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红[1]2001年在《初盛唐干谒诗论》文中研究表明干谒诗作为唐代诗歌中较为可观的客观存在，往往因其内容单调、多乞怜语而为人所轻。但是，干谒诗中体现出来的文人干谒心态对研究诗人、诗歌的意义以及干谒诗的写作技巧却是不容忽视的。本文选取初盛唐这一特定时期，力图从以上两个方面，肯定研究干谒诗的价值及意义。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初盛唐干谒之风与干谒诗的盛行。此分析在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及葛晓音先生《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一文的基础上展开。首先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人手，对干谒溯源，在对夏至魏晋选官制度的溯源中得出结论──干谒是荐举选官产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着重从初盛唐的科举、铨选与幕府制度叁个方面造成的广泛的荐举行为详细地分析了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原因。干谒在诗歌社交功用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与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确立在神龙元年得到了统一，促进了初盛唐干谒诗的盛行。 第二部分，初盛唐干谒诗的类型。与初盛唐多种多样的荐举方式相适应，干谒的具体目的也不同。本文在依据诗歌的写作时间、诗人及干谒对象的身份确定诗人干谒目的的基础上，根据干谒具体目的的不同，将干谒诗分为四类：求取科举人仕的干谒诗、求取荐举人仕的干谒诗、请求授官与调迁的干谒诗、请求人幕与出幕的干谒诗。并对每一类诗歌的特点作了简要的分析。进而指出此分析有助于了－解诗人的求仕道路。 ＿＿＿＿＿＼ 第叁部分，初盛唐干谒诗的内容特质与文人的干谒心态。初盛唐文人似蒸蒸日上的帝国之势赋予他们的精神气度、人生理想，认识干谒，从事干谒，从而形成了初盛唐于谒诗独特的内容特质及文人独特的干谒心态。初盛唐文人的强烈自信，在干谒诗中主要表现为对文章之才及经世才能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们始终抱着急切的干谒心态；在干谒诗中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体现出力图掩饰干谒行为的心态；而干谒诗中过分抬高干谒对象、贬低自己的内容特质，则是诗人人格压抑、心理压抑之后的表白，是诗人为求得干谒成功而对人格面具的使用。不同性格气质的诗人，表现出不同的干谒心态，而这种心态较大地影响着诗人其它诗歌的创，从而对唐诗内容的丰富与格调的多样有重要影响。 第四部分，干遏诗的写作技巧。干谒不仅是才能的自鬻，而且还必须得到干谒对象的认可，所以，干谒还是一种与权贵交往的艺术。自视很高的初盛唐文人，对所处的 一 二 一时代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的政治素质比较单纯，缺乏世故，不了解官场内幕，将干谒的成败寄托于干谒诗的优劣，从而倾心于干谒技巧的应用，使初盛唐干谒诗呈现出较强的艺术性。包括称颂对方及表达干谒愿望的艺术。称颂对方的艺术体现为内容与体裁的精心选择，干谒愿望表达的艺术性体现在互利、激将、恳求叁个方面。干谒之风的盛行，使初唐咏物诗体现出以咏物表明干谒之志的特征，在这种兴寄传统的影响下，初盛唐文人直接以咏物诗干谒，进而形成了表达干谒愿望的固定的咏物意象，如桃李意象、大风意象、舟揖意象。修辞手法在干谒诗中的运用有利于充分展示诗人的文章之才。比喻的运用最为普遍，多用来委婉地表达干谒愿望。夸张也是干谒诗中常用的修辞手法，多用于对干谒对象的称颂，典故的运用则兼顾称颂对方及表达干谒愿望两个方面。
王春苗[2]2013年在《初盛唐文人干谒与诗文研究》文中提出初盛唐是中国古代文人干谒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其取士和选官制度的流程和特点为文人干谒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干谒目的的不同,初盛唐时期的文人干谒活动大致可分为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干谒和与授官和调选相关的干谒两大类,其中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干谒包括与常科考试相关的干谒和与制举考试相关的干谒；与授官和调选相关的干谒包括与守选和铨选相关的干谒、与荐举相关的干谒以及与入幕相关的干谒,每种干谒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由于不同时期统治者采取的政策各不相同,文人干谒活动的兴盛程度和特点也有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唐代初期国家各项制度尚不完善,“勋亲固位”的观念较重,因此文人干谒活动较少,类型也较单一;到了武后实际掌权时期,朝廷大量起用新进之才,激发了大批文人干谒入仕的热情,唐初的荐士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唐玄宗统治时期,朝野上下逐渐形成了“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文人干谒达到空前兴盛。