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现代化新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新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西藏正处在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以及诸多的发展途径，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呢？笔者认为不应继续实行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战略，而应该选择以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产业多样化现代化发展道路。
一、传统现代化战略面临诸多挑战
按照传统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工业化，工业化发展又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源开发导向型的工业化。国际经验表明，实行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或资源秉赋较高的国家，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要比自然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慢得多。（注：亚州开发银行，1997年。）这是因为资源性产品需求弹性低，易受外部市场需求变化的冲击影响，加之资源开发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使其经济增长存在着诸多不稳定性，同时也有损于其他产业部门出口竞争能力的提高。因此，建立在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传统现代化战略基础之上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则存在着愈来愈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
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于西藏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既存在着如何加快促进其融入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问题，又存在着如何尽快促使其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区域现代化发展问题。然而，如果考察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演进历程，中央政府对西藏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上是遵循传统现代化发展理论所倡导的“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利用丰富自然资源实现工业化”的治藏策略，推行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心、以赶超内地发达地区为主要目标、以资源开发为主要手段的传统现代化战略。
虽然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战略，极大地加快了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区之一。但是，这一战略是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只单纯注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忽视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重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忽视农牧区生存条件改善，只注重争上资本密集型项目，忽视发展民族特色本土化项目；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只着眼于兴办资源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保护。具体来讲，该战略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战略是难以持续的低效益经济。根据中央财政补贴与工业发展效绩关系回归摸型可知，（注：根据西藏1952～1997年的有关统计资料计算，可得以下回归方程函数关系式： G=-145.42+2.89×I-2.14×N (0.09) (0.49) R[2]=0.9766 式中：G为中央财政补贴，I为工业产值，N为工业企业财政贡献能力。）西藏中央财政补贴增加值对工业企业财政贡献能力的弹性值为0.49，远大于中央财政补贴增加值对工业产值0.09的弹性值。也就是说，工业企业财政每亏损1个单位，中央财政补贴要增加2.14倍；工业产值每增加1个单位，中央财政补贴增加2.89倍。如果继续沿袭以往传统的战略，不仅广大农牧民难以从中受益、仍然与现代化发展进程无缘，而且还会加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拉大自身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不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加剧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先污染、后治理”、“大破坏、大污染”历史的重演。应对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治藏策略”进行重大调整。为此，新世纪西藏的资源开发必须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不应该是有什么资源开发什么资源，而应该是有什么市场开发什么资源；不应该是为开发资源而开发资源，而应该是在保护中进行开发；不应仅仅依靠政府直接投资资源开发，而应是适当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开发资源，政府只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本服务，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第二，实施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战略，不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最基本的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的差距，这主要反映在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实事上，农牧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恰恰反映出农牧民问题、农牧区经济发展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等日益突出。因此，西藏农牧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发展差距、区域内部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差距的缩小，要比缩小与内地汉族聚居地区之间人均GDP的发展差距更有意义。
从农牧民收入差距来看，西藏是中国农村收入水平最低的省区。199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在全国排序为第18倍；到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7%，在全国排序下降为第31位，成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省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西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下降了38个百分点，与内地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对差距扩大了4～5倍（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年）。
从城乡发展差距来看，西藏是世界上城乡发展差距最大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西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致使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且还表现在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以及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持续扩大。
