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国家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中俄两国共同举办的“胜利：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于2015年8月26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为了组织与策划此次展览，我有机会赴俄罗斯国立中央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国立俄罗斯博物馆、国立博物馆展览中心、答卡吉纳阿斯特拉罕国立美术馆、俄罗斯现实主义艺术研究所、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馆、俄罗斯图拉州美术馆、特维尔州立美术馆、奥列霍沃-祖耶夫斯基地方志博物馆、马涅什博物馆-展览协会以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革命纪念馆等12家俄罗斯重要博物馆、美术馆及艺术机构的展厅和库房，与俄罗斯美术史家和展览策划人一道遴选作品。在这一遴选与讨论的过程中，一方面领略到俄罗斯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同行兄弟般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20世纪以来俄罗斯美术的特征，特别是集中地感受到从1941年以来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美术的特色与气质。
拉克季昂诺夫 《前线来信》 1947年 布面油彩 225×152cm 国立俄罗斯博物馆藏 一、战争题材与国家叙事 米切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在《战争与民族国家》一文中提到：“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现代国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不仅是实际意义上的确立政权、划定边界，更是想象性的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而对于“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而言，起源叙事与建国神话发挥了巨大且独一无二的作用。一个辉煌而伟大的国家在战火的硝烟中冉冉升起或岿然不倒——战争尽管在现实中无疑是人间惨剧，但在美学中却承担着建构国家意识，塑造民族精神，形成集体凝聚力的作用。 俄罗斯1941-1945年这段时期被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苏联以牺牲2600多万名战士和无辜百姓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作品用艺术的语言讲述了那段记忆尘封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人民的悲剧与英雄主义紧紧交织的岁月，更以艺术史诗般地展现伟大的卫国战争历程中的重大战役与英雄的人民，充分反映俄罗斯人民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的精神。展览以作品的创作年代为时间线索分为了“战争与对抗”、“胜利的日子”、“峥嵘的岁月”、“传奇与功勋”、“缅怀与追忆”和“永恒的铭记”6个篇章，展出了共计84件(组)作品，其中包括油画82件、雕塑2件。展览是俄罗斯反法西斯美术作品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一方面为中国观众近距离欣赏俄罗斯艺术史中的经典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俄罗斯军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的卓绝贡献。这次展览的举办折射出中俄两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当我们以现代人及战后几代人的眼睛重新来审视这些作品，“战争与国家叙事”之间的密切关联，也随着如此空前盛大规模的以二战为主题的苏联与俄罗斯艺术作品的研究，进入俄罗斯当代美术视野，成为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艺术家重视且不断得到深掘的内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纪录一场巨大的战争、进行战争题材的国家叙事时，往往对重大战役和英雄人物进行史诗般的记录。纵观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美术创作，也不例外。俄罗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史实，特别是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场景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这种国家叙事高度的战争题材，也成为苏联各个历史阶段激励人民、缅怀先烈、揭露战争罪行以及颂扬和平理想的重要文化载体，见证了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美术创作的历程。这次我在俄罗斯12家重要博物馆、美术馆及艺术机构遴选作品的经历，也正是沿着1941年以来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美术创作的历程，不断地回溯、不断地重温、不断地发现的过程。
