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
马亚辉
【摘 要】 清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随着全国与西南边疆的局势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顺康雍乾四朝在西南边疆实施了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得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和中国的认同日益增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嘉道时期官场严重腐败，民族政策守旧，以及西方列强入侵，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大为降低，最终暴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回民起义。虽然西南边疆动荡不安，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与内地已是牢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清朝晚期国难当头，西南边疆各民族能够团结一致，保疆固圉，可以说是与历代王朝尤其是清朝中前期在西南边疆实施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提升到牢铸意识的高度。中国古代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但中华民族共同体远在秦汉甚至更早时期便已开始了漫长的千年铸建。经过中国历朝的艰辛治理，时至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初步形成。
历朝的民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皆有着重要影响。清朝建立后，为有效治理西南边疆，不断因时因势对民族政策进行着调整。［2］131-138总的来看，针对西南边疆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局，清朝统治者对前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相同承续的地方，又有所创新和改革，以达到稳定西南边疆政局和清朝统治的目的，然而站在全国的视阈并从清代260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如何变革，客观上都起到了增强国家认同的作用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而清朝后期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更是催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学术界目前对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内容已有初步研究，［3］［4］但有关整个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效能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作用鲜有探讨，因此，本人从西南疆域的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三个方面，依据历史时序，试从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作一个较为粗浅的评议，错谬之处，还请读者夯力斧正。
一、从民族政策与疆域统一的关系来看
疆域的统一和巩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的首要因素，而民族政策在国家疆域的统一和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朝鼎定北京后，继续兵戈南指，以尽快统一全国，巩固统治地位，彻底消灭明末起义军与明朝残余。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土司遍地，为减少军事行动的阻力，清朝政府采取了“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对当地土司进行拉拢安抚，许诺高官厚禄，将西南顺利纳入辖治范围，此时的民族政策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时局的。众所周知，疆域分裂越久，统一阻力越大，中华民族不但难以形成牢固的共同体，反而会因为疆域的分裂而使脱离中国版图的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轨迹背道而驰，历史上已有前车之鉴。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划大渡河为界，云：“此外非吾有也！”［5］89以致交趾永久脱离中国疆域，该地区的族群也未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云南直到元代才重新进入统一版图，现在云南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已是牢不可分。明清鼎革之际，明朝残余遁守西南，有凭借西南地势天险来抗衡清朝之意，很有可能在西南边疆再次形成分裂势力。清朝乘胜追击，对西南边疆的土司“柔远抚绥”，利用土司来壮大清朝军力，消灭明朝残余，防止了分裂割据势力的形成，而明朝的另一股残余势力郑成功退守台湾，与清朝隔海对峙长达近40年之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才将台湾隶入清朝版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民党势力败退台湾，割据至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有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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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是清朝将西南纳入其版图后的过渡政策，是“柔远抚绥”政策的承袭和变革。采取“恩威并施”民族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治理西南，先治土司，而在社会稳定时期对土司的治理政策历史以来便是“恩威并施”，民国时期依然如此；第二，土司俨然独立王国，且叛服无常，既要以德绥之，又要以武力弹压，方能保边疆无虞；第三，“三藩之乱”时，为防止西南土司受吴三桂利诱，康熙朝不得不延续顺治朝“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暂时施以恩惠，待西南平定，才敢绳以新制。［2］133-134不难看出，“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同样有利于维护西南疆域的完整和巩固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由于清代土司的自治权较大，土司拥有军队、刑罚、税收，以及对下级土目的任免权等，导致土司内部争权夺利，土司之间相互攻伐，以及众多土司兴兵叛乱，严重影响西南边疆稳定，而土司一旦依附于吴三桂之流的割据势力，西南边疆必有裂土之危，因此在吴三桂权霸滇中与动乱期间，康熙朝推行“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不但可快速平灭吴周政权，还可使土司等边疆势力充当藩篱，防止敌国入侵。
