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动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变动论文,收入分配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4）04-0037-10
一、引言
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学者们就注意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李嘉图在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认为有必要找到一个关于社会产品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正确规律，从而确定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条件。可见，李嘉图认识到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他更强调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之后的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大多认同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变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和莫里斯（Adelman and Morris，1973）。他们的研究表明，人均GNP只是六个能够较好解释收入分配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注：他们构造了35个反映经济、社会、政治影响的指标体系，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平均来看最贫穷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的变动与社会经济的二元化程度负相关，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和中高等教育规模正相关；人口中最富裕的5％的收入份额与资源丰裕程度正相关，与政府的干预、公共部门比重、政府投资的比重负相关；处于中等水平的20％的人口的收入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有规则的联系，但也并非线性相关。参见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19.）。对此，费景汉、兰尼斯解释道，虽然收入分配变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钱纳里等人关于发展模式的研究部分地支持了他们的认识（注：他们的研究表明，诸如储蓄率、政府收入、教育支出、产业结构等都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生有规律的变化。参见陈宗胜.改革、发展与收入分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22.）。
不过在肯定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经济学家们却又在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趋势的认识上充满争议，特别是自从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倒U型的收入分配假说以来，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得令人困惑。有的研究支持了倒U假说（Adelman and Morris，1973）（Paukert，1973），而有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存在负的相关关系（Ravallion and Chen，1997），还有的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完全确定，如世界银行也对88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被研究的88个国家中，有44个国家二者成正相关关系，而另外44个国家则成负相关关系。
假定如前所述，经济增长确实是收入分配变动的主导因素，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却会呈现出如此的多样化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收入分配变动趋势理论论争评析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然而却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被称为“倒U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的阶段以前居民收入差距相当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以后，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而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阶段之后，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另一种则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规律显示，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即发达程度越高，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越强。新剑桥经济学派也持相近的观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前提的，相应地经济的增长也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本节，我们分析上述争议产生的原因。
（一）库兹涅茨假说的机制分析
库兹涅茨（Kuznets，1955）在提出倒U假说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他认为收入分配在早期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二：（1）增长是储蓄与积累的函数，但储蓄与积累集中于少数富有的阶层；（2）增长是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进行的，通常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比农村更不平等，因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中更不平等部分的增加。库兹涅茨认为上述两个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各阶段都起作用，之所以收入趋势在后期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些抵消因素的影响：（1）政策干预；（2）人口变动；（3）现代化社会的动态经济性质。
显然，库兹涅茨的理论分析是粗略的。刘易斯（Lewis，1954）、费景汉（Fei，1964）通过假设农村对城市的劳动供给是有限的，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逻辑一两部门理论：由于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时不会立即影响到农村部门。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缓慢转移，收入不均开始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吸纳完毕之后就会停止。此时，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使得城市与农村两部门的工资都得到提高，从而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工资最终缩小了收入的差距。
（二）马克思“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机制分析
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相对增加，资本技术构成提高。资本技术构成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相对增加，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总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注：马克思的分析并不完全建立在逻辑推导上，他同时指出“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美国加工工业在1889年到1939年50年间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情况证实了马克思的分析：1889年c∶v为4.44∶1，1909年上升为6.31∶1，1939年则为6.48∶1。）。