普拉斯托夫 《法西斯飞机飞过之后》 1942年 布面油彩 138×185cm 国立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二、“战争与人”：战争的主题演绎 从1941年至今，俄罗斯几代美术家以真实、真诚和真心全面记录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战场上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美术在表现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国家叙事中，跳出了单一的英雄主义视角与对宏大场景的追摹，凸显的是“人”的尺度。正如苏联著名画家、评论家涅缅斯基所阐述的：“我们是全世界现实主义艺术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这种艺术是崇高的人道主义的艺术，是非常尊重人和非常热爱人的艺术，它永远是描绘人和为人服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真正任务从来就不仅仅是反映真相的报道，而是构成人的意识。”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下，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的美术作品以多维度的视角关注战中的人，直指“战争与人”这一个掷地有声、扣人心弦的主题，大概可以分为“战争与告别”、“战争与母亲”、“战争与家庭”、“战争与家书”、“战争与死亡”和“战争与归来”等六类。艺术家从个人对创作主题的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出发，选择最适合的风格和语言予以表现，以艺术语言全面反映了俄罗斯军队和人民为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拿起武器，不畏牺牲，殊死搏斗，最终把法西斯侵略者打败的辉煌历史，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战争与告别”。人是战争中的主体。在俄罗斯人民在面对法西斯入侵的保卫战争中，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村庄和家庭被打破了幸福与祥和。俄罗斯人民都面临着生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就是“告别”：告别家庭、告别老母、告别妻儿，走向前线。因此，以“告别”为主题的作品十分真切，恍如再现当初的情景，感人肺腑。 加夫里洛夫的《为了祖国的土地》，描绘了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深夜，年轻的妻子站在村口，目送着自己的丈夫迈向前线的场景。作品以整幅画面将这一静穆的告别瞬间凝聚，表现了将战争中妻子对丈夫的爱恋与寄托，以及丈夫迈步从军、一去不复的沉重步伐。梅利尼科夫的《告别》则是描绘了一个夫妻面对面告别的刹那。画面中远处弥漫着浓浓的战火，近景则定格于丈夫的背影映衬下，妻子那惊恐至极的身躯与面容，整个作品将令人揪心的夫妻间生离死别的瞬间淋漓表现出来。古加齐的《告别》则将视角避开了告别亲人的惨痛。作品从家庭的室内窗户为基点，表现了妻子携小男孩目送丈夫慢慢走出村口这一安静壮丽的画面，以此投射出战争中无数普通家庭面临分离的战争主题。博加特列夫的《送行》则是母亲要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往前线。儿子的表情在沉思，丈夫的表情是凝重，而母亲的表情既是坚毅又是无奈。她的右手用手巾捂着那即将失声痛哭的面容，左手紧紧攥着丈夫的手。作品以细节的刻画，真实地记录了战争给家庭带来的无法用言语描述的苦楚。作为亲人，生死与共是一种幸福！作为亲人，生离死别是一种悲痛！ “战争与母亲”：“母亲”是亲情中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情感维度的核心。战争中的母亲是前线战士的心灵寄托，也是无情战争中最柔情的所在。俄罗斯战争题材中的母亲，已经不仅仅关乎个人家庭，而且被扩展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事实上，他是对俄罗斯抗战儿女、人民的情感写照。格拉西莫夫的《游击队员的母亲》以戏剧性的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影响。当法西斯在讯问游击队员的母亲时，母亲那大山般坚毅的三角形造型、高昂的头颅和宁死不屈的目光，将俄罗斯母亲临危不惧的民族气质表现出来。萨维茨基的《游击队的圣母》既是宗教的叙事，也是现实的叙事。战争使母爱跨越了宗教与现实，使人们重审战争与母爱主题赋予的象征含义。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山巅耸立着纪念碑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母亲张开双臂，左手挥舞着战刀，右手召唤着俄罗斯的英雄儿女。她那怒吼之声，震动着滚涌来的顿河和滔滔奔流的伏尔加河。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俄罗斯军队大胜德军的转折性胜利，打破了德军不败的神话。成千上万的战士用鲜血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也让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千疮百孔的建筑。可以说，从世界雕塑史上看，没有一件雕塑可以与其媲美。因为这是母亲用生命的呐喊，是母亲对为祖国进行神圣战斗的自己祖国儿女的召唤！
