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雪公主》看巴塞尔姆解构文本意义的策略及意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雪公主论文,意图论文,文本论文,巴塞尔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后现代小说家之一。他写作生涯的成功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解构批评开始盛行的时期。巴塞尔姆和其他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试图变革小说的形式。他反对传统写作中的年代顺序、情节、人物、时间、空间、语法、句法、隐喻、明喻，以及事实与虚构之间的传统界限。他对语言及元叙事的不信任，对文学拼贴技巧的运用，以及他对小说的大胆实验使他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现代主义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解构理论的积极实践者。解构批评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否认存在任何等级制度、结构、终极价值和意义，追求互文性和游戏性，这些特征都鲜明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后现代主义作家常常因其反文化的姿态，反传统的态度和价值消解策略而广受批评。然而，从解构的理论视角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后现代主义作家在荒诞、游戏和虚无主义表面下隐藏着的严肃意图。
本文以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巴塞尔姆的后现代主义经典小说《白雪公主》，从文体策略和隐喻两个层次来论证巴塞尔姆解构了语言的功能，使语言变得不值得信赖，因而挑战传统意义的等级秩序，最终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论证巴塞尔姆解构文本意义是为了揭露现实的虚构性，颠覆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把大众从媒体用语言虚构的现实中解放出来。
一、意义的不确定性
德里达从索绪尔那里得到这一观点：字词之所以拥有它现有的意义是通过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它们与语言以外的现实的关系而达到的。
在索绪尔看来，一个单词并不是一个象征物，只象征某个物体，而是一个符号，它像硬币一样有两面：一面是声音和形象，另一面是概念，前者称作能指，后者为所指。举例来说，如果“树”字是这个符号的话，能指就是构成“树”字笔画和发音的整体，所指是人们头脑中对“树”的想象。因此，对于结构主义来说，语言是无参照物的，因为语言所指的不是世间的事物，而只是人们头脑中对世间的事物所形成的概念。索绪尔的符号公式如下：符号=能指（声音、形象、姿势等）+所指（能指所指的概念），①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尽管索绪尔区别了能指与所指，并意识到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当两个系统在一起时，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就变得不稳定了。德里达对同一个语言单位中的意义的稳定性产生了疑问。他解释道：“所指的概念本身并不能出现，即不能以完全只指它本身而出现。每一个概念都一定在本质上是内接在一个链或系统中。在这个链或系统内部，它通过差异的系统游戏，又在指涉另一个或其它的概念。”②
以“树”这个字为例。如果能指是“树”这个字的话，那么所指就是人们在头脑中对“树”的联想。就“树”的概念来讲，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联想。人们会联想到杉树、松树、榆树等树。因此，这个公式就演化成：符号=能指+所指+……+所指。但当人们从字典上查上述每一个所指时，它们又成了能指本身，并且又带来了一系列所指，这些所指又会成为能指，如此以至无穷。所以，结构主义所定义的所指其实是一连串的能指。“树”字永远也无法到达只指一个概念或一个所指的那个点上。
因此，对解构主义来说，语言并不是能指和所指的联合，而是能指的链条，它既不指代世间的事物也不指代事物的概念，而只是组成语言的能指的游戏。既然每一个能指都由更多的能指组成，并且在不断地产生能指，这样就使意义被不断延宕，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且不断变化着。
德里达创造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它取自法语动词“differer”，此词既有差异又有拖延的意思，因此德里达用它来指称“空间和时间差异共同在一起的构造”。③ 那么，任何一个字的意义（或所指）总是在一个特定的语言内区别于其它字的意义。所有字词的意义之所以成为其意义，就是由于它区别于其它意义，没有任何稳定和绝对的意义存在。意义是多样的、变化的和有语境的。
