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文化再生产的价值与路径
高宏存1 ， 洪荣福2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2. 中共晋江市委党校 社科研究室，福建 晋江 362200）
摘要：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既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国家解决城乡发展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文化为魂，源于文化具有其它因素难以比拟的强大渗透性、催生性和导引性，牵引作用和带动价值极强。有别于单纯经济角度的文化本位，乡村振兴应该以文化再生产思维为统摄，审视其重大意义和文化价值，剖析其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探寻其有效实施路径。
关键词： 文化再生产；乡村振兴； 路径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水平迅速跃升、城市化率超过58%，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广袤乡村如何实现全面振兴解决城乡失衡？如何再造乡村文化延续文化根脉，解决人们精神需求满足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文化再生产之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价值何在？现代社会城乡经济文化共生共荣之路在何方？这些现实问题均事关乡村振兴的根本，亟需应对解决。目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动力与关键环节的探讨，学术界不少人认为，产业经济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关键。但这种思想明显带有循导城市发展轨迹的惯性思维，其实 ，乡村本质上仍是一个以乡风、乡情、乡习为纽带的生产生活集合体，产业经济虽对其产生较大影响，但文化再生产才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源动力。
一、文化再生产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与源动力
文明的进步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从终极目的看，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发展主体也是发展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乎乡民的发展提升，也关系到城市市民与大自然在现代社会的和谐统一。
1.城乡文化共存共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类从蒙昧、野蛮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时代走向农耕时代，从农耕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和一些地区已经迈入后工业文明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发展是以城乡同一为起点的，城乡发展呈现出城乡混沌一体——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再度融合的历史过程。人类文化发展轨迹可以归纳为：乡村文化主导期（原始朴素、农业为主的文化）——城市文化主导期（民主法治、工业为主的文化）——城乡文化共生期（生态科技、人与自然在现代社会和谐共存的文化）。从文化场域流变看，当前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大板块总体上是城市规模扩张，乡村人口外流、规模萎缩的过程，但乡村不会最终走向消亡，社会发展的结果绝不是城市文化代替乡村文化，而是城乡文化走向共存共生、互补互惠。事实上，城市化进程较早的欧美和日韩等国对城乡新共生模式已有丰富的实践与思考。1820年，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对这一概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他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设想的田园城市包含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城市应该是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被乡村包围以安排居民健康生活和工业需要的一种模式。[1]20世纪以来，凯文·林奇、科林·罗和弗瑞德·科特等人都主张将自然环境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倡导自然生态城市观，并有创见性地从历史传承的角度，从城市结构与形态继承性提出拼贴城市（collage city）理论。 [2]从1950年代开始，日韩两国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乡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出现过人口流出、土地浪费、景观破坏、环境污染、文化凋零等问题。但两国又能有效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对于乡村经济文化的冲击，有效保护乡村文化并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日本为了防止战后完全“美国化”并延续文化根脉，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1970年代初，韩国在全国开展了“新村运动”，这一举措不但推动了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也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留住了乡村文化资源，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欧美和日韩的经验证实，文化具有特殊的强大力量和再生能力，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的强大不应该也不能够代替和抹杀乡村文化。推进乡村文化的重塑与再生产，促使城乡文化在碰撞中新生，是实现互促互鉴携手走向未来社会的必由之路。
2.乡村文化振兴是更高层面“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合体。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即便科技再先进、社会再进步，人也离不开自然。回归自然怀抱，追求“天人合一”的协调，是解决生态危机与当前城市病的一剂良方。当喧嚣的都市无法安顿人们的灵魂，乡村则是朴实安详、恬淡、和乐之地，让人们感知自然、颐养身心、找回自我的幸福田园。即使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今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自然景观依然让人羡慕，乡土社会仍然是人类心中最朴实、最纯净、最神往的心理诉求。新儒家代表钱穆将“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核心价值，列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乡村文化的未来价值，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在更高社会形态的价值回归。