首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差距不断拉大，使其成为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西藏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2.79倍扩大到了1998年的5.09倍，是全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的2.01倍，不仅是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最大的省区（国家统计局，1999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99年），而且还是全国城乡发展差距最大的地区，这一比值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而还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在住房、医疗、交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可得到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实际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还会更大。这说明尽管农牧民人均绝对收入额不断增长，但是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差距却在不断拉大。
其次，伴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造成广大农牧民相对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1985年，西藏城镇人均生活消费开支是农村居民同样开支的3.37倍，到1998年上升为6.24倍。其中，1985年城镇人均食品、居住以及交通与通讯开支分别是农村居民同样开支的2.74倍、0.97倍和1.04倍，到1998年分别上升为4.99倍、6.31倍和29.38倍（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94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1999年）。虽然医疗保健以及娱乐、教育和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但是在这些方面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这不仅表明西藏城乡居民在生活、交通、通讯、医疗卫生、教育、生活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而且也反映出长期以来西藏的经济发展政策特别是公共政策有利于城镇人口，而缺乏使多数人受益、实现公平的有效农村公共政策。因此，新世纪西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最为核心、最突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应尽快制定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社会的主体广大农牧民切实受益的农村公共政策。
第三，实施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传统现代化战略，未能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样化特点。西藏以往现代化发展将资源开发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战略作为唯一的道路选择，其主要问题是缺乏多样化。西藏不仅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农牧区之一，而且还是地球上生态系统最敏感的地区，更是众所周知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复杂多样的生物资源区、独具高原特色的民族文化区。正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高原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生态的独特性，客观决定了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即农牧业发展、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等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
西藏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最高的省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差异性最大的省区之一。除世居的藏族外，还居住有汉、门巴、珞巴、回、纳西等37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西藏总人口的97.15%，人口超过1000人的民族主要有藏、汉、门巴、珞巴、回、纳西6个民族（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1992年），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体系。这种多民族文化载体的存在，客观地决定了为满足不同民族消费、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各产业发展具有多样化发展的特点。
但是，由于目前西藏区域经济成长仍处于待开发时期，产业发展尚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的农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对于总人口有86.36%生活、居住在广大农村、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4个人生活在广大农牧区的西藏来说，应将以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民族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寻求现代化成长的再生之路；应立足于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民族特色产业发展，构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
总之，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是其基本区情以及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客观地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具有不同于内地汉族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特点。
二、现代化发展新战略的政策响应
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应始终坚持“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的基本原则，实施“优先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新现代化战略，以加快促进广大农牧民融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调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投资重点。新世纪应重新确定中央对西藏的投资领域和投资重点，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促进各民族全面持续发展，以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存条件，扩大各民族人民的发展机会，采取能使社会主体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的投资政策。
(1)积极调整中央政府的投资领域。中央政府应从对竞争性产业、盈利性行业的投资转向对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的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从对资源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转向对人力资本的、改善生活条件设施的投资，真正投资于人民，使广大农牧民等社会弱势群体优先受益。
(2)改变建设项目的投资重点。新世纪应从以往“办大项目”转向为广大农牧民“办大事情”，从“办资源密集型项目”转向“办特色资源密集型项目”，从“办自然环境破坏型项目”转向“办生态文化保护型项目”，从“办资本密集型项目”转向大力兴办旨在“富民强区、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与生活条件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因此，我们认为办大事并不等于办大项目，使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就是大事，就是中央对西藏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切实直接的投资和投入。