马克思接着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劳动力对资本供给却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绝对增加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不断地向着有利于资本的一方倾斜。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而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比重却在不断提高。
马克思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区别于刘易斯：（1）（至少在更大的范围里）劳动力的供给曲线近似于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而不是折线；（2）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更为缓慢。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劳动力的价格只能维持在（甚至低于）其价值，相应地收入差别是一个持续扩大的过程。
显然，在二者的机制分析中，主要涉及的仅只是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注：更准确地说，它们还涉及了资本价格与数量的变化。）。本文不打算在此评价二者认识的准确性，而仅仅指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远远不是途径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或刘易斯的分析至少是不全面的，而库兹涅茨的分析虽然较为全面但过于粗略，相应地他们所分析的世界也只能是简化了的世界，实证分析的矛盾（见引言）即来源于此。那么，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有哪些呢？
三、分析的基本思路
经济学家一般使用基尼系数或洛伦茨系数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种意义上的收入通常被称为“按规模分配的收入”，但是这种收入概念的作用仅在于描述收入分配的状况而不能说明状况形成的原因。另一种衡量收入分配的尺度一“功能性分配的收入”（注：也被称为“按生产要素份额分配的收入”。）有助于说明收入分配状况形成的原因。但是围绕着这个概念的理论性著作大都将各种生产要素视作一个整体，然后比较其所得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而不是把个人看成独立的实体，因而这个概念很少直接用于收入分配变动的分析。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这一概念进行个人收入的分析。因为从逻辑上来看，“按规模分配的收入”决定于“功能性分配的收入”并且反映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以规模衡量的个人收入无非是其功能的一实质上是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功能的报酬，即
个人收入＝个人所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数量×各种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
所以，从功能性分配角度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动，既需要考察生产要素的质（哪些要素要求参与分配）的变动，也需要考察生产要素的量（包括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与价格）的变动。“三位一体”公式由于较好地体现了这两个因素而成为本文分析的逻辑起点。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Smith，1776）就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他的分配理论：“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40-241.）”不过由于斯密不能正确区分决定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不同因素，因而其分配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萨伊（Sayi，1803）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一致化了斯密的观点，从而最终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后来被马克思概括为“三位一体”公式：（1）资本、劳动力与土地都是价值的创造者；（2）利润是资本提供服务而应得的报酬，工资是劳动力服务的报酬，地租是土地服务的报酬；（3）全部价值由这三种收入构成。
“三位一体”公式的理论基础是著名的“斯密教条”。斯密认为，在社会发展初期也就是所谓的野蛮时期，交换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此阶段，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归劳动者所有，一种物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只是由取得这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但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资本在个别人手中逐渐积累起来，资本所有者为得到利润而将资本投入到劳动者身上，供给他们以生产与生活资料，让他们生产产品。这样，劳动者的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就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支付劳动者自身的工资，一部分则以利润的形式被资本所有者占有。这样，商品的价格构成就与社会初期不同了，它不只是只包括劳动者的工资，还要加上一个资本的利润。当土地变为私有财产时，土地占有者也要“不劳而获”，对耕种他们土地的经营者，要求支付地租。这样，在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构成中，就不仅包含有工资和利润，而且有了第三个构成部分，即土地地租（注：冯子标.人力资本运营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7-128.）。
对我们的分析而言，斯密的上述分析有几点启示：依经济增长阶段不同，（1）生产要素的概念在发生变化，如资本出现于“文明社会”；（2）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也有所不同，相应地要素的价格也在发生变化，如土地价格的变化。在野蛮时期，土地就已存在，但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人口数量相比，土地较为富裕，因此基本上属于自由取用的要素，即价格为零。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与人口都发生了变化，土地的稀缺程度加强，土地价格开始上升。因此，无论是考察生产要素本身，还是考察生产要素的数量与价格都应在考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完成，并且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可以视为推动要素及其相关因素变化的动力（注：对“斯密教条”的分析可以视为“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变动的主导因素”这一论断的理论支持。）。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一个适用于社会各阶段（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各阶段）的关于收入变动的理论框架。其逻辑安排是：首先将各种生产要素视作一个整体，在考察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中重新认识生产性要素的概念。然后以个人作为独立的实体，沿着两条线索一经济增长对（1）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2）以及对要素单位价格的影响—考察经济增长对个人收入变动的影响。
四、参与分配的要素
