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究其理据，首先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在不断地扩张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断地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因而使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特别是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事业面临源头失语的威胁。其次，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发展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更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当代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追问现代性的内涵，从而需要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其三，全球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德里达、詹姆逊、德里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当年马克思后现代思想遗产的“重新发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弃，以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后现代的关系中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基点和本真意义，这需要学界积极回应。
一、三次历史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缺场
然而，在我们急切呼唤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出场时却遭遇历史的阻截。在现代性主导话语中几乎没有马克思的声音；马克思与现代性话语完全脱节。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曾经遭遇三次重大的历史遮蔽。
1、马克斯·韦伯：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的遮蔽
尽管有少数学者如亨廷顿、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在论及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时还偶尔重提马克思的名字，但多年来，学界几乎以“集体无意识”方式将现代性思想的原创地位不是给予卡尔·马克思，而是给予马克斯·韦伯，从而在现代性话语领域内造成马克思原创地位的缺失。应当指出：“两个马克思”（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斯]·韦伯）并不完全断裂和对立。他们的现代性话语具有同源性。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都是启蒙思想、古典经济学（包括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法国社会学和德国哲学中现代性思想的继承者，都相信历史的进化和发展，都要求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他们都重视对社会结构和转变动力的考察。所不同的是，对社会变革的基础、根据和进路的解释是不同的。他们关于现代性话语的对立，主要是解释框架的对立，理论范式的对立，立场和方法论的对立。这些对立的结果，导致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在西方话语世界中的消解。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马克思现代性视域首先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资本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使然。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如果说，资本全球化正是马克思批判性反思主要指向的“现代社会”，那么，正是在这一批判反思中马克思得出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精彩描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资本论》中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性考察，都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文本中的经典之作。马克思也因此跻身子现代性与全球发展理论家的行列（注：参见拙著：《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
与马克思的“病理学”批判考察的立场不同，以研究资本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家，韦伯是从“生理学”角度，即维护资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秩序角度切入现代性问题域的。比英、法等先发展国家来说，德国后发展的现实给予他的历史任务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传统社会中健康地出生。由这一目标所限定，韦伯现代性眼界的上限是永恒合理的资本社会；而下限是即将被否定的传统社会。因此，构造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传统-现代化”，就自然形成。理论的一切基本任务在于制造出：如何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即资本社会转变。由此而来的是：如何界定“传统”和“传统社会”、“现代性”和“现代社会”。西方的资本社会当然是现代社会的唯一蓝本，也是他抽象和概括“现代性”的基本依据。
仅仅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构造出关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机理。正是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有三点思量：其一，必须与马克思批判性分析框架相对立，从而全面覆盖马克思话语；其二，必须能够说明转变的机制；其三，必须能够说明资本社会是现代性的典范，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社会。
因此，韦伯的“文化学”分析框架正好将马克思的历史观架构做了颠倒：按照马克思的框架应当是最表层、最后被决定的因素——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念，被韦伯置于分析框架最内在、核心的部位。制度层面作为价值观念的第一表象，处于框架的中间；而马克思认为是最基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物质层面，被安置在最表象、最后被决定的部位。价值观念—行为—制度—物质器具，依此演绎的分析逻辑成为他解释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架构。在他一生众多著述中，《经济与社会》阐述了现代性的核心——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性的社会，作为良性社会的最高标准和最高评价，也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核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阐述资本主义精神人格与文化人格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意义；《儒教与道教》，集中阐述了东方传统社会——主要是中国与印度社会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原因，提出了“韦伯原理”；等等。合理性主导的价值观念、法制社会或官僚制（科层制）社会，“精密机器”的社会理想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构成了韦伯建立了分析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从而使他成为第一次全面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原创地位的思想家。此后，他被整个西方社会尊为现代性理论的开山鼻祖，凡现代性之言必出自韦伯。
2、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冲突：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现代意义的双重遮蔽