第二，应改变西藏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西藏经济发展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人为地跨越其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应改变以往那种只有走立足于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够加速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思路，重新认识农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化农牧业发展的基础地位与发展的原动力作用。
(1)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由重点开发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转向对农牧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2)改变产业发展模式。由采掘原材料为主的重工业化模式，转向以特色化、民族化、本土化产业为主的轻工业化模式。
(3)构建本土化的区域经济结构体系。围绕清洁无污染的生态环境资源、农畜土特产品资源、高原特色动植物资源及传统民族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传统文化技术优势、民族特色产品优势，重点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及其相关的无污染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工业、传统民族手工业、民族医药加工业、民族文化产业、民族旅游业以及商贸、通讯、信息、服务、金融、证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三，建立具有高原特以的农牧业产业结构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对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使农牧业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这一变化却出现了“重农轻牧”的发展倾向。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长期推行内地汉族地区以种植业为核心的粮食主导传统生存战略，从而导致形成了农牧业产业结构与内地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趋同化，这是造成西藏农牧业发展滞后的深层次根源。
(1)应构筑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农牧业产业结构体系。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民族差异性较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不应一味地模仿或照搬内地汉族聚居地区的农业发展经验或模式，而应在充分体现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特点及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筑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牧业产业结构体系以及生产组织制度。
(2)采取“保证民族生存、基本立足区内、适度区际交换”的粮食发展方针。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西藏具有作物种植海拔上限高、光温潜力大、粮食单产水平高等粮食生产优势，加之从内地调运粮食运输成本高，因而种植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应该完全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发展道路。这种过于强调西藏种植业发展优势或只是单纯考虑运输因素的机械认识，极易误导西藏农牧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问题。应依据西藏独特的民族生活习惯特征，采取“保证民族生存、基本立足区内、适度区际交换”的种植业发展方针。
(3)大幅度增加对畜牧业的生产性投入。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时期，中央政府重视对西藏种植业的投资，忽视对畜牧业的投资，具有典型的“重农轻牧”特征。为此，应在继续重视加强西藏农牧业投入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增加维持畜牧业生产而必须进行的直接投资，如农村草场和畜禽引进、草场治理与改良、饲草饲料储备设备、水利灌溉设施等生产性投入，充分发挥畜牧业的比较优势，加快“绿色肉库”工程建设。近期重点发展农区畜牧业，远期应逐步将畜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牧区。
(4)加快实施“农牧结合”的农牧业发展战略。西藏高寒的气候特征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客观地决定了民族生存与发展、食物与消费对畜产品等高热量食品的特殊依赖，加之发展种植业的耕地资源规模数量有限、土壤自身条件限制因素较多，使得种植业发展本身难以完全承担起解决西藏食物安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重任。因而，仅仅依靠种植业的发展，难以切实解决西藏的食物安全问题。这就客观要求西藏解决食物安全问题，必须促进农牧结合，选择确立“农牧结合”的农牧业发展战略。
(5)大力发展农牧业生态环保产业。根据西藏自然及人文生态环境特点，应积极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农业生态环保产业。既要注重自然生态的保护，又要重视人文生态的维护。建议国家应从生态环境的战略高度，考虑将整个西藏列为国家级生态经济开发试验区，设立“高原环境保护基金”，以对林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以及民族文化产业、民族旅游业等环保产业实行定期补偿制度。
第四，重视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根据研究表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以及受过2～3年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而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率可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农民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率提高影响最低年限是5年。1997年全国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为5.39年，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5年级水平，而西藏农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仅2.14年，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小学2年级水平（国家统计局，1998年）。为此，(1)政府应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公共支出目标之一。增加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加快农牧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师资力量的培训。(2)在利用资金方面应做出重大改革，减少“资金漏斗”现象，使更多的教育项目和资金委托如青少年基金会、妇联等非政府组织，直接用于补助农牧民孩子的书本费、学杂费和其他费用、农牧区教师的生活补贴、农牧区校舍建设和设备投入。(3)在办学方式、教育方式上应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如寄宿、半寄宿制学校、女童班；改革中小学教育内容，使之适应和贴近当地实际，特别是要加强双语教学，加强适合各民族特别是具有藏民族特点的教学制度以及组织方式研究；在广大农牧区开办与农牧业生产相适应的专门职业学校，进一步提高农牧区小学、初中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率；政府应重点资助农牧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农牧民子女有一技之长，成为当地的有用技术人才。
