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两篇历史小说的再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两篇论文,陈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3-101-05
陈翔鹤的短篇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先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11月号和1962年10月号上。这两篇小说是巅峰之作。从历史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两篇小说尤其是《陶渊明写〈挽歌〉》中，陈翔鹤古典文学研究精神的渗入使得作品与时代形成了一种“隔阂”。这种“隔阂”的特殊性在于既没有进入十七年文学思潮的“主流”，也并没有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反动”色彩。正是这种“隔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解读，使得我们今天将《陶渊明写〈挽歌〉》直接解读为“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而忽略了其与《广陵散》之间的区别。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认为“经历各次运动的打击，知识分子的心态不敢再作直接的表露，只能通过历史故事曲折地表现”，并以《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陶渊明写〈挽歌〉》为题专节作了分析，而基本未提及《广陵散》。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仅对两文作了简单的内容概述，未作进一步的评析与区分。董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在这点上的意见较为中和，认为“相对而言，写于1962年的《广陵散》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指涉更加明显”。因此，重新讨论这两部作品的文学史地位还有必要。
一 从作家到学者：主要社会身份的转变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誉沉钟社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此时，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之一、35岁的陈翔鹤已于一年前返回了成都老家。此前的七年，他一直在北京、曲阜、吉林、青岛、邢台等地奔波教书以为谋生之业。而《沉钟》半月刊也在1934年2月28日最终停刊。这似乎预示着，这位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将要告别他的作家事业。
虽然奔波于北方以教书为业，但他依然能够像大学时代那样，在比较稳定的时间里和沉钟社的同道至交们一起，“或是凑到谁的小屋里，或是坐在北海公园的树荫下，相互倾诉生活中的艰辛、艺术上的感受，共同制订各种各样的创作、翻译和出版计划”[1]。而回四川后，这种创作与交流的活动就不得不趋于减少甚至停顿了。据陈翔鹤在文革期间留下的材料，归川之后到1948年间，他于谋生之外，陈翔鹤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主持文协成都分会的相关工作上[2]。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身在川中的陈翔鹤也不例外。1938年，共产党决定在成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作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在《华西日报》工作的共产党员、陈翔鹤的友人赵其文认为陈的条件比较好，便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共有关组织随后派周文与陈翔鹤联系，作发展他入党的工作。1938年5月，周文根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决定，在成都会同朱光潜、罗念生等筹备分会，陈翔鹤与赵其文等都参加了筹备工作。7月，陈翔鹤被批准为中共党员。第二年即1939年1月14日，文协成都分会正式成立，陈翔鹤当选为理事，并被选为会刊《笔阵》的常务编委。1942年又兼任分会秘书，1943年被选为分会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工作。所以陈白尘说“自从成都文协成立以来，特别是周文、沙汀离去以后，直到一九四七年被迫停止工作为止，可以说，陈翔鹤同志始终是它的核心人物”[3]。这一段时间里的陈翔鹤，主要是作为一个抗日的革命者、社会活动者与编辑出现的。
共和国建国以后，陈翔鹤一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1950年春，他被任命为川西文教厅副厅长；“三反”后请求调离而转往川西文联，1952年又因整理印发《柳荫记》的一种旧剧本给戏剧界的代表征求意见而受到文联党内的尖锐批评，被认为“在剧改问题中的保守思想相当严重”[4](P152)。陈翔鹤因此再次请求调离，进行专业创作。
