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与中国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国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原克林顿总统经济学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eglitz (1943— ))教授说：“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①
一、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所谓城市，即相当多的、自己不生产所需粮食的人们的长期集中地。所谓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增加。
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以一种全新的高速度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基本上已完成了城市化过程。据2000年的统计，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47.0％，其中，英国是89.5％，德国是87.5％，澳大利亚是84.7％，日本是78.8％，美国是77.2％，法国是75.6％，俄罗斯是73.1％；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是新加坡，为100.0％；比较高的国家还有以色列(91.2％)、阿根廷(89.4％)、荷兰(89.4％)、新西兰(86.9％)、韩国(81.9％)、西班牙(77.6％)、加拿大(77.1％)，等等②。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提速的。据统计，1952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为12.46％，1957年为15.39％，1960年为19.45％，1962年到1975年略有下降：17.33％。一句话，从1949年到1975年，城市化的进程相对缓慢，而且反复曲折。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1996年到2003年，全国城市化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44％。具体来说，在2000年时，全国“城镇”人口比重是36.32％，2002年是39.09％；1978年全国标准化城市有193个，1990年增加至464个，2000年达到659个，平均每年增加20个。全国城镇在1983年为2968个，1988年为11481个，1999年增加到19216个③。根据建设部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8.5亿④。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市场化、工业化一起，构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具有社会性、整合性、综合性、复合性和多元性，或者说，城市化进程比市场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涵括了更多的社会发展内容⑤。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经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社区与社会——来表述人类社会的两种群体。在此，我们可以把乡村和小城镇视为“社区”，把城市和大都市视为“社会”。滕尼斯认为，在社区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密切、和睦的，其主要形式有：亲属、邻里、友谊；社区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便是家庭、乡村及借助和睦感情、伦理习惯与宗教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城市。它们分别基于血缘纽带、感情和团结精神。因此在社区生活中，人们的行为以原始自然感情的一致或本能的伦理良知为准则。而在社会中，人的关系却是分离的，因为人们在感情上是疏远有间隔的，其关系是建立在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基于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自由行动；社会生活类型的现实形式是股份公司、大都市、民族国家及整个工业社会，其所依据的原则是人们相互约定的常规、政策与公众舆论⑥。
根据滕尼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农村与城市的主要区别：在农村，熟人网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个人与环境和他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个人的大多数日常活动中受到传统的共同习惯与群体要求的支配，社会流动很少，社会群体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人们从事的职业相对稳定。
而现代社会的城市，除了在规模上大大地扩展了之外，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密度也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城市化大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性。“陌生人”是社会组织的特点，“需要网”占有重要的位置：个人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属于需要，这类交往更多地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此外，由于人口流动性增大，以相同的社会背景、相同的职业、相同的种族或民族、相同的出生地为基础的小团体出现了。这些团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因而形成了若干个亚文化圈，但是它们之间相互也没有往来。在现代大城市中，社会秩序的基础体现是“钟表和交通信号”⑦，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是法律，而不是传统社会中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人的承认”或“无形的舆论”。
乡村与城市、小城镇与大都市在上述各方面，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存在着的这种巨大差异，受到了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全方位的、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不断地加强和扩展这种差异(就城市而言)，另一方面它又在缩小和减少这种区别(就农村而言)。这样一种两面性的影响，当然也必然涉及到城市与农村的宗教状况。
二、城市化为中国基督教带来的变化