罗易兹·泰森总结了德里达的观点：语言有两个特点：（1）能指的游戏使意义不断延宕，（2）一个能指似乎所具有的意思是其区别于另一个能指的结果。④ 由于语言的这两个特点，意义不能确定，所以也不能相信语言可以表现现实。因此，语言与世界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是由字词组成的，而字词又是一连串的能指，那么，用语言所反映的现实也是不可信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解构主义者偏爱意义的无等级的多重性或意义的“自由游戏”，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
二、解构文本意义的策略
在《白雪公主》中，巴塞尔姆为读者准备了一个语言的盛宴。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文字游戏，斯坦雷·传弛坦博戈称其为“错综复杂的文字游戏”。⑤ 另一位评论家爱伦·塞和，则把小说描绘成“一部疯狂记录歇斯底里的声音的机器，这些声音不断地重复自身，使语言除了说明其自身功能丧失以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指代作用”⑥。然而，这些只是巴塞尔姆解构文本意义的手段。他运用文字游戏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为了挑战意义传统的等级组织，最终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巴塞尔姆从文体策略和隐喻两个层次上解构了语言。
文体策略
麦克黑尔在《后现代主义小说》一书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文体策略，其中包括：词汇展览、“沉重句”（back-broken sentence）和目录表（catalogue）。下面将一一分析这三种文体策略。
词汇展览指的是在文中引入本身就很惹人注目的词：稀有词、学究式的词、古体词、新造词、技术词和外语词等。⑦ 读者很容易在巴塞尔姆的小说中找到词汇展览的例证。
白雪曾对矮人们感叹道：“噢，我多么希望能听到我从未听到过的词呀！”⑧ 矮人们响应她的呼吁，巴塞尔姆亦复如此。他在小说中创造了许多新词：用“horsewife”来代替“housewife”，⑨“copted out”作为“opted out”和“copped out”的结合词，⑩“hurlment”作为动词“hurl”的名词形式，（11）“vatricide”指的是比尔所犯的罪行。（12） 这些词或是运用构词法构成，或是纯粹编造而成，总之，在任何字典里都查不到。遇到这些生造的词时，读者无法知道它们的确切含义，所以就不再寻找意义，而是把注意力投到文字游戏上。
除此之外，巴塞尔姆还刻意违反语法和语义规则来实现词的并置。例如：“爱丽斯给我们看了她色情的点心”。（13）“色情的”和“点心”显然是一对不搭配的词，通过这种方式，巴塞尔姆毫不顾忌地在测试词语搭配的各种可能性。毛瑞斯·考图瑞尔和瑞吉斯·杜兰德把巴塞尔姆的写作艺术比作盖楼和绘画：“就像在诗歌里一样，字词不再作为媒介；它们就像用来盖楼的形形色色没号码的石块，或者像绘入一幅画中的线条和颜料。它们不再受到一贯规定它们意义和价值的代码的限制和约束。”（14） 对巴塞尔姆而言，字词脱离了它们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的束缚，成为绘画的颜料，所以，无论怎样操作这些词都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像“蜜蜂在夜里犬吠”这样的表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非常有效地使读者忽略它的意义而去注意它的字词本身。
除了新造词汇和怪异的搭配外，巴塞尔姆还刻意罗列琐碎的词汇。他耗费了一页半的篇幅描绘白雪打扫房间的过程：“……然后白雪清洁了煤气管。她把炉子的喷火口和炉架下的盘子在热肥皂泡沫中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在清水中冲洗，并用纸巾擦干。她用苏打水和一个硬刷子清洁炉子的喷火口，尤其注意清洁了煤气出口处。她用发夹清理出污物……”（15） 很显然，只要巴塞尔姆愿意，这一章还会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这些对琐碎的家务活的详尽描述没有给小说增加任何意义，而仅仅是词汇的罗列。内容的琐碎使读者放弃对意义的期待，转而注意字词本身。
其中一个矮人把这里所使用的语言称作“填塞物”，具有“一种‘垃圾’的性质”。（16） 保罗·毛特比曾这样评论语言的这种“垃圾”性质：“信息不断被复制出来，至少在大的通讯网络中，它们绝大多数是低等的‘信息’，即失去意义的信息。信息膨胀，而意义紧缩。”（17） 字词被写出来只是为了充斥纸面，却不带来任何意义。
巴塞尔姆不仅玩弄字词而且玩弄句子。在《白雪公主》中，巴塞尔姆运用“沉重句”来使意义延宕。布瑞恩·麦克黑尔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品的特色是使用姑且称作故意不流畅的策略：句子的构成极为笨拙（达到了不合语法的地步），以至于句子结构本身成了注意的焦点，它干扰了读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这一句子结构本该承载的内容。（18） 沉重句常常出现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在巴塞尔姆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中也不乏其例。
