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九）——关于社会主义与时代挑战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题论文,时代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新事物和新问题的大量涌现，时代向社会主义不断地提出挑战。为了回应这种挑战，社会主义自身也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前景如何，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又将怎样去回答这些挑战。为此，本刊编辑部特约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宗良教授和孔寒冰副教授，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形成这篇对话。
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
▲去年十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年会上，一位老教授感叹地说：“研究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可是如今学生们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却回答不上来。”其实，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所有中国人。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的发展，一些以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社会主义似乎越来越走向曾长期被它所否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本身变了，抑或人们一直就没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何物？
●我认为主要是后者。就思想或理论而言，无论莫尔、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提出来的纵向替代物。《共产党宣言》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从它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可避免”至少表明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不仅在生产力方面，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方面，都要优于资本主义；二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它了，非进行生产方式的转换不可。这是社会主义出现的前提。总之，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和谐的生产关系和更完备的上层建筑。
▲但是，这马上就涉及到如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实践却发端于东方（俄国、东欧和亚洲等）。它们几乎都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产生前提，其母体在政治上或者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或者是专制独裁，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经济上除了个别国家（如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都是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关于它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复杂历史原因及其意义，已有许多人做过很多论述。问题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何给自己正确定位，如何解决理想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进一步发展。然而，在这些方面，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误区。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将自己定位在各方面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上，真的居高临下地俯视资本主义，于是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虚假骗人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蒸蒸日上，兴旺繁荣，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每况愈下，日薄西山。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能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不同程度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用政治目标来规定经济建设，把反对资本主义、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任务，而无视非常现实的封建主义政治和经济残余的根除。经济非但没有赶上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甩在了后面。人民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糊口经济”甚至“饥饿经济”之中；政治上缺少民主，没有法制，个人崇拜严重；思想上保守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对外闭关自守，自外于世界发展的潮流。
▲结果，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带有浓厚程度不同的封建色彩，往往用封建的东西来批判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其含义有多么深刻！
社会主义实践的缺憾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观点在全世界都十分流行。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就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其有种种不足的载体——苏联模式。对此，连许多以真正科学态度而不是出于感情好恶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都不否认。
▲什么是苏联模式？国内外，过去和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指苏联30年代完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和以消灭富农为主的农业集体化以及在政治上镇压了反对派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外交体制。概括说来，这种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是以国家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不难看出，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战后，欧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也确立起这种模式。
●公正而论，不论在哪个国家，苏联模式在确立之初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就，如很快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为打败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等等。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转折的时期，我们更要充分看到本世纪社会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在社会主义之外，社会主义对于殖民地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崛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改良和经济上的调整，对人类历史的精神文明进步，也无可争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以苏联为例，政治上，在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在一党独揽一切权力、监督机制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大搞肃反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个人迷信盛行，民主法制极不健全。经济上，党政不分，用行政手段和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经济；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过急、过快地搞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对外关系上，长期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闭关自守，自外于世界经济和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这些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致命硬伤。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单一的苏联模式？前面已经提到过，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在西方，而社会主义实践却肇始于东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是东西方之间最大的差异。除个别国家如德国、捷克之外，其余的或者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有的甚至还处于列强的殖民压迫之下。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高度集中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苏联模式得已确立和推广的物质基础。另外，还不能忽视体现在苏联模式中的东方国家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的延续。
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
▲对社会主义的困惑还表现在其理论与实践都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出现了差距。比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最终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可是，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日趋减少甚至消亡；阶级结构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化，而是出现各种社会分层现象的多元化；阶级矛盾也因阶级结构的多元化和结构性失业、普遍的社会问题等不再仅仅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而是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多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知识经济的出现甚至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界线进一步模糊，使得有钱人与贫困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不在财产的拥有，而是对知识的掌握。这些新现象是经典著作家不曾也不可能预料到的，更是不可能从理论上加以解释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资本主义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今天看来，19世纪仍属资本主义发展初始阶段，其各方面的体制、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都处于“磨合期”，不协调的地方还很多。所以，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矛盾表现得比较激烈。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并且依靠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也就将目光集中在这些矛盾及其冲突上面，而对其自我协调和发展的潜能显然估计得不足，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可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生产力还在迅速地发展，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有所弱化而管理职能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也在趋缓。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英国学者拉夫尔·密里本德、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和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分别从经济、政治、精神和历史的角度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新变化。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至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研究的是以对资源和金线占有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其国家职能侧重于内外政策上的暴力和镇压；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以智力和知识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的资本主义，其国家职能侧重于管理与协调。