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期新文学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香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一、一种背反：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异质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一运动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它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推动了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的雄风对于当时的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几首诗，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继鲁迅之后，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等，相继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功地作了文学造像。
然而，不要说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声势浩大、影响广阔的“五四”运动，对于当时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坛也是影响甚微的，甚至还带来了抵触。同期的文学工作者侣伦在《向水屋笔语》中回忆道：
“新文化”是不受欢迎的。“五四”运动给予香港社会的影响，似乎只有“抵制日本货”的概念，“文学革命”这一面的意义，却没有能够在这个封建思想的坚强堡垒里面发生什么作用。那时候，头脑顽固的人不但反对白话文，简直也否定白话文是中国正统文字。
对于香港的这一段历史以及文学状况，研究香港史的罗香林教授把它称为隐逸派人士的怀古时期。其实，所谓的隐逸派人士，便是那些不满民国共和而避居香港的晚清遗老，他们“流连山海，吊古感怀，不觉形之篇集”[①]。怀古实际上是一种复古的观念，为了复古，便要反对新文化。这些晚清遗老一进入香港，便构成了香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部分，他们一站出来提出复古，加上香港原有的旧文化势力，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新文化在香港的发展。
因而，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香港出现最多的还是消闲和娱乐的文学，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根据阿英（钱杏村）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一书所载，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在1907年1月出版的《小说世界》，以及同年底创刊的《新小说丛》。前者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凭阿英的介绍，知道该刊以发表小说为主，多为反帝反清的内容，诗词亦多宣传民族独立的意识。而后者则以翻译欧美小说为主，用的是浅白的文言，虽有沟通中西文化之意，但仍以吸收西方文化为主。该刊的创作小说只有寓居新加坡的邱菽园写的历史小说《两岁星》，叙述乾隆皇帝与安南王阮惠交往的事。邱菽园也发表文学批评文字，他在《客云庐小说话》中写道：
《水浒传》得自由意境，《西厢记》因果报范围，此两书在中国集部，可谓别开生面，不徒占小说界优胜地位也。西欧学术，尝称小说家及文字，实倾于美的方面，有同符焉……邱氏的文字接近于白话，在当时多少算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声音毕竟细弱、无力。当时香港的文化背景依然是旧文化、旧文学的大本营，文学期刊也多成为国粹派舞文弄墨的地盘，新文学和白话文是难以进入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后，香港作为殖民政府下的一个商埠，它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文化，反而多了一个维护旧文化、诋毁新文化的场地。这种视旧文学为正统、为国粹的现象，在当时整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显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调，形成了一种背反。
这种背反后来集中反映在《文学研究录》杂志第4期章行严写的《新旧思潮与调和》这篇文章里。在章行严看来，白话文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它只不过加了个“的”字而已，去掉了“的”字，还不就是文言。章行严把白话文看得过于简单，而没有把白话文当作是贯彻新思想新观念的一种通俗易懂的文体。这种看法，对于后来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香港文学界，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把文言转换为白话文，把对话写成独立行列，便是新的形式，也就是新文艺。”[②]
《文学研究录》第8期发表了该刊主编罗五洲的一篇序言，反对提倡新文学，以为“白话横行，毁文者风靡，特痛文学之将亡”，从而表明“盖实痛文亡，而千古圣贤英哲所以修、齐、治、平之道，将与之俱亡也。”因此，罗五洲办刊物，是有“因文卫道之意”。这一观念，使得《文学研究录》成为了香港国粹派反对新思想、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一个重要基地。在那里撰文的，还有林琴南、周瘦鹃、胡朴庵、郑孝胥等人。
“五四”运动后，旧文学之所以能够在香港支撑了那么些年，并与新文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背反，可以说有两个基本原因：