尽管包括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在内的经济学家们试图用传统的三要素的增长，其中主要是资本的形成来解释经济增长，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1）从逻辑上来看，“投资决策往往源于技术条件的改善，要么是因为需要增添设备来生产新发明出来的产品，要么是因为经过革新的生产技术使购进的新机器变得有利可图。在这些情况下，资本的积累不宜再被称为产出增长的内在原因；”（注：格罗斯曼，郝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2）实证分析同样显示，三要素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索洛（Solow，1957）应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其余87.5％的产出则被称为所谓的“索洛剩余”而归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库兹涅茨（Kuznets，1971）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上述认识，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中，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注：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7-360.）。拉克和谢克曼（Lach and Shankerman，1989）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传统经济增长测量方法认为是资本积累引致的产出增长，实质上主要是由产业研究所致。
出于以上两个原因，现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着重于对技术进步（或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的分析，其中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方向（注：阿罗（Arrow，1962）、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罗默（Romer，1986）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函数，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者的生产经验也逐步增加。乌扎华（Uzawa，1965）、卢卡斯（Lucas，1988）则强调了教育（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理性的经济决策者为了获得潜在的盈利机会所做的投资”。（格罗斯曼，郝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从逻辑上讲，前述技术进步来源无一不反映为分工的某个侧面（参见对杨格的分析）：前两者主要体现为对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影响，而后者则体现为生产迂回程度以及产品种类数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对分工的分析基本上涵盖了所有技术进步来源。）。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同样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17世纪末，配第（Betty，1690）就认识到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斯密则首先系统论述了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化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会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并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较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7页。）斯密明确指出，其他因素只是通过影响分工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市场的功能是协调分工网络等。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斯密得出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著名结论。近年来，杨格（Yuong，1928）（注：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被认为代表了研究分工问题的最高成就（Rosen，1983）。在该文中，杨格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分工和专业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的迂回程度以及产品种类数。其中，他重点强调了迂回生产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劳动分工不仅指职业分离与专业化技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迂回生产方式的形成。迂回生产方式使得生产要素与最终消费之间的产业链愈来愈长，愈来愈多的工具与半成品卷入生产过程，结果整个经济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可见，杨格认为产业间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杨小凯和勃兰特（Yang and Borland，1991）（注：杨小凯和勃兰特的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在于分工的演进。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的容量，从而加速了人力资本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形成了经济实体间相互依赖的内生化的比较利益。所有这些又进一步刺激分工向深度演进，正是在这种分工的循环演进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和产出数量与品种增加，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问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他们的分析可以视为对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的高度概括。）等人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观点。
由于现有的统计口径无法全面反映分工水平的演进，仅有的一些实证分析大多以更为宏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分析对象，其合理性在于：产业结构变迁可以视为分工水平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类分析支持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的理论认识。依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以及某个时点不同国家截面材料的分析比较，库兹涅茨（Kuznets，1971）得出了如下结论：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不论生产的部门结构还是劳动力的部门结构都是变化着的，即在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与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注：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7-360.）。因此经济增长的主要实现途径是分工而不是三要素的增长。
