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緯#183;乾鑿度》與“甲寅元”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寅论文,之争论文,易緯论文,乾鑿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中國，曆法具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功能，“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曜，紀萬國而授人時”。①曆法不僅指導人們安排生產與生活，更被賦予了溝通天人之際的重任。“天之歷數在爾躬”，曆法已經成爲君主“法天道”的政治象徵。兩漢時期，伴隨經學官方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經學與曆法之間互動關係尤爲密切，經學的知識、觀念不斷滲透到曆法之中，儒生也由此獲得了曆法頒布、改易的話語權力，成爲漢代儒生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當然這種滲透是雙向的，曆法本身所包含的天文、陰陽、推步等知識、觀念也成爲漢代經學展開的知識來源之一。東漢邊韶在評述劉歆《三統曆》時稱，《三統曆》是劉歆“驗之《春秋》，參以《易》道”而創製出來的。②邊韶的評述，準確地揭示了漢代經學與曆法之間的關係。 就漢代易學而言，天文曆法知識的引入，無疑是漢代象數易學蓬勃發展最爲重要的因素，這一點已經成爲學界的基本共識。强調曆法對於漢代易學的特殊意義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易學對於漢代曆法實踐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既表現爲曆法理論層面的詮釋，也表現爲曆法實踐中具體問題的討論和解决。曆法與漢代易學的這種密不可分的關係，要求我們在研究漢代易學時不能做知識與觀念的簡單抽離，剥離曆法之後的易學就不再是漢代易學，反之亦然。正是出於這一研究取向，本文選取漢代曆法實踐中的一個具體問題——曆元之争作爲研究對象，將其放入到漢代易學的時代背景中加以剖析，力争還原這一曆法争論背後的知識與觀念背景。 在中國古代曆法中，曆元是指曆法的起算點。曆元“自漢以降，雖沿革不同，然其法大抵皆布算積分，上求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③據此，中國古代曆法中這個假定的時間起點，通常會選取十一月朔旦夜半冬至，且日干支爲甲子。所謂朔旦，是指一個朔望月的開始，夜半則是一天的開始，冬至是曆法上一年的開始。以此言之，曆元就是指這樣一個時間起點：平朔、冬至同在夜半，其實質上是指回歸年和朔望月的共同起點。不考慮五星、日月會合周期的曆元一般稱爲近距曆元，如漢武帝時頒行的《太初曆》的曆元就是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除此之外，曆元還要求“五星如合璧、日月如連珠”，如“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卅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④加入七曜會合周期的曆元一般稱爲上元，也就是說某一個甲子日夜半的時間點上，日月五星都位於冬至點上，這一理想的天象就成爲了曆法推算的起點。劉歆在《三統曆》中第一次給出了上元積年，所謂上元積年就是上元到曆法編訂這一年的年數，劉歆給出“漢曆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⑤ 曆元本身固然是一個假定的、理想的起算點。然而在古人看來，這一起算點卻是曆法推算的根本。即所謂“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⑥確定了曆元，才能推定日法，推定日法才能確定分至。正因爲如此，曆元問題也就成爲了中國古代曆法的核心要素。 上述曆元是基於曆法自身而言的。但在漢代經學泛化的思想背景之下，假想推定出的曆元，也被漢代儒生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文化含義，曆元成爲古代聖王政治理念的重要體現。曆元改易是順應天命的表現，成爲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史記·天官書》稱“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⑦所謂“推本天元”就是指推定曆元，將曆元改易視爲王者受天命的重要標誌。因此，曆元就由一個曆法問題轉變爲經學問題，漢代的許多儒生熱衷於討論曆元問題，更多的都是基於經學而言的。因此，關於曆元的争論，自然而然就成爲他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表達自身政治訴求的重要手段。如靈帝熹平四年（175），時任五官郎中的馮光和沛相上計掾陳晃專門上書，認爲當時益州發生的叛亂就是由《四分曆》的曆元不正造成的，“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賊相續爲害”。