雍正时期，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土司为藩篱的观点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云南永北人刘彬坚决反对以土司为藩篱之说：“所谓藩篱者，乃边境之外者也，岂有在内地者而亦藉以为藩篱乎！”［6］47清世宗审时度势，决定改流。“改土归流”是采用和平与武力方式打破百年来的土司世袭，改为流官制度的官方行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固然多种多样，但从国家统一的视阈来看，却对西南疆域的领土完整和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建创造了良好条件。土司的存在对西南疆域的完整和巩固以及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始终是一个潜在威胁，因此“柔远抚绥”也好，“恩威并施”也罢，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南边疆分裂与动乱的危机，无法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建。雍正朝综览全国政局，出于政治、经济、边疆永固等目的，开始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以武力为主的改土归流，给西南边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土司弊端，使得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全方位的治理逐渐等同于内地，并将西南边疆的分裂因素彻底灭于未萌，扫除了西南边疆的各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障碍。但是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并不彻底，滇南、滇西方向的一些土司仍被保留了下来，民国时期中国与位于中南半岛的邻国之间出现领土争端，其中虽然有英、法等国的介入因素，但也与土司的存在有着密切关系。
康熙时期吴三桂权霸滇中，随后起兵叛清称帝，试图与清朝分庭抗礼，其行为是与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历史进程背道而驰。清朝平灭吴周后，对边疆土司暂时恩威兼施，并宣扬儒教，目的是待云南等地区大定，再绳以内地新制，这是康熙朝经营西南边疆的总体思路。康熙朝在西南边疆派驻官兵，重新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军事防控体系，［10］还兴建学校，传扬儒学，蠲租免税，赈济穷黎，让久经兵燹的西南边疆各族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无疑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起到前期的凝塑作用。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清朝的西南边疆民族政策对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与领土巩固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清朝中前期的民族政策，可谓是利远大于弊，虽然当时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意识，但早已开始了潜移默化式的悄然铸建。清朝后期的官场腐败使民族政策连守成都不可能，土地严重兼并，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起事不断，席卷西南，清朝政府用军事镇压民族起事与起义固然违背民意与历史潮流，但客观上也阻止了国家分裂的可能，同样有利于西南疆域的统一、巩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毕竟任何事物皆非十全十美，总是利弊兼备，只是利与弊二者孰占主要地位而已。长远来看，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起到的作用是积极正向的。
嘉庆朝的一切政策，包括民族政策皆主张“守成”，基本未有创新，即严格遵守清高宗等帝王的各项政策而不会稍加变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亘古不易之理，清仁宗却死抱“守成”理念，亲书《守成之论》，不因时因势而变，以致官场日趋腐败，使嘉庆时期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时期。［3］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虽是承袭前朝，若能严格执行，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疆域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自然是非常有利的，然而自乾隆后期遗留的官场腐败未能及时有效地整饬，以致嘉庆时期腐败更甚，使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不但流于形式，且受到严重破坏，加上内地流民进入西南边疆后，通过典当或租种土司、土民田地等不正当方式兼并了大量土地，少部分流民进而演化为新兴的地主阶层，使得阶级矛盾加剧，成为咸丰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起义的滥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起义并不能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西南边疆的铸建出现危机，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出西南边疆各民族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因为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反抗的是清朝统治阶层，而不是背叛国家，更不是各民族民众之间的战争，而是西南边疆各民族共同携手进行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起义人员是由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的下层民众组成。
道光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动荡非常、各种矛盾丛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与土地纠纷有关的京控事件频发，云南回民起义的领导者杜文秀就曾因土地纠纷到京城控告官府与汉人地主，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种种迹象表明，西南边疆随时都有爆发起义的可能。翻阅《清宣宗实录》不难发现，道光朝在西南边疆的精力主要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和镇压各种“匪乱”① 西南边疆地区民族的各种小型起事。 ，民族政策被严重破坏。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由于西方国家的入侵，使中国各民族开始有了他者和我者的身份认知，并在客观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
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同时进行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铸建的重要途径，两千余年中进展极其缓慢且万分艰难。早在战国时期，西南边疆就与内地发生往来，至秦汉两朝经略西南之时，政府因素才开始介入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当中。经过蜀汉、两晋、南朝，以及唐、宋、元、明等历朝的治理，到清代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其中元、明两朝的经略对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而清朝则在此基础上将一体化程度更推进一层。