1953年冬，陈翔鹤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任古典文学部副部长，负责筹备并主编《文学遗产》，就此开始了其长达十余年的古典文学刊物编辑与研究生涯。这成为陈翔鹤付出最多心血的工作重心，也成了他最稳定的社会身份。
知识分子在共和国建国前后的身份转变，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沈从文在建国后几乎停止了创作，开始学术研究。陈翔鹤的转变与之有些类似，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被时代语境所“胁迫”的成分要相对少一些，毕竟，从3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社会身份就在逐渐的转移之中。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陈翔鹤，“虽然称得上是一个踏实的作家，但客观地说，到底还不是一个革命者”[1]。直到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投身革命文艺活动。此后，原本以小说创作为主的陈翔鹤转而进行更具有战斗性和号召力的杂文、散文写作，偶有小说创作，如写汉代李陵的《刀环梦》也是应时之作。可以说，人生的变动逐渐将陈翔鹤推离了青年时代的文学轨道，经历了共和国建立初年的一番波折后，最终走上古典文学编辑与研究的道路，实现了由作家向古典文学编辑与研究的学者的身份转换。从《文学遗产》1954年3月1日创刊到1963年9月之间，陈翔鹤除主编《文学遗产》周刊463期之外，还编辑增刊十三辑，选集、讨论集六部，从刊物筹备到第18期出版，他只有一个助手协助工作；1954年9月以后，才调入三个编辑人员组成编辑部[5]。这十年间，“他的全部精力已放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上，整天接触的是古人的诗文和今人对古人的评论，事实上已无暇去搞创作了”[6]。因此，到1961年想写《陶渊明写〈挽歌〉》一文时，陈翔鹤还特意请了创作假在西山疗养所才得以完成。
二 从“陶渊明大讨论”到《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曾屡次对他的好友冯至、陈白尘、赵其文等提到，他要把庄子、屈原等12位历史人物的事迹写成小说。赵其文曾回忆：“我们在成都时，有天晚上他和我谈到过他很喜欢庄子、屈原、贾谊、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李商隐等(他原说的是十二人，可惜我记不全了)的作品”，并“打算以上述诸人的事迹为题材，写十二篇小说”[7]。这时应在1935年，因为1940年春夏时节赵其文便因形势所迫隐蔽到“川南一个小县里”[7]了，直到1954年之后两人才在北京重逢。所以，至迟到30年代末，陈翔鹤便已经产生了写作系列历史人物小说的打算。
但陈翔鹤既没有依年代前后，先写投江汨罗的屈原；也没有按个人兴趣先写他“尤为欣赏”的，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不止一次向好友冯至谈起的“嵇叔夜在受刑之前从容不迫顾日影而弹琴的事迹”[8](P3)，却偏偏先写了陶渊明写《挽歌》。
1960年，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虽然充满了大跃进的话语，但在台下听报告的陈翔鹤似乎注意到其中一段话：“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点来决定选择什么题材和采取什么表现形式。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引人入胜的历史传说故事。”这之后兴起的关于历史剧创作的讨论以及《文艺报》在1961年第三期上刊登的由主编张光年亲自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陈翔鹤无疑都看在眼里。进入第二个十年的共和国似乎为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准备了最合适的写作气氛。
但促使陈翔鹤决定首先以陶渊明为创作题材，无疑还有更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一年前那场由他亲自主持的“暂时告一段落”了的“陶渊明大讨论”。1958年末，“因为在某些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大纲中，把陶渊明划为反现实主义的诗人，许多人不同意这样的划分”，而在《文学遗产》上展开了一场“对于陶渊明评价问题的讨论”[9](P6)。讨论从1958年12月21日起到1960年3月底止。《文学遗产》编辑部从中选出部分文章结成《陶渊明讨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陈翔鹤执笔完成了署名为《文学遗产》编剧部的讨论集前言，对“讨论中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有关论点”作了概括和介绍。《前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讨论的缺憾做出的总结。