⑧他們的上書固然有誇大曆元作用，以期勸靈帝更改曆元的主觀動機，但其背後所折射出的政治觀念無疑已經說明了曆元的政治思想屬性。誠如薄樹人所指出的，中國古代曆法中的曆元“不是天文學上的，而是思想意識上的”。⑨再進一步，曆元不僅僅是思想意識上的，也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焦點問題。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期不同地區曆法的歲首差异成爲儒家構建“三正說”的理論資源，爲儒生“改正朔、易服色”政治主張提供了知識基礎；那麼，傳說中的“古六曆”，即“《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也同樣爲漢代曆元提供了觀念基礎。⑩在漢代人看來，古六曆都有自己的曆元，據《後漢書·律曆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11)這種曆元的差异，在漢代人看來是聖王有意爲之，一定包含或傳遞了聖王之道，所以，傳說中不同元的六曆，也就成爲漢代曆元争論的理論依據。但實質而言，六曆雖不同元，但都屬於《四分》術，歲實都是
日。需要指出的是，古六曆雖然托名於古代帝王，但“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12)這一點，也爲今天學者的共識，一般認爲古六曆創制行用的時代是“戰國時期（前5-前3世紀）”。(13) 綜上而言，作爲思想意識層面的曆元問題，是伴隨著漢代曆法的改易而逐漸凸顯的，是與儒家思想經學化的歷史過程相伴隨的。漢代初期，隨著軍功階層的淡出，新的儒生階層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改革曆法成爲他們最重要的政治訴求，以“五德說”爲理論依據，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的政治主張，這表明吸收了“陰陽五行”知識後的經學成爲漢代曆法改革的理論依據，經學逐漸滲透並最終取得了對曆法的主導權。這一過程並非是單向的，經學觀念落實到曆法實踐的同時，曆法的某些知識、觀念也滲入經學。如曆法中舊有的“三正說”因素被啓動，董仲舒憑之構建了“三統說”，而劉歆則以之創立了《三統曆》，使得曆法完全具有了經學意義。兩漢之際，經學讖緯化，曆元與圖讖相融合，曆元的推算與聖人之道相結合，曆元之争也就因此具有了經學和現實政治的雙重含義，成爲東漢時期儒生熱衷參與的一項重要政治活動。 所謂“甲寅元”，是指主張以干支紀年甲寅作爲曆法的起點——即曆元。這一問題提出可以追溯到漢昭帝元鳳三年（前78），時任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太初曆》）”。(14)到了漢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甲寅元之争”爆發，當時朝臣、儒生參與争論的多達百人，許多人主張改用“甲寅元”以“與天相應，併合圖讖”，但最終以安帝拒接改曆告終。在此之後，甲寅元之争又先後於漢順帝漢安二年（143）、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兩次爆發。就争論的實質上看，甲寅元之争已經從單純的曆元之争，演變爲經學之争，進而上升爲一種推動改革的政治訴求。 “甲寅元之争”，如果上推到西漢昭帝時期，則一直持續到東漢靈帝時期，其時間之長久令人側目。我們有理由追問，“甲寅元”問題爲何會成爲漢代曆争的一個全域性問題？爲何能裹挾這麼多儒生名士參與討論？其曆法和經學層面的含義又是什麼？他們持之不懈地主張“甲寅元”的動力到底是什麼？ 漢昭帝元鳳三年，時任太史令的張壽王上書稱：“曆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也。”(15)張壽王上書主張廢除《太初曆》，而用他所謂的“黃帝《調律曆》”。黃帝《調律曆》，據《宋書·律曆志》：“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16)《殷曆》的曆元是甲寅，所以《後漢書》稱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也就是說張壽王是將《殷曆》改名《調律曆》，並托名黃帝之曆術，而且又假稱漢高帝元年即使用此曆法，以此對抗漢武帝頒發的《太初曆》。當然，這一次力争結果，並没有如張壽王所願，甲寅元的《殷曆》無法取代《太初曆》。 西漢的張壽王是以假托黃帝的方式，提出更改曆法的主張，而將自己的甲寅元的主張掩藏其後。到了東漢時期，主張“甲寅元”的勢力大增，他們多次發動曆元争論，屢屢挑戰官方曆元。關於東漢“甲寅元之争”的歷史背景，《後漢書·律曆志》稱： 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卻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以爲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天爲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百七十一歲當弃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群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録焉。(17) 根據上述記載，我們可以知道甲寅元主張的興起與東漢初年讖緯經學盛行有密切關。一些緯書，如《考靈曜》、《命曆序》，包括《易緯·乾鑿度》等都是主張甲寅元的。因此，挾經學讖緯之風，甲寅元主張在經學理論層面得到了許多儒生的認同，這就是“甲寅元之争”在官方明確不支援的情况下仍然暗潮涌動、波瀾屢興的原因，主張者頗有不達目的不罷手之意。 其實，東漢曆争中有三個基本主張： 第一，主張繼續使用《太初曆》。我們知道《太初曆》的朔策是