那么，三要素本身可能导致分工吗？所谓分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组织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如果将原来的活动理解为一个生产函数，那么分工意味着生产函数的数量增加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生产函数数量增加直接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格局，对市场均衡的破坏，就是所谓的创新（注：在熊彼特看来，所谓创新，是指能够带来非连续的、急剧出现的生产和生产方法的行为，具体包括：引入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取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和创立新的工业组织。因此如果分工不是创新的全部，它至少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新的主体，不可能是三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所以三要素本身不可能直接导致分工。熊彼特将导致创新（分工）的因素称为企业家才能，从而将企业家才能直接作为生产要素引入了价值（或价格）的形成过程，最终形成了四要素生产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发现，在信息不完备的经济社会中，单独地依赖企业家才能协调资源的应用进而实现分工是远远不够的。从逻辑上来看，如果某个个体发现了市场机会，并且其自身资源不足以把握这个市场机会时，他必须动员其他个体参与或提供要素。为达到此目的，他通常需要向其他个体提供较高的报酬（报酬中包含了风险溢价（注：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存在与企业家才能的定义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不确定性是企业家才能发挥作用的条件。））。并且，项目的不确定性越大，他所需支付的风险溢价就越高，而项目的不确定性与项目的创新程度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项目越具有创新性，他所需支付的风险溢价就越高。风险溢价的存在增加了该项目的成本，在预期收益一定的条件下，部分可能的分工被逐出市场（注：冯子标.产业选择及其实现途径[J].经济学动态，2002，（8）.）。
在这种条件下，通过社会资源或资本（如权利、人际关系）等等，来动员稀缺资源成为部分创新者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考察了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后认为，在寻职过程中所需信息对应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源，他暗指了社会关系是一种动员稀缺资源的经济能力。波茨（Bortes，1993）则将这种能力正式定义为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种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注：姚先国，盛乐.关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理论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3，（2）.）。不过，社会资本显然不是动员稀缺资源的唯一途径，更确切地讲，其作用在于降低动员稀缺资源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社会资本的介入有效地降低了动员稀缺资源的成本，从而促进了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资本是具有生产性贡献的（注：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经济增长。）。因此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它本身也要参与价值分配。在同样的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企业家才能应用的辅助性要素，并与企业家才能一起分享利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创建可作为企业家才能与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典范（见案例）。
案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建立
沃勒斯坦认为，“有三件事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世界本身在地理规模上的扩张；针对不同产品以及世界经济的不同地带而出现的劳动力控制方式多样化的发展；相对强的国家机器的出现，这样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p38.）在本质上，三者的产生或发展都是围绕着分工进行的。
首先地理规模上的扩张增加了人口数量和密度、自然资源、可以得到的资本数量，扩大了市场范围，从而强化了分工的必要性（注：斯密认为：市场范围与人口数量和密度、自然资源、可以得到的资本数量，以及运输难易程度成正相关，而分工受市场范围的制约。）。如何满足这种需求呢？首先是部分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其次他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生产资源特别是雇佣劳动力，在这时，他们遭遇到了雇佣劳动力的缺乏。似乎在当时，人们普遍不愿意接受雇佣。“即使在某些地方，雇佣劳动的工资比自给自足农民收入多得多，传统产业工人仍然拒绝成为雇佣劳动力。例如在工业革命时期，爱尔兰妇女能在家中做同样的劳动，她们宁愿拿只有工厂工作的一半薪水。”（注：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2.）
在这种条件下，依托强国家机器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的介入（表现为原始积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前所未有的必要。“原始积累像剪刀一样，刺穿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第一刃削弱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能力。第二刃则为了防止人们在雇佣劳动体系之外找到另一种生存策略，而制定了一系列苛刻措施。（注：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结果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建立。
因此，从分工的角度（或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至少有五类要素具备参与分配的可能性，它们分别是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以及社会资本。其中，后两种要素决定了生产的方式，前三种要素则直接参与了生产。
五、关于影响收入分配变动因素的几个判断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以上五类要素概括为：物质资本（资本与土地）、人力资本（劳动与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注：严格地说，将劳动力与企业家才能统一为人力资本的方法并不恰当，之所以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完全是出于行文的原因。奥斯特罗姆采用了近似的分类方法，参见奥斯特罗姆、龙虎：《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经济体制比较》2003年第3期。）。个人收入无非是他所拥有的这三类资本报酬的总和，相应地，其变动也可以分解为这三类资本报酬的变化，而每一类资本报酬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资本数量与单位价格的变化，即：
个人收入的变动＝（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资本的变动×单位价格的变动＋（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的变动×单位价格的变动＋（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变动×单位价格的变动
在本节的以下部分，本文分别分析经济增长与（各种）资本数量及其价格变动的相关性。