3.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和源泉。中国乡村反映着各地百姓生活习惯和自然环境特点，也是最富中国人文特色的地域空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 1899 年说到，“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3]中国学者讲得更深刻，“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乡土性的，土地是民众生活的核心，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存繁衍，造就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其常态即是‘终老是乡’。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指的是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范围，‘土’则表示乡村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延续的生存方式，这种立足于土地、植根于地缘和血缘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有着‘和而不同’的人文风貌与伦理规范。”[4]中国乡村，除了有乡村建筑艺术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海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艺术、民俗礼节、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民间约定、家训家风家教等。这是乡村居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的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乡村文化之于中国有着非凡的意义价值，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无法用经济话语指标来解读衡量。
4.文化是准确认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维度。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用“乡村”替代“农村”并不是简单的概念转换。农村是“三次产业”分类的结果，一般把从事农业产业为主的经济单元叫农村。乡村从古代以来则主要意指一个生活单位，它首先是一群人共同生活的地方。“有共同风俗习惯、文化和价值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叫‘乡村’。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5]显然，乡村并非产业经济概念，文化才是乡村的根本特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也意味着城乡发展布局出现重大转折，在这关键时期，推动文化再生产以全面振兴乡村，使其在后工业社会焕发光芒，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迈入更高层级，民族全面伟大复兴，实现文化深度自信的关键一环。
二、文化视角下振兴乡村遭遇的问题与困境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最特殊的部分在于其根深蒂固的伦理性观念。死刑来源于原始社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观念，而在古代的中国进一步演变为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该朴素正义观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却也成为现代社会死刑制度废除的最大障碍。
不仅如此，清朝离近代不远，流传下来的古钱币异常的多，这就使孟导手里的‘乾隆通宝’处境更加悲情。为了让孟导心服，老贾决定从基本知识讲起。这时有客人来买东西，叶总和来人去了店铺里面。
3.以文化更新为动力建设乡村精神文化家园。2017年首部《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发布，显示近15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城镇化浪潮下村落荒废、民风不淳、文化式微，旧村落成了村民心中的隐痛。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即使物质上富有，如果精神上匮乏，发展将难以为继。[13]重建乡村就是一个精神文化再生产工程，重建的是心灵的故乡。
用文化基因催生农业新业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文化要素具有“接二连三”的产业黏合催化功能，是催生乡村新经济“蝶变效应”的重要因子。当下时兴的创意农业、智慧农业、景观农业、休闲农业等就是创意文化、互联网文化、旅游文化与农业融合的结果。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有很大的不同，农业超越了原有的范畴，在多元要素融合之下，农业的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农产品（服务）层出不穷。在我国乡村旅游最发达的成都地区，形成了“文化+农业”“旅游+农业”“服务+农业”“互联网+农业”“‘双创’+农业”“生态+农业”等6种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9]在《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领域的创意和设计水平，推进农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的融合，建设集农耕体验、田园观光、教育展示、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园。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以文化休闲为主旨的“农业园”，从供给侧为提升农业能级指明了方向。培育“文化+”农业有利于以文化嫁接拉长产业链条，生成产业新生态，是推动传统农业向乡村文化型经济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
3.以破坏式建设改造乡村带来乡土气息缺失之殇。“一种称得上有所传承的中国建筑或许应该是一种能够体现其所处时代与地域的某些最珍贵的价值观以及最高的雄心壮志的建筑——一幢可视作一种可行之理想体现的建筑。”[7]但是在中国，大量富有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的城市老建筑被无情拆除，已经成为城市化进程之殇。当前乡村建设中，“楼群一片、千村一面”的风潮也值得警惕。一些“新村”建设照搬城市模式，脱离乡村实际，堆积了许多没有文化特征、简单仿效城镇的二、三层楼房，出现了水泥硬化过度，毁坏村庄原有道路、排水沟渠等问题，造成地面透水不足、自然生态失衡，破坏了乡村传统风貌和自然生态。一些乡村利用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大拆大建、建大公园、大广场、大标志、大亭子（牌坊、门楼、栈道）等“形象工程”，浪费大量资源。一些村庄为了“旅游创收”，一味选用大理石护栏和铺砖，用混凝土制造假山来“人工造景”，更是让人啼笑皆非。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乡村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忽略乡村民俗风貌和原生文化，破坏乡村生态肌理与文化根脉，必将给乡村发展带来难以修复的破坏。
导数作为函数在某一点处的瞬时变化率刻画了函数变化趋势(上升或下降的陡峭程度)，而函数的单调性也是对函数变化趋势的一种刻画，那么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有什么联系呢？(教师通过用超级画板演示曲线上点在运动的过程中，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切线的斜率符号的变化.)
