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与雅尔塔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戴高乐论文,雅尔塔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1月初，戴高乐从报纸上获悉“三巨头”又将举行一次会议的消息， 他预感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三大国，说到底是美国把法国排斥在外的做法，戴高乐异常气愤。盟国这一举动，对戴高乐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努力，自是一大挫折。1月15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正式照会美、英、苏三国， 强烈要求参加即将举行的盟国最高级会议。同时严正声明：“如果没有法国参加就作出直接或间接关系到法国的政治或经济事务的某些规定，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当然不受这些没有它参加而作出的决定的约束，因此，这些决定就是无效的。”①
一
实际上美国统治者早就决定不让戴高乐与会。1944年11月18日，还在会议酝酿的时候，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就表示：“在我看来，法国临时政府不应参加我们下一次的会议，因为那样一种争吵的局面将使我们的基本问题更复杂。”② 12月6日，罗斯福再次提醒丘吉尔：“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 即任何想让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的会议的意图，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愉快。”在“三巨头”中，虽然斯大林和丘吉尔对让戴高乐与会并不持热心态度，但真正反对的只有罗斯福。
美国决定不让戴高乐去雅尔塔，同时也清楚认识到，在美法关系纠纷不断的情况下，此举必将导致新的风波。因此，美国想方设法，意在把“这片苦药裹上糖衣”，让戴高乐“吞下去”时感到顺喉一点。在1945年1月6日的总统国情咨文中，罗斯福特意加进了几句对法国表示友好的话，当然，这是霍普金斯力促的结果，罗斯福本人则以为“没有必要”。国情咨文赞扬了在1940年拒绝投降、不甘屈服的那些法国人，表示“承认在持久解决德国问题当中法国的重大利益和它在实现国际安全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罗斯福的顾问们相信，这番话标志着美国对维希政策的彻底结束，戴高乐定会明白这一点。
在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派霍普金斯作为“特使”前往巴黎，以期冲淡一些影响。霍普金斯在巴黎首先同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举行了会谈。他明确承认“美法关系处于相当的低潮”，表示“现在该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并予以矫正的时候了”，希望“通过坦率地承认以往的分歧”，并“将其一笔勾销从头做起”来改善双方的关系。③ 在1月27日霍普金斯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表示“美国和法国应面向未来”，“互相协作和完全相互信任”，从而使两国关系走出死胡同。可是，戴高乐仍在气头上，他的答话既很不热情，又寸步不让。他反问霍普金斯：“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法美关系不应如此，为什么又不采取一些行动呢？一个办法就是邀请法国去雅尔塔嘛！”霍普金斯陈述了罗斯福的观点，解释了美国对法国深感失望的原因。戴高乐则追述了近70年来法国在三次战争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他一一列举了美国“抛弃”法国的种种做法：希特勒吞并欧洲时，美国袖手旁观；法国遭人蹂躏时，美国保持中立；当只要答应提供援助就可以使法国继续抵抗时，罗斯福却一再拒绝了雷诺的苦苦哀求；法国被德国占领后，美国一直支持的却是投降德国的法国领导人；从北非登陆到法国解放，美国奉行的也是一种“暧昧”的政策。接着，戴高乐话锋一转，谈到当前：我们感觉不到美国给我们的零星援助“是出于想积极恢复法国实力的政策”，“法国人有这样的印象，你们再也不认为法国的强大对于世界和你们来说是必要的了。”“也许，事实上我们就不配。如果是这样，你们就算做对了。但是，万一我们重新站起来了，那你们就算做错了。不管怎么说，你们的态度是要把我们从你们身边推开。”④ 这次会见一开始就充满寒意，结束时更是冷若冰霜。戴高乐把对美国的不满一股脑儿全发泄在霍普金斯身上。霍普金斯事前就明白巴黎之行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但没料到结果竟是这样。他不愿空手而归，在第二天与皮杜尔共进午餐时，霍普金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或许可以安排戴高乐参加雅尔塔会议最后阶段的政治商谈而不参与前期的军事讨论。同时，他向皮杜尔转达了罗斯福的“真诚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的归国途中，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一法国领土上与戴高乐会晤。2月4日，雅尔塔会议开幕。2月5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再次声明：法国不受在它没有出席的会议上所作决定的任何约束，法国军队必须参加对德国的占领。
