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和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政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课题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7）10-0023-06
党内和谐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课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由此派生出一系列新问题，比如：为什么提出党内和谐？什么是党内和谐？党内和谐与传统意义上的党内团结有无不同？如何实现党内和谐？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现状，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考验，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并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探讨、回答新问题，以促进并实现党内和谐，完成党的中心工作。
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理解新的课题
任何新课题的提出都是特定时代历史条件的产物。党内和谐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课题。
1.改革开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而且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转变，要求我们从整体性、互动、合作等视角分析和解决各种发展中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精神实质反映在社会领域，要求构建一个和谐社会，需要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反映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要求以人民基本权利为本位；反映在党内生活中，则要求以实现党员基本权利为本位。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伦理① 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给党的建设带来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与民众的关系需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权力运作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结合的过程，党内需要形成党员个人与组织、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各部分组织、全党与中央等各种关系的良性互动局面，由此又要求党在基本价值认同、思维方式、权力运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方面面发生相应的变化。而“方方面面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必同步发生，构成政党这一整体的各要素能否和谐，也就成为需要重视的新问题。
2.多元社会利益群体博弈的时代特点，对执政党的“代表性”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党是生存于社会中的组织，既得益于社会的支持，又受制于社会环境。党可以改造社会，但不可能超越社会条件的限制达到未来时代条件才能实现的目标。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但在社会环境复杂化时代，如何代表人民利益则是党不得不研究的问题。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动，构成了党的建设的外在环境。共产党员是身处变革中的人，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而不受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变化之影响。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重要因素，例如学术界和社会上议论较多的社会分化，同时也是影响党内和谐的基本因素。社会利益群体多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多元的经济成分自然产生出多个社会阶层，即使在同一社会阶层中也有不同利益群体存在，如企业的管理层与一般员工，按照传统的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作为社会分层标准的话，可以视为同一阶层。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由于收入和社会声望的区别，又可视为不同利益群体。这种各阶层之间以及同一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尚未成为社会主要问题，但在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后，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各利益群体分享改革成果的迫切性直接性比以往更为强烈；各种利益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更突出；各阶层客观上的相互依存与心理上的差异逆向发展等等。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多元利益群体博弈时代。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根据中组部授权新华社颁布的2006年党员社会职业构成来看，工人占11.7％；农民占31.7％；机关干部占7.5％；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占21.4％；军人、武警占2.2％；学生占2.2％；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人员等占5.1％；离退休人员占18.8％。这组数据仅仅反映了职业构成的不同，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各职业间是没有多少差距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有相当的差距。纵向的社会身份差距，党内并没有统计数据，但从2006年胡润百富榜来看，进入该榜的五百位最富有的企业家中，有35％是中共党员。当然，人的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是不能以社会收入来划分的，但由于社会身份的差异带来的党员个体价值追求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现实利益诉求的不同，却不能不引起关注，这是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笔者在调研中，就曾发现基层党组织选举中，企业管理层党员与工人党员意见相左的典型事例。在党的社会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如何同时代表多个并存的不同利益群体？在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的条件下，党内如何进行思想整合？等等。类似问题都是新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新问题，无不与党的执政能力、决策水平、自身建设水平紧密相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使党获得新的活力，巩固与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解决不好，会出现不和谐状态乃至分裂，并进而导致执政基础流失、动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加快党内民主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有了重要发展，农村、社区的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逐步推广，为共产党执政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在民主的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逐渐觉醒，而互联网、新型媒体的出现则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公民社会的雏形日益显露出来。同时，以人大某些重要法规民主立法、开放式民主决策为标志，国家层面的民主也开始发展。比如，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就收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一万多条意见。全国人大并没有拿这一万多条意见“作秀”，而是有道理的加以吸收，有些意见是合理的但暂时做不到，则预留修改的空间。在基层民主和国家民主逐渐发展、深化的背景下，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内关系能否体现出民主的精神？党内权力运作能否体现出最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党员权利主体地位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层示出来等重要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刻反思。鉴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当这一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如社会——呈现出民主发展态势时，如果党内民主建设滞后于其他要素的发展，就会出现政治体系内部不平衡。因此，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能否替代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就自然而然提到议程上了。