一是香港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阻滞了新文化、新文学的进入。英据香港后，殖民政府以所谓的“间接统治”原则，在表面上装着不直接干预华人社会的样子，实则不择手段地摧毁华人文化。而为了达到毁坏新文化的目的，殖民当局本能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旧质和落后部分，去压制进步的、新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
二是香港当时的殖民教育方式也阻滞了白话文的流行。如前所述，欧化教育只让学生学外文，家长们也希望孩子将来能找到一份“洋行”的工作，中文于是成为了“副科”；而国语方面，据平可回忆战前活跃在香港文坛的岑卓云当时上学的情况，岑卓云生于1912年，念小学时正是二十年代，但学校的课本只限于《论语》，《孟子》、《古文评注》，而作文题目仍是八股式的“论赌博之害”之类。
应该说，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它在新文学运动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乃至抵触，造成了整个中国新文化背景中的一个不和谐音调，或是一种异质，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政治背景，是我们所必须注意到的。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于香港早期新文学的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二、城堡突围：新旧文学的并行和交替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香港文坛，旧文学所处的正宗地位并未被新文学所代替。然而，“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新文学所显示的时代新方向，所反映的历史新潮流，对于香港文坛的渗透，毕竟还是逐渐地产生了一些潜在影响，并且，开始吸引了一些作家和部分文学青年，去接受新文学的熏陶，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写作了。
这一时期出现的《双声》杂志，由孙中山先生倡办的《大光报》主创于1921年10月，该刊的主编是思想较新潮的黄昆仑和黄天石，他们都是新思潮的青年作者代表。《双声》的主要作者，当然也包括上海的徐枕亚、周瘦鹃、徐天啸、吴双热、许廑父等。而香港本地的一些年轻作者，则以香港作为小说的背景，用半白话和白话文体写作。比如黄天石发表在《双声》第2期的小说《谁之妻》，表现了香港青年在国内反封建浪潮影响下追求个性解放，争取恋爱自由的斗争。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抨击了香港的晚清遗老遗少，在当时多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尽管小说运用的并非完全的白话，而是从文言文体中变化出来的半白话文体，被称为“放脚式”白话文，然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与《双声》差不多同时创刊的《妙谛小说》，由《共和报》代理主办，发行到国内外，是二十年代香港文学期刊流出国外的开始，内容亦多为“鸳鸯蝴蝶派”作品，但它与《双声》一样，也开始出现少量的白话文。比如第四期有西琅的《兵威压迫下的华侨》，叙述了一队士兵在“兵头”的率领下到乡下去“捉贼安民”的经过，诉说了华侨受到侨居国民族歧视的遭遇，小说的语言确乎比《谁之妻》更为“白”了一些。在《双声》和《妙谛小说》的推动下，香港的一些文学期刊，逐渐出现了文言与白话并存共处的现象，构成了香港早期新文学的一线熹微。
创刊于1924年9月的《小说星期刊》，多数文章还是文言文，但也出现了部分的白话文。它每期的短篇小说中有三分之一是白话文；而连载小说中，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如吴灞陵的《学海燃犀录》和许梦留的《一天消息》等。吴灞陵的另一篇小说《死》，叙述了小尧因为迷信媳妇“不乐家”的习俗，于是“禁媳妇归宁”，导致媳妇自杀的故事，小说揭露大男子主义的危害性，控诉了封建迷信的陈规恶习。尽管小说全无结构与技巧可言，但通篇用的是流畅的白话文，表达的又是新的思想观念，无疑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处在新旧文替的一个转折点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当时的文学期刊，比如《小说星期刊》，就发表了拥护旧文学的《四六骈文之概要》的文章，也发表了提倡新文学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比较典型的作者如罗丰铭，他自己不写白话文小说，但他并不排斥白话文。他在《小说星期刊》上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和批评》一文，就指出：“白话文短处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长处在乎能用白话”。可以看出其主张是折衷的。《小说星期刊》可以说是香港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刊物发表的大多是典雅古文刺绣出来的有关风花雪月的故事，但也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从《小说星期刊》的立场看，尽管它采取了文言与白话共存，新旧文学观念兼收并蓄的态度，但也反映了当时香港文坛出现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展示出香港文学进入了文言与白话之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
随着白话小说的出现，新诗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也稍露面目。《小说星期刊》在1925年第1期发表了许梦留的《新诗的地位》的文章。在第2期中，许梦留又引用了胡怀琛与俞平伯的话，为新诗作了辩护，认为旧诗中因束缚的阻碍，变成呆板的、勉强的、虚伪的、狭窄的作品，没有诗的真意义”，而新诗就要“适应这环境而新生相异的状态。”不过，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香港文坛出现的新诗，由于刚开始尝试用白话，到底显得过于“白”和直露，几乎没有什么艺术性和美感可言。