判断1：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变动独立于经济增长，而其单位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确定，取决于经济增长与市场化的关系。如果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正相关，那么社会资本的单位价格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两类：（1）依托于血缘、信用等属身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家族经营体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视为这类社会资本运用的典型。家族经营体的运营模式通常为：整个家族为家族经营体提供资金，并委托家族中的能人作为家族经营体的主要经营者。对这个经营者而言，他所具有的身份关系降低了他集聚资本的成本，这个身份关系就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态。这类社会资本的分配基本上呈随机分布状态。（2）另一类社会资本则依托于公共权利而形成。这类社会资本的分配更多的取决于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度的安排，且社会的民主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分配越平均（注：社会民主程度越高，“分利集团”（奥尔森）涉及的范围越大。）。而制度安排与人均GDP的相关性较低（注：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人均GDP相近的国家，制度安排的差异很大。）。因此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也包括社会资本的总量）变动独立于经济增长（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上述分析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某一时点当制度安排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时，制度会发生突变，在该时点，社会资本实现了再分配。但就整体而言，社会资本的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
依据“要素生产性贡献决定要素收益”的判断，社会资本的单位价格（注：社会资本的单位价格＝社会资本总收益／社会资本总量。在社会资本总量独立于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对社会资本单位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社会资本总收益的影响。社会资本总收益可以理解为：一块土地，如果采取拍卖方式的话，可以得到1000万元，而由于上述两类社会资本的影响，实际得到的是900万元，那么其间的差额100万元可以视为社会资本总收益的组成部分。）是其生产性贡献的反映。作为企业家才能应用的辅助性要素，社会资本的生产性贡献在于降低动员稀缺资源成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作用，取决于信息的不完全程度。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各种稀缺资源都要求得到按其生产性贡献支付的报酬，换句话说，如果信息完全，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是信息披露的主要机制，并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相关信息越接近于完全。因此，社会资本的生产性贡献从而其单位价格与市场化程度呈负相关。虽然大多数经济增长都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相一致，但也有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市场化并不一致（如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所以社会资本单位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确定。
判断2：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及其单位价格依经济增长阶段不同，或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或者独立于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注：虽然不同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复杂劳动可以理解为简单劳动的倍乘”，也就是说高级人力资本与初级人力资本在质量上的差异也可以理解为人力资本在数量上的差异，相应地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也可以视为初级人力资本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注：至少在短期，人力资本的供给是一定的；而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的供给是由需求推动的。）。（1）在人均GDP较低的时期，虽然经济也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极为简单，一般的先天能力即可适应，基本上不存在对人力资本的额外需求，所以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非常低，一般仅维持在其生计水平（价值）。（2）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的深化，生产的复杂程度也相应增加，原有的简单化生产模式被相继破坏，新的生产模式逐渐建立。新的生产模式直接增加了对技术与管理等手段（人力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的价格开始上升。
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是否有所变化取决于他是否进行了以自身为对象的投资—“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注：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0.）。这类活动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的信息等形式。他是否进行这类投资则取决于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假定成本固定（即接受教育的支出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那么其决定因素就是投资的收益，实质上也就是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且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越高，他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人力资本的单位价格与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成正相关，人力资本单位价格的阶段性变化直接决定了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也呈阶段性变化。
所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该点之前，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与价格的变动独立于经济增长；之后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判断3：个人拥有的物质资本数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其单位价格则依经济增长阶段不同，或者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或者与经济增长负相关。
物质资本的单位价格取决于物质资本的生产性贡献，而其生产性贡献则取决于物质资本／劳动这一比例关系的变化。（1）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土地是主要的物质资本形式，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增加，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土地数量不能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土地／劳动这一比例关系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土地的边际生产力持续上升，因此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2）经济增长的后期，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货币成为了主要的物质资本形式，这一变化突破了物质资本增长的自然限制。随着经济的增长，物质资本／劳动这一比例关系持续下降（注：如果这一比例不是持续增加的话，至少存在某一时点，在该时点之后，这一比例持续增加（见下表）。
国别和时期 英国 法国美国
1855-1913 1925-1929 1923-1966 1889-1929 1929-1956
资本
1.43
1.77
1.95 3.761.01
劳动力 0.74
0.82 -0.50 1.740.53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总产值和经济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86.