二、党内和谐的基本含义与精神实质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党内和谐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在此，笔者以十六届六中全会的阐释为依据作出界定。
1.政党构成要素及其和谐
“和谐”是中国社会古已有之的概念。当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时候，和谐究竟指什么？笔者以为，作为政党内部的和谐，是指构成政党的各要素相互顺应，搭配得当，运转有效，有利于全党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努力。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这里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构成政党的要素是什么？换句话说，一个完备的政党形态应具有哪些要素？对此问题，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笔者以为，在说到构成政党的要素时，至少有几点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有一套政纲，这是人们赖以结成政党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基础，反映了政党的奋斗目标、政治价值取向。其次，有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这是把党员凝聚为整体、保持组织正常运转的基本规则保障。第三，有领袖、党员、干部、组织机构等构成的组织体系。第四，以执政为目的。国外有的学者把政党的活动、甚至政党的生存目的都归结为一点：“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和维持对政府的合法控制”[1]（P494）。这是政党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重要标志。当然，也有学者把政党的要素归结为人、制度、组织体系等，但与上述概括只是话语的不同而已。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要素是构成完备的政党形态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要素，那么，上述要素的配合就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也就是和谐问题。
先看党的政纲，即党的纲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政党价值理念、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政党不同于国家。国家是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政党是人们自愿组成的组织。人们结成政党，仅仅是因为可以通过特定政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支持特定政党去掌握政权，以期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实现。这里，政党的价值理念是人们“自愿”加入组织的重要原因，而党的政纲往往能够反映出特定的价值理念、目标等等。当然，政党的行为与政纲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其原因也是复杂的，但政纲毕竟是党的旗帜，人们往往通过这面旗帜来判断党的性质。人们是否愿意加入这个党，也往往取决于党的政纲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追求一致。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的政纲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其内容会有较大变化。早期政党的政纲意识形态色彩较浓，而今天，某些国家的政党政纲，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其原因，一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政党执政必须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这一政治发展态势迫使各政党不得不使自己的政纲反映大多数人的价值追求。二是政治从来都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特定社会，人们有根本利益一致之处，但也有利益冲突之处。在民主政治时代，一个力图执政的党，不得不在各种利益冲突、纠葛之中保持公正、协调之态，从而使其政纲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三是社会发展有其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发展问题、环保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问题等等。这种规律反映在政党纲领中，就呈现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取向的特点。尽管党的政纲的内容不断变化，但党纲作为党的价值理念、价值取向的旗帜作用始终存在。而党纲的变化，恰恰是政党努力追随所处环境变化、获取支持者的表现。这里可以看出，政党的纲领是否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党的价值理念价值追求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这是党内和谐、也是党能否引导社会和谐的基础性问题。
再来看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党章的最大功能就是为把党连接为一个有机的组织整体并维持整体的运转提供基本规则。任何一个政党，都是按照一定规则连接在一起的，即“结构”问题。如果没有党章，没有规则，一群人的组合就是简单的聚合。刘少奇曾说：“一个党员加二个党员等于三个党员，这只是一个加号的关系，还不成为党的结构（组织）。”[2]（P320）因此，只有各个党员结合为一个整体，才会成为新的事物，形成质的变化。而任何事物的结合都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就反映为规则。党章就是把所有党员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总的规则。党内运转状态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章的规则是否科学。党章对于党内和谐之意义，就在于它搭起了一个大致的党内制度框架，确立了最基本的运行规则，这是保障党内和谐运转的基本条件。
组织体系。党内是否和谐，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党内领袖、干部、党员、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的关系。如果说，党的价值取向或价值观是党内和谐的灵魂，那么，党内关系能否理顺，则是决定党内和谐的组织基础，也是党内和谐的主要的外在表现。理顺党内关系，需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就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组织、各级组织、各部分组织、领袖与党员、领袖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皆以民主集中制来协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组织来说，处理好党内关系，搞好组织内部管理，是一项艰巨任务。
2.执政与党内和谐
在构成政党的各个要素中，以执政为目的是不可缺少的。但在说到党内和谐时，却产生了相关疑问：执政与党内和谐有何关系？因为，不执政时，党的内部同样也可以和谐。笔者以为，在提到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时，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社会治理如何，执政党是难避其责的。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本质上是处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这与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相关。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执政仅仅是手段、途径。手段与途径能否与目的一致，取决于党的建设的水平。第三，执政，对于党内和谐来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背景或条件。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这种优势是在夺取政权时形成的，而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这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在执政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党密切联系群众，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是党的建设问题，也是党内和谐、党与社会关系问题。第四，执政党内部如果不和谐，凝聚力、战斗力均会受到影响，其形象必然受损，执政地位也会受到损害，党的奋斗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避免地与党内和谐联系在一起。