新文学的进入无疑构成了香港早期文坛的一种可喜的景象，然而，正因为是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旧的封建的乃至低级趣味的东西，仍然存在于香港这块土地上。《小说旬报》便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该刊只存一期，未注明出版日期，但窥其风格文字，当为二十年代的刊物。这个刊物以小说及谐趣诗文为主，其中有“谐语”、“谐录”、“谐文”等，沿袭了二十年代香港报纸以谐部为副刊的风气。在这个刊物发表的所有小说或非小说文字，都写到省港地区伶妓之事，用的既是文言，表达的又是狭邪的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情调，在香港二十年代的文坛上，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新旧文学的交替和并行现象在香港早期文坛的出现，其原因仍然应归结到香港这一块特殊的地域上。由于世界商埠枢纽的优越地位，由于交通上的便利，外来的思想潮流随着物质文明的进入而渗透到香港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一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空气尽管是微微地吹到香港来，却也多少透露出了一些新鲜的气息，出现了一些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写作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还是很幼稚的；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情形看，“当局方面的出版条例的限制，社会上一般人的思想的固执，都使新文学的生命在非常惨淡的空气之下生存”。所以，香港早期文坛“本身没有一种健全的刊物，一种有点寿命的刊物”，而“是建立在报章上”的，这样的文学阵地就使得“在为社会环境压迫成了始终都在萌芽情状的新文学，没有方法能够抬起头来。虽然有着在这方面致力的青年的屡次的呐喊，要冲破这个被目为‘十六世纪城堡’的重围，可是都无能改换这一类报纸的面目。”基于这样的情形，贝茜在叙述香港早期新文学活动时就这样做了总结：
所以，可以说：香港文坛是纯然笼罩在残余封建势力之下，而香港的文化是畸形地发展的。新文学运动是在客观环境的几重压迫下，支持着命脉。
这就是所谓香港文坛。
三、走出浑沌：新文学的真正兴起
现有的资料表明，香港新文学的真正兴起是在1927年以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北阀战争胜利，代表旧势力的军阀被打倒，代表旧文化的国粹派，也开始放弃香港这个避居的堡垒。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已经蓬勃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其他社团的文学作品，渐次输入香港，对于香港文坛和文学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当然，从内因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在香港早期文学发展历史上，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由于从二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所出现的那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文言文、旧文学从处于正宗的统治地位，逐步向文白共处、新旧并存转化，从而开始了文言文与白话文消长、交替的过渡阶段。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以后，香港文坛走出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浑沌过程，才开始呈现出实力对比的明显变化。
1927年2月，鲁迅应邀从广州到香港，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两次演讲，题目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的演讲，一方面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愚民政策，使得大家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意思，大多数人听不懂，这等于无声。他主张现代人应该说现代的、自己的话，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另一方面，鲁迅对外国人利用中国的旧文化，去奴役中国人民的用心，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指出这种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鲁迅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涵和意义作了通俗的解说，指出这是一场文学革新、思想革新和社会革新的运动。
鲁迅在香港的活动，对于已经初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学熏陶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启迪和有力的促进。同时，对于正处于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过程中的香港文坛来说，其实力对比的变化也由于鲁迅的热忱鼓励，更展示出可喜的进步，从而使得香港文坛终于能够冲破旧势力的阻挠和多年的黑暗，迎来了1927年香港新文学的兴起。