尽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陈翔鹤在总结中的提法显得谨慎而持重，对“过多的否定”和“估计过高”都予以批驳，重申了在“阶级限制方面”应该“做应有的批判”[9](P8)，并没有对讨论作出更明显的倾向性总结，因而削弱了他个人的色彩。但是，从他在1962年底与冯至的交谈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陈翔鹤说，他“作为刊物的主编，自然也要对陶渊明做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这样的讨论对于推动古典文学研究是有益的，但大都是围绕着陶渊明的诗歌是否现实主义、有多少现实性和人民性等问题进行争论，而对于诗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注意不够”[8](P7)。显然，陈翔鹤对陶渊明研究中过于政治化的倾向有所不满，为对诗人个性的漠视而遗憾。这个遗憾一直萦绕在陈翔鹤心头，虽然作为《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认为自己不合适写讨论文章参加讨论[10]，但当讨论告一段落，在四个月后的1960年7月底，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那段讲话引起了陈翔鹤的注意，他显然找到了一种合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点”，足以弥补他不能参加那场讨论畅谈自己观点的缺憾的方式——写作历史小说。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可以注意，《人民文学》的编辑涂光群后来在《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中回忆说“60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气氛较和谐、宽松，创作也渐趋活跃。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剧作家陈白尘是陈翔鹤的老友，遂向陈翔鹤约稿。翔鹤……于是欣然应白尘之命(写出《陶渊明写〈挽歌〉》)”。但在当事人陈白尘的回忆里，《陶渊明写〈挽歌〉》是陈翔鹤写完之后投稿给陈白尘的[10]，这一说法在我采访陈翔鹤之子陈开第老先生时也得到了确认。可见陈翔鹤是在一种特殊的触发之下主动去创作这篇历史小说的。对于一位久不写作、常对老朋友的问询约稿回复“写不出”的老作家来说[10]，这种触发的特征尤其明显。
针对“对于诗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注意不够”的缺憾，陈翔鹤试图从“‘知人心’方面来描绘历史人物”。冯至也十分同意陈翔鹤的这个想法，并认为“这样做……探索诗人的精神世界，也许会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理解吧”[8](P8)。这恰陈翔鹤写作《陶渊明写〈挽歌〉》的重要的初衷。《陶渊明写〈挽歌〉》对于陶渊明死生自然的思想的抒写，回应了其在讨论集前言以及与冯至的交谈中对于陶渊明大讨论缺点的总结。因此，与其说《陶渊明写〈挽歌〉》是“知识分子心声的曲折表露”，倒不如说它是陈翔鹤对陶渊明大讨论的一种个人表达，是小说版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
小说体现出“研究论文”特征最明显的是其中对于相关古典诗文的直接引用。例如，小说中写道“在身体健康方面，虽说陶渊明自四十一岁归田以后，即‘躬耕自资，遂抱羸疾’，但在六十岁以前，他却仍然不断地参加部分劳动”，又比如写到慧远“这种毫不理会大家的态度，给陶渊明以一种大有‘我慢’之概的印象？而这种‘我慢’，又正是慧远本人对陶渊明所时常提起，认为是违反佛理的”等等。这种直接引用古典文学原文，甚至不加解释的写作方式，本不符合写作的常规。姑且不论阅读上可能对读者造成困难，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自身创作能力的枯竭，一般为许多作家所力避。但如果学者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很常见的一种论文写作手法。
三 从《陶渊明写〈挽歌〉》到《广陵散》：“知人心”，更知己心
《陶渊明写〈挽歌〉》在《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发表后，受到了欢迎与赞誉，冰心、黄秋耘相继撰文评论赞赏。陈翔鹤从中受到的鼓舞，他终于决定把自己最喜欢的嵇康投入小说写作之中了。由于个性的偏爱，这篇小说也有着更为浓重的个人情结，其中所寄寓的作家意识也更为自觉。
与《陶渊明写〈挽歌〉》不同，陈翔鹤特意在这篇小说后面加了一篇《附记》，显然，对于嵇康，对于“广陵散”，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说。《附记》开头说：
这篇故事是想通过嵇康、吕安的无辜被杀，来反映一下在魏晋易代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夺王位和政权，一些具有反抗性、正义感的艺术家们，曾经遇见过怎样的一种惨痛不幸遭遇。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就是那样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