3.和谐与党的团结统一
在提到党内和谐时，难以避免的另一个问题是：“和谐”与我们传统上说的党的团结统一是什么关系？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马克思、列宁都把党的团结作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和必要条件。应该讲，党的团结统一与党内和谐二者有相通之处。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便于实现党的目标；二者都包含有行动协调的含义；都包含有既讲党性、讲共性，又坚持个性的内容；二者都不抹杀党内矛盾与斗争，毛泽东曾多次阐述要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等等。但是，二者又有不同之处。一般说来，党所倡导的团结意味着在思想一致基础上的行动一致，刘少奇曾说统一的内容和实质就是思想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性，同质性较高。而和谐，是指各要素顺畅运转，并非特别强调高度的同质性，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和而不同”。孟德斯鸠在论及国家团结时，曾指出团结含义较为含糊，“实乃和谐之联合，据此，所有派系，即使它们看似对立，仍能为社会之公益而协力，正如音乐中些许不谐之音却能够和谐于整体。”[3]（P15）这里虽然说的是国家，但是很形象地说明了个体与整体虽有看似不和谐之处，但却能形成整体的和谐，此理用于说明政党同样如此。当然，对于共产党来说，其组织的成员需要有一定“同质”性，即政治理念的一致和基本价值观的大致认同。但是，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社会利益群体多元，作为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的人的思想也呈多样化发展之态，高度同质性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具备，在这种背景下，和谐，乃是保持各自特点又相互合作、协调一致的最好的状态。换句话说，党内和谐的精神实质，就是保持某种差异性之联合。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党内和谐这一概念。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以认同党纲（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为政治底线，以组织上的统一、不分裂为组织行为底线。
4.党内和谐与党内矛盾
党内和谐与党内矛盾、斗争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和谐不意味着党内没有矛盾，恰恰相反，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才有和谐之说。党内有矛盾是正常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中国共产党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关键是，党内矛盾是指什么？刘少奇在多年前指出党的组织结构是矛盾的统一体，“即两个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存在”[2]（P319）。他还以党的组织原则为例，说明民主与集中是两个矛盾的东西，但又是统一体。党内矛盾有许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特点，毛泽东曾把党内矛盾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提出用正确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却说明毛泽东晚年没有处理好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因此，在提出党内和谐之时，处理好党内矛盾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上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4]（P971）。这一概括，在今天还有一定借鉴意义。当然，承认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都不难，关键是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与方法。党内和谐是在解决矛盾基础上形成的，而矛盾是不断产生的，所以党内和谐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党内矛盾。
5.党内和谐的基本特征
党内和谐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理论界并无一致观点。笔者以为，特征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外在标志。党内和谐的特征应与政党运作的基本特点相关。一是民主，即党员权利主体地位得到体现，有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环境，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感较高。二是有效，即党内各级权力机构运转顺畅，政策和制度的权威性得到尊重。三是包容性强，即能够容纳、整合不同见解，容许党员不同的个体价值差异（但与党的核心价值不相悖）并存。四是廉洁、风清气正，有良好的党风廉政建设环境。而上述特征是以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保障的。
三、以改革的精神促进党内和谐
如何向党内和谐的目标努力是一个大课题，需要全党来探讨和研究。笔者仅就这一课题提供几点个人思考。
1.形成党内基本价值认同
党内和谐的基础条件是党员对党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党的价值观是一个政党内部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信念、价值追求、价值标准、政治道德等。价值观是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中的最深层次的核心内容。政党价值观是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导向与评判标准，党内团结的“凝结剂”，规范党员行为的软约束，具有强大功能。基本价值认同是指党员可以有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能力有所不同，在某些问题上观念不一定一致，个人价值追求不一定一样，但在价值观上可以寻求共同点，形成最基本的价值认同。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人的社会存在紧密相关，是人的生存方式、社会地位、社会阅历、利益需求等的反映。因此，人的价值观与其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历史条件是不可分的。共产党员也有其特定的价值观。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决定其价值观具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如把党的奋斗目标、党的价值理念作为个人的价值取向等等。但是，共产党员毕竟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其价值观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比如，党员社会身份的变化，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价值观多元，文化多元，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影响人们的价值理念。因此，当下在共产党员的价值观形成中，至关紧要的是确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宗旨的发展、社会政治伦理的反映，又与党的社会工具性相吻合。正如邓小平所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5]（P218）从这一观点出发，“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P218）从这一价值取向出发，必然导致民主、服务等现代理念与行为。
2.培育党内和谐的制度环境
