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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虽然出现了一批下岗再就业的佼佼者，但毕竟是少数；多数下岗者还未摆脱拮据。若久拖不决，将给社会稳定造成负面效应。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国有企业下岗待业的人员逐年增多。这虽为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社会经济发展所难以完全避免，但如果处置失当，久拖不决，不仅会给下岗人员及其家庭带来直接影响，也将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下岗职工知多少
国有企业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以及一些难以避免的工作失误等等因素，一时间企业职工纷纷下岗，等待再就业。
据估计，现在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已达2200多万人，其中已下岗者少说也有1000余万人。下岗人员中的许多人，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工种适应性差，这就给再就业带来相当的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是一人下岗，而是夫妻双双待业，仅靠企业或社会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过活，其困顿则可想而知。
减人增效大势所趋
北京观察家认为，企业减员乃克服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弊端，深化企业改革以及向科技要效益之所必然。
笔者眼前有一例证：山东兖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90年代初尚处于亏损困境不得解脱，后来实行改革，使原煤生产人员由1990年的2.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1.6万人，其中综采生产及辅助人员由5000人减至1800人，而原煤产量却由减员前的1007万吨增长到去年的1864万多吨，实现利税12.24亿元（人民币，下同），从而一跃成为全国特大型煤炭企业中的“龙头”。
对于下岗分流职工，该企业则千方百计兴办非煤产业，不仅吸纳了近万名一线下岗人员，而且也使昔日单一黑色的煤矿变成色彩缤纭的新天地。眼下整个公司的非煤产业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占全矿销售总收入的1/3。
由此可见，职工下岗分流确能予企业以生机；如果企业在主产品之外的其他相关产业发展起来了，下岗职工再就业不仅增加了机遇，也会使个人收入有所增加。
鱼龙混杂须辨析
在下岗待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迫于无奈，身处困难，但也不尽然。
据报载，武昌市有的下岗人员身穿“梦特娇”名牌西装，手持“大哥大”，每月均“打的”（搭“的士”）前往原就业单位领取下岗工资或者失业金。这些人名义上已办理了下岗待工手续，等待再就业，实际上有的已经自己办了个体企业，当上了老板，有的业已找到了打工差事，只是为图享受原单位的救济金、公费医疗以及各种补贴而不肯在原单位注销“户口”。
另有一种情况是，自己不争气不出力而被企业列入下岗行列者。如湖南省造漆厂改革劳动用工制度，首批下岗的45人中竟有11人为大中专毕业生，其中两人还是名牌大学出身。究其下岗原因，仅仅缘于他们工作不负责任，经常迟到、溜岗、自由懒散，且屡教不改。
多方设法再就业
应该说，大陆眼下存在如此庞大的下岗待业大军，已引起当局高层的极大关注。总理李鹏强调，破产企业变卖资产的收入要先安置职工，再偿还债务。对部分亏损企业，在实行以产定人、减员增效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减免贷款利息，帮助富余人员分流和下岗人员再就业。他还要求各地由地方财政、企业和社会保障基金多拿出一点，建立再就业基金。据此，国务院还出台了一些相应政策，采取了若干措施；各地各部门也在千方百计为安置下岗人员再就业创造条件，提供方便。
最近，国务院还专就企业破产兼并职工再就业问题发出通知。通知称：要妥善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其费用从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转让所得中优先拨付；不足部分从处置无抵押财产所得中依次支付；破产企业财产拍卖所得安置职工仍然不足的，按照企业隶属关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担。职工安置费一律拨付到再就业服务中心统筹使用。这样即可确保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生活无虞。
由国家扶持地方单位成立“劳动就业服务企业”，重点安排下岗待业人员和社会失业人员。政府对这类企业实施优惠政策，3年免税，两年减税。此类企业的条件，一是必须属新兴办者，二是安置下岗或失业人员必须占当年从业人员总数的60%。北京市已有13个区县和食品、轻工等5个总公司组建起此类生产自救基地，计划今年再建15个。
建立职业介绍机构。全国劳动部门已在城乡建立了4000多所，社会团体、机关单位和私人开办的亦达5000所，农村建立的此类劳动服务站达2.7万多个。
各省市为安置下岗人员也出台了一些办法措施。福建省厦门市决定优先把已婚、有子女的下岗女工招聘为物业服务单位职工。北京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号召个体私营企业会员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积极优先招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就业。辽宁省丹东市某合资企业强行向职工收取1000-3000元的所谓“风险抵押金”，不交者即勒令下岗。该市总工会依据劳动保护法与资方进行交涉，千余名工人的不合理下岗问题得到制止，从而保护了工人的正当权益。江西省南昌市从文化素质较高的下岗职工中选聘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已安排了669人。这些人当上了“婆婆妈妈官”之后，既解决了自身的生活问题，也为充实居委会组织、提高其工作质量作出了贡献。北京市从去年6月起，市邮政中心局先后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首钢冶金设备厂、北京重型机械厂等6家单位建立劳务合作关系。通过签订劳务协议书，有组织地从这些单位输入劳务人员193人，其中包括44名女职工，既解决了邮政中心局通信生产人力不足问题，也为合作单位提供了部分职工再就业的劳动岗位。
自强不息创辉煌
阻碍下岗职工再就业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也有职工心理与观念上的主观原因。有些人的择业观念较为陈旧，跟不上变化了的客观现实。“一国营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外地人打工忙赚钱，本地人在家吃闲饭”等观念不改变，下岗后再就业问题就较难解决。有些人死守住“外地就业不去，离家远了不去，脏累差险岗位不去，内部调剂不去，月薪低于600元不去”等“五不去”防线，又怎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市场经济劳务市场之需求？
目前，在现实面前有些人改变了择业旧观念，脚下的就业路子也就广阔起来了。许多人不仅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而且还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据报载，辽宁省辽阳第一针织厂47岁的下岗女工陈玉清，现在已成为远近闻名“再就业明星”。她早年丧偶，一人独撑家业，下岗后靠擦皮鞋的收入供养一双子女上大学，赢得了赞誉。上海纺织工人邱德馨，下岗后曾先后试干过19种工作，最后在“家庭服务员”岗位上受到雇主信赖，成了大家争着聘用的“钟点工”。河南省长葛市地毯厂女工李秀玲，下岗后干起了养蝎养兔等特种养殖业，在市科委帮助下，建立起特种养殖研究所，其家庭养殖场逐步扩大到2700多平方米，招收11名下岗职工一起干，年创收达200多万元，固定资产发展到100多万元。她自家富了不忘众工友，先后帮助困难职工办起1135个家庭养殖场，使3100多名下岗职工及家庭摆脱了困境。许多朋友告诉笔者，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保姆（即家庭服务员）、钟点工再也不是外地进城打工妹的“专利”。这些大城市的当地下岗女工纷纷放下架子，走上了“家庭服务”的新岗位，有些勤快肯吃苦的女工月收入可达七八百元，比闲赋在家“死要面子活受罪”强多了。
观察家认为，眼下虽说出现了一批下岗再就业的佼佼者，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下岗者还在再就业问题上苦苦等待机会，寻求出路，摆脱经济拮据。这里，既有择业的观念问题，也有就业岗位不敷需要的实际问题。欲求根本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尚须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以为再就业人员或者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港《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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