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要素劳动与一元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要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455（2000）02－0032－08
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解释两个问题：（1）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增长？（2）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直到今天或许是由于经济作为一种人的复杂行为科学的特殊性，经济增长理论仍未建立起类似于物理学那样的严密的逻辑体系，以至于不能准确地回答或解释上述两个问题。
但是，与其他物质一样，经济增长必须有其固定、特有、唯一的质的定义与规律性，这正是经济增长理论所孜孜以求的真理之光。
一、分析的起点：非要素劳动
经济增长过程是价值的增值过程。因此，经济增长的规律就是价值增值的规律。进一步对经济增长规律的研究本质上就是研究价值增高的一般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了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因此，马克思实际上已间接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增加抽象劳动总量。具体劳动仅仅是外在的形式。
抽象劳动总量就是具体劳动总量，即无差别的人类体力、脑力与心力付出的数量。抽象劳动的数量由于具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难以计算，但是这一理论难题不会妨碍一般劳动者对财富增值源泉的正确认识：当他的具体劳动处于充分状态时，就一定能得到相应的充分的财富—利润或工资。（注：四川农民有一俗语：“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所以，实现经济增长就是要使所有劳动者的具体劳动由少向多、由不饱和向饱和转移，以增加抽象劳动的总量。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其他生产要素的介入的必要性。但是，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是有区别的，生产过程仅仅是劳动过程的一部分、一个阶段或一种表象，这是理解经济增长重要的第一点。
因此，经济增长分析的起点应该是劳动的起点而非生产的起点。进一步，经济分析的起点应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即具体劳动的起点（注：具体劳动并不一定与生产资料结合。它包括纯思维活动，这也是一种抽象劳动的付出。）。只有如此才能得出历史的、逻辑的结论。
但是，无论是古典主义、新古典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误将生产过程作为分析的起点。如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的作用，没有区分“资本”与“投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同时关注资本与劳动力的作用，仍然将分析的范围局限于生产范围；以后的索洛—斯旺模型、丹尼森模型、卢卡斯—罗默模型虽然扩大了要素分析的范围， 研究了技术和教育对增长的内生性（Endogenous），但是其分析的哲学基础仍然一脉相传，没有丝毫改变。
增长分析的“起点”延后导致了分析方法与分析结论的缺陷与错误，不得不借助一阶一阶的“假设”来构建其分析模型，结论与意义可想而知。
劳动是增长经济学最重要、最本质的概念。劳动过程包括两种形态：一是要素劳动，即人们最熟悉的生产劳动。其特征是劳动过程中必须间入劳动资料，否则劳动就进行不下去；二是非要素劳动，即劳动过程可以不间入劳动资料，这主要是指那种纯粹的脑力劳动。这两种劳动都是价值的基本源泉。
管理劳动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非要素劳动，它基本上是一种心理过程和脑力劳动过程，几乎不需要任何实际的“劳动资料”，特别是在它的初期阶段。它需要的“劳动对象”是虚拟的。当管理者灵感与智慧之光闪现时，这种“劳动对象”就出现了，它不用支付任何费用，除了脑力与“意志”的耗费以外。生产过程作为一要素劳动过程就是管理劳动这一非要素劳动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增长理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
非要素劳动正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它存在于经济增长的始终，存在于每一可视的、可核算的劳动过程的背后。增长理论不能因为产前管理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而将其逐出研究的领域。
产前非要素劳动的表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 ）获取利益的心理过程，不是每人都有同样的利益动机。这是一种心力的耗费。（2 ）利益机会的寻找与确定。这同样是心力与脑力的耗费。（3 ）项目的模糊评估与财务匡算。这主要是一种脑力的耗费。（4 ）管理制度与发展计划的与设想、设计。这主要是一种脑力的耗费。（5 ）基础设施与生产要素的设想与设计。这也主要是一种脑力的耗费。
产前的劳动效率直接决定生产过程中劳动效率、技术效率的高低。因此，在一般的生产函数W＝F（X[,i]，T）中强调各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并计算出相应的生产弹性与贡献份额，实际上都是在论证为得到较高的“生产弹性”而支付的劳动的多少，它本质上反映了产前的非要素劳动效率。所以，要素生产弹性是一种经济学“幻象”，它把“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特征“嫁接”到价值增值过程之中，误解了经济增长根本的本源。