二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法国问题既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三巨头”之间争议颇大的问题之一。2月3日，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前去拜访刚刚抵达雅尔塔的美国总统时，罗斯福就对他们说：关于对待法国的总的政策以及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问题，他同英国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在2月5日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当讨论到占领德国问题时，罗斯福站在苏联一边，反对向法国作任何让步。丘吉尔站出来为法国说话。这倒不是因为他出于对法国的友好而仗义执言，而是考虑到美国不会长驻德国，英国需要在欧洲有一个稳定的伙伴，法国重新成为欧洲大国，有利于英国平衡德国并与苏联相抗衡。丘吉尔知道斯大林不会让出地盘，因而提出在英美占领区内给法国划出一个占领区，并主张法国应当参加对德管制机构。丘吉尔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法国参加对德管制机构“提出了有关法国在未来欧洲起什么作用的整个问题”，他认为“法国应该起很重要的作用”。⑤ 斯大林表示， 如果法国占领区从英美占领区内划出，他可以同意，但他坚决反对法国参加对德管制机构。罗斯福赞同斯大林的意见。但艾登提出疑义：除非法国参加对德管制机构，否则它不会接受占领一个地区的责任。在其后的三国外长会议上以及第四次正式会议上，三国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丘吉尔和艾登“拼死拼活地为法国力争”，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从第二次正式会议之后，美国代表团的霍普金斯，国务院欧洲司司长H·弗·马修斯，以及哈里曼和查尔斯·波伦等人，都力劝罗斯福让法国加入对德管制委员会，因为仅让法国获得占领区而不参加管制机构，这在事实上是无法行得通的。他们向罗斯福指出：法国是德国的世仇和邻邦，如果没有法国参加而要想管理德国，这在政治上也是靠不住的。此外，法国也“必须恢复它的适当的尊严地位，不但因为从公正的历史意义上看这是它所应得的地位，而且因为倘若没有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法国，欧洲的稳定则是不可想象的”。顾问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地劝说，终于在第七次正式会议之前，使罗斯福改变了主意。在2月10日的会议上，当艾登提出法国问题时，罗斯福随即表示，关于法国人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的问题，他现在同意首相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法国人“在委员会之内，比起在外面来，会更容易对付”。⑥ 随着罗斯福态度的转变，斯大林也表示附和。这样，关于法国参加对德占领和管理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其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由于法国的德国占领区的问题顺利解决，“三巨头”一致同意，不能把法国排斥在外。
2月2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在当天会议公报发表的同时， 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向戴高乐转交了罗斯福的三封信。第一封信是邀请法国与三大国一起对德国实施占领并共同组成对德管制委员会；第二封信表示，尽管法国未出席雅尔塔会议，但希望它能签署《关于解放了的欧洲宣言》，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义务；第三封信是罗斯福代表“三巨头”提出的一份备忘录，邀请法国作为发起国之一，出席即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参加将根据美、苏、英、中四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确立的原则制定该组织基础的讨论。⑦
三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戴高乐虽憋着一肚子火，但对“三巨头”如何安排战后世界，又极其关注。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看，应该说基本上满足了法国的主要要求。即使戴高乐本人能够出席这次会议，所争取到手的大概也不过如此。但美国人的画蛇添足，却使戴高乐的怨气再度上升和爆发。