日，要比《四分曆》的朔策
日更加疏闊，因此，到了東漢初年就出現了“曆稍後天，朔先於曆，朔或在晦，月或朔見”。“永平五年（62），官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對此，侍中楊岑上書要求“縮用筭上爲日”，即調整朔策。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使用《四分》之術，但是“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18)也就是說，永平十二年起開始使用的並不是真正的《四分》曆，而是調整朔策後的《太初曆》。那麼主張繼續使用《太初曆》者是如何看待《太初曆》的“後天”問題的呢？針對《太初曆》後天問題，他們主張“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辰，百七十一歲當弃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認爲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已經過去一百七十一年，應當弃朔餘六十三分，該去没有去除，所以才導致了《太初曆》後天現象，調整之後，《太初曆》就能有效避免“後天”問題。 第二，主張使用《四分曆》。在漢代太初改曆之前，春秋到漢初所實行的曆法基本上都是《四分曆》，應該說《四分曆》有著悠久的推算傳統和深厚的民間基礎，因此，面對《太初曆》出現的“後天”問題，人們自然將目光轉向《四分曆》。元和二年（85）二月甲寅，漢章帝下詔使用編訢、李梵校訂增修的《四分曆》，是爲東漢《四分曆》。東漢《四分曆》的曆元爲庚申，據《後漢書·律曆志》：“《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按此所言，東漢《四分曆》仲紀之元是漢文帝后元三年（庚辰，前161），上溯四十五年爲漢興元年，再次上推二百七十五歲，就是庚申，這一年是孔子獲麟之年，上行二百七十六萬零三百二十年，又得到庚申。將漢興、孔子獲麟等歷史事件附會到曆元中，以證明曆元符合圖讖，從而證明曆法本身的正當性。 第三，主張改用“甲寅元”。按照《後漢書·律曆志》所言，“甲寅元”的主張起於民間，“學士修之於草澤”，而且其與圖讖相符合，因此在學術層面，很容易得到人們的認同，向來被認爲得曆法之正，“信向以爲得正”。(19)漢安帝延光二年（123）中謁者亶誦提出用甲寅元，得到了侍中施延等人的贊同，施延給安帝上書稱：“《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此次曆争，各方互不相讓，主張《太初》、主張《四分》與主張“甲寅元”三方均參與了論争，最終以“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歷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20)曆元之争的結果是，在官方的堅持之下，繼續使用《四分曆》。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書，認爲：“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賊相續爲害。曆當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申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治曆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受虛欺重誅。”(21)對於二人提出的改曆元主張，漢靈帝下令召集“儒林明道者詳議”，以“務得其道”。據蔡邕自己描述，這次曆争於三月九日在司徒府舉行，“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這是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論争，《後漢書·律曆志》僅記載了蔡邕反對改用甲寅元的一段議論。在蔡邕看來，曆法的發展規律就是“得失更迭，術無常是”，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古六曆均有自己的曆元，而馮光、陳晃堅持的甲寅元雖然見於讖緯，只不過是《殷曆》的曆元而已，其他曆元雖然於圖讖無徵，但也能“有效於當時”，因此，曆元並非一定要符合圖讖。