三、以文化再生产支撑乡村振兴的路径思考
经济学上把循环往复的生产过程称为物质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创立者布迪厄（ Bourdieu）认为，“社会文化在社会结构和人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8]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资本、社会结构紧密相关。文化渗透于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再生产与乡村振兴战略所包含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目标息息相关，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思想统摄。
1.以文化再生产思维重塑乡村经济体系。重构富有生命力的乡村产业经济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布迪厄认为文化再生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认为这是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志性特征，这种思维为重塑乡村产业经济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
1.以工业化单一思维发展乡村经济缺乏持久生命力。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以单一工业化思维打造乡村经济的做法令人心生担忧。他们认为乡村经济落后，要发展乡村经济就必须引进工业，并且乡村缺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和优势，只能选择一些中低端产业。这种过度追求乡村经济工业化、产业化和利益化的行为，实际上扼杀了乡村可以不依赖工业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让乡村为此付出巨大且不可逆转的代价，思维模式上仍跳不出发展工业经济的窠臼，极大增加了发展的机会成本，也忽视了乡村文化所蕴涵的人文价值和社会功能，冲垮了乡村文化价值体系，是十分肤浅、短视甚至是危险的。事实上，打造现代化乡村产业经济体系必须找到乡村的比较优势，善于用好乡村优美的生态环境、纯洁质朴的人文环境和风韵独特的民间文化等优势，结合各个乡村的资源禀赋，有针对性地发展现代农业、传统技艺工业、休闲旅游业、康养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业态来促进乡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在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档口，构建乡村经济新体系不应重蹈工业化老路，而要坚持“后工业化”的视角和思维，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别是要将乡村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将信息化、智能化等现代技术植入乡村生产生活各方面，促进乡村发展蜕变，走出一条不同于城市经济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以后，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国人口老龄化开始了加速的进程，如何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养老服务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根据社会化的不同内容和不同程度分为四个阶段。
9.1.2小菜蛾 又名菜蛾、小青虫，一年发生5～6代，以蛹在田间越冬。成虫昼伏夜出，具有很强的趋光性。以幼虫取食危害。
3.1 课前准备 提前一周建立正、反方各四人的学生辩论队，明确辩题及各方观点。课前两天，各方将一辩发言稿交对方，据此有针对性地准备驳论和自由辩论。另选出主持人，负责流程推进和时间控制。并准备微辩论的席卡和计时器等。布置无线网以方便现场查阅资料。设计思维导图框架(图1)，准备好学生上课用的带有预设内容的不干胶贴纸(图2)。
乡村建筑设计需要保留“文化基因”。不同地域蕴含不同的文化基因，很多乡村都有丰富的历史记忆、民间习俗与乡土情感，乡村建筑空间正是乡村文化特色可视性、可识别性的直观呈现。乡村建设更新，应把系统保护民间建筑风貌和文化资源作为根本原则和底线。[12]2017年发布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强化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珍贵遗产资源保护，推动遗产资源合理利用。事实上，凸显文化底色是解决乡村建设过程中同质化的基本举措，也是促进建筑空间与社会环境协调呼应的重要途径。浙江桐庐在建设旅游厕所时，巧妙地融入非遗项目——“绣花鞋”的元素，在厕所的外观上着力体现地方文化，打破了厕所一贯以白色、普通中式建筑为主的建筑形式，使厕所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突破了厕所的原有功能，也展现了地域人文特色，给游客一种别样的美好体验。可见，乡村新一轮建设要促进乡土文化基因与现代文化品味的相适应，在继承和创新中融入现代社会，从而实现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用创意社群培育乡村经济新增长点。乡村振兴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年轻劳动力的流失。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使得乡村中年轻人越来越少，留下了老人、儿童、病人、残疾人。在今年6月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2030——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埃内斯托·奥托内就提出，“不少农村地区，人在流逝，在老化，在消失。这个不仅需要改善生活水平，还要给年轻人提供条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仅要制定相应政策，还要考虑我们能够给年轻人带去什么。比如：就业、机会，让他们能够获取技术，让他们和城市的人获得同样的服务、生活方式。”[10]应该说，我国为推动有活力、有创意的年轻人返乡下乡已经加大了政策力度。2015年、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不断呼吁支持农民工和城市青年返乡下乡创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过去5年内农民工返乡创业年均以两位数增长，截至2017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达到700万人。在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中，进一步促成“返乡精英”“进村青年”在乡村扎下脚跟，需要逐步告别乡村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优化完善乡村创意新经济的孵化机制，补足资本科技等相关要素，用年轻人的现代新思维为乡村经济培育新增长点。