在对矮人之一比尔进行审判的那一场景中，法官说：“比尔请你开始。通过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法庭你最初是怎样构想并支持这一幻想的，你潜在的伟大性这一幻想。通过这一方式你设法假定并保留住了你的领导权，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你是完全不称职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你把装在棕色纸袋里的两包六瓶装的米勒牌豪华啤酒掷进了由艾·方杜和赫·麦伏特驾驶的蓝色福斯车的挡风玻璃里。”（Bill will you begin.By telling the court in your own words how you first conceived and then supported this chimera,the illusion of your potential greatness.By means of which you have managed to assume the leadership and retain it,despite tons of evidence of total incompetence,the most recent instance being your hurlment of two six-packs of Miller High Life,in a brown-paper bag,through the windscreen of a blue Volkswagen operated by I.Fondue and H.Maeght.）（19）
这里的第三句话尽管是一个很庞大的句子，但却仅仅是第二个句子的一个从句，而第二个句子也只是第一个句子的一个状语而已。这里的第三句是一个典型的沉重句，它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但却在尽可能多地包含信息。此句的中心意思由于层层叠加的限定成分而处于延宕中，读者在阅读此句时则会迷失其中。这样的句子使读者不能辨明其意义，因为意义总是被延迟。意义的延宕使读者更多地意识到句子结构本身而不是其所表达的内容。
“目录表”是巴塞尔姆所青睐的另一策略。他时常求助于“目录表”来进行有限的和任意的列举，并且通过这一列举来表明物体的无限性。当白雪在遐想即将到来的王子时，她想到：“哪个王子会来呢？会是安朱王子吗？伊格王子？阿尔弗王子？阿方索王子？……福廷布拉斯王子？”（20） 文中共列举了31个王子的名字，而且结尾缺乏“等等”之类的字眼似乎表明白雪列出了一个完整的名单，但是实际上这一名单是无限的。
另举一例。在描写白雪在某个毕佛学院所受的教育时，巴塞尔姆不厌其烦地列出她所学的课程及其具体的题目：“她学习了《现代妇女，特权与责任》：妇女的本性及其培养，妇女在革命与历史中代表了什么，包括操持家务、养育子女、维护和平、治愈伤痛和奉献，以及这些是如何为当今世界的再度人性化作出贡献的。然后，她学习了《古典吉他一》，[……]然后，她学习了——”（21） 因为列举了一页多，读者会以为巴塞尔姆意图列出所有的东西，但是这一列举却以一个破折号终结，而破折号在这里是一个表达无限性的符号。这一做法带来的结果则是可笑的：尽管费了半天周折，他仍然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清单。
保罗·毛特比用“清单”一词来作为“目录表”的同义词，他指出：“清单是巴塞尔姆最喜爱的形式之一，它被机巧地用作语言力量削弱的一个症候。在一个清单中被它们的位置所编码的字词常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它们仅仅是作为所列物品中的任意一个而存在，被剥夺了语义的力量。”（22）
通过运用目录表的结构，巴塞尔姆剥夺了语言的语义力量，使得文本中的语言成为纯粹的词语展览，并且同时也封闭了读者在文本中寻找意义的通道。
隐喻的运用
本雅明·赫鲁索夫斯基认为：隐喻的表达同时属于两个指涉框架。在一些框架中，这一表达具备其字面意义；而在另一些框架中，它具有比喻修辞的功能。只有第二种指涉框架实际存在于文本的虚构世界中，表达具备其字面意义的框架在文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只要比喻的框架存在，它就是缺场的。（23） 一个隐喻通常只有在在场和缺场、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存在张力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功能。当相对于虚构世界来说不存在的表达进入了这一世界，就成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界定的“实现了的隐喻”：起初产生隐喻的事件、物体和情形在虚构的世界中变为现实。（24）
后现代主义作家是“实现了的隐喻”这一策略的积极实践者，通过这一策略，他们把隐喻的物体从不存在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使它们作为存在物在文本所呈现的世界里再次出现。正如麦克黑尔所分析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是“使隐喻本体的二重性置于前景，即隐喻参与到两种具有不同本体地位的指涉框架中。它是通过加重隐喻内在的本体张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因而使在场与缺场间本来就很慢的滑动更加缓慢”。（25）