经济增长过程不同于生产过程，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产前管理劳动才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和经济增长分析的起点，这应该是增长分析的前提。
二、价值一元性与要素复杂性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一著名的观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老子：《道德经》第十二章，见培真著：《道德经探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在其看来，世界上无穷无尽的物质形态都有同一的根源。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也不例外。那么经济的本源是什么呢？或它的“一”是什么呢？
劳动、唯一的劳动是经济的本源，是经济增长的“一”。
一般的增长理论的方法都是分析方法，即对与增长有关的要素进行分门别类的鉴定、统计、计算和总结。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大量借鉴前人的方法，容易忽略分析的哲学基础，不能回答经济增长的本源性问题和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如果哲学基础发生错误，以后所有成果、所有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因此，与分析方法相反的方法，即综合法或溯源法应该是必要的，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生产过程的到来是劳动过程的继续。在产前劳动结束后，生产资料才开始作为一“基本”的劳动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使得劳动资料开始成为劳动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变化仍不能改变价值增值的铁的基本规律。
第一，生产要素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形态或结果。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转移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自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 230页。）。生产要素的这种特性应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公理，因为它与市场实践中公认的、流行的会计原则完全一致。因此，生产要素不会自动增加价值，要素生产弹性仅是一种统计学的逻辑结果。第二，生产资料物质形态的各种变化在价值上反映的是劳动的形态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经济形态本质上就是劳动的经济形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会被要素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迷惑。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劳动者都具有平等地获得各种生产资料的市场权利。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资源禀赋”或不同的要素配置方式，不是由于这种市场权利被剥夺或篡改，而是由于权利的使用能力——即劳动者认识、取得要素的能力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由于劳动者已投入和正在投入的劳动的差别决定的，它包括以下部分：（1 ）对生产资料的认识能力。这种能力不同，则在市场中购置的生产资料对象就不同。同样是一百元钱，一个农民可能用以购买一头仔猪，而一个技术员则可能用来购买一软件。并且，认识能力也决定着生产资料的技术效率，若认识能力为零，则技术效率为零。认识能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的累积也是一种劳动过程，是心力与脑力的耗费。（2 ）信贷能力。它取决于劳动者的信用水平和公关能力。很多劳动者正是缺乏这种能力而只能成为雇佣工人，少数具有这种能力的管理者由此取得了使用社会资本的权利和配置生产资料的权利。（3）遗产。必须承认， 有的人可以不付出任何劳动而自动得到大量的财富即遗产，这也是资本的一种重要的来源方式。遗产导致了竞争的不平等。但是，遗产要成为具体的资本仍然需要支付非要素劳动，否则，它就只能取得存款利息而不能得到股息、利润和其他收入。（4）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企业家或资本家不同于雇佣劳动者的地方。资本积累不仅要求企业家必须对资本（无论是生产资本还是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管理，而且还必须承担金融风险。因此，资本积累也是一种脑力与心力的耗费，不是任何人都愿意或能够承担。
因此，任何生产要素的形态与位置的变化都是具体状态下的心理、脑力、意志的运动，是最抽象的劳动的表现与积累。
不能透过生产要素的动态的外表看到劳动的本质这是价值多元论的一贯特征。由于没有认识到非要素劳动，价值多元论者常常列举证券投机的高回报率作为自己的佐证。认为投资股票可以“不劳而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炒股者“脑力”与“心力”的巨大付出。
随着技术进步、分工和产业分化，使用价值的生产表现出了复杂化趋势，生产资料的数量、种类与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基于要素作为生产条件的重要性，一些经济学家继续沿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在其分析模型中，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越来越多，计量模型越来越复杂。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增长模型得到公认的成功。