萨维茨基 《游击队的圣母》 1967年 布面油彩 190×170cm 国立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战争意味着家庭的分离与破碎，“战争与家庭”直面战争带来的伤痛与无处安放的温情。以此追问战争的本质，即无论是否以正义之名，战争带来的毁灭生命、离散家庭的本质并未改变。瓦西里耶夫的《战争的日子，围困列宁格勒》生动地记录了被列宁格勒围城的872天。当所有的鸟雀、老鼠及宠物都被生者吃光后，城内出现了人类相食的情况。画面中，一个母亲用双臂扶着已经饥饿的晕死过去的女孩，这种绝望却被画面上的柠檬黄笼罩，表达着人物在绝境中对生命的向往。拉夫连科的《战争道路》刻画的是一个又一个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家庭。画面上母亲怀抱着婴儿，提着沉重的行囊，行走在冰天雪地里。作品以此将前方渺茫的战争岁月里无数家庭的无奈、飘摇、沉重与生存的渴望刻画出来。邦达连科的作品《1945年·家》，则将视角对准1945年战争胜利后的家庭聚会。战争全面胜利的喜悦下，交织着多少家庭的聚会上因成员和缺失而弥漫的感伤。这种悲喜参存的景象，是战争留给家庭的永久伤痛与记忆。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展览中，“战争与家书”将艺术表现集中于“家书”这一古今中外战争中的重要物品，它是战争的线索，亦是战争的判决。拉克季奥诺娃的《前线来信》展现的是前线战士写来了“胜利的捷报”，全家在明媚的阳光下聆听着身穿红衣的小男孩朗读“前线来信”。整个画面绚丽祥和，是典型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特卡切夫的《战争时的孩子们·1941年》则是一副真切反映战争给家庭带来伤害的作品。当一位中年的母亲收到了自己心爱的丈夫的“阵亡通知书”时，双脚无力晕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母亲右手撑着头，左手拿着“阵亡通知书”，一时无法用言语将这一噩耗告屋里诉孩子们。而站在母亲身边的十多岁男孩的神色已经惊慌失措了。门框里还有一个近十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婴儿，屋里还站着一个稚童。全家在这一刹那都被死神的空气凝固、冻结。这就是一封家书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惊天噩耗。 战争的残酷就是给无辜的平民带来苦难与死亡。“战争与死亡”是指向人与家庭极致痛点的主题。普拉斯托夫的《德国人来了》描绘了一片宁静的向日葵地里，突然来了德军的飞机扫射。这不但意味着法西斯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死亡的信息，同时也意味着拉开了“卫国战争”的帷幕。他的另一幅作品《法西斯分子掠过》更是生动记录了德军突然袭击一片春光的俄罗斯田园。近处草地上一个头部中弹的牧童倒在血泊之中。几头牛羊也倒地而死。许多动物受了惊，四处乱窜。唯有可爱的小花狗勇敢的对着德军战机发出愤怒的吼叫。法西斯对牧童、牛羊这些不具有军事价值目标的解闷式攻击，瞬间就抹杀了一个家庭幸福的希望。普拉斯托夫以着意刻画农村美好景色的手法，对比出了德国入侵者的野蛮和残暴。从此，一个平静的国家被卷入了战火，与死亡联结。 “战争与归来”记录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结束后，战士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家庭的喜悦。乌加罗夫的《归来》刻画了阴冷的画面中一对青年情侣在冰天雪地中拥抱。这个拥抱既是真实的归来，又是“归来”的象征。西多罗夫的《在家里·从战争归来》表现了一位双目茫然的军人的空荡荡的家里，唯有一个小男孩在玩耍。战争之后的归来，面对真实的生活，却是如此凄凉。果尔热夫的《云》更是记录了一对老夫妻日日坐在村口，期待着儿子的回来。谢梅坦克的《爷爷，生日快乐》也是以象征的手法纪念一位未能归来的老战士——爷爷。战争给每个家庭带来的伤害是不同的，也是深远的。如果是这样，古加奇的《归来》中的战士，当归乡之舟徐徐驶向岸边之时，他的心理是复杂的：战争的归来没有凯旋。 俄罗斯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画面是具体的、真实的、细节的，而其创作从“人的伟大的痛苦，伟大的人物的死亡”这样一种刚毅的悲剧力量和深沉的人道主义出发，直指战争、人性、情感等宏大主题，突显了艺术家严肃的历史责任感。在对战争的刻画中没有厮杀的战场，没有被神化了的英雄，有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凡人在战争中的恐惧、痛苦、失望和眼泪，是真实、真诚、真心这一艺术创作的灵魂。
库克雷尼克赛 《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 1942-1947年 布面油彩 159×241cm 国立特列哈科夫画廊藏
