印发了他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并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
（五）发扬民主作风。从1945年毛泽东答历史周期率，到1949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都强调了要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1956年八大又强调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强调了“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的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
因为地位、环境、物质条件的变化，毛泽东还注意到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新问题：
（一）为培育创新作风开辟了道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发扬创新精神探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问题，更是封建社会特别长的中国面临的全新问题。要长期执政，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有创新精神，需要培育新的作风——创新。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虽然毛泽东还未明确提出培育创新作风，在执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创新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他大力提倡创新精神，已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人培育创新作风开辟了道路。
（二）开始进行作风的制度建设。194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5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此外，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1962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强调了党要管党，最关键、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纪委、监委的建立，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党纪党规的完善等，使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此外，1957年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8年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文件，向全党全国推广鞍钢的经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在毛泽东的亲自垂范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这对于党的作风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很多关于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理论，是正确的，为执政党作风建设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但在实践过程中，有的做得较好，有的做得不够好。特别是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党的很多优良作风遭到破坏，作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都走了弯路。所经历的曲折，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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