作为香港新文学兴起的标志，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纸副刊展现出新文学的气象。从1927年开始，香港报纸差不多每一种都辟有一个新文学副刊，纯粹登载新文学作品。这里面有《大光报》的“大光文艺”副刊；《循环日报》的“灯塔”副刊；《大同日报》的“大同世界”副刊；《南强日报》的“过渡”副刊；《华侨日报》的“华岳”副刊；《南华日报》的“劲草”副刊以及《天南日报》的“明灯”副刊等等。
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这在当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一种大幅度的转向。根据贝茜的回忆，在这以前的报纸副刊，每天登载的都是“未刊完的古旧作品，新文学要想从其间不必说占一个地位，就是透一丝气也非常的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半是报纸方面为着适应一般小市民的兴趣的要求”。而后来报纸副刊所发生的变化，除了那一时期在“政治上是个兴奋的局面”以外，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香港青年的精神上是感着相当的震撼。把这冥顽不灵底社会中的青年的醒觉反映于事实上的，是新的追慕和旧的破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变化”。这样，觉醒的香港青年表现在文化方面的行动，便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品，这就形成了报纸副刊向着新文学转化的崭新局面。
（2）第一本新文学杂志《伴侣》创刊。这一时期，香港的报纸副刊致力于提倡新文学，显得颇为热闹。然而，一个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依然没有。直至1928年8月，才出现了被称为“香港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杂志。《伴侣》的问世，对于香港新文学的历史，无疑是刻划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既是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是香港第一本纯白话文刊物。它遵循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具有都市文学色彩。该刊同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能力尚弱的我们，对于大众所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建设上，也想效点棉薄的微劳的……这一条路是中国文艺一条新的出路，从事文艺的朋友都应该分任点开筑的责任”[③]。该刊为半月刊，由张稚庐主编。刊物发表了沈从文、胡也频的小说，沈从文当时以“甲辰”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居住二楼的人》。该刊还培植了香港第一批新文学作者，如侣伦、张吻冰、岑卓云、谢晨光和陈灵谷等。可惜到了1929年1月，这份纯文学杂志只出版了8期，便因销路不佳、经济拮据而停刊。《伴侣》的停刊，从另外的原因看，则是由于刊物的起点较高，尽管插图优美，文字轻松，“但以当时香港一般家庭的文化水平，是未必能接受的”；同时，由于刊物的“起步点亦是香港新文化的起步点，在这个起步点，是没有足够的读者来支持的”[④]。
和《伴侣》同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刊物，还有从广州移植来的《字纸簏》和本港出版的《墨花》。前者内容杂乱，倾向低级超味；后者内容亦不纯正，只是几个以办刊物作消遣的有闲文人的玩意儿，这两个刊物对于新文学都无甚功绩。
（3）第一个文学社团“岛上社”诞生。《伴侣》停刊后，其作者由于思想接近，志趣相投，在精神上形成一种默契，于是组织了一个新文学社团——“岛上社”。其名称由陈灵谷在报纸副刊发表的小说《寂寞的岛上》而得来。陈灵谷当时从广东海丰来港，感到寂寞，于是便借小说来发泄他的牢骚。
“岛上社”成立后，最早的活动，是1929年春季着手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同人作品全集。当他们把书稿寄到上海，由于上海的书店尚在筹划中，无法出版，《岛上草》于是胎死腹中[⑤]。书稿中的作品，就分别交给香港的新文学报刊去发表。“岛上社”的成员还在香港《大同日报》副刊上编辑了一个定名为“岛上”的周刊。不过，“岛上社”在香港打的最响的一炮，是1929年9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铁马》，由张吻冰主编，内容仍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该刊由于缺乏经济后盾的支持，只出版一期便停刊。
《铁马》停刊后，香港的文学青年并未停止对文学事业的追求，于1930年4月又自费出版了文学杂志《岛上》，也只出了3期便因缺乏财力而停刊。
刊物的相继停刊，经济当然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而顽固的封建文化势力所维系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追随新思潮新文学的香港青年在现实面前连连碰壁。鲁迅当年到香港演讲时就形容道：“钉子之多，不胜枚举”[⑥]。也正如侣伦所说：“主要原因是缺少了容许它们生存的社会环境”[⑦]。尽管香港的文学青年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左冲右突，勇敢顽强地追求，同封建旧文学文化势力作斗争，然而，由于新文学处于草创时期，思想准备和经验都是不足的，这就难免使得刚刚兴起的香港新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消沉。
四、新的行脚：崭露头角的创作实绩
消沉毕竟是短暂的，因为对于刚刚接受并开始实践着新文学的香港文学青年来说，他们是不希望寂寞的，他们也“不感着寂寞”，只要“一个作者的作品有人欢喜看，作者的名字有人留意着，这样的文坛都说得是走上轨道”[⑧]。进入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学处于一个转变的年代，即由短暂的消沉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尽管文学刊物相继停刊，但文学青年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坚持写作，千方百计创办新的刊物，为新文学摇旗呐喊。