从世界几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与作为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的城市曾经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现代社会，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也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就中国的状况而言，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初期，主要也是在沿海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发展的，广大的农村并没有成为基督宗教的主要阵地。基督宗教这种传播路径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交通不便、人口分散等各方面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传教策略相关。明末清初时期，以利马窦为代表的传教策略主要走的是上层阶级传教路线，即以少数士大夫为传教对象。然而，基督宗教最终在中国的发展规模却是农村大于城市。就基督教(新教)而言，据统计，目前至少有80％的基督徒生活在广大农村，城市信徒在所有信徒人数中只占15％—20％。尽管如此，总体的事实是，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的时期，是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之后，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之时期。城市化过程带来的巨变和各种不确定性，也成为基督教徒人数急剧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城市化的结果之一，是原有城市变成城市群，或者说成为更大的城市、周际城市、卫星城市等等，中小城镇和农村的大量人口涌人了大城市。
就大城市的基督教会而言，受这种影响最明显的可见变化是：1.教会规模急剧扩展，信徒人数快速增加。例如，近年来北京城区的几大教堂都在原址上扩建，每个教堂每周日至少有三场崇拜，每场参与者都在千人以上。2.教会类型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体现在几个主要方面：除了建制度教会之外，还出现了许多非建制教会⑧，其中包括以行业特征为主的聚会，如商人团契、医务人员团契、艺术家团契等；以群体特征为主的聚会，如民工团契、老人团契、家庭主妇团契、夫妻团契、大学生团契、盲人团契等；以某一私营单位领导是基督徒的单位为主的聚会；以及以家庭为主的朋友聚会等。3.教会活动的多样化——除周日的崇拜、节日(尤其是复活节、圣诞节)的活动之外，还有由教会举办的以年龄、性别来划分的查经班、各种进修班甚至包括收费服务的学习班、交游活动。4.参与活动人员的多样化——除了信教者之外，还有慕道者、好奇者、怀疑者、观光者，做客者⑨以及外国朋友等等，因此各大城市的教堂几乎都是人满为患；5.教徒结构的多样化——过去我们用“三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来形容基督徒，但现在这种情况在城市教会已有极大改变，信徒中年轻人、教育程度高者在不断增加，男女信徒的比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⑩；信徒从事的职业各种各样，经济收入明显提高(11)，信徒经济收入的差距也十分明显，以至对教会的奉献捐款千差万别。6.信徒成分的多样化——有本地信徒也有外来信徒，外来信徒常又会以其地域来区别自己与其他信徒。7.信徒反映问题的多样化——对于城市中大多数物质生活已经不成问题的信徒来说，社会变化带来的精神问题比过去更复杂更多样，心理问题、情感问题的比例上升，而对于城市新居民信徒来说，他们的问题更多地与其生存、生活困境相关。8.教会社会活动的多样化——除传统的济贫救灾之外，关注社会公众事业、参与学术会议、发行出版多种书刊，等等。9.教会内面临的问题的多样化——除了与社会各方面交往所遇到的问题之外，还出现了传统认同、宗派认同的问题；此外，由于有外地信徒的加入，还面临着地域认同问题(12)。
城市化的结果之二，是新兴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带的出现。由于城市的扩展，在过去纯属农村的地方，或者变成了城镇，或者成为农村与城市的汇聚地；而过去曾经是“乡下人”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城里人”。这种社会地域和地位的变迁，也为地方带来了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在新兴城市，教会发展的特点也许可以总结为百废待兴——从活动场所的“修、改、建”，到精神方面的解饥止渴。由于这类地区或者过去的教会太小不能满足需要，或者根本就没有教会，教堂建设成为发展的重点，新兴教会(多为非建制教会)快速增加。此外，在“城乡结合”地带，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在许多教会尤为突出，即教会成员或参与活动者由“纯”变“杂”——从完全的城市居民，变成老城市居民与新城市居民即曾经的城市人与农村人。近年来，到城市打工求生的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许多人都居住在城郊，因此，城乡结合地的教堂也成为他们周日参加崇拜的场合。这种“杂”的掺入，改变了原有教会成员来源的单一。
在逐步变为城市的过程中，原有的农村教会发生的变化大致可以有两种状况。1.完全消失。在这种状况中，农村已不复存在，农民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有的“农民阶层”已经完全消失，原有的农村教会也不存在。新的城市居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建构其宗教生活的家园。2.急剧萎缩。这种状况所指的是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将周边农村不断蚕食，还未被完全城市化的农村也几乎只剩老、妇、小等留守人员。在这些地方，原有教会尽管仍然存在，但却成为没有青壮年的教会。即便周日在家的青壮年甚至少年，也不愿意在自己的教会，他们更愿意骑上摩托车到城市教会去做崇拜，更喜欢城市教会里的讲道、热闹、活跃。在一些地方，随着教会骨干进城打工，有的缺乏正规的教牧人员，有的甚至没有教牧人员，原有教会不断萎缩；还有一些地方，过去周日举办崇拜的教堂，变成了老人叙家常、女人做针线活，孩子吵闹玩耍的公共场所。