生产要素的价值的意义过去是怎样，现在仍然是怎样，没有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句名言：“任何技术进步都是榨取劳动者血汗的进步”。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不但不能减轻劳动者的劳动负担，反而会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脑力劳动强度。比如，电脑的产生就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大大延长，原来的体力劳动者一天劳动8小时， 而现在的脑力劳动者一般在下班以后，还会在家里思考问题和利用电脑工作，实际的劳动时间明显地超过了8小时的界限。
因此，要素的复杂化的过程反映的正是具体劳动复杂化的过程和抽象劳动增加的过程，它的本质仍然是价值的一元性。
技术与技术进步是增长经济学的重要的范畴之一。不理解技术进步，就不能理解经济增长。但是，在总量生产函数中，技术是由“剩余法”来定义的，它包括四个部分：生产设备更新、管理水平提高、工艺改进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由“剩余法”定义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它只能接近技术进步，而不能反映其本质，不能反映各种要素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区别。因此，综合要素生产率又被戏称为“经济学家无知的量度”。
技术是一种特殊的、累积的劳动形态。技术进步则是抽象劳动的累积过程。
技术之所以受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共同关注，不是由于它是一个新出现的生产要素，而是由于它的历史性。技术是劳动的历史积累，这种积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
当一只猴从树上取了超过自身需求的香蕉时，所能积累的财富只有一种——香蕉；而人类在劳动结束以后，除了物质资料的累积以外，“技术”或知识作为劳动的另一种产品——劳动经验也会自动累积起来。“知识”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正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
知识是人类所有经验、所有成果的信息积累，技术是其中与增长有关的部分。
技术具有稳定性与长期公益性的特征，它不会因为消费而失去其使用价值。因此，一种新的技术创新就可能会永远福泽人类。知识产权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防止知识的扩散以保护所有者的利益，但超过一定的时限，它就会成为在各种媒体上都能查阅的纯粹公益性的东西。
技术的这种特征是经济能够实现增长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技术在使用以后其使用价值就消失或像固定资产那样慢慢折旧，那么人类就可能永远原地踏步。
技术的累积是从多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它几乎包括经济增长的一切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信息和劳动者。这些要素的作用就是“载体”，它使得技术这种特殊的劳动得以存在下去，为后人所利用。
所以，有下列公式表明技术的各种积累方式：
TL＝ETL+MTL+ITL+WTL （1）
其中：TL——一定时空中的技术积累；ETL ——生产设备技术积累；MTL——中间产品技术积累；ITL——信息技术积累；WTL ——劳动者技术积累。
技术储存的机理与技术释放的机理是不一致的。技术可以分散地储存在各个载体之中，但是技术释放却必须把各个载体有机地组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将各个载体中的技术释放出来，成为财富的源泉。企业就是完成这种组合的最一般的形式。科斯提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一描述揭示了企业的一个重要性质，但并不能完全作为企业的定义。显然企业的过程除了节约“交易成本”外，还存在一个必然的“组合”以释放技术的过程。
技术效率是指在组合过程中各技术载体释放技术的程度。从纯粹的经济意义上讲，就是将前人的劳动成果转化为现代GDP一部分的过程。
技术释放主要是由“木桶原理”来规定的。各载体的技术释放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技术存量，更取决于载体之间的有机组合方式，其中最小释放载体将决定企业的技术效率。因此，各载体的技术不可能全部被利用，其技术效率的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技术效率包括以下内容：
（1）劳动者技术效率ET1：
ET1＝实际技术效果t1／劳动者全部技术积累T1
ET1＜1，所学的知识只可能有一部分被实际利用。
（2）生产设备技术效率ET2：
ET2＝实际技术效果t2／生产资料全部技术积累T2
ET2＜1，生产资料的技术效率也不可能全部得到利用。
（3）中间产品技术效率ET3：
ET3＝实际技术效果t3／中间产品全部技术积累T3
ET3＜1，中间产品的全部技术效用也不可能全部发挥出来。
（4）信息技术效率ET4：
ET4＝实际技术效果t4／知识资料全部技术积累T4
ET4＜1，信息资料中也只有一部分能够得到利用。
（5）总技术效率ET：
ET＝Min（ET[,i]）i＝1，2，3，4
总技术效率取决于技术效率最小的载体。
总技术效率是由劳动效率决定的，是生产过程中要素劳动与非要素劳动效率的外在表象。
劳动效率反映企业的所有劳动者在企业工作过程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付出情况。劳动效率是由劳动力效率、劳动时间效率、劳动强度效率、劳动质量效率四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种效率为零，则总效率为零。总效率同样取决于效率最低的部分，有公式：