1931年10月，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期《白猫现代文集》，转载大陆作家如穆木天、张资平、郁达夫、陈学昭、王独清等的作品。这种转载性质的刊物在当时是不易行通的。于是第二年又有新的尝试，由张辉主编了《新命》和《晨光》两种刊物，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可见有更多的香港青年加入了新文学的行列。后来，更有《南强日报》副刊“铁塔”，公开打出“欢迎无名作者”的旗号，以“严肃的态度，整齐的形式”，刊登了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
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⑨]。《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时间最久，且跨越了三十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三十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了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红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到193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10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的。特别是三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二十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留有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如路易士发表在《红豆》最后一期的《雨天的诗》：“当三点钟打完了呵欠，／疲倦的病菌、／遂从小黑猫的眼睛里／传染到我的身上，／啊，暴雨来了——／有着马赛的旋律感的。／而碎在院子里，碎在屋上的，／是谁在云端里撒下来的真珠啊！”短短八句，想象力既丰富且轻盈，动词的运用很恰当，而且欧化得比较自然。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香港这些文学青年中，论及较有成就和创作实力的，不能不提到侣伦。
侣伦（1911—1988），原名林下风，祖籍广东揭阳，生于香港。侣伦当时是以积极的文学青年的姿态，加入到香港新文学的行列的。他15岁时，就在香港《大光报》副刊发表诗歌《睡狮集》，1928年在《伴侣》发表《殿薇》、《试》、《O的日记》等短篇小说，1930年在上海《北新》杂志“新进作家特号”发表小说《伏尔加船夫曲》。他的散文集《红茶》作为“岛上社丛书”之一，于1935年出版。他是最早运用形象化的白话文去刻划人物、记叙情节的青年作者。如连载于《伴侣》第六至第九期的《殿薇》，写殿薇如何周旋于三位男士子菁、若昭、心如之间并玩弄他们，其中便有这样的描写：“坍倒了他们的希望的建筑”，形象而深刻。当写到心如一大清早送花给殿薇，被若昭看到。若昭进到殿薇处见到心如时：
“这么早，若昭君。”心如不费什么思索的说。
“你还早呢！”若昭情不自禁的嫉忌发泄了。
这样的语言刻划，具有一语双关的艺术魅力，表现出了侣伦在语言上的功力。
侣伦是一位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高度责任感和自觉性的作者。他在《岛上》第1卷第2期发表的散文《夜声》，多是伤感的调子，带有点无病呻吟的习气。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立意不再写这样闲愁的文章”，表现出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认真负责的态度。
香港的新文学从1927年的兴起，发展到1937年，已经从当初的新旧两种文学力量对比，基本上走完了一段复杂而艰辛的转化过程，这也是新文学从渗透到取代旧文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以后，由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也由于内地作家的南来香港，而形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另一个辉煌的局面，掀起了另一个文学活动的高潮，从而以其相对独立的形态，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大潮流。
注释：
①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页197。
②侣伦：《向水屋笔语》，页9—10。
③易明善：《香港文学的拓荒期》，《香港文学》第92期，1992年，页6。
④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页26。
⑤侣伦：《向水屋笔语》，页35—36。
⑥鲁迅：《致章廷谦》，《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页129—130。
⑦侣伦：《向水屋笔语》，页21。
⑧贝茜：《香港新文坛的演进与展望》，《香港文学》第13期，1986年1月，页49。
⑨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页20—21。
标签：文学论文; 香港报纸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香港论文; 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红豆论文; 白话文论文; 新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