城市化结果之三，是对许多农村的巨大冲击。首先，城市化过程大大地加速了那些地区的农民的分化，这种分化包括职业的分化——许多人虽然居住在农村，但不再从事传统农业，而成为各种专业经营方面的专业人员，有些人甚至成为乡、镇企业的雇员或企业主；生活范围的分化——许多农民不再眷念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离乡背井去城市闯天下，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生活服务方面的主力军；农业结构的分化——即便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信徒，也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处境之中，从过去以种粮食为主，生活上自给自足到从事多种经营，主要为市场服务。第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扩展了其眼界。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活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冲击。第三，打破过去单纯的人际关系(有的地方家族、宗族的传统也受到极大冲击)，城乡联系更多、更广，人口的流动加速，外来人口增加，生活的色彩也相应增加。第四，农民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快速改变，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步等意识的对立与碰撞也日益加剧。
这样一些变化也必然给农村的宗教生活产生影响。如前所述，城市化使得许多农村教会急剧萎缩，尤其是教会骨干和教牧人员的流失，已经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成为农村教会的显著的现象。此外，教会功能的弱化和民俗化是受城市化影响的主要方面。一方面，一些农村的教堂原来兼有村聚会中心的功能，除了崇拜活动之外，农忙之余也是村民在一起聊家常、摆龙门阵的地方。教堂也是消息发布站，一家有事全村知。然而这种影响开始被单家独户家庭中的电视机、录相机、DVD和电脑逐步取代。另一方面，一些农村教会更热衷于红白喜事、节日演出，希望通过这些民俗活动来扩展自身的影响。此外，“赚钱”、“思变”的观念影响到许多信徒(尤其是年轻人)，过去，贫困被认为是上帝的意思，许多信徒安然接受，不曾想到去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在经济杠杆的带动下，许多信徒开始意识到，贫困不是基督徒的特征。赚钱只要手段正当，就应该赚，而且能够多赚就多赚(13)。他们不再安心于祖辈的处境，为提高或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连星期日都在挣钱，不再把上教堂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外出打工农民的回乡，促进了城乡交流的增加与便利，农村教会有机会得到各类帮助，增加了有关基督教方面的各种资源。此外，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过去只接受过一点圣经教育的基督教村民，如今其子女能够外出读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甚至到国外，使得在农村住了快一辈子的父母有机会到城市甚至到外国去开眼界，他们对农村教会也产生了新的要求。
三、中国基督教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1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14)。因此，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是农民的市民化过程。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并非只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它还包括对进入城市后的农村人的整个人格的尊重，让他们完全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子女能够有书可读有校可上，老人及家属能够有房可居，可以享受一切公共设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各种适合他们的技能培训等等。一言以蔽之，城市化不是只需要农村的廉价劳动力。
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没有做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只有城市和农村这种二元结构，而且，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又使这种二元处于几乎完全割裂的状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割裂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化带来的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尽管他们对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5)，没有他们，我们的城市几乎要瘫痪，然而，我们的管理者和城市居民还没有把农民工当作城里人，我们的许多政策还区别对待城里人和农村人，各种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还只是二等甚至三等公民。正因为如此，视农民进城是抢城里人的饭碗、视农民素质低劣，是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源等等“恐农情绪”以及公开的和隐蔽的“鄙农”、“厌农”歧视，在城市中处处可见。
就城市中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自然属于少数。他们来到城市，割断了过去的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传统，尽管城市人海茫茫，但他们仍倍感孤独，犹如被抛在荒岛之上。为了生存，他们从事的工作危险、艰辛、沉重、报酬少、无保障等等，几乎是城市居民不愿承担的。他们中有的人没有单位，甚至没有身份，无疑处于城市的边缘，生活在最底层，默默地承受着各种不公和歧视。城市与农村在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必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冲击，必然引起许多问题。谁来关注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谁愿意给予这些处于边缘人群有效而持久的帮助？谁能够向这些弱势群体提供精神家园？
尽管许多城市的基督教会在上述问题上还做得非常不够(16)，但是，事实上基督教会却成为迎接进城的农民工的团体(17)，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会成了农民工精神心灵寄托的一个家园。我们以北京建制教会的两个教堂为例：从2004年到2006年复活节止，在崇文门教堂受洗的外地人分别占到受洗信徒的56.5％、43.2％、55.65％；2005年复活节、圣诞节和2006年复活节在珠市口教堂受洗的外地人占受洗人数的比率分别为：68.9％、65.31％、69.1％。尽管在此的“外地人”并非全都是来自农村，但其中农民工的比例相当高(18)。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教会的出现。在北京，一个主要由安徽、河南民工信徒建立的教会系统，2001年开始时只有三对夫妇，在短短的不到五年时间内，已经发展了27个聚会点，而后成为会众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教会(19)。从这个教会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状况下，农民工在精神上、心灵上、心理上、人际关系上需要帮助、需要关心的饥渴状态。