初盛唐干谒诗与干谒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上都展现了初盛唐时期独特的精神风貌。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活动呈现出多种姿态,文人们干谒时的心态也各异,反映在他们的干谒诗与干谒文中,内容上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强烈自信与狂放不羁、矛盾徘徊与苦闷压抑、委婉含蓄与不卑不亢、奉承吹捧与卑躬屈膝。初盛唐文人干谒活动蔚然成风,对干谒诗文乃至其它题材诗文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诗歌方面,初盛唐文人干谒带动了边塞题材、山水题材和咏物题材的诗歌的发展,对诗歌艺术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方面,初盛唐文人干谒促进了唐代文体文风改革,形式上由骈入散,内容上一改六朝绮靡柔美的文风,为散文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由于功利目的的驱使,文人干谒也对诗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产生了一些面目雷同、哗众取宠的作品。
韩立新[3]2013年在《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80年代以来，唐代干谒诗开始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学术巨擘和青年学子继踵涉足，成果涌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特色研究领地。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干谒诗形象建构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这对于作为一种彰显人际交流功能、突出反映当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文学作品而言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因为对干谒诗概念界定的分歧，出现了同一首诗，有的认定是干谒诗，有的则认为不是干谒诗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谒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为此，笔者通过考察干谒过程的诸要素，初次提出了“谒事诗”的概念，将谒事诗分成干谒诗、省谒诗、送谒诗、行谒诗、答谒诗五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干谒诗的研究样本，考察了其塑造的士人干谒形象。研究发现，随着唐朝由盛转衰，士人干谒形象逐渐从积极性向复杂性和消极方面演化，最终演变成了私恩结聚、攀附权贵的丑陋形象。至此，干谒诗似乎有了革命性的一面，它以日益庸俗化的面孔和方式，成了动员和号召“游离统治中心”的舆论动员工具，干谒的士人通过向统治阶级权力中心的靠拢而渐渐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如果说，送谒诗促进了干谒群体的群体心理形成的话，省谒诗则是与这个炽热的群体心理所不同的一种个人意识的生长和觉醒。正是这种觉醒，成就了唐代省谒诗的现实批判精神。到晚唐时期，干谒诗人在省谒诗中表达的不满和愤慨的情绪渐渐演化为一种士人阶层的社会情绪，成为晚唐社会分裂的原因之一。研究发现，追求仕进的文士在封建专制体制压迫下，孕育出的是一种多面人格，既有以才用世、扬名青史的理想和为民请命、为国立言的浩气，也有阿附权贵、蝇营狗苟的猥琐和嬉笑怒骂、傲物特立的性情，可谓集高洁与瑕庸俗于一身。这种多面人在适宜的土壤下就会走向朝廷的对立面。有学者注意到了唐代文人背叛朝廷的这一现象，每当大乱一来,就出现“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将相,从逆比肩”的现象。研究发现，大多数诗人献诗之后得到的只是无尽的沉默。李白之所以愤懑，既有抱负不展之失望，也有倍受冷落之辛酸。李白的这种受冷落感，与投献诗作后每如石沉大海、微波不起的可怜结局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李白在干谒诗中表现的“理想的自我”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情趣。那么，李白为什么还会倍受冷落呢？为何未能因此干谒成功呢？答案是待诏翰林失败所引发的“玄宗之讽的流传”成了李白一生也没有逾越过的高墙。研究发现，干谒形象的塑造是干谒者对唐代统治者思想统治的体悟认同，干谒活动中的交际表演则是对当时官场潜规则的迎合。这种“两面人文化”深深地浸入仕进文化的骨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魅影时现。由此引发的“扇结钧党，私为盟敌”的干谒关系，最终成为晚唐朋党之祸的根源。