显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资本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力的增长率，这就意味着单个劳动力所支配的资本数量持续上升，经济增长方式以劳动节约型为特征。因此资本的价格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持续下降，因此其单位价格的价格持续下降。马克思描述了经济增长后期资本价格的变化，并将其变化概括为“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规律”。
个人所有的物质资本数量的变化比较简单，由于财富效应的作用它以略低于其单位价格的速度一直呈上升的趋势。
总之，个人收入的变动既有独立于经济增长的一面（如社会资本数量与价格的变化、经济增长前阶段人力资本的数量与价格）也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面，而后者又可以分解为正相关的一面（经济增长后阶段的人力资本数量与价格、经济增长前阶段的物质资本价格以及经济增长全过程的物质资本数量）与负相关的一面（经济增长后阶段物质资本价格）。考虑到个人收入变动与社会收入分配变动的一致性（注：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动可以分解为无数个人收入分配的变动。），经济增长与社会收入分配变动的关系也应呈现出多样化。
六、结论与启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相对收入水平首先取决于人们对要素的占有水平，要素分配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前提；在要素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个人拥有的要素数量及其单位价格的变化可能扩大或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注：如果要素分配完全相同，那么要素数量与价格的变化对每个个体的影响都是相同的。）。这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具有：（1）较大规模的公有资产，因此物资资本的分布相对平均；（2）较强的调控能力，其中包含对个人收入的调控。二者应当有利于形成居民收入相对平均的预期。然而事实却与我们的预期相悖，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基尼系数也日渐扩大，特别是1985年以来，其上升速度创下了世界纪录，到2000年全国的系数值为0.417（朱之鑫，2002），而有的专家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到2000年已高达0458（周景彤，2001）。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高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我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的态势已经形成，并且两极分化的程度甚至要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呢？本文的分析给出了明确的启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既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也有独立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具有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特征。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种生产模式主要推动了物质资本价格的上升。在物质资本初始分配不平等的条件下，财富效应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物质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陈宗胜对天津市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研究表明，仅在1988-1995年间，财产性收入对总收入差别变动的贡献就从0.3％快速上升到4.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部分具有了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特征，这一转化显著提高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人力资本的价格上升。在收益增加的驱动下，具有较好天赋、社会关系及较多财富的人首先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注：郎永清.信息决定机制：一个人力资本定价选择模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6）.），增加了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从而打破了原有的较为平均的人力资本分配格局。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将会日益显化，甚至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人力资本将是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的主要因素”。（注：高培勇主编.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31.）以上两个因素的变化体现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一面，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只能在经济增长中消除。
但是，上述两个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黄泰岩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也不能仅由经济增长来解释，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差距却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表现出了比其它地区（包括达到与中国基本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国家和地区）快得多的扩大速度（注：高培勇主编.收入分配：经济学界如是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31.）”，相对独立于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本的变化可以解释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变动的另一部分。
我国社会资本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较强而市场化程度较低，因此社会资本的单位价格较高；但是在体制改革之前，社会资本的分配较为平均，因而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较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社会资本单位价格逐渐下降，如果社会资本的分配没有大的变化，社会资本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应该更弱。但是，由于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法律、政策等没有相应确立（陈宗胜，1999），客观上存在一个社会资本的再分配过程（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所谓“圈地运动”和随着企业改制而出现的瓜分国有资产现象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显著增强。结果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而有所提高。陈宗胜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判断。他的实证分析表明：居民正常收入差别平均占总差别的85.1％，相应地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差别已经占到14.9％。社会资本的再分配过程与价格变化相对独立于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本身不可能消除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消除由此形成的收入差距，有赖于：（1）加快各相关领域的配套协调改革以消除社会资本再分配的途径；（2）继续提高社会的市场化程度，降低社会资本的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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