2.以乡土文化特色再造乡村建筑空间。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乡村建筑与公共空间作为乡村产业和乡民生活的主要载体，能否融合当地文化特色、文化符号和乡愁记忆，成为乡村空间再造成败与否的关键。
乡村建筑与空间规划需要“文化定桩”。建筑空间是一种凝固的艺术，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村建筑与空间规划的准确定位需要“文化定桩”。建设乡村要对地方各种类型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和提炼，确定乡村物质空间和精神内涵的主题，以统领乡村经济社会和空间环境的各项实践。[11]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认为，经济水平提升后日常生活审美化会逐步成为民众的内在需求，把“生活转换成艺术”，把“艺术转换成生活”不属于城市专享，也是乡村现代生活的必需。例如，意大利博萨是一座让游客“美到窒息”的海滨小镇，在马拉斯皮纳城堡的背景下，绚丽多彩的房子令人惊叹，这个神奇的小镇正是以其建筑文化之美而闻名于世，博萨镇的建筑独特美丽、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因而，“文化定桩”应当成为乡村建筑的文化基底，成为规划设计的起点。不论是外观色彩的选择、村落整体的塑型还是道路景观的设计，乡村建筑与空间布局都应当呈现当地文化的灵魂。
设λ是F′(θa,0)在Sy上的特征值,它对应的特征函数是(u,v),则v=0,且u是方程的非零解。同理可知，上述方程没有大于或等于1的特征值,即σ=0。故当
用文化打造乡村品牌IP。互联网已经把我们带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人们生产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时间的碎片化，使得消费者的注意力变得稀缺和珍贵。在这个时代，能否成功吸引眼球、塑造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和品牌，已经成为产品能否获得市场认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日本的熊本县原本只是九州岛的小县城，经济相对落后。2011年，熊本县政府聘请文化创意团队，结合当地文化特色设计“熊本熊”作为该地区的吉祥物，开通了专属脸书和推特账号，给它一个特别任命大使的“公务员”头衔，通过一系列的全民营销活动，“熊本熊”在全日本一炮而红，推出不到三年，认知度达到全日本第一，甚至超越了米奇老鼠和 Hello Kity。据日本银行的计算，“熊本熊”出道的头两年（2011～2013年），“IP+娱乐”就为熊本县带来了 1244 亿日元的经济收益（约 76.3 亿元人民币）。熊本县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打造了“熊本熊”这个富有文化底色的品牌IP，极大地吸引了资金流和人流，增加了该县农产品、乡村旅游的文化附加值，与其说“熊本熊”卖的是产品，不如说“熊本熊”卖的是文化，卖的是故事。当前和今后，产品供过于求的买方时代已是经济常态，消费者会更加“挑剔”，其需求往往超越了产品自身功用，转而为产品背后的故事买单。这要求发展乡村的农业、旅游服务业等都应关注文化对于塑造品牌、吸引消费的重要意义，更要善于用文化思维方式抓住消费的内心需求、应用互联网迅速打响产品品牌。
乡村建筑空间布局需要引入“现代文化”。乡村建筑空间再造绝不是乡村旧貌的低水平重复，而应当成为乡村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契机。要改变乡村与现代科技文化脱离的被动局面，将便利于乡民生产生活的用水、用气、用电、用网和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设施纳入乡村空间布局，架起乡村与外部连接的信息之桥，破除乡村“信息孤岛”，消除城乡“数字鸿沟”。这也有利于增强乡村对青年人（互联网原住民）的吸引力，引流城市青年进乡、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实现互联网与乡村振兴地深度融合，使得乡村成为有别于城市的另一种现代生活场景，形成乡村振兴的智慧新模式。让人们在乡村也能享受互联网、智能化的便捷，让乡村生活保持着一种难得清幽的同时，现代生活品质却一点也不比城市差。现代城市智慧生活引入乡村是乡民生活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也为乡村振兴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2.以行政化方式建设乡村文化直接损害文化变迁。近年来，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乡村文化硬件设施和文化活动，在广大乡村改建、扩建、新建了一大批公共文化设施，推进乡镇文化站、乡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敬老院、农民体育健身馆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开展了文化下乡、科技下乡、医疗下乡等多种“送文化进乡”活动，力求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进入乡村。然而，这些出发点很好的文化举措，有一些最终结果却不太理想。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部分干部缺乏文化情怀与文化自觉，被动执行文化政策，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推送方式，对乡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设施“一建了事”，文化下乡“一送了之”，漠视文化政策“存活率”，导致成效不理想。二是部分文化政策的内生性不足，振兴乡村文化过多依赖“外力量”推动，供需错配频频出现，很多文化活动村民参与度不高，一些村民甚至被叫来“摆拍”“搞表演”，这种政绩作秀行为，导致村民产生很大的抵触和不满情绪。三是部分文化设施与活动不符合乡村文化特质与文化根脉，与“原生性”乡村文化异化疏离。由于民族、宗族、地域等元素的差异，不同乡村有不同的文化根脉与品味，不符合乡村文化品味的政策措施实际上是对乡村文化的破坏。因而，乡村文化举措如果不能促使原生文化在社会洪流中涅槃重生，就只能停留于表面，甚至会丧失乡村的文化灵魂，扼杀乡村文化生命。