格拉西莫夫 《游击队员的母亲》 1943年 布面油彩 120×150cm 国立中央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藏 三、现实主义的崇高客体：国家叙事再思考 时光荏苒，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70周年了，而在艺术的世界里，它似乎从未远去。从战争初期至今，涌现出浩如烟海且风格迥异的美术作品。它们既是世界美术史上不容忽视的华彩乐章，更史无前例地形成了“全球性”的美学线索，成为跨国界、跨文化的思想与情感共鸣。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作品，也随着如此空前盛大规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研究，进入世界当代美术视野，成为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艺术家所重视且不断得到深掘的内容。 在俄罗斯历史上，现实主义是贯穿始终的美学坐标。从10世纪拜占庭的圣像画流入基辅公国开始，俄罗斯美术有着绵长的肖像画传统。到了19世纪，随着俄国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记录俄国社会弊端、揭示民众艰难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美术开始兴盛，更为艺术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询。而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不仅是世界历史的大震动，更撼动了俄罗斯艺术家的心灵，他们不断寻觅人民所需要的艺术样式，创造出一批歌颂祖国与人民的伟大作品。其中，卫国战争时期的战争画无疑是其中令人瞩目的果实。在这些俄罗斯美术的战争题材国家叙述中，艺术题材、创作与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命脉紧密相连，是人类社会生活客观存在的需要和真实写照，更成为追求真、善、美等崇高价值理想的阶梯。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中，除了反复渲染的苦难与悲情，真诚、真情的现实主义是最撼动人心，也最具有美学意义的特征。在对正义与牺牲的讴歌中，在对生命尊严的敬重与战争中平凡生命悲苦遭遇的关注与同情中，美术创作以情感的表达和视觉的再现，触发人们对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战争与爱等深层次的思考。艺术以此获得超越时代限制、获得自身独立性的宝贵途径，亦成为建构社会、塑造灵魂的深厚沃土。可以说，反法西斯战争的主题，真正呈现了现实主义中“崇高”的审美价值。
特卡乔夫 《战时的孩子们，1941年》 1984-1987年 布面油彩 200×150cm 国立特列恰科夫画廊藏 朗吉努斯、博克和康德三位美学家都对崇高问题有过重要探讨，而康德的崇高思想则奠定了现代西方美学的价值基础。崇高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崇高感不同于美感，美感是积极的快感，一种展现生命力的快感，而崇高感则是一种痛感，以及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消极快感。康德把风景名胜视为美，而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样的风景则为崇高。正如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对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因此，崇高来自不能引起快感的对象，接受者必须将其通过主观能动性的转化，得到超越快感的理性认知。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崇高或壮美常用“大”来表述。它侧重在主体方面、社会价值方面，而不是对象方面、自然状貌方面。孔子歌颂尧的功业时所说的“巍巍”、“荡荡”、“焕乎，其有文章”。孟子把他所强调的人格美称为“浩然之气”。他所说的“大”，比一般的美在程度上更鲜明强烈，在范围上更广阔宏伟，是一种辉煌壮观的美。中国近代文艺理论家王国维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崇高转译为“壮美”，在《红楼梦评论》中，他如是解释“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一幅美术作品，与其说是审美对象，倒不如说是审美的线索，观众按图索骥，与自己的知识积累、生命经验相撞击，获得截然不同的观赏效果。所谓现实主义，绝非是对真实世界圆滑而呆板的抄袭。现实主义绘画应该是感人的，它关注现状，并提出问题，引起反思，从而达到对现实的提升，指向真实之上的东西，对未来做出正确的指引。 其次，这种快感是在瞬间产生的，是一种震惊。在康德的启发下，现代艺术不再以传达美为己任，而是试图传达一种状态乃至观念，并以此与一般审美习惯相碰撞，产生“震惊”的效果。对于“震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以及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相继认为它是摄影、摄像等高度还原现实的技术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如此精确透明的现实呈现，几乎无需观众的任何联想与想象，这对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场视觉“震惊”。