二战后.一批西方发展学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围绕现代化理论展开大论战。众所周知，原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获得独立。但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异常落后，需要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他们毫无例外地面临处于冷战状态的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角逐。西方国家学者为了抵御东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引领，按照自己早期发展模式，以韦伯现代性理论为圭臬，勾画出发展中国家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初衷就具有明显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向度。如罗斯托《经济增长论》一书的副标题，就直书“非共产党宣言”；英格尔斯的“现代人”标准，就具有明显的“伪装的西方人”色彩。他们主张的现代性，无例外地是自韦伯以来西方模式的现代性；他们推崇现代性社会，无疑都是西方资本化社会，具有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反之，一批拉美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阿明、普雷维什、弗兰克、多斯桑多斯及沃勒斯坦等人，以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为依据，对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不是什么“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的剥削，对其依附。只有真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才能够获得发展，而决不能靠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依靠恩赐。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第二次冲突。“依附论”与现代化论成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显然，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遭遇双重遮蔽：西方发展理论阻断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联，将现代性意识自由主义化，从有的方面覆盖马克思；依附论则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将现代性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从“左”面否弃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冲突双方再一次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边缘化，客观上阻截了后发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3、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批判，对马克思哲学视域的重新解释，从而造成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后现代话语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
丹尼尔·贝尔、福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等一批被称之为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逼迫包括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在内的所有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与此同时，以后现代视域重新解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后现代”本性，继承所谓马克思“后现代遗产”，构筑一个后现代马克思形象，这成为从德里达、詹姆逊、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旨趣。其后果，就是以后现代话语造成了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
对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的三大历史遮蔽，即便没有完全遮没，也使得马克思与现代性关系在当代变成碎片化、零散化、边缘化。在这一领域，人们很难将马克思新世界观视为现代性视域的一种原创性变革，而是将其地位边缘化；很难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现代性视域整体地关联，内在地贯通，科学地把握，而是满足于寻找只言片语和个别观点；很难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去寻找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作为主要思想资源或者行动指南，而是造成双向脱节，一个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实践之间“脱节的时代”。这既内在地堵塞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出场路径，从而必然在实践上、也最终在理论上扼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活力；同时，也在现代性实践指导上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最终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歧途。
二、核心与形态：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反思
只要祛蔽而返本，我们就不难发现：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现代性对于马克思而言，不是其边缘化的在者，不是碎片化散播的话语，而就是贯穿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
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其现代性主要包括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启蒙运动以来，具有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大写的人）战胜大写的神，张扬的理性取代蒙昧的信仰而成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我思故我在”式的“理性人”成为一切现代性意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学、政治学的出发点。其实，这一特征就是资本利益驱动造就了赤裸裸的金钱灵魂和资本人格化，就成为资本现代性的“理性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解构了其虚幻意识，但是肯定并发展了其人的自由解放观念，并将之提升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的总目标。马克思批判地解构了其人的抽象性基础，将之转换为“变革世界”的实践主体。其二，现代性的理性人释放的无限需求不断推动产能发展，造就了大工业文明，造就资本全球化，其实这是资本利益推动着资本家全球奔走，到处扩张生产力，成为现代性的工业文明基础；大工业生产的集聚和集中，呼唤大量人口，造就了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空间形态的城市。在世界建立自由贸易的交往关系，使交往成为世界的普遍形式，成为现代性市场化的动力；资本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工业造就了世界民族，进而造就世界文学，打破封闭的民族壁垒，成为吉登斯所说的全球化——“流动的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其三，资本全球化以金钱道德和自由、民主、人权取代封建特权，成为现代性的民主和自由的主要来源。其四，资本造就“商品拜物教”、使意识形态成为“物化意识”，成为现代世俗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根源。其五，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造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即现代化运动，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由于生产方式变革造就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资本全球化社会在完成对前现代社会变革的同时，就孕育着自身变革的必然机制。总之，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一切与作为自己思想出场语境的“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有关的现代性问题。