在巴塞尔姆的隐喻世界中，隐喻通常是按字面意思解释的。例如：“‘意义’不是通过阅读字里行间而获得的（因为在这些字里行间的空白中什么也没有），而是通过阅读这一行行的语句本身获得的。”（26）“读字里行间的意思”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隐喻表达，旨在“找到比字词表面上所表达的意思更多的意义”。（27） 这一隐喻的字面意思在文本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在文本的世界中只有隐喻的意义存在。然而，巴塞尔姆在括号中把文本中缺失的字面意思呈现出来，使其变成了一个“实现了的隐喻”。因此“读字里行间的意思”成了“读字里行间的空白”。字面的指涉框架与修辞的指涉框架共存于同一个层面，竞争读者的注意力。
再举一例。“在我们的街上有一条女孩和妇人的河流。由于有太多的女孩和妇人，所以车辆都被迫使用人行道……我们投票表决来尝试一下邻镇的那条河。他们有一条不太使用的女孩河。我们带着行李跳进小船，行李卷在帆布当中，中间用绳子绑着。女孩们在这额外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声。接着，赫伯特把船推开，而比尔也开始为桨手打起了拍子。”（28） 第一个隐喻“一条女孩和妇人的河流”可以理解为“一群女孩和妇人构成的人流”。而邻镇的“女孩河”这第二个隐喻则是一个“实现了的隐喻”。读者无法像理解前者那样来理解后者，因为巴塞尔姆提供了诸如“小船”、“帆布”和“桨手”等与河流相联系的字面意象，又有“女孩们在这额外的重压下发出的呻吟声”，读者会不由得相信真有一条女孩河。通过这种方式，巴塞尔姆加强了这一隐喻的本体张力，使其意义变得不可确定。
有时，“实现了的隐喻”这一策略也被用于对话中。下面是丹和亨利之间的一场对话：“丹，什么是一次被中断的性交（螺旋）？”亨利问道。“一次被中断的螺旋，”丹说，“是一次不连续的螺旋，就像在一个套轴尾部里，通过割掉螺丝的一部分或几部分，有时是一部分的旋转轴所形成的那样。用一个有相应插入部分的螺母”。（29） 在亨利的提问中，“被中断的性交（螺旋）”（interrupted screw）有很强的性暗示。根据《朗文美语辞典》的解释，“screw”是一个禁语，意思为“与……发生性关系”。（30） 因此，亨利想听到关于性交被打断的解释，而丹却用技术术语解释此词的字面意义。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同一个文本世界里交流，亨利处在修辞的层面，而丹在字面的层面。结果是意义在对话中被延宕了。
亨利与丹之间的对话恰恰与读者阅读巴塞尔姆的“实现了的隐喻”的情景极为相似。读者对隐喻性表达的习惯性理解总是被作者对它们的字面解释所延迟，最终导致了意义的不确定性。
麦克黑尔把巴塞尔姆的短篇故事《气球》称作是一部后现代寓言。在这篇故事里，一个巨大的气球神秘地飘过曼哈顿，招来了纽约市民和读者对它的种种阐释。《气球》是一个具有文本长度的隐喻，在这个隐喻当中，气球是字面的指涉框架，而对它的种种可能的阐释则处于隐喻的指涉框架中。这两个层次的指涉框架不是被清楚地阐明的，而是被撒播在文本当中。
同样，在《白雪公主》中，白雪将其又长又黑的头发悬垂在窗外的举动是另一个“气球”。这一举动招来了许多人的注意，他们都从自己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头发的意义似乎是不能确定的，正如矮人的头目比尔所反思的那样：“它意味着她只不过是个该死的堕落者！是看待这一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的一种方式。它意味着‘不在一起’比‘在一起’体验起来更加迫切与真实。它意味着她在寻求一个新的情人……但同时，头发带着其重重意义悬挂在这里。我能做些什么呢？”（31） 比尔的反思表明：有多种看待头发的方式，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可能的，但没有一种是确定的。
斯坦雷·传弛坦博戈指出：“这一姿势的性的含义服从于其他角色对它的一系列阐释，这表明文学分析和在文本中寻找意义的企图本身成了巴塞尔姆戏仿的主体。”（32） 也就是说，巴塞尔姆故意戏仿了寻找意义的过程，因为文本中根本不存在终极的意义，就像不存在对头发的最终解释一样，读者企图在文本寻求终极意义的企图是徒劳的。
如上所述，不管巴塞尔姆运用文体策略还是隐喻，语言的功能都被解构了。语言成了能指的无尽游戏，而意义则总是被延宕。语言作为传达意义的载体是不可靠的，由语言所构成的文本也是不可靠的，因此文本的意义被有效地解构了。
三、解构文本意义的意图
在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中，语言没有正确地行使其功能。然而，巴塞尔姆并没有沉湎于自恋式的语言游戏，他这样做有其严肃的政治意图，即揭露被大众传媒用语言所虚构的现实，颠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把大众从虚构的现实中解放出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个阶段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用来“联结在文化上出现的新的形式特色和新的社会生活类型与新的经济秩序”。他把这一新的经济秩序称作“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景观社会”、“多国资本主义”，直至最后的“晚期资本主义”。（33） 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划分，认为其在美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而在欧洲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他把20世纪60年代看作关键的过渡期。