清军初入西南，实行“柔远抚绥”的政策有利于提升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和对中国的认同。明清鼎革之际，土司辖治下的西南边疆各族对明朝政府的认同是高于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的。强硬的武力不会让任何民族屈服，而温柔的安抚才会快速拉近清朝政府与西南各民族的距离，此乃世之常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深谙此道，是以对土司及当地民族采取“柔远抚绥”政策，不但为以后治理西南进行感情铺垫，还可助其快速统一西南。历史现实确实如此，在土司协助之下，清军顺利地统一西南。
主要危害酸樱桃和甜樱桃的叶片。在酸樱桃上产生褐色或紫色不规则形坏死斑，数斑联合可使叶片大部分枯死，叶背产生红霉。甜樱桃病叶上的病斑大而圆，叶背有粉色霉产生，病叶易早落。
乾隆时期清高宗主张普天之下，皆皇帝赤子，对边疆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其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相比前朝而言更加具体、深入。在经济、文化、民生、社会治安等方面，乾隆朝开垦荒地、减税赈灾、传播儒学、编制保甲、解决土司纷争等，这些具体政策对维护西南边疆的社会稳定起到良好效果，有利于维护西南疆域的巩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性铸建，也正因如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同样存在不足，最为明显的便是统治者对待西南边疆民族态度的两面性：即清朝统治者有时指斥西南边疆民族野蛮落后、不服王化，有时赞扬西南边疆民族风俗纯朴、安分善良，因此在不同情况下对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不同事件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无非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4］8
二、从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来看
乾隆朝对边疆民族的“一视同仁”是雍正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正是由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才使得内地的全套治理模式在曾经地土司辖地得以顺利推行，可以说，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内地治理模式的过程，其实就是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认同的提升和巩固过程，国家认同意识在这一时期得以加强。没有顺康雍三朝的前期铺垫，乾隆朝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难以如此顺利，更谈不上西南边疆的封建盛世。
起义被平定后，光绪朝开始在西南边疆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蠲免赈恤、革除积弊，但这些政策杯水车薪，且不符合当时西南边疆各族百姓的需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高度兼并的弊端，无法给各族农民提供赖以谋生的田产，西南边疆仍然民族起事不断；光绪朝和宣统朝还加强了对土司的管理，一是对一些土司改流，二是兴学安边，在土司地区推行近代化教育。这些措施对巩固西南边疆有着较好的效果，并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可惜国家大权掌握在慈禧集团手中，清德宗心余力亏，使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清末政府对边外土司采取羁縻弗绝的态度，未能明确对边外土司的管辖主权，为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界争端埋下祸根，连边内的部分领土都受到影响。虽然现在西南边疆的边界早已划定，但中南半岛的邻国境内有些民族依然对中国有着很深的认同。
南明灭亡后，吴三桂镇守云南，听取洪承畴的建议，奉行“不可使云南一日无事”［7］393的原则，在滇黔两省时常用兵，同时拉拢一些土司为其党羽，此种行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背道而驰。清圣祖力主削藩，吴三桂兵叛，清朝政府武力灭之，开始在西南实行“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康熙朝还无力对拥有重兵的土司改流直辖，但也不能对土司单纯地施以恩德，柔远抚绥，虽短期内可增强边疆土司对清朝政府的认同，但迁延日久土司难免傲慢骄纵，无视政府，加上土民多尚武好斗，鲜知国法礼仪，反而不利于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和中国的认同。因此，在构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时，康熙朝还采取武力与政治手段，对土司施以威压，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使边疆土司与土民服从国家治理。
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同样有利于构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改土归流有和平改流，有武力改流，和平改流的地区对国家认同之强烈毋庸置疑，但除丽江等个别地区和平改流外，绝大多数地区为武力改流，而学界对于武力改流是否有利于增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则多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改土归流严重损害了土司的根本利益，会弱化西南边疆土司对中国的认同。从短期来看，这个观点貌似有一定合理性，但对土民而言，消灭了土司对土民的盘剥和欺压，反而有助于提升广大土民对中国的认同，并迅速把儒家文化传播至西南边疆。此外，改流后清朝政府把内地的治理模式推行到曾经的土司辖地，反而促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清朝政府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的认同迅速强化。使若西南边疆继续保留土司，则西南边疆分裂与社会动荡的因素将一直潜存，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危机或许会更加严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同样会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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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形成和深化有着密切关系，而国家认同又是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民族的国家认同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无所不涉，而民族政策的范围也很广泛，同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合理的民族政策能够强化各个民族的国家认同，反之则弱化国家认同，严重则会使个别人员背离祖国，甚至造成国家分裂，中外历史上不乏先例。其次，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执政政府的认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国家的各项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情况下，各个民族不但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还会增强对执政政府的认同；当国家的各项政策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不一定降低，但对执政政府的认同却很有可能降低。因此，清代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同样会影响西南边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也会影响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由于清代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不同，也因此造成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出现较大差异，然而无论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如何变化，对中国的认同却一直在增强。