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这一变革具有核心与形态的双重向度。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核心层面。它不仅坚决否弃作为传统社会精神的旧形而上学，而且否定“人”的抽象性、先验性和“类聚合”的基础，将其视为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存在者，一个在交往实践中成其为人的人。绝对、先验和基础的理性也不复存在——它被马克思转化为在变革世界中获得并不断变换的交往实践理性。工业生产和交往形式造就的资本全球化，就是现代理性的在世学。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的。大写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以往现代性的两大轴心，也同样构成了自笛卡尔以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对两者的批判，正是开启马克思历史观和现代性视域的真正起点。在现代性形态学变革向度上，马克思着眼于对“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社会形态的批判，以及着力探索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对工业生产方式造就的资本全球化体系的分析，到对资本世界的权力-国家形态，到物化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社会形态的一切方面都做了深刻批判。马克思对以资本全球化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及其物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对现代性的超越意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革命家，马克思的立场与资本现代性根本对立。因而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一切做了“无情地批判”。当然，这一批判采用的方式是历史的、辩证的，是在交往实践观的视野中给予的。它表现为双重视野：一方面，从历史的必然规律性的角度，看资本现代性对世界的统治的某种必然的合理性（合规律性）；在《资本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中，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此外，马克思在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纺织业给印度造成了大批的农民破产时所说的：这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另一方面，从超越资本全球性制度层面分析它的不合理性，批判其现代性的种种弊端。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资本“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设想，才具有某种为后现代主义所倾倒的东西。
马克思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以交往实践观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广义的发展哲学。在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视野中，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基本形态作了五分法，同时又做了三分法：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的产品经济；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全球化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就是关于狭义的传统-资本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分析。他所分析传统社会就是封建社会。“社会形态”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深藏于经济学事实中。由资本“自主力量”造就的空前的商品和生产力，在打破封建社会“万里长城”的同时，也造就了内在的对立面：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由大工业造就的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也发展起来。生产方式必须变革。由生产方式的变革启动，经过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会变革。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曾经成为现代资本社会成长的起点；而市民社会的革命所导致的国家革命，成为新社会的起点。因此，无论从广义或狭义的观点来看，马克思都是一位批判的现代性思想家。
三、马克思之后的现代性：两种历史探索
在马克思之后，现代性探索沿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历史路径展开。限于篇幅，在此只能撮其大要而言之。
马克思之后，现代性与后资本道路探索结合在一起，在晚年恩格斯、考茨基、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得以弘扬。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期，马克思都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的资本全球化的终点就是社会主义的起点，因而“现代性”对后资本社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晚年马克思对这一“仅限于西欧”的结论有清醒的保留意见。他曾经着力探索后资本的东方社会道路问题。在列宁那里转变为一个新问题：在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可否先行制度变迁、后建设“现代性社会”，创造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列宁的“苏维埃政权+普鲁士国家的铁路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等等”（注：《列宁文稿》，〔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4页。）的现代化观，第一次在红色政权条件下引入现代性问题，也开辟了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新路径、新模式。列宁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需要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能否为引入现代性创造条件？二是何为不同于资本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社会？怎样建设这一社会？列宁给予的解答富有划时代意义。斯大林继续列宁的建设理念，将第一个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包括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变成了现实。至此，现代化问题就被“苏联模式”所覆盖、掩埋和取代。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制度问题和观念问题已经解决，所剩的“现代化”问题就是工业化。因此，现代化就被工业化等技术理性话语所取代。中国也是如此。从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自主的强大工业国，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直到70年代末，我们关于现代化的意识基本上限于工具理性层面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突破苏联模式，以追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制度性因素被重新引入“现代化”的含义之中；进而，在“全面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意义上，“四个现代化”被“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所取代。邓小平以制度大变革和社会大转型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思路，又重新呼唤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现代性的理论。现代化依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现代性、现代化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洗礼，而且也受到新全球化时代的洗礼：新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关于中国新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应对新全球化时代和世界知识革命带来的现代性挑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现代性的境界上有新突破。