在让·鲍德里亚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有形的商品也往往被当作“社会的能指”而不是作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来消费，这种“社会的能指”对身份和行为进行编码。除此之外，这种“符号交换价值”的第一性也被解释为大众通讯技术发展的结果。（34） 保罗·毛特比进一步指出：“我们对符号事实上的着迷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现实事物的符号已经具有现实本身的权威。大众传媒这一当今最为丰富的通讯形式在这一符号的价格稳定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35）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方式，因而也是控制公众观点的最有影响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理论家保罗·拉泽斯菲尔德指出：“主要的权力集团[……]越来越多地采用通过宣传而不是更为直接的控制方式来操控媒体大众的技术。[……]经济权力[……]已经转向一种更为微妙的心理剥削的形式，而这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来完成的。[……]这些媒体已经担当起了使大众顺应社会和经济现状的任务。”（36） 因此，大众传媒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信息和娱乐的工具，而是主要权力集团意图控制大众而进行“宣传”的代理人。
那么，构成大众传媒的语言的功能又如何呢？亨利·勒菲弗尔把处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语言看做是弱化了的媒体。他辨认出了“信号”对“符号”的替代，他认为这一过程“消除了语言与意义的其它维度”，并且因为主体不再能表达或总结其经验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无意义感”。（37） 威廉·巴罗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西方控制机器的一个基本特色是使语言尽可能地变得非形象化，并把词语和物体或可观察的过程分离开来。”（38） 因此，构成大众媒体话语的语言变成自我反射的，并不能如实地指涉现实。因此，后现代主义作家常常投身于语言游戏以戏仿现实。
詹姆逊把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色称为“交换价值已普泛化到了使人们忘却了对使用价值的记忆的地步……”（39）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大众通讯产业的繁荣，语言与其它商品一样处于加速流通与复制的过程中，这使得语言只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因此剥夺了语言的使用价值，即意义。
毛特比指出，使用价值的失去使得语言变得“稀薄”，因而“采取了时髦话、陈词滥调和空洞的措辞的形式”。（40） 语言因为有了这种“稀薄”的特性已不被像巴塞尔姆这样的后现代作家所信任，他认为：“问题是，在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是我们自己在越南所犯的大规模的罪行中语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共犯？还有在那些权力集团及其忙碌的官员们对社会的控制上呢？如果这些令人憎恶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语言的蛊惑，并通过语言使其成为可能，那么，语言被破坏性地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呢？”（41） 语言在巴塞尔姆的眼中被“破坏性地污染了”，语言成了权力集团用于犯罪和控制公众观点的有用的工具。这种对语言功能的不信任使得巴塞尔姆有意解构语言的功能以帮助公众察觉大众传媒用语言所操控的现实。
因此，在《白雪公主》中，语言变成了垃圾。正如矮人们所说的，“我们喜欢有大量垃圾的书……”（42） 其中的一个矮人丹分析道：“你们现在大概都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国家垃圾的人均生产量已从1920年的每天2.75磅增长到了1965年的每天4.5磅，这是截止到去年的数据，并且还在以每年4％的比例增长。既然这一比例可能还要增长，因为它一直在增长，我打赌我们很可能会很快达到100％。到了这个点上，你们一定会同意，问题就从处理这些‘垃圾’变为欣赏它们的这些特质，因为它已经是百分之百了，对不对？而且再也不会有‘处理’它的问题了，因为它已经到处都是了，我们只得学着如何去‘挖掘’它[……]而且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语言中可以看做是垃圾现象的典范的一些方面。”（43） 正是意识到了语言的这一“垃圾”特质，矮人们“想要走在这一垃圾现象的前沿”，（44） 而毫无疑问，这也是巴塞尔姆的意图。