党内和谐需要制度环境作保障。这里所说的制度环境的内涵，并非单纯指文字上的某些制度条例，而是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党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主要是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方式；二是指具体规章制度。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形成一种大的制度环境。从第一个层面的意义来看，体制与工作机制起着支撑制度环境的作用，保护具体的制度不被随意践踏。比如，党内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廉洁自律的规定，各种监督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定体制的保护，这些具体条文能否被忠实地执行就具有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来执行；而在特定体制下，不管各级领导干部是否愿意，都必然受到体制的相应制约，都不得不去执行各项具体制度。从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来看，如果只有大的体制性框架而没有具体制度，那么，权力的运作也是无章可循的，人们的行为也就缺少预见性和确定性。因此，具体的制度是制度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充塞于体制性框架中的具体内容。
党内和谐需要体制与工作机制、具体制度两个层面的共同保障。没有这种保障，体制与工作机制不顺，各级组织之间、人际之间，易于出现不协调现象，并使内部关系复杂化，使党内关系带有较重的个人色彩。而通畅合理的工作机制可以使党内关系简单化、稳定化、制度化，减少个人色彩。健全和谐的制度环境需要遵循几个原则：一是制度的整体性原则：即制度本身没有冲突、矛盾；二是民主与科学原则：即所有的制度都体现着某种价值趋向，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制度需要的是民主、科学的价值趋向；三是公平性原则：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应按照同样规则实施，不能有任何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特权，否则就意味着制度的不公正，从而丧失其权威性，反而造成党内心理上的不和谐。
3.发展以体现党员权利主体地位为导向的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凝聚力
党内民主具有多方面功能：一是具有激励功能，可以充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二是整合功能，即整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减少决策失误的概率。三是调节功能，即调节党内关系，确立正确的领袖、政党、群众关系，保持健康正常的党内关系，保证党的领导集体能够代表全体党员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四是制约功能，即制约滥用权力的行为，遏制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现象。五是导向功能，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对人民民主具有引导示范作用。
但党内民主的功能也是有限度的。政党不是国家，也不能等同于群众自治团体，政党运作有其特有的逻辑，党需要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保持大体一致的态度与行为，需要有良好的整体性形象，否则就无法在社会上获得民众支持。而维系这个整体则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权威。这个权威不仅代表党，还代表党所赖以生存的特定群众基础。笔者以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党内民主是指保持一定政治权威的民主。政治权威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经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的威信，即列宁所说的最有经验、最有威望，被选举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的领袖集团；二是党的政策的有效性，即党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如果无法贯彻落实，则说明权威性流失。没有一定政治权威的民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没有民主的权威易于导致专制。在当前的中国，政治权威不足与民主不足同时存在，但民主不足更为突出，或者说，在党内生活中，民主不足是更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发展党内民主是追求党内和谐的基本路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6·25”讲话中强调党员的权利主体地位，这是党内民主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党内民主也有一系列规定，对保障党员基本权利，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逐步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这是今后党内民主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的重点。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党内民主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链”，公开、选举、民主决策、监督等环环相接，单方面突进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在加强民主的基础上，全党要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一致，才能形成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和谐氛围
党的作风是党组织和党员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党的宗旨、世界观的外在体现。党风状况直接而不是间接影响党内和谐，同时也是衡量党内和谐的外在标志。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促进党内和谐，其成效直接表现在作风层面。当前群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有所变化，党风廉政问题已经不是第一关注的热点问题，说明党风廉政建设有相当程度的进步。但是，腐败现象依然是一个影响到党内和谐与党的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提到党风廉政，不能不提到党内监督。监督的政治功能在于防错纠错，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全国各项事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党来说，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党内监督的意义更为重大，其防错纠错的功能更为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体制上的保障，这种功能很难充分转化为实际效力。例如，党员理所当然是党内监督的主体，但在现行权力运作的体制和机制下，监督主体的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表现为监督机构事实上难以对同级党委常委和“一把手”进行监督；普通党员的监督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只能是事后监督，是对“结果”的监督而非对“过程”的监督等等。
对于改进监督体制的思考，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大多数人都主张监督机构有相对独立性。但也有同志提出，监督机构的权力增大，谁来监督监督机构？笔者认为，监督体制的改革属于党的整个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整体上的思考，单纯加大某一机构的权限，的确容易出现新的问题。党内监督应当是建筑于党内民主基础上的监督。首先，党内权力运作过程公开，不公开不透明就没有任何民主监督可言。其次，在赋予党代表大会明确的权力机关的权限、职责的前提下，监督机构相对独立，向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制约。没有这一前提，监督机构的相对独立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再次，在监督的具体制度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没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监督体制的改革往往就会脱离于民主的基础，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体现党员的权利。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监督有着其他监督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仅仅依靠内部监督是不能顺应时代需要的。因此，把党内监督与社会化监督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结合起来，是其未来的根本出路。
注释：
①政治伦理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与规范，等等。作为一门学科其根本任务是揭示政治伦理的本质特征、规范体系和演变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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