2月12日下午， 卡弗里又送来罗斯福的一份电报：希望在阿尔及尔与戴高乐会晤，如果戴高乐愿意，他就定出一个具体时间。霍普金斯在离开巴黎前，曾向皮杜尔表示，罗斯福愿意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同戴高乐会晤。当时，熟悉戴高乐脾气的皮杜尔就劝他别提这个建议。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会议结果已使戴高乐不会再有多大不满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不妨与戴高乐见一次面。可是，对于这样的邀请，在戴高乐看来，不论从地点上、还是从时间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雅尔塔会议虽然满足了法国的主要要求，但在世界公众的眼中，法国是被排斥在外的。戴高乐认为，在这样一种会议结束之后，接受罗斯福的邀请去拜会他，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法国总统对美国总统的屈膝卑让；其次，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已成定局，如果应邀前往，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已接受了他没有参加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其中有的是他所反对的；再次，会晤地点定在阿尔及尔，美国总统在法国的“领土”上来召见他，这无异于是侮辱性的失礼行为。况且，罗斯福已经在他的座舰上召见了法国委任托管地叙利亚、黎巴嫩的领导人，现在又要法国总统随这些人之后去进行同样的会见，这未免太荒唐了。在同阁僚仓促商讨后，2月13日，戴高乐略带讥讽的口头答复卡弗里：“非常遗憾， 目前我不能仓促地到阿尔及尔去。……如果他（罗斯福）现在愿意取道阿尔及尔，虽然我个人不能欢迎他，但是请他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告知驻阿尔及尔总督，在那里妥为安排，以满足总统的愿望。”⑧
2月14日，罗斯福得知戴高乐拒绝在阿尔及尔与他会晤的消息后，惊诧之余，愤慨不已。“民主世界的领袖”、堂堂的美国总统，竟让戴高乐给耍了，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脸。他立即把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召来，就此口授了一份简短的措辞颇带侮辱的声明，以回敬戴高乐的“粗鲁无礼”。正在病中的霍普金斯看了底稿后，认为这样的声明将招来法国人民的敌意。他送出口信，恳求“总统不要把自己贬低到这种使性子的水平”。但罗斯福坚持要照原稿发表。霍普金斯下不了床，建议波伦再去说服说服。波伦提出了同霍普金斯同样的理由，即难以只攻击戴高乐而不伤及法国。罗斯福回答说：“不，不，看来你不懂得，美国通过它的总统已经遭到了侮辱，这是需要适当回敬的。”波伦好说歹劝了半天，罗斯福才同意修改一下，避免采用辱骂性的口吻。⑨
戴高乐拒绝与罗斯福会晤的消息一传开，一场责难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战争期间一直支持戴高乐的美国新闻界这次站到了罗斯福一边。美国报刊认为，“对总统的侮辱就是对全美国的侮辱。”“为了解放法国，美国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许多士兵战死沙场。”“新生的法国军队是由美国装备起来的，没有美国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法国多年之内也难以重建。”法国国内一些人也指责戴高乐不应该对美国总统如此不敬。3月3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情况时，对某“女主角”大耍“明星脾气”嘲讽了一番。
4月12日，罗斯福病逝，他和戴高乐的关系在不和之中结束了。4月14日，戴高乐发去唁电，他在肯定了罗斯福的历史功绩后，表示：“他的一生，始终是法国的朋友。法国敬佩和景仰他，也热爱他。”⑩ 此话至少是部分言不由衷。4月23日，法国内政部长A·蒂克西埃却禁止巴黎市政委员会举行悼念罗斯福的活动。(11)
关于罗斯福此次邀请戴高乐会晤的具体情况，这里有必要予以澄清。对此事的叙述，舍伍德、波伦与戴高乐自己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舍伍德在其著作中写道：雅尔塔会议期间，皮杜尔曾致电霍普金斯说，“如邀请戴高乐参加最后几次会，将不会有什么收获，但戴高乐说他将乐意于罗斯福从雅尔塔返航时，在总统指定的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同总统会晤。”并说，当卡弗里听到戴高乐拒绝的消息时，“他气愤地提醒皮杜尔，戴高乐以前曾保证他乐意与总统会晤，这种保证并且通过霍普金斯向罗斯福及时传达过。”皮杜尔回答说：“是的，我知道他曾这么做。我一直竭力要他去，可是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你不知道他是多么的执拗。”(12) 波伦在他的书中写道：巴黎致霍普金斯的电报说，戴高乐很愿意“同总统在‘法国土地上的任何地点’会晤”，同时提到，“皮杜尔承认，这个答复使他非常惊讶。”(13) 戴高乐自己的说法则是：霍普金斯出访巴黎时曾提出罗斯福可能邀请他进行会晤，而皮杜尔当时就表示他最好不要提及此事。戴高乐根本没有谈到他是否愿意与罗斯福会晤的问题。他只是说：“11月初我曾邀请他到巴黎来访问，虽然他没有来，但是只要他作出表示，他就可以到巴黎来或是要求我选择另一个地点。”(14) 这里，双方的说法差异很大，真相究竟如何呢？我们从戴书所附的文件中不难找到谜底。2月12日，罗斯福在给卡弗里的关于邀请戴高乐举行会晤的电报中说：“我极遗憾地向他说明我不能接受他要我在目前去巴黎访问的极友好的邀请。我希望把会晤地点改在阿尔及尔不会引起他的不愉快。”在2月13日戴高乐的答复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我们非常理解总统现在不能到巴黎来。”(15) 由此看来，双方都没有完全说真话。我们从中可以推出：戴高乐确实同意过与罗斯福进行会晤的，不过他提出会晤的地点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一法国领土”。皮杜尔所言戴高乐同意与罗斯福会晤，绝不可能是他自己擅自做主而杜撰的。外交政策素来是戴高乐的“私人领地”，他那惯有的严厉作风，决定了资格甚浅、经验不足的皮杜尔不可能胆大妄为。戴高乐后来拒绝同罗斯福会晤，并不表明他的真正本意是不想见美国总统。