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应当随着研究的对象变化而变化，由此新生出来的新方法和新结论就是对原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总地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什么叫发展？发展就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的突破和创新。作为一个世纪以前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思想和视野同样受到历史的局限，所以《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之后，他们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首次做了重大修改和补充。如果能活到今天，亲身体验到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新发展、新变化，他们肯定会对自己的理论做出更多、更大的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是要敢于突破，承认它的许多思想、原理和方法由于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了；其次能够运用新的方法对新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科学结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原理和新方法，没有这些，如果一切还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的，那绝对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启示，即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已有的理论、观察现实的生活和展望未来的社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不断地更新和丰富自己的理论。
未被重视的时代转换
▲如果历史按部就班地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首先在东方国家出现的。因此，还应当考察东方社会主义兴起的条件，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苏联模式。苏联（1917—1922年称苏维埃俄国）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而所有这些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是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峙和斗争中完成的。一战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和二战后西方发动的“冷战”环境不仅进一步促使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甚至被纳入军事轨道，于是，20世纪的前80年一直被认定为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战争与革命年代”，我想这是一个不必用太多理论去认证的历史事实。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不少特点确实与“战争与革命年代”紧密相关的。这个年代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双方都以搞跨对方为目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高度集权，不停顿地搞阶级斗争，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经济上的指令性、优先军事的发展方式，文化上的一元化统制，对外关系上搞“世界革命”等等，无不与此密切相关。世界向前发展，时代主题已经变化，可是，人们的认识、理论，各方面的战略和政策却没有跟上，滞后了。
▲如何正确认识时代，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面临的各种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所谓的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内涵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需要回答的是这个时代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向和平与发展时代转换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是否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及早地认识到时代主题的转换，落到了时代发展的后面。我们对此还可以详细加以分析。是否可以认为，二战结束后时代就开始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大体的轨迹是从热战到冷战，再从冷战到缓和。当然，世界局部的战争热点一直没有断过，但是它们并不影响世界发展的进程。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可以先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里发展趋向是随着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而日益被多种的社会利益冲突所淡化。前面已经谈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和条件。再看第二对矛盾。随着殖民体制的崩溃，原来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特别表现在原来认为是激化它们之间矛盾的经济关系上面。两次大战期间，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也就是直接投资，其目的主要是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转移生产能力较低、污染严重的产业。战后，这样的经济关系逐渐走向断裂，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单向的资本流动被发达国家之间的双向或多向的资本流动所取代。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越来越多，而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越来越少，这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快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却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用两组数字说明这一点。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 1980—1985年，发达国家年平均吸收外资占全世界外资流动总量的74.62%，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外资只占25.38%； 1985—1990年，这两组数字分别为82.25%和17.75%。讲这些，绝不是说发达国家不再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更不是说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了，可是必须承认，它们之间矛盾的原因、表现方式以及后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之，这两对矛盾的演化实际上就提出了和平与发展问题并使之逐步转变为新的时代主题，正是在这新的时代中，第三产业的旋风首先在西方刮起并很快席卷全世界，推动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的出现。
两制关系上的误区
▲谈社会主义与时代的挑战，不能不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涉及到对外开放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以消灭社会主义为已任，这是造成两种制度国家对峙和斗争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这个不争的前提基础上，也不容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两制关系上的得失。
●的确如此，在这方面，作为社会主义样板的苏联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要。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但是在两制关系上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能否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他甚至主张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俄国通过贸易、租让制、合营企业等形式发展同西方的经济联系，虽然由于国内外种种条件的限制，有的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在他的领导之下，苏联也曾经（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批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成套设备，其中1932年购买的占当年世界进出口总额的一半。然而，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后来发展成为“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关系缺乏足够的理解和认识。他过分地夸大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夸大了苏联和后来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的经济发展水平，认为如果主张苏联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结合，就是要苏联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这种理论观点和指导方针使苏联经济上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至于政治和文化上，更是长期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最终使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在某些方面上实际脱离了人类文明大道。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时断时续、时好时坏，基本上没有摆脱“一国社会主义”、“一国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和指导方针。粗算一下，1965、1970、1975、1980年，在苏联的外贸总额中，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贸易额所占的比重依次为58%、55.6%、51.8%、48.6%，相同年份苏联同西欧、美国、日本等20国贸易额的比重，仅分别是17%、20%、29%、31%。而这20国的经济实力比苏联以外的经互会成员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诚然，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封锁、禁运、“制裁”，也是造成苏联封闭半封闭的主要原因；但苏联领导集团从理论认识到对外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和偏差，则是阻碍实行对外开放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不懂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他们长期过高地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和发展水平，过高地估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长期囿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教条，不能如实估量资本主义新的适应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和新的发展，因此对长期和平共处缺乏必要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于是，苏联在“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同美国争霸天下，到处扩张，影响了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交流合作关系，进而影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浪潮中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许多民用新的生产领域中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或怀疑两制之间需要而且也可能的互相借鉴、交流与合作；对于吸取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缺乏自觉性，把它们当成姓“资”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东西。长期批判“市场经济”就是拒绝西方文明成果的典型例子。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更是拒之门外。因而，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长期僵化，不能突破旧的模式。