反之，马克思之后，韦伯倡导的经典现代性社会模式在西方普遍获得认同。然而，在20世纪，这一模式遭遇三大毁灭性打击。其一，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大分裂，撕裂了启蒙以来资本现代性的根基。其二，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宣告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其三，二次大战靠西方“科层制”、“程序公正”和民选制度上台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仅导致了空前的社会灾难，也导致了韦伯的德国模式“现代化”的灾难。韦伯经典现代性理论被深刻反思和批判也在所难免。战后，在西方社会中古典经济学被凯恩斯经济学所覆盖、福利国家政策成为主导话语时，一批西方理论家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按照西方早期发展模式制造出“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以诱惑欠发达国家仿效。罗斯托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的《经济增长论》一书，就是典范。韦伯话语再一次被重提。与此相反，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历史重新审视现代性和发展理论。为应对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在捍卫现代性的当代哲学-社会学家中，叫喊“现代性事业没有完成”、要“引入持续的现代性”的哈贝马斯、主张以“反思现代性”取代“后现代性”概念的吉登斯和贝克、主张“流动的现代性”的鲍曼，都在构筑“第二次现代性”，以自己的方式既超越、又继续着韦伯经典现代性与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
四、在中国新现代性建构语境中重新打开马克思现代性视域
在驱除遮蔽、澄明历史之后，重新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已面临历史语境的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造成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存在方式的同时就产生了一系列巨大的时空效应。
新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的五大变革，使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在当代打开过程中遭遇后现代思潮的撞击。世界五大变革是：全球主导生产方式从工业化转变为知识化；全球内在结构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知识）文明-工业文明”；内在张力由一体化转向多极化与一体化并存；控制方式由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及武力等实体控制方式转向信息、知识、科技、人才等软性控制方式；全球思维方式则由启蒙理性的旧全球思维转换为后现代的差异化、多元化思维。在这一新历史语境中，福柯、德里达、拉康、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思潮不仅深刻分析和批判了现代性的种种危机，进而消解现代性，而且，被引入马克思研究领域，以其各自的后现代视野重新界定马克思的后现代性意义，造就出种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确，马克思在深刻批判资本现代性的话语中、在“破坏旧世界”的否定辩证法思维中存在着后现代向度。德里达声称要继承的“马克思遗产”：无情的批判精神和“托付”未来的开放精神，就成为这一向度中的主要因素。詹姆逊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德里克的弹性生产资本主义，鲍德里亚的资本-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以及拉克劳、墨菲的新社会运动和转型嫁接的策略理论，都在后现代视域中重整马克思思想资源。当然，中国学者在讨论马克思与后现代话语的遭遇关系，需要有一个我们的特定语境和立场，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境遇中的中国现代性境遇。然而这是与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的新现代性。
新全球化时代“时空压缩”造成“倒错重叠”，使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在当代中国的打开过程中置身于一个特殊历史境遇。在西方社会，“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原本是一个相继问世的历史阶段，而在中国，在一个时空境遇中同时呈现，甚至颠倒错乱地呈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思潮同时交织地存在，一个现实而复杂的问题摆在面前：究竟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与何种发展思路对话和“嫁接”？国人的解答分三种思路：
其一是主张继续“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以“工业化”、“市场化”、“科学”、“民主”为标识的韦伯式经典现代性模式。然而，尽管中国还没有完成这些标识，但是作为旧全球化时代的经典现代性模式弊端丛生，在新全球化时代已经被否弃和替代。在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性意义上，有的国外学者指认中国正在有资格“走入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域”，在一个由工业文明、市场和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中国正在高速地涌现马克思的批判地分析的一系列资本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循着当年马克思的批判视域，可以为解答中国问题开出经典药方。
其二是主张跨越这一模式，直接导入后现代模式（通过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抑或创新社会等途径）。言之者谓：在全球后现代和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如果依然先完成工业化等现代性形态，那么仍然是一个边缘国家。只有跨越现代性这一卡夫丁峡谷，依靠“科教兴国”和“知识经济”，发扬创新精神和培育高素质人才，就可以直接导入知识社会。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在呼唤一种对现代性批判的、具有后现代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跨越现代性的泥谷。显然，这一思路脱离中国初级阶段国情，过于理想化，难以实现。
其三是倡言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和鲍曼等人主张的或“流动的”、“反思的”现代性模式为准绳，走“第二次现代性”道路。问题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性尚未完成，何来完全的第二次？
我认为：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处在一种独特历史境遇：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是获得“新现代性”的新现代化运动。马克思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转型嫁接对象，不是韦伯的经典现代性，不是后现代，不是“第二次现代性”，而就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中的双重向度的真正展开：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改造的现代性，构成新现代性。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所限，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走向仍然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这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变革世界”的基本层面，也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着力点。中国在总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农村人口依然是人口的主体部分。
其二，中国现代性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因而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在旧全球化时代韦伯所倡导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或者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时代的现代性。
其三，这一现代性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广泛的“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性，以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中的双重向度为指导，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造就的“新型工业化”不过是这一新现代性的产业经济基础；而主张以知识化引导现代化、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触及到新现代性的本质。如果说，经典现代化造成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人与自然对立、区域对立”成为其主要特征，那么，当代中国要建构的是以知识文明引导工业文明、生态原则引导人类发展、城乡协调引导城市化进程、区域协调引导区域发展、政治文明-先进文化引导物质文明、社会全面进步引导经济增长和以可持续发展引导加快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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