劳动力效率EL1：EL1＝就业人数／劳动力人数
劳动时间效率EL2： EL2＝实际劳动时间／法定劳动时间
劳动强度效率EL3： EL3＝实际劳动强度／极限劳动定额
劳动质量效率EL4： EL4＝实际劳动质量／劳动者全部素质
总劳动效率EL： EL＝Ⅱ（ET[,j]）j＝1，2，3，4，
一些经济分析多以劳动力人数和劳动时间作为量化劳动的指标，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反映劳动的全部付出量。
总劳动效率又是由管理劳动效率决定的。管理劳动效率是指企业的组建者及和其决策机构的工作效率。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提高总劳动效率来提高总技术效率。图1展示了企业技术释放的一般过程。 各载体的技术是通过劳动释放出来的。由于技术本身是前人劳动的积累，因此，技术的释放的本质可以表述为：累积在各载体中的劳动通过劳动释放出来。
图1 技术释放过程
技术释放，表明了经济增长是一个历史进程，它不完全属于某个特殊的年代。
三、增长引擎的转换
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发达，经济增长必然发生增长引擎的转换。经济增长的过程的背后是劳动效率提高的过程。劳动效率的提高是有顺序的，首先是劳动者效率ET1的提高， 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者成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其次是劳动时间效率ET2、劳动强度效率ET3的提高，最后是劳动质量效率ET4的提高。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各个时期， 驱动增长的引擎是不同的。
第一引擎。当EL1由较低的水平提高到90—95 %之间（保留一个正常的失业率）时，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与就业增长速度同步。这种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不会引起经济效益指标的明显变化，甚至还可能降低部分效益指标。目前，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主要就是来自于EL1 的上升或就业总量的增长，这是一种典型的外延增长方式，但它具有以下合理性：（1）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廉价农业剩余劳动力， 只要工资收入大于最低生活费用，企业就可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中雇到足够的劳动者；（2 ）公益技术与廉价技术的大量存在使得技术并不成为外延增长的障碍；（3）庞大、廉价、 低质的商品消费（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为外延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
外延增长的快速性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经济规模的扩大，而不是经济质量的提高。一旦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这种高速增长就会立即停止。因此，对于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出现这种较快的增长速度是一种正常的、必然的现象，冠之以“奇迹”是不恰当的（注：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经济增长的的“奇迹”实际上就主要是一种以劳动力和资金的外延扩张为特征的增长，只不过在增长过程中，政治上没有发生像非洲那样的动荡，因此增长可以长期持续下去。但是这种增长是有缺陷的，由于资金的回报率较低，需求量大，不加警惕，必然就发生经济危机。最近两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有助于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新评价，也应有助于中国对高增长速度的警惕。）。
我国中西部地区目前就主要处于这一阶段。
第二引擎。当EL1进入饱和状态时，增长的引擎就会转移至EL2、 EL3，即依靠劳动时间效率和劳动强度效率的提高。这是内涵增长方式开始产生并逐步加强的时期。科学的管理方式开始产生并逐步替代“监工方式”，劳动时间、劳动定额都受到科学的计算、安排和监督，经济效益指标与经济规模指标同步上升，但规模指标增长速度较之以前有所下降。
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处于这一阶段。
第三引擎。当EL2、EL3上升至法定的区间边界时（如劳动时间接近8小时／天），增长的引擎又开始转移至EL4，这时，劳动素质的差别开始成为岗位分工与报酬的依据，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甚至停止，但利润与工资仍然保持较高的水平。
发达国家在二战以后就基本上进入了这一阶段。
当经济增长的引擎转移至劳动质量效率时，教育系统首次由经济边界以外的社会事业部门转换成为一个直接的、内生的基础产业部门，它的任务就是“生产”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合格产品——高素质的劳动者。同时，科研也开始内生化为一个经济部门，其标志就是大量的企业开始投资于科研。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增长引擎的转换有其一定的规律或转换顺序，从第一引擎开始，然后第二第三引擎依次转换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规律。只能加快增长引擎的转换顺序，而不能跨越引擎的各个阶段。