嘉庆朝虽然承袭前朝政策，同样采取诸多惠民措施，但由于清仁宗根深蒂固的“守成”理念以及当时官场的极其腐败，许多民族政策多是形式上承袭，实际执行过程中问题百出，成为具文，使西南边疆的许多民族政策未能达到应有效果。尤其是官场腐败、流民问题、土地兼并等加深了社会矛盾，造成民族关系较为紧张，因而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有所下降，但是经过顺康雍乾四朝的治理，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情感上已经与内地各民族牢如铁铸，中华民族共同体已具雏形。
道光时期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地主、政府之间的矛盾尖锐对立，小型起事和各种案件层出不穷，西南地区的土地兼并可以说是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因田产纠纷而产生的京控事件反映出社会矛盾极为紧张。道光朝欲体恤穷黎，但无力赈济；拟蠲免钱款，但困难重重，前朝的民族政策连形式上的陈袭都已经不可能，基本处于废止状态。西南边疆各民族百姓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接近低谷，纷纷以结社聚会的形式秘密联络对抗政府，大型起义随时都有可能暴发。此时值得一提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暴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但西方列强的入侵却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咸同时期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民起义，西南边疆各民族不再认同清朝政府，开始举兵反抗。咸丰和同治两朝对起义进行了镇压和分化瓦解，起义被扑灭，但其他小型起事和反抗依然屡禁不绝。通过这些起义可以看出，西南边疆各民族紧密团结，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与西方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出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由于起义反抗的是清朝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是分裂国家，说明西南边疆各民族不再认同清朝政府，但仍然有着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有着对中国的强烈认同。
由于西方思潮的进入，清末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光绪和宣统时期清朝政府励精图治，但民族政策大部分因循旧制，少部分有所革新。清朝统治者依然抱有天朝上国的梦想，对民族的认识停留在腐朽的陈观旧念，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视为“夷”的情况并未改变，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并未有所改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长达200余年，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观念早已深植于边疆百姓的头脑，即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对清朝政府有所怨恨和诸多不满，但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时，边疆各民族还是会凝聚在一起，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便是例证。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末已经形成，并有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西南边疆传播儒家文化是清代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古人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8］意思是用人文来教化苍生，让天下民众统一思想，即天下大同，创建和谐社会。清朝政府对文化功能的认识是很到位的，［9］早在清军进入西南之前，云南保山人王弘祚便提出对土司施以文教，用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来教化西南边疆民族。后来云南巡抚袁懋功、云南督蔡毓荣、云南巡抚王继文等也先后主张文化治边，用儒家文化来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化风易俗，效忠朝廷。［9］这项文化治边政策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区一直实施至清末，既增强了西南边疆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和清朝政府的认同，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向心力，在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强化作用。
三、从民族政策与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关系来看
咸丰和同治时期西南边疆暴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回民起义，其根源在于封建制度下田产高度集中在汉人地主手中，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百姓无以为生，被迫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起义虽然是对清朝政府残酷统治的反抗，但对西南疆域的完整与巩固却存在着一定风险，清朝政府为稳定西南边疆，通过剿抚并用的手段镇压了各个民族的起义。
顺治时期清军武力统一西南，虽然统一过程中采取“柔远抚绥”的民族政策，但和土司多有兵戎相见，且战火延及西南边疆各族百姓。清军的军事行动似乎对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无甚益处，实则不然，如果清军放弃征伐西南，任由南明占据，与清朝势同水火，西南边疆与内地将处于长期分裂割据状态，不但谈不上一体化，还有可能与内地愈走愈远。只有将西南边疆统一于清朝版图，在统一的强大政权的治理之下，才有可能把中央王朝的政令推行到西南，进而促进边疆与内地日益等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扫除障碍。