首先，在罗斯福已第四次连任的情况下，他需要同罗斯福修缮关系。理由很简单，法国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战后重建，均离不开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其次，雅尔塔会议的公报虽已发表，但公报的内容仅仅是可以公开的东西，三大国私下交易戴高乐还一无所知。戴高乐希望罗斯福来巴黎的暗中含义是：美国总统虽然把法国排斥在雅尔塔会议之外，但会议之后却登门道歉来了。罗斯福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戴高乐与自己争上下、争面子的把戏。他无意更无需去巴黎真的去修复美法关系，他所想的只是给两国关系添点润滑剂而已。所以，从开始提出到最后坚持的，都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一法国领土”上进行会晤。至于舍伍德和波伦强调的戴高乐愿意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同罗斯福会晤，只不过是他们事前完全缺乏敏感，没有估计到戴高乐会拒绝，事后知晓了戴高乐拒绝的原因而编加进去的。戴高乐再傻，也不会傻到如此地步。他们的意图只不过是想把会谈不成的责任全部推到戴高乐身上。
雅尔塔会议关于战后托管制度的规定，也缓和了美法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严重矛盾。美国要控制战后世界，就需要把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从宗主国的直接统治下剥离出来。对于法兰西帝国，美国最关注的一是它散布于各地的军事基地；二是印度支那地区。对于前者，美国想把它直接控制在手；对于后者，美国意在把法国人赶出该地。
从1943年到1944年，罗斯福在各种场合反复说过，他不能再让法国控制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必须置于联合国家的托管之下，直到它有条件能够自治为止。1943年12月，罗斯福对一批美国外交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戴高乐之间将会有很大的纠纷。”“但这事必须解决”，“和平必须靠武力来维持，……必须有一支世界警察部队，他们要有用武之地。”(16) 1944年底，鉴于法国中央政权在国内的建立，以及英国对美国的非殖民化主张的坚决抵制，使美国开始担心战后难以在印度支那实行托管。1945年1月初，罗斯福在同霍普金斯、斯退丁纽斯讨论托管问题时，霍普金斯指出：以前由日本控制的殖民地和委任地与联盟国家比如法国的委任地是有明显区别的，“把托管的原则使用于一个友好盟国拥有主权的领土，那是困难的。”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托管计划，规定托管只适应于三类地区：国际联盟现有的委任地；从战败国分离出来的地区；以及其他自愿接受联合国管理的地区。这一方案同罗斯福过去雄心勃勃的想法是相距甚远的。
1945年3月9日，垂死挣扎的日军在印度支那向法国驻军发起了进攻，戴高乐立即要求在中国境内的美国空军予以援助。罗斯福虽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他却对自己的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如果法国答应最后将给予印度支那独立的话，他将同意由法国在那里实行托管。3月16日，罗斯福从卡弗里那里获悉， 戴高乐在请求美国援助驻印度支那的法军的同时，还提出警告：如果美国不帮助法国恢复力量，就会迫使它变成“一个在俄国人保护下的俄国加盟共和国……”戴高乐说：“一旦德国垮台后，俄国人就会朝我们而来……我们不愿意变成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愿落入俄国人的势力范围中，但是，我们希望你别把我们向俄国人那里推。”(17) 戴高乐这番威胁之词肯定起到了作用。两天后，罗斯福命令美国空军援助印度支那的法军，前提是这一援助不得干扰对日作战。到此时，罗斯福已经意识到，“要在1945年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既不是合适的时间，也不是合适的地点。”
从以上我们看出，尽管美国不愿让法国在战后充当大国角色，并多方从中阻挠，但法国经过斗争努力，还是基本上获得了它的“准大国地位”。这里的基本原因有四点。其一是法国自身力量的增强和本身地位的提高。解放后，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保证了国内政治、经济的基本稳定，并逐步走向恢复；另一方面，尽可能把武装力量投入对德的最后作战。这使得解放后的法国同过去分裂、投敌的法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提高了在世界上说话的分量。其二是英国的支持。在战争中日渐衰弱的英国，要在战后发挥作用，需要法国作为自己的伙伴，这一点是英国政界的共识。1944年9月，丘吉尔在下院演讲中明确表示：“再一次看到一个强大、独立和友好的法国尽早崛起，是陛下政府、英国国家和英联邦以及帝国的目标、政策和利益之所在。”所以，在涉及战后安排上尽管美国反对，苏联也不支持，英国与戴高乐也有矛盾，但丘吉尔和艾登总是竭力为法国说话。其三，美国政府内的部分人士也反对继续推行排斥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对法国的外交政策，不应由一时碰巧在我们两个国家中执掌政权的人物来左右。戴高乐将军曾为法国做过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他使得他的人民重新扬眉吐气，……重要的事情不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暂时的首脑，而是组成那个伟大国家的四千万法国人”。