乡村“文化认同”需要传统文化返本开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4]中华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代表，乡村既是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农耕文明的“载体”。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主张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走重在创新的“返本开新”之途。“返本”是民族性的根本要求，“开新”则是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民族性与时代性是辩证统一的，返本与开新也是辩证统一的。[15]乡村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要不断吸纳新思维、新技术，在坚守文化精神本真的同时，追求时尚化、潮流化、通俗化，以此增强文化生命力，活化乡村精神文明，丰富乡村新的文化内涵，筑牢乡村文化之魂。
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研究我们发现，经济思维、经济标准、经济话语占据着十分强势甚至垄断的地位。各项政策措施追求可量化、可考核的趋向看似无可厚非，但存在误区与风险。因为它忽略了乡村本质上是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空间存在，忽略了对乡村文化、乡民生活的深度关照。如果乡村社会丧失文化强有力的支撑，承载着乡民美好愿望的乡村振兴是难以实施和实现的。[6]
乡村“文化信仰”需要濡化对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今中国诸多矛盾都源于价值观的冲突。乡村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如铺张浪费、炫富攀比、厚葬薄养、封建迷信等问题比较严重，低俗、庸俗、媚俗文化充斥其间，都与价值观扭曲、文化信仰的缺失直接相关。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和行动向导，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营养，也吸收了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培育乡民的价值观既需要舆论宣传的引导与教育文化的熏陶，也需要良法善策的建构与实践感知的养成，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相互促进。
乡民“文化涵养”需要文明乡风贯于风俗。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再造文明乡风在根本上要从提升乡民的文化涵养做起，因为文化涵养是凝聚人们精气神的精神母体。乡村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不仅是文化涵养的外壳也是孵育文化涵养的温床，对于培育新时代的乡民素养意义非凡。解决乡村中存在的旧风陋俗要坚持立破并举，把自治、法治、德治结合起来，大力整治黄赌毒、封建迷信等突出问题，打击黑恶势力和涉农犯罪，把不良风气压下去，把良好风尚立起来。既要有效遏制不良风习的滋生蔓延，也要善做加法，用系统性措施培育新时代乡民文化涵养。进一步增强村级党群组织对乡民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改变部分乡村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立好旗帜树好导向。进一步推动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村民自组织的建设，通过开展乡风评议，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健康向上的民间舆论，促成富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新乡风。进一步积极传播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推进乡村移风易俗、敦风化俗，引导农民摒弃落后习俗，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4.以文化再造灵魂塑造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治理有效是乡村和谐发展、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在“皇权不下县”的历史长河中，文化对于促进乡村治理意义重大。加强乡村的现代治理也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的无形力量，增强乡民对于乡村社区治理、社区文明、社区习俗、社区生态的理念认同，以文化为核再造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
巧妙平衡柔性“熟人情”与刚性“法与制”。与城市陌生人社会形态不同，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乡村都根据血缘地缘业缘交织成一张复杂的关系网，村民之间往往根据与对方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序差格局”（费孝通），民间常说的“熟人好办事”，正是对这种社会形态的朴素表达。虽然这种熟人社会存在一定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治理的“法治性”，但也要看到“熟人情”并非毫无意义，并非与现代法治水火不容。事实上，在法治社会不仅“法中也有情”，而且“法”从来就无法包办一切。儒家主张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现代法治社会仍有重要价值。还要看到，以“情”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睦正是熟人社会的独特优势，“法”与“情”平衡融合应成为现代乡村善治的追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和法制教育的深入开展，村民法律法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建立起文化治理与法制治理的协调互补机制，也有利于建构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挖掘并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规制资源。村规民约是一种村民约定俗成、达成共识和默契的治理制度，作为一种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它以自治和德治的方式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6]在文化丰厚的村落中，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非法律规制在民众心中有很高的价值情感认同。例如，福建安溪县的李光地是康熙朝宰辅，他除了写下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家训族规外，还为当地订立村规民约，包括《同里公约》《丁酉还朝临行公约》等，明确指出盗窃、奸淫、赌博、焚山等行为，都是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安定的大事，告诫乡人不能触犯，违者将送到官府按律严办等，这些约定至今在村里仍有很强的约束力。