程砚蓉[4]2016年在《杜甫交往诗与唐代士人的人际交往》文中研究表明杜甫一生创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作为我国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诗歌中记录的事实的纪实性和真实性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些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了他与当时世人的交往活动,反映出杜甫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状况。而杜甫又是唐代士人阶层的典型代表,因此从他一人的人际交往状况可以窥探出整个唐代士人阶层的人际交往状况。故本文拟以杜甫诗歌中的交往诗部分作为主要的文本依据,对唐代士人阶层的人际交往状况做一定程度的探究。因本文是从人际传播学角度研究杜甫交往诗,此“交往诗”与文学意义上的“交往诗”并不完全相同,故在研究之前笔者给“交往诗”下了一个人际传播学视角的定义：本文认为,交往诗是反映人与人之间进行相互作用活动的诗歌,这种诗歌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既包括精神方面的互动,也包括物质方面的互动,从中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维系或破裂。根据以上定义查找后得出,杜甫的交往诗共有684首,交往人数至少为371人。本文根据杜甫具体交往对象的不同,将与杜甫产生交往和互动的社会群体分为士人、僧道、亲眷和市井百姓四大类,对杜甫与这四大群体人员的交往方式、交往内容、交往目的等进行分析,间或掺加产生交往和互动的背景阐述,并结合相关着作、史料,包括杜甫研究、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唐代道教和佛教研究等,采用文本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杜甫日常的人际交往情况及具体交往事迹,进而较为浅显地了解唐代以杜甫为代表的士人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交往情况,了解唐代士人阶层的风土生活、人情往来,并间接地透视出唐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及心理状态。本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绪论和五章正文。绪论部分为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选题来源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最后对本文相关的叁个概念——“士人”、“人际交往”和“交往诗”进行了梳理。第一章阐述了本文交往诗的查找原则,并介绍了杜甫交往诗的总体情况。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士人与其他士人、佛道、亲眷和市井百姓四大群体间的人际交往,研究具体的交往对象、主要的交往方式、交往内容以及交往目的,并试图从这些交往情况中分析唐代士人在交往中呈现出的一些问题。其中,第二章——杜甫与士人群体间的人际交往为本文的重点章节,因为此群体为杜甫的主要交往对象,无论是交往人数还是交往诗数量都是最多,本章末也分析了此群体成为唐代士人交往的主体对象的原因；第叁章杜甫与僧道群体的人际交往,研究之前笔者分别从唐代“叁教合流”的这一社会基础和“对心性的体认和发扬”这一思想基础两个角度阐述了二者交往的现实背景：第四章杜甫与亲眷的人际交往,本章将杜甫的亲眷分为家人和亲戚两类,并从这两类出发探讨杜甫与他们交往方式、交往内容和交往目的上的异同点,最后从这些情况中发现杜甫与亲眷的交往呈现出两点特征——重视家世与门第以及重视宗亲关系；第五章杜甫与市井百姓的人际交往,鉴于市井百姓群体中的人员繁杂,遂将其细分为乡间友朋、战乱百姓和行业人员叁类,去研究杜甫与此叁类人员在交往内容和交往目的方面的不同之处,此外本章节还分析了杜甫与市井百姓交往时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以及产生这种矛盾心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初盛唐干谒诗论[D]. 赵继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初盛唐文人干谒与诗文研究[D]. 王春苗. 青岛大学. 2013
[3]. 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D]. 韩立新. 河北大学. 2013
[4]. 杜甫交往诗与唐代士人的人际交往[D]. 程砚蓉. 安徽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