主人公白雪在小说的一开篇就对这一“垃圾现象”很是不满，她想听到她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词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一度热衷于写污秽的诗歌，但却没有成功。七个矮人虽也竞相说出一些奇词怪论，但终究无法让她满意。她对七个矮人满是牢骚：“他们七个加起来只等于两个我们从电影中和我们的童年中所认识的人，那时地球上有巨人。当然，可能在这个半真半假的球——地球上，不再有真正的人，那真会让人失望。人们只有满足于法国出产的彩色电影的巧妙的谎言，这些电影总是关于快乐的爱情的，并有莫扎特的配乐。”（45） 小说中的七个矮人分别来自美国的七个国家公园，这里巴塞尔姆的寓意非常明显，矮人所代表的正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大众。而矮人们沉迷于传媒用语言所操控的虚构的现实中，无法自救，更不用说拯救白雪了。
甚至是保罗这位假定的拯救者也不能拯救她。当白雪将头发悬挂在窗外引诱保罗的尝试失败后，她意识到：“保罗的王子性已经减退，赤裸的保罗没有了光环，只不过是另一个自满的中产阶级。”（46） 保罗王子性的缺失说明他也只是在服务于主要权利集团的大众媒体控制下的一员，他满足于社会和经济现状，根本不能将白雪从其所处的枯燥现实中拯救出来。
小说中的白雪不断地去寻找新的语言来摆脱这种由于处在加速的流通与复制过程中而沦为垃圾的语言。正如约翰·利兰德所指出的那样：“就好像白雪希望逃离她的‘小说’——说她的词语和她必须要说的词语——来寻找在表达她的存在的声音之外的存在。然而，白雪不能想到更好的东西，她被封锁在她试图要超越的文本中。”（47） 这里语言的问题，如毛特比犀利地指出的那样，“产生于语言的物质存在：在能与所指自由结合的漂浮的能指的时代，语言处于挥发的状态；在一个交流渠道充斥着降格的信息的社会，语言处于可怜的境地”。（48）
由于白雪不能超越于由垃圾语言所建构的现实，巴塞尔姆便提醒读者“日常语言的遮蔽效果”。（49） 既然语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降格成“垃圾”，读者无法相信语言所建构的“事实”，也不能在文本中找到任何意义。身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公众也会遭遇到与白雪同样的困境，即被大众传媒的语言所轰炸，而传媒只是主要权利集团的宣传工具。这里，巴塞尔姆的政治意图被揭示了出来：通过揭露语言的垃圾特性，他要使美国公众意识到语言所虚构的虚假现实，并试图把公众从主导权力集团所控制的现存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
面对白雪不断要超越垃圾语言所建构的事实的尝试，七个矮人也经历了改变：“在我们发现白雪在森林里游荡前，我们过着充满平静的生活。所有的人都很平静。我们洗刷建筑物，照管大缸[……]我们是简单的中产阶级[……]现在我们是复杂的中产阶级，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喜欢这种复杂性。我们疲倦地随之旋转，时不时地用一个店主的食指来戳一下它：它是什么？也许，它对生意不利？”（50） 这种“复杂性”正是来自于矮人们对语言所虚构的现实的警觉与无所适从，他们开始怀疑自身所处的现实的真实性，而这也正是巴塞尔姆意图让读者思考的。
巴塞尔姆在小说中通过各种策略来解构语言的功能，使语言变得不可信赖，进而使文本意义变得不确定，正是为了说明用语言所反映的现实也是不可信赖的。而巴氏所要颠覆的语言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主要权利集团控制的大众媒体所使用的语言。他要把公众从大众媒体操控的语言所虚构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并号召美国大众去寻找“更好的东西”。正如矮人之一的爱德华所说的：“要去争取一个空间，甚至是个短暂的空间。要用一种新的方式进入每件事物。”（51） 在《白雪公主》中，巴塞尔姆尽力用一种新的方式进入每件事物，去获得不受既定意义系统约束的更好的东西。他的小说作品，在毛特比看来，“是对腐化的和具象化的形式的语言的超越的一种尝试”。（52） 巴塞尔姆对《白雪公主》文本意义的解构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文本特征，突出了后现代文本的革命性和解构本质。
注释：
①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lbert Reidlinger ed.,trans.,Wade Baskin,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67.
②Jacques Derrida," Différance," in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 ed.,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392.