▲这是在两制关系上陷入的一个大误区。由于自我定位过高并且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对立物，所以只讲抛弃而不提继承。于是，单一的公有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内向型的经济、个人崇拜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等等，成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标志；而非公有形式、商品、利润、竞争、外向型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以及民主政治上的基本范畴则是资本主义的标签。社会主义阵营中有谁想引进一些被划入资本主义范畴里的东西，就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遭到口诛笔伐、革出教门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被批判（这种批判是地地道道的声讨和谴责，而不是一种评判）者之所以被批判，主要原因是他们想引进一点点市场机制，给僵硬的苏联模式注入些活力，试图在不同的运行机制之间找到交汇点，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还只是一种尝试。对此在理论上加以严厉批判，在实践上反其道而行之，错误总结历史的结果，就是使历史变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地歪曲，苏联模式也被推向极端。
●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所遭受的挫折（包括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曲折发展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当属没有赶上新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使地球变小这种大趋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借助于国际协作、关起门来生产现代社会所需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求得经济迅速繁荣和发展。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本来就不够发达的国家还闭关自守，就会更加落后。以新的科学技术推动和带动起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在加快，伴随而来的文化融合（与冲突）呈现着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时代发展的趋势、苏联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已经不能允许苏联再自外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要求跟上国际社会发展步伐的苏联人民大众，希望过着新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苏联人民大众，终于起来挣脱旧体制的绊羁。然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物极必反，矫枉过正。新的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方针和指导思想使改革之车陷入了泥潭，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了，国家整个散了摊子。所以说，在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大潮流面前麻木不仁，在两制关系问题认识上的僵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上的保守、被动，终于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便是苏联剧变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在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尽管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并不像他们当年预测的那样，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这样的命题。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同时胜利，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在他们的笔下，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已经消灭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孤立状态，各民族在各方面都互相往来、互相依赖，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是如此！现在，人们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估计过快。但是，当我们仔细品味他们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这些论断时，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深刻的观察力和准确的预见性。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全球化，各种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谈论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著述不少，可谈论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著述还不算多。然而，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不论人们的理解有多么不同，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特别是坚持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首先必须正视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是国际贸易高速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二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进入新的阶段，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不到4 万个跨国公司率领着它们海外的子公司控制着近一半的全球生产、50%以上的国际贸易、60%以上的技术贸易，垄断着90%以上的国际投资。跨国公司的许多产品设计、筹资、样品制造、主要部件生产、组装、销售分别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产品”；三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标志着一场新的信息革命的兴起，将带动高新技术的全面发展，促使社会经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现在尚难预料；四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大大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五是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还必然影响到政治法律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现实而又严峻的挑战。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挑战？
●对这种趋势估计得过快，或者惊慌失措，既不应该，也不必要；在这种趋势面前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回避、倒退，重关国门，再陷乌托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已有苏东教训在前头。可行而明智的态度是，认清形势，抓住机遇，主动应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这几乎是用不着论证的问题。只要回顾一下近现代历史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程便可明白。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推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星球的一切。这是全球化趋势不可能逆转的根本原因。自然，“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一切国家、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生产与消费方面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这一方向无论如何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说，在东西方严重对立、对峙、对抗的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尚可理解、尚可维持的话，那么，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的今天，在现代高科技正在冲击和扫除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隔绝的堤坝和藩蓠的今天，想维持和恢复封闭半封闭状态无异于堂·吉诃德战风车。
▲如此不明事理的人现在恐怕不多了。然而，我们是把生产力、尤其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看成最根本的革命动力，还是仍然把人的主观意志、把上层建筑当成可以决定一切的呢？我们是否自觉地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置于科技、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大环境中来思考、来设计、来实施呢？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一是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建立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在社会发展各方面，特别是经济上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距离的东方大国。明确这两点的意义就在于，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吸收各方面的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发展生产力，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实质上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问题。进一步对外开放意味着紧紧地将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在全球化中谋求自己的发展；深化改革意味着在各方面调整自己，与世界发展接轨。
▲但是，由于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空前的冲击和巨大的困难。
●所以，全球化给我们展现的前景并不只是阳光灿烂、鲜花遍地。在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的对外开放并非只是积极效应，负面效应也是明摆着的。比如，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涉外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不能忽视的问题。由于涉外企业对国内企业、国内市场和国内品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于是出现了关于引进外资、建立涉外企业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进外资是多了还是少了，是中国利用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中国，我们对外开放到底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等种种争论。对于对外开放出现的消极影响的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简单地斥之为保守、僵化、极“左”是不对的。实际上，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蜜蜂、蝴蝶与苍蝇、蚊子齐飞，凤凰与“豺狼”共舞。在当今世界，自我孤立、“御敌于国门之外”是错误的，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方面搞“不设防”更是愚蠢的。
▲这就是说，中国既不排斥（而且是积极主动地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的优秀文明成果，也有在这些领域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和自信心。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关系”。掌握好这个“关系”的“度”，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和指挥者领导艺术的集中体现。这两年来的实践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具有驾驭中国改革开放这艘巨轮，在全球化的风浪中顺应潮流、绕过暗礁险滩、乘风前进的高超本领，关键就在于掌握好了这个“度”。
▲确实是这样，假如中国的金融结构、外资结构和经济实力不是现在这种状况，国际金融投机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还能这样客气吗？假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境内银行有一定的股份，假如人民币可以直接兑换，那么，我国能否免遭这场金融风暴呢？
●当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机遇也好，挑战也好，都不是一次性的。比方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总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是，我们对形势要有准确的判断和估量，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之上主动地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责任编辑注：《热话题与冷思考》（一）～（八）分别见本专题1997年第9期、1998年第8期、1998年第9期和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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