(18) 他们力主给予法国“在世界事务中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的地位，不断敦促和劝告罗斯福缓和美法两国的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苏矛盾的上升迫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它的全球战略。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其后，苏联在波兰等问题上的立场，使罗斯福对战后前景开始感到担忧。他在1945年3月29日对丘吉尔说：“我一直怀着忧虑和怀疑的心情注视着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态度的发展。我深深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情势不仅会危及目前的事态和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而且会危及旧金山会议和未来的世界合作。”(19) 丘吉尔对苏联的怀疑和敏感远早于罗斯福，也远甚于罗斯福。可以说，丘吉尔这个见广识远的国际政坛老手，从来没有对战后与苏联合作存有幻想。罗斯福向这位盟友吐露心迹，表明他已清楚地看到美苏之间正在发生的变化。他意识到，美国再继续推行过去的对法政策，不仅已经不切实际，而且蕴含着危险。从霍普金斯出使法国，雅尔塔会议上对法国要求的基本满足，以及在法属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转变，我们不难窥视出罗斯福对法政策的某种变化。虽然罗斯福直到逝世也没有摒弃他对戴高乐存有的不满和偏见，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经决定，不能让这种对个人的不满态度过多地影响对整个法国的政策。这一点，只不过是他没有也难以明言而已。
注释：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01—4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② Warren F·Kimball,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ance,P.394,Prinston,1984。
③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06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④ 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第415～416页，商务印书馆1978；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第85～8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⑤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54～155页，三联书店1978。
⑥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19～520页，商务印书馆1980。
⑦ 三份文件的全文见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08～40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⑧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⑨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254～255页，商务印书馆1975。这份声明经修改后，措辞仍相当尖刻。
⑩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1) 拉乌尔·阿格隆：《戴高乐与罗斯福》，第19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12)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520页，商务印书馆1980。
(13)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第254页，商务印书馆1975。
(14)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第9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15)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下），第4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16)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656页，商务印书馆1984。
(17)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
(18)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
(19)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第728页，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