第五，增加对农牧业的R&D投入，提高农牧业的投资回报率。一般认为，西藏农业发展应大力改造传统农业。但是，我们认为对于西藏民族传统农牧业技术的改造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一旦对其改造不当，则很有可能导致蕴含其中千百年来的传统民族文化永久性地丧失。因而，对于那种完全否定西藏民族传统农牧业技术或一味照搬内地先进农牧业技术的行为模式，应该尽快予以矫正。与此同时，(1)政府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农牧业的R&D投入，提高对区域性农牧业科技信息网络的资助，免费或低费提供技术服务和信息服务。(2)实行农牧业科研攻关项目国内或国际招标制度，鼓励公共科研机构和私立机构竞争；实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鼓励非农业企业参与农牧业R&D投资；恢复和资助农村科技推广站。(3)提高农牧业科技人员的技术素质和他们的生活待遇。
第六，大力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存条件。中央政府应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可以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又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直接或间接增加农牧民的工资性或劳务性投入。为此，(1)进一步增加农牧区实施生态环境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入。这包括兴修水利基础设施、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兴修农牧区道路和桥梁、兴修农村电网和铺设自来水网、治理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等。
(2)增加对农牧区基本公共卫生的投入，消除农牧民的“健康贫困”。农牧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所需经费应由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应投资于广大农牧民的医疗健康，改善农牧区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农牧民身体健康素质，重建农牧区合作医疗体系，为广大农牧民提供可靠的卫生健康服务网络。
第七，改善经济政策环境，促进农牧业持续发展。西藏各民族生存方式长期以来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迄今为止农牧业仍然是各民族最为重要的生存方式与收入来源。政府能否积极诱导广大农牧民普遍参与到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为此，(1)民族贸易政策一定要打破现行封闭的区域保护政策。鼓励国有、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制、外商、合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商业贸易成份的发展和公平竞争，疏通农畜产品区内区外的双向流通渠道。(2)价格政策除进一步理顺农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外，应对主要农畜产品实行必要的价格保护政策，以确保各民族农牧民切实的经济利益。(3)土地草场政策要创造条件促使土地草场使用权有偿转让和租赁，促使土地草场在农牧民之间、农牧民与集体之间自由流动，以克服解决土地分配不均、草场划分不当、抗灾能力弱、经济基础薄弱、专业化分工程度低造成的各种矛盾，逐步实现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专业化及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为农牧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4)财税金融政策应根据地域空间广大、区域发展层次参差不齐的特点，建立以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为主要手段、不同层次的农牧业调控体系和支持系统，尤其是在金融政策方面国家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应对农牧业发展、生态化先进技术给予优惠信贷支持。(5)产业发展政策，应鼓励农牧民发展多元化立体大农业。在自愿、互利、风险共担的基础上，建立农工商联合体等经济实体，尽可能减少商品交换经验及信息极为缺乏的广大农牧民生产投入的盲目性，以促进传统农牧业向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方向转变，从而带动广大农牧民普遍参与共同发展。(6)减轻农牧民各类不合理负担，提高农牧民实际购买力，政府应对农牧民直接提供各类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资金同时加快推行费改税，取消对农牧民的不合理收费，进而减轻农牧民的实际负担。(7)进一步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直接扶贫到户，使贫困农牧民直接受益。
第八，促进各民族的自身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西藏现代化发展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开放程度低，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的程度和能力较低。为此，(1)加速民族与地区的双重开放。应采取有利于加快促进民族自身开放与发展变革的全面开放政策，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加速民族与地区的双重开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加快推进西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对民族差异性较大的西藏来说，吸取与借鉴、开放与学习，不仅仅是简单地模仿、照搬国外或内地汉族取居地区的发展模式，而应该是在学习与借鉴、改造与创新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3)制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政策。长期以来，西藏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多与国家宏观指导一脉相承，推动形成的产业结构体系与当地广大农牧民关联程度甚微，使广大农牧民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相互隔离、自成体系，从而难以真正带动促进各少数民族自身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中央政府应在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即机会平等、社会救助、共同发展等原则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体现民族特点而又能将广大农牧民纳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产业政策。(4)优先加快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各民族由以农牧业社会为主的传统社会，进入到了以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多、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实现了各民族自身发展的社会跨越。从民族自身发展差距来看，改革开放给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因此，加快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在努力提高人均GDP的同时，提高以健康、教育、文化水平为标志的生活质量，消除人类贫困，促进人类发展，改善生活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西藏农牧民是社会的主体，新世纪应努力改善农牧民生存条件，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消除农牧民的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教育贫困以及信息贫困，加快缩小其区域内部的城乡发展差距，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举措，也是“治藏策略”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衡量西藏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真正“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使广大农牧民优先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