SSD算法利用多层特征图来预测目标,但并未充分利用各个网络层之间信息的结合。对于小目标的检测,主要利用浅层的网络层去匹配,然而浅层网络的特征图表征能力较弱,对于小目标容易出现误检和漏检现象。
经过康熙朝的治理，西南边疆的经济逐渐恢复，社会趋于稳定。雍正时期清世宗拟将内地制度实行于西南边疆而改土归流，文武百官对此争论激烈，云南永北人刘彬直言土司制度名为羁縻，实为“天地间之缺陷”［6］46，反对以土司为边疆藩篱的说法。雍正朝似刘彬持真知灼见者大有人在。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铸建很是关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土司的弊端来看，土司俨然独立王国，无视清朝律法，禁止土民学习儒家文化和科考，残害土民，互相攻伐，远通外国，危害边疆安全，阻碍边疆与内地在各个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往来；从政府层面来看，雍正朝拟在西南边疆推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开采铜、银、铅等矿产；从改流影响来看，雍正朝通过改土归流，客观上达到了边疆与内地进一步一体化的效果，西南边疆的土司大量减少，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度远超历代前朝。清代学者魏源评价改土归流时说：“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7］480此言不虚。雍正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打下基础，使内地的治理模式得以顺利推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铸建铺平了道路。
由于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乾隆朝才能在西南边疆顺利实行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继续巩固内地的治理模式并一直推行下去。经过乾隆朝60年的努力，西南边疆大部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更加接近于内地，但在靠近南掌、缅甸边境的一些地区的土司依然存在，其内地化程度要弱一些。乾隆时期还出现一种社会现象，即内地生活贫困的民人大量涌入西南边疆，清朝政府称为流民，这些流民带去了内地的生产技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严重冲击了西南边疆土司辖地的非封建性社会制度，尤其是流民利用典当土司和土民田产等方式，把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部分流民因而转变为地主，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在西南边疆开始占有绝对优势。这也是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嘉庆朝主张一切政策皆要“守成”，优点是促使西南边疆的封建制度进一步确立，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程度继续加深，缺点是纵容了乾隆时期遗留的官场腐败等弊端，流民继续大量涌入，土地兼并严重，各族百姓与官府、地主的矛盾突出，但此一时期西南边疆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内地基本处于同步，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命运已经与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贪婪的想法，要把天下的好书都读一遍。因为这个野心，我不断地找书拼命地读。并不是每一本书都读得懂，有些书对我来说是有点艰涩的，但是只要里面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就会读下去。
道光时期，西南地区因田产纠纷引起的社会矛盾到了难以调和的境地，边疆民族“苦于土司之苛派，汉民之占耕”［11］278，经常出现群体性事件，而在云南大理、腾越等回民居住地区，汉人之官绅士庶通过不正当手段占据了回民的大量土地，导致多次发生极为严重的“汉回互斗”事件。为缓和社会矛盾，道光朝制定《汉民典买夷地章程》来安抚少数民族，并查拿教唆边疆民族的“汉奸”，以靖边陲。然而该章程受到了西南边疆官吏与地主阶层的阻扰破坏，基本无法施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深化，西南边疆民族乃至全国民众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持续下降，但也说明西南边疆百姓与内地民众已经同吸吸、共命运，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即推翻清朝政府统治，建立一个有地可耕的政权。
咸丰和同治年间，西南边疆终于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与云南回民起义。两次起义不但有大量汉人参与，也有西南边疆很多的少数民族加入，尤其是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更是以回族同胞为主。各族群众在洪秀全和杜文秀的带领下，同仇敌忾，与清朝政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清朝政府剿抚兼用，两次起义先后被扑灭，但却沉重打击了内忧外患的清朝政权。从两次起义的参加人员来看，西南边疆各族皆有，且紧密团结，反映出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又有所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有所显现。
光绪和宣统时期仍旧是慈禧集团掌权，但是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与清德宗的奋发图强，西南边疆也出现了一些革新行动，除惩腐、灾赈、减税、改流、文化治边等旧有的民族政策外，还建设了一些近代化的设施，如搭设电线、电报通讯、创办工业等，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高校思政教师常常遭遇思想观念的改变远离了校园的热点话题以及政策上的变化。很多院校的教育工作人员仍然“闭关锁国”，缺乏大数据意识，对于信息技术使用上即大数据信息管理的能力和技能十分薄弱。直接导致了思政教育不能发挥出全部的价值，降低了其教育科研水平。在此背景下，对思政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
两千余年来，历代王朝都在努力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期待有一天边疆能够等同于内地。清代的西南边疆即使在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直至民国时期仍然与内地有着很大差异，但清朝前期多有封疆大吏在描述西南边疆时，经常使用“等同于内地”这样的言辞，其中固然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治理西南边疆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但也反映出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的极其不易与取得的可见性进展。真正实现边疆与内的地的一体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实行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制度、文化教育与经济制度，二十世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才得以迅猛发展，时至今日，除极少部分边疆地区之外，绝大部分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与百姓的思想观念与内地基本无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强烈。