高度还原现实的摄影艺术可谓技术上的“现实主义”，而随后的百年里，摄影技术对美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更直接改变着“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意义。现实主义绘画不再以逼真为要义，而试图将客观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假如现实主义绘画也能带给观众“震惊”，那么是何种震惊？它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揣摩，是对动人瞬间的精彩捕捉，是对人间真情的集中与释放，总之，是客观的真实世界不轻易示人的美学面向。现实主义绘画所带来的“震惊”是对现实的指引与凝练，使观者触摸到精神，而不是被动地观看、被动地活着。
叶夫根尼·武切季奇 《祖国母亲在召唤》 1967年 大理石雕塑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革命纪念馆提供小稿
苏达科夫 《关东军投降》 1948年 布面油彩 135×200cm 国立中央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藏 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克服人性之恶的史诗。它深入个体生命的肌理，更融入各个国家的兴衰命运。因此，即使是再细微、再个体化的艺术表达，背后都有一个国运与时运的影子，都是国家叙事的有机组成。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的国家叙事中，凝固的历史瞬间被深度发掘、整理，最终以超越的美学眼光和清晰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来，成为我们获得崇高体验的现实叙事的终极形式。战争、灾难、人性的丑恶与历史的吊诡，将以何种艺术的面目呈现，而艺术将为其赋予怎样的审美含义与思考向度，无疑是“作为艺术的战争”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艺术家将战争的冷酷、悲壮的审美色彩与人性的脆弱、温暖相碰撞，引发人们对战争与生命的思考，可谓是“崇高”的集中体现。同时，在艺术的虚构世界中，国家不再是超然于个体之外，更不是与个体生命相对立的范畴。我们以生命的“痛感”为契机，重新建立国家与个人的联系，展现一种血与肉的崇高情感，真正展现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紧密性与复杂性。此外，当我们试图为国家形成它的一套视觉叙事时，反法西斯战争所引发的国运与生命的思考，无疑激发了现实主义新的崇高精神内涵。真正的现实主义，应当跳脱真实世界的桎梏，用图像的形式直接撞击“国家”的象征权力，以现实主义的“灵魂”从感性认知的层面对历史进行直接的象征模仿。它是对历史的叩问，国运兴衰的解答，更从现实中发挥寓意深刻的想象，揭示未曾发生的可能性，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历史的寓言。 反法西斯战争，对于每一个深陷其中的国家而言，都无疑是一次深入而持久的“震惊”。每一个人都试图克服这种震惊，政治领袖为它伤透脑筋，战士为此英勇抗敌，百姓则心怀悲愤、彻夜难眠。而艺术家的方式则是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复刻这一震惊。一方面，它震撼人心，具有传播反法西斯的效果，另一方面，它形成了无法磨灭的英雄记忆，更记录下平凡岁月中不曾浮现的崇高精神。因此，现实主义的“震惊”，不仅是审美效果，更是对历史最具人文情怀的记录与回顾。当一些批评家针对其第一重功效横加指责，认为其意识形态宣传性大于艺术性，却忽视了第二种作用之于当下与未来的意义。无可否认，现实主义，对世界美术包括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美术创作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美术创作，是现实主义对崇高精神的激发与强化的过程，亦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再研究、再发现、再阐释中去寻找历史复原与时代前沿、艺术发展关联的过程。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艺术实质与艺术走向提供了一种契机，使我们在新的关系框架下，透过多重视角与层面，对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中现实主义形成新的解析：如何以一个开放的语境剖析历史中的美术作品？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才能真正切入当代？艺术与时代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相信这对于每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都是切中肯綮的问题。由此可见，作为国家叙事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中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的讨论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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