③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208.
④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Friendly Guide,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9,p.245.
⑤（32）Stanley Trachtenberg,Understanding Donald Barthelme,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p.15,p.167.
⑥Allen Thiher,Words in Reflection:Modern Language Theory and Postmodern Fi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49.
⑦（18）（24）（25）Brian McHale,Postmodernist Fiction,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7,p.151,p.154,p.134,p.134.
⑧⑨⑩（11）（12）（13）（15）（16）（19）（20）（21）（26）（28）（29）（31）（42）（43）（44）（45）（46）（49）（50）（51）Donald Barthelme,Snow White,New York:Atheneum,1967,p.6,p.99,p.139,p.159,p.99,p.35,p.37,p.96,p.159,p.77,pp.25—26,p.106,p.15,p.29,pp.92—93,p.106,pp.97—98,p.97,pp.41—42,p.157,p.96,pp.87—88,p.142.
（14）Maurice Couturier and Regis Durand,Donald Barthelme,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2,p.66.
（17）（22）（35）（40）（48）（52）Paul Maltby,Dissident Postmodernists:Barthelme,Coover,Pynch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1,p.68,p.62,p.28,p.58,p.74,p.81.
（23）Benjamin Hrushovski," Poetic Metaphor and Frame of Reference," in Poetics Today,Vol.5,No.1,1984,pp.5—43.
（27）A.S.Hornby,E.V.Gatenby & H.Wakefield,ed.The Advanced Learner' s Dictionary English-English-Chinese,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617.
（30）Arley Gray,et al.,Longman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2,p.1089.
（33）Fredric Jameson,The Cultural Turn: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8,p.3.
（34）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M.Poster ed.,Cambridge,Mass.:Policy Press,1988.
（36）转引自Ralph Miliband,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London:Quartet Books,1973,p.197.
（37）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Sacha Rabinovitch,London:Allen Lane,1971,p.39,p.62.
（38）William Burroughs,The Job,London:Jonathan Cape,1968,p.98.
（39）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No.146,( July/August 1984) ,p.66.
（41）Donald Barthelme," Not-Knowing," in Allen Wier and Don Hendrie,Jr.ed.,Voice-Lust:Eight Contemporary Fiction Writers on Styl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5,p.42.
（47）John Leland," Remarks Re-marked:Barthelme,What Curios of Signs! " in Boundary 2,Vol.5,No.3,( Spring 1977) ,p.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