这是美国为重启本轮对伊朗制裁而设立的临时性过渡机制，根据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的“法无溯及力”的基本原则，即法律一般情况下不应对生效之前相关主体的行为造成不利的后果。《伊朗核协议》第37条中也有类似规定，即缔约国在按照《伊朗核协议》的纠纷处理机制（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时，“不得溯及缔约国和伊朗之间在《伊朗核协议》生效期间签署的合同”，前提是这些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须符合《伊朗核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规定。
四、结 语
自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清军尚未进入西南，就已筹划经略西南边疆之策，其中便涉及到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治理。清朝前期的4位帝王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治边效果，顺康雍乾时期西南疆域日益巩固，西南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和对清朝政府的主内日益增强，西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也随之继续发展铸建。乾隆朝在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直至乾隆末年基本未有变化，嘉庆与道光两朝墨守成规，不谙民情，官场腐败，以致西南边疆渐趋动荡，加之外强入侵，各种矛盾十分突出，西南边疆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相对降低，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程度继续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并初步形成。咸同时期西南边疆危机又有所增加，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难以调和，终致起义，咸同两朝剿抚兼施，镇压了起义。光宣两朝对西南边疆的民族政策有所革新，由于封建官僚地主与边疆农民之间的田产问题并未解决，使得民族政策缺乏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光宣时期西南边界争端不断，各民族对清朝政府的认同降至低谷，反帝反封建的思潮遍及普通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各民族团结一心，于1911年掀起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虽然国家陷于动乱，但西南边疆与内地却已是牢不可分，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上述变化固然受到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但也与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若没有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二年多的治理，并尽可能把民族政策推行至国家最边缘地区，清末西南边疆的危机或许会更为严重。不得不承认，清朝晚期国难当头，西南边疆各民族能够团结一致，反抗英法侵略，保疆固圉，可以说是与历代王朝，尤其是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各种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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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A REVIEW OF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SOUTHWEST BORDERLAND IN THE QING DYNASTY
Ma Yahui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continued to change along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southwest border area.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sonable ethnic policie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by the four dynasties of Shunzhi,Kangxi,Yongqian and Qianlong,the southwest frontier area was consolidated,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ethnics to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China was strengthened.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nd the inland was deepened day by day,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However,due to the serious corruption of the officialdom,the conservatism of the national policy,and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ethnic groups to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greatly reduced,and eventual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and the Hui uprising in Yunnan broke out.Although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 is turbulent,it was already inseparable from the inland.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were able to unite and protect the homeland,which can be said to be inseparable from the ethnic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the dynasties,especially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Keywords：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Qing dynasty;southwest borderland;ethnic policy
【作 者】 马亚辉，百色学院历史学教研室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19）03-0015-008
〔责任编辑：罗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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