2018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文明办、司法部、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健全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文化角度看，这种乡民公约本身包含对文明生活的朴实追求，是熟人社会所具有的一种自发的公共性规约。比起法律条文，它能得到族人和乡里更高的接受度和充分的内化，成为乡民的内心信仰和价值导向。可见，村规民约是地方自治的重要表现，充分吸纳村规民约的精华成分，遵循现代社会法治精神，是打造共治共享乡村社区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借科技要素重塑乡村文化生活新生态。现如今，互联网+、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新技术、新思想、新科技与乡村现代化“全面对接”，也正改变着乡村的社会形态。例如，智慧农业就是充分应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精准感知、控制管理，实现农产品销售的电子商务、食品溯源防伪等革新，使传统农业更有“智慧”。同时，智能化手段也为乡村社区的高效治理，乡村文化生活新生态的培育生长注入强劲的动力。目前全国不少地区实施社区智能化改造，推进网格化管理，创建邻里群、公众号、APP等智能平台，提升乡村社区治理的效率。通过智能手段收集居民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文化需求、活动意愿等，结合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民俗节假日，开展送春联、猜灯谜、赛龙舟等传统民俗活动。部分社区还创建义工服务云平台，组建广场舞群、篮球群等新型网络社群，策划开展一系列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体育活动，受到大家的追捧和喜爱。弘扬乡村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核，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发展创新，已然成为培育新时代乡村文化生态的基本路径。“智能化”的乡村文化活动新方式，不仅创新了文化载体、文化样式，也赋予了乡村文化更丰富、更有时代意义的新内涵，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塑造了健康生活的新方式。
有影视策划人表示，“针对电视剧等签约演员来说，行业规矩是，但凡是聘请演员要倒给钱的，都是骗人的”。这家影视公司就这么做了，能奈其何？现在，一审判决影业公司退还68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可影视公司依然有利可图，以后大不了吸取教训避免留下法律漏洞罢了。这才可怕，谁都知道违背行业规矩，可是并无有效制衡，只能眼睁睁地看其投机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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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Path for Reproduction of Rural Culture
Gao Hongcun1，Hong Rongfu2
（1. Culture， Histo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91;2.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Jinjiang City Party School， Jinjiang， Fujian， 362200）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a systematic project, but also a major strategy for the countr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uild a harmon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move toward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e is the soul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culture has other factors incomparable strong permeability, drive and guidance, traction and driving value. This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ltural standard from the purely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be dominated by the thought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examining it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value, to analyze the fac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nd explore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aths.
Keywords： Cultural Reprod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 G24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5-012-008
作者简介：
高宏存（1970-），男，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文史教研部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化管理研究。
洪荣福（1975-），男，福建晋江人，中共晋江市委党校社科研究室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化经济与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步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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