在进入由第三引擎推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即E4阶段）以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要素空间开始突破传统的经济要素领域，而成为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此时教育被赋与新的含义，教师与学生都开始具有了产业工人的特征，教育与学习成了一种特殊的产业劳动。
素质是劳动者所能够释放的抽象劳动的潜力，是教育与学习的成果。假设劳动者年龄为TO，工龄为TW，学龄为（TO—TW—7）（注：7岁为法定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那么劳动者的素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在“干前学”所形成的书本知识 HQB；二是在工作时间中通过“干中学”积累的工作经验HQW； 三是在休息与休闲时间中通过“干外学”所学习的各种知识HQE。有公式：
劳动者素质＝HQB+HQW+HQE
“干前学”素质HQB：主要是指学历。在经济增长的EL4阶段，当劳动时间效率、劳动强度效率、劳动质量效率达到饱和时，学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学历较低的劳动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和被解雇的危险，产业部门将倾向于录用高学历的劳动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释放更多的抽象劳动。
学历主要是在就业以前形成的。政府在对教育投资的宏观效益有更明确的认识和得到更直接的收益之后，会逐步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家庭由于对未来的危机意识和对高素质人才的利益预期，会竞相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甚至在婴幼时期就开始实施面向未来的教育计划。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讲，这种学前教育会使得婴幼儿成了类似于“童工”的产业工人，因为带有明确目的的学习与婴幼儿的天性是完全背离的，它也是一种劳动。
“干外学”素质HQE ：在工作压力（注：劳动者一旦因为素质低而被解雇，不仅生活水平会下降，而且还可能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和高薪工作的利诱下，劳动者在完成法定的8 小时工作以后为了提高素质而在休息时间中参加各种学习与培训，使得实际劳动时间超过8 小时。成人学校，如电视大学、夜大、职工大学等为劳动者在8 小时以外参加各种学习提供了多种机会。因此，在EL4经济增长阶段， 总劳动时间效率完全有可能超过1。并且，对于劳动者，劳动时间效率大于1已成为必要。从机制上看，多数劳动者总是在面临失业的危险的时候才被迫“干外学”，而事实上无论有无这种失业的压力或失业与否，“干外学”都既提高社会的总劳动时间效率，又有利于劳动者的个人未来收入的增加。因此，在总劳动时间一定时，失业并不一定会降低社会的劳动效率，工作时间效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学习时间效率的提高补偿，劳动者从产业部门的“车间”中出来，又可以进入学校这个“车间”中提高素质，积累抽象劳动的潜力。从总体上看，只要没有社会效率损失，就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损失。但问题的关键是，若失业对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没有威胁，教育的目标又缺乏明确的利益机制时，劳动者会放弃各种学习的机会而选择闲暇与犯罪，从而导致社会总劳动效率的损失。
“干中学”素质HQW：“干中学”是一种非要素劳动， 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的同时，琢磨、总结经验，尽快成为熟练工人。因此，“干中学”是一种不同于学校教育的学习方式，它决定着员工对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这对生产过程非常重要。没有熟练工人，就肯定会降低各种技术效率。
“干中学”的价值意义是无限的。因此，很多成功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员工的“干中学”，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来鼓励员工“干中学”。在今天，一个熟练的工人，无论他是白领还是蓝领，其收入可能远远高于一个博士或教授。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毕业，但其掌握了管理和开发软件的最有价值的“熟练”技术，堪称“干中学”的典范。
因此，工作仅仅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学习在内的社会劳动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价值源泉。劳动者的三种素质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都具有同样的价值意义，只是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形成三种素质的市场机制各有所不同。政府宏观政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弥补市场机制的这一缺陷，为“干前学”、“干外学”提供良好的利益预期和激励机制，以使社会劳动效率趋于饱和状态。上述这一结论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失业”的全部含义。在一个教育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各种教育非常普及的国家，完全不用为“失业”担心。“失业”不会影响社会总的劳动效率，也不会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太大的影响，最多是一点震动。
收稿日期：1999—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