蔡邕由以讖緯中曆元記載存在的一些相互齟齬、自我矛盾之處，批駁了馮、徐二人所主張的“開闢到獲麟二百七十五萬就去八百八十六歲”的主張，按照二人設定的曆元，則獲麟至漢只有一百六十一歲，少了一百一十四歲，也就是說甲寅元無法與孔子獲麟之事相驗證。因此，蔡邕認爲二人“但言圖讖”，而無法停供令人信服的觀測資料，所以不能采用甲寅元。靈帝接受了蔡邕主張，認爲元和改用《四分》，元用庚申，“非群臣議者所能變易”。(22) 漢代曆争中，爲何有人如此持久地堅持“甲寅元”呢？“甲寅元”又爲何在曆法實踐中無法得到認同呢？要尋求答案，我們只能將目光轉向“甲寅元”的理論依據——讖緯。 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在漢代經學的裹挾之下，曆争的核心已經超越曆法本身而演變爲經學之争，或者說演變爲讖緯經學之争。“甲寅元”曆争中最爲有利的就是“甲寅元”符合圖讖，也就是說讖緯之書都是用的“甲寅元”曆法，據《後漢書·律曆志》所載，“《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即使是反對“甲寅元”的蔡邕，也承認“甲寅元”可以徵之於讖緯，而且還直接提到了《易緯·乾鑿度》。也就是說緯書如《考靈曜》、《命曆序》、《易緯·乾鑿度》都用“甲寅元”。在漢代讖緯經學意識形態化的大背景之下，“甲寅元”在理論上具有了天然的正當性，或許這正是部份儒生持續力推“甲寅元”的最爲重要的動力所在。另外，漢代曆法的經學化，曆法被賦予了政治文化功能，曆法改革以“應天命”，同時也可以革除時弊，這成爲一批儒生推動“甲寅元”的重要的政治動因。“甲寅元”既合於圖讖，則即是孔子爲漢制法；既是孔子爲漢制法，則改用“甲寅元”就符合天命，就可以革除時弊。這就是“甲寅元之争”背後的經學衆輯與政治動機。 要厘清《易緯》與漢代曆元之争的關係，我們首先要解决一個問題，那就是《易緯》中的曆法是否一定是《殷曆》？(23)根據記載，在古六曆中《殷曆》的曆元也是“甲寅”，因此，人們很容易就據此推斷《乾鑿度》中所涉及的曆法一定也是《殷曆》，唐代的僧一行就直接明言“《緯》所據者《殷曆》也”。(24)若以此言之，則《乾鑿度》中曆法就是《殷曆》。 然而，在東漢的曆法争論中，《太初曆》、《四分曆》均直稱其曆名，只有主張“甲寅元”的一方始終没有提到自己曆法的名字，而僅以曆元代指，其原因何在？此其一疑也。 漢昭帝時，張壽王反對《太初曆》，主張以所謂《黃帝調曆》取代《太初曆》。如果說張壽王的假托有其自身的苦衷，那爲何在東漢曆争中，反對“甲寅元”一方也多没用直接斥責其爲《殷曆》呢（蔡邕僅指出“甲寅元”是《殷曆》的曆元而已）？此其二疑也。 據《後漢書·律曆志》所言，“甲寅元”乃是“學士修之於草澤”。此即有刻意强調自己所據不是古六曆中的《殷曆》之意，若是《殷曆》，則不該稱爲“學土修之於草澤”。此三疑也。 因此，《新唐書·曆志》所言當是後世做出的判斷，至少在當時人們並没有將“甲寅元”與《殷曆》完全等同起來。 還有一個例子也可以從側面說明這一問題，劉宋時期的祖沖之在批評古六歷時說：“《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25)今本《乾鑿度》確有“八十一分之四十二爲日法”(26)之內容，但並未言其爲《殷曆》。此“八十一分之四十二（三）”實爲《太初曆》、《三統曆》的日法。《後漢書·律曆志》在引《乾鑿度》此句時，正是想以之證明《太初曆》日法的合法性。祖沖之認爲若《乾鑿度》不誤，其所引八十一分乃是《殷曆》之日法，則通常《殷曆》所使用的九百四十分日法就是錯誤的，因此得出《殷曆》必妄。祖沖之的結論是建立在《乾鑿度》中所言八十一分日法乃是《殷曆》基礎之上的，無論是今本《乾鑿度》還是《後漢書·律曆志》中所引，均未說此爲《殷曆》。因此，祖沖之、僧一行可能都是因爲緯書中曆元爲“甲寅元”，而直接將其曆法默認爲《殷曆》。 《乾鑿度》雖不言自身曆法屬於《四分》術中《殷曆》，但突出强調自己的“甲寅”曆元，《乾鑿度》言“元曆無名，推先紀曰甲寅”。(27)並且其完全使用了《四分》之術，如稱：“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朞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曆之數。”既是“甲寅元”，又屬於《四分曆》，則與古六曆中《殷曆》的基本相同，這當是祖沖之、僧一行都以《乾鑿度》中的曆法爲《殷曆》的原因。 根據上文討論，《乾鑿度》所主張的曆元確實是“甲寅元”，其歲實也是
日，符合《殷曆》的特徵，但是其中所記之八十一分日法實屬於《太初曆》、《三統曆》，可見其曆法屬性至少並不單純地屬於《殷曆》體系。或許這也正是其不直言自己爲《殷曆》的原因，而只是稱“甲寅元”。另外一方面，作爲緯書，《乾鑿度》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是孔子的解《易》之作，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與我們今天對讖緯的認知有著巨大的差异。因此，《緯書》用“甲寅元”而不明言《殷曆》，或許也可能是出於《緯書》曆元神秘性的考慮。 第二個問題，《乾鑿度》强調曆元爲甲寅，那麼甲寅元的上元積年是多少？關於“甲寅元”的上元積年數，《乾鑿度》也没有給出明晰的答案。 