《附记》后文又对“竹林七贤”、嵇康的性格、嵇康的死因以及嵇康著作中常用的“季世”等作了分析。表面上，这些分析以概说与论述的形式补充了小说的背景与材料，这大概是陈翔鹤作《附记》的主要目的。但如果细读的话，可以发现分析中反复提及并强调了嵇康所处的时代，是魏晋易代、封建统治阶级争权的时代。这本是显见的历史事实，陈翔鹤却要在附记中反复加以说明，其中盖有深意。《陶渊明写〈挽歌〉》的发稿人陈白尘在事后的回忆，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点信息，陈白尘说：“当他《广陵散》写成……或许由于我的庸俗，或由于我有了些莫名的预感……主张暂缓发表。特别是篇末的‘附记’，说嵇康如生于今日，定然是音协的领导人云云，更似乎欲盖弥彰了。”[10]今天回过头来看小说与附记，我们当然再也不会以为其中包含了什么“险恶用心”以至“欲盖弥彰”云云，但是陈翔鹤当时，或许已经察觉到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危险”，试图通过附记来加以澄清。前面所引述的附记开头，将嵇康放在今世应该是“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与魏晋易代之际“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特别作了对比，以显示出两者的不同，划清两者的界线，多少有些无奈。
如果说《陶渊明写〈挽歌〉》“在平淡、有节制的文字里，表现了主人公对‘艰难坎坷的一生’的感慨，和对死生的旷达和超脱”[11](P145)的话，《广陵散》所写的嵇康，则更有“素性热烈”的陈翔鹤的影子(参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载陈翔鹤1932年3月11日致杨晦信。)。陈翔鹤不是那种真的淡然出世的隐士，虽然他早期的小说中“抒情的，浪漫的色彩比较浓厚”，“共同的特点是伤感”，“使人读后感到悲怆、甚至意气消沉”[8](P5)，但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这更是一个热情、激昂、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杨晦就曾说20年代与陈翔鹤相识后“彼此接触得稍微多了一些”就“发现翔鹤……无论对朋友、对生活、对社会、对艺术，态度都是极为真挚诚恳、严肃认真的”[1]。50年代，陈白尘在北京与陈翔鹤重逢，“问他为什么辞去教育厅长的要职而来当个副刊的编辑时，他只愤愤然说：‘啥子厅长呦，干不来！’”60年代反右倾之际，陈翔鹤所在的文研所党支部让陈白尘去做陈翔鹤的工作，让陈翔鹤“做一次略为像样的检查”，结果“一见面，翔鹤以对不受欢迎的人的态度说：‘你来做啥子嘛？我没有错！我对得起党，我不检讨！’”[10]显然，与世疏离、“面对纷扰的世事时遗世独立”得沉默甚至一任生死，不是陈翔鹤的个性，傲然不苟同当时，“在沉默中爆发”甚至不惜以身相抗的嵇康，倒更合乎他的心声[12](P116)。
两部小说中对话使用的分量有所区别，在《陶渊明写〈挽歌〉》中，作者多第三者视角的叙述性写作，对话描写较少；而《广陵散》中对话的分量明显加重了。从表面上看来，“对话”直接出自人物之口，比第三人称叙述更为客观。但是仔细考量这两部小说，就会发现，直录式的对话多出于作者的虚构，反倒是转述性的内容有更丰富的历史材料作为基础。因此，对话就成了作者合理想象与创作的成果，而转述性的内容，因为更偏重叙述而非议论，对历史材料的继承要强于基于历史的想象。所以，就这两篇小说而言，第三人称的叙述比之对话要更为客观一些。换言之，对话的比重越大，小说中作者所掺入的自身情感也就更为充分。可以说，《广陵散》寄寓了作者更多的感情。
对于写陶渊明与嵇康两文的不同态度，陈翔鹤本人就有过比较明确的表达。他在给黄秋耘的信件里曾明确地说，《陶》文只是写出自己的想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他同黄秋耘谈起《广陵散》时，陈翔鹤的“神情忽然变得严峻、凌厉起来”，激动地说“不瞒你说，我也是同情嵇康的。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这不正是许多人的悲剧么？你本来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争，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在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致怨憎’。”[13](P163-164)
显而易见，《广陵散》对于时代纷扰的感慨比之淡然从容的隐士陶渊明写《挽歌》的生活，明显要沉重得多。从总体上来说，《陶渊明写〈挽歌〉》还是本于《挽歌》诗这一古典文学资源本身所具有的思想倾向的。相比之下，《广陵散》则更加鲜明地写出了陈翔鹤心目中的嵇康，“边愤慨不胜地说着，边捏紧着拳头，伸出了他那筋肉隆起、强壮有力、时常打铁的胳膊来？”“‘鼠辈，小人，……真正无耻之尤，虚伪无耻已极！……’嵇康仍然不停地在地下回旋着。”这种无所本的描写恰恰是《广陵散》中最具个人气质与鲜明特征的部分，与作者本身的精神联系也更为紧密。《广陵散》相比于《陶渊明写〈挽歌〉》更适合、也更应该成为陈翔鹤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并成为这一波历史小说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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