根據《後漢書·律曆志》載東漢劉洪所言，在其時人們就已經是“學人各傳所聞”了，他說：“孔子緯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敷，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在他看來，“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28)劉洪只是給出了一個理想的曆法起點，但並没有給出甲寅元的上元積年數。 據《乾鑿度》稱：“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録應河圖。”(29)根據《乾鑿度》記載自天元到周文王受命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30)此又明言自天元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爲二百七十六萬歲。而根據《開元占經》，則《殷曆》上元甲寅至開元二年（714）爲二百七十六萬一千零八十歲，此明顯不合。《後漢書·律曆志》引馮光、陳晃所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31)，則自天元至魯哀公年十四年（前481）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一十六年，也與《開元占經》所引亦不合。 據此，“甲寅元”天元積年確實誠如漢代劉洪所言，“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 第三個問題，《乾鑿度》中用以推算的基本資料、方法與“甲寅元”（或者稱爲具有《殷曆》基本特徵的曆法）之間有何關係？在這裏，我們僅以卦、爻、策主年、月、日的推算方法來分析這一問題。 《乾鑿度》載《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鄭玄注部或爲蔀）首。即積置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筭即主歲之卦。(32) 《乾鑿度》又載：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問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張惠言以爲丑當作爻）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時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33) 按以上所載，所謂卦主歲之術，就是把六十卦爻配到年月之中的方法。即以今本六十四卦之順序，每兩卦主一歲，自《乾》、《坤》開始，終於《既濟》、《未濟》，三十二歲爲一周。而主歲之兩卦，前者爲陽卦，後者爲陰卦。而爻當月，則是指每年主歲之兩卦，共十二爻，分主十二月。三十二年，共三百八十四個月，以當三百八十四爻。 而所謂析當日，析即策。《乾鑿度》稱：“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據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陰陽爻各一百九十二，陽爻的策數是三十六，陰爻的策數爲二十四，六十四卦總策數爲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分配到三十二年，則每年策敷平均爲三百六十，相當於三百六十日。 以上即《乾鑿度》所載之卦、爻、策主歲、月、日之法，此法如從曆法角度而言相當粗疏，按照《四分》術，一年爲
日，一年有
月，32年並非384個月，則上述卦、爻、策主歲、月、日之法只能停留在理想的層面。 其求卦主歲法，取上元積年，以七十六年爲一紀，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年爲一蔀，而《四分》術以十九年爲一章，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二十蔀一千五百二十年爲一紀，除了名稱不同外，其推算參數是一致的。《乾鑿度》稱：“今人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如果以上述方法計算，則以2759280÷32=86227…16，則自乾坤二卦向下數，本年所主卦爲咸、恒兩卦。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乾鑿度》在一些計算上，取上元爲甲寅元，基本的推算方法也采用了《四分》術中部份參數。但是就其卦、爻、策分配計算看，其所采用的曆法又相當的粗疏。或許這就回應了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乾鑿度》中所采取的曆法並非是精細的《殷曆》，而只是具有《殷曆》部份特徵，同時以“甲寅元”爲曆元的一種簡單粗疏的曆法，確實是草澤之士修之於民間。但是，我們有理由進一步追問，既然漢代曆法已經相當精細了，爲何《乾鑿度》等緯書不采用，反而使用了相對粗疏的曆法資料？是刻意爲之，還是緯書有著更早的知識源頭，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但不論是刻意爲之，還是緯書有更早起源，均不影響我們一個基本推斷：“甲寅元”曆法要比《太初曆》、《四分曆》疏闊許多，雖然合於圖讖，但在曆法實踐中卻無法落實。 兩漢時期，曆法的政治文化功能進一步凸顯，與經學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正因爲如此，曆法中某些具體問題的争論也常常成爲思想、學術與政治的角力場。兩漢時期，甲寅元之争就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曆法與易學之間生動的互動過程。 在漢代經學的演進中，經學的知識化與知識的經學化相互支持，成爲漢代經學展開的主要形式。曆法是一種特殊知識，其與經學的相互滲透也更加凸出。衆所周知，易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總是建立在時代的知識、觀念基礎之上的，易學的思想、學術價值也是建立在對於時代知識的滲透、詮釋基礎之上的。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從知識詮釋的角度，展現易學在漢代的某種發展軌迹。 ①《宋書》卷十二《律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27頁。 ②《後漢書》卷九十三《律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035頁。 ③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85頁。 ④《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82頁。 ⑤《漢書》卷二十一《律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23頁。 ⑥《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6頁。 ⑦《史記》卷二十六《曆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256頁。 ⑧《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7頁。 ⑨薄樹人：《〈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匯·天文卷〉序》，載《薄樹人文集》，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年，第16頁。 ⑩《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8頁。 (11)同上，第3082頁。 (12)《宋書》卷十三《律曆志》，第308頁。 (13)張培瑜等：《中國古代曆法》，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第211頁。 (14)《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8頁。 (15)《漢書》卷二十一《律曆志》，第978頁。 (16)《宋書》卷十二《律曆志》，第228頁。 (17)《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3頁。 (18)《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25頁。 (19)同上，第3033頁。 (20)同上，第3037頁。 (21)同上。 (22)《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40頁。 (23)可參見劉彬：《易緯占術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 (24)《新唐書》卷二十七《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88頁。 (25)《宋書》卷十三《律曆志》，第307頁。 (26)按：據張惠言，“八十一分之四十二爲日法”當爲“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其實《後漢書·律曆志》引《乾鑿度》，正是“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不誤。 (27)[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頁。按，錢淑寶藏本此句作“作曆元明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相校而言，錢本文義似更見長。 (28)《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43頁。 (29)《緯書集成》，第40頁。 (30)《後漢書》卷九十二《律曆志》，第3038頁。 (31)同上。 (32)《緯書集成》，第38頁。 (33)《緯書集成》，第34～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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