尽管农民工教会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它们对于极需关怀的生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面对生存困境的同时，农民工还面对着巨大的诱惑。城市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城里人喝咖啡、唱歌跳舞的悠闲，城市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开放与自由……所有这一切，不仅与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刺激和诱惑。面对这些花花绿绿的生活，他们自然会从不平产生不满，从强烈的自卑中产生各种欲望，有一些人走向了罪恶的深渊(20)，随着“失去的不过是锁链”的农民工的增长，社会的不安全感也在增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更多的人是在这种诱惑中苦苦挣扎。当他们走进教会，尤其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后，信仰成为拯救他们远离罪恶的有效力量。“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时刻刻提醒着许多农民工信徒，而圣经中耶稣基督卑微出身和贫穷的形象，轻看世上的地位、财富，注重天上的荣耀的教导、上帝的惩罚、最后的审判等基督教教义，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成为支持他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的尊严、有了一份自信心。这种道德上的作用虽然并不能使每一个进教堂的人都变善，但是，其力量是不可低估更不能忽略的。
这种道德作用还明显地反映在属于少数的农民信徒企业家身上。脱离农民身份在大城市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信徒并不多，但在新兴城市中这类企业家却不少。当其事业有成之后，其企业为一批又一批乡亲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这类信徒企业家将自己的信仰带入了经济活动和企业的管理之中，他们提出了“做生意先做人”、“品格第一”的原则，提出“阳光利润——让大家了解，透明赚钱；道德利润——让对方(即客户)舒服、高兴成交；良心利润——让自己高兴安心；最后才是经济利润”的办企业宗旨，这种把经济利润置于最后的做生意的态度，自然是因其有信仰所致。此外，许多基督教农民企业家还强调“感恩”、“爱心”、“诚信”和“信心”，并用这些价值观来管理企业，教育所有的员工，与今天盛行的“无商不奸”的欺骗、奸诈相比，这样一些来自基督教的价值观不仅使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员工受到教育，也使他们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这些农民企业家自身的行为，尤其是在已经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缺失的诚信方面的行为，影响了刚进城的农民工人，加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社会信任的重建是一种促进(21)。
此外，上述一些农民工基督徒老板还为来到城市中无依无靠的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家”，他们基于信仰而对员工的关爱、与员工的平等程度，远远胜过非信徒老板(22)；同时，他们不克扣员工的工资，更关心员工的家庭和处境，有的甚至关注农民工生存手段的培训。这些做法使得其企业相对稳定，进而也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一种凝固剂。
四、城市化进程中基督教面临的挑战
城市化是人口流动的进程。大量人口的迁移，在带来巨大社会变迁的同时，不仅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由于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春运”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现象)，而且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户籍制、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基督教来说，它也成为一种必须面临的挑战。
对于城市教会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信徒的参与，给教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目前城市教会在满足信徒灵性生活的要求上还存在着多方面的不足。
一是信徒增长快，但是教牧人员与教堂却有限。以北京基督教为例：北京城区现有信徒四万多，而市区只有5间属于建制教会的教堂，共有教牧人员不到60人。尽管各教堂周日的礼拜活动都从原来的一二堂增至三四堂(不包括英文聚会)，每堂参与者仍都在千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各教堂也开办了一些附属本堂或其他区域的聚会点，尽管农民工可以找到座位，但找不到能为他们解决精神、心灵问题的牧者。一些非建制教会也开始出现参与人急剧增加的现象(有的已快达千人)，原本在牧养方面具有的优势如今也正在消失。
二是对于城市中在各方面差异极大的信徒来说，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比过去更复杂、更多样、更不相同。要解决这些属于生存的、心理的、情感的以及灵性等方面的问题，无疑要求教牧人员在牧养方面有更高的水平。然而，教牧人员的素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不同信徒的需要。
三是城市教会要处理与对付的关系增多：对外不仅需要同政府部门打交道，也需要同民间团体、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来往。这些交往需要教牧人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问题意识和前瞻眼界，能够把握机会，促进教会在各方面的发展。对内如何处理信徒中的地域认同，也成为教会不得不应对的问题。有的外地信徒在人数增加之后，存在着抱团倾向，甚至希望能够在教会有专门的如“温州人”聚会(23)至于农民工教会，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不仅物质条件简陋、艰苦，而且聚会形式比较随意，也更为民间化；农民工信徒在信仰上具有自身的特点——热情、实用、复杂甚至混乱，信仰与生存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他们在大城市中属于边缘人群，许多人无法尽快地找到适合他们的教会，许多人受工作的影响，因而在参与教会活动时间上受到较大的限制，致使他们的宗教生活中断。有些人尽管找到了教会，但教会却无法帮助他们去解决因为面临生存困境和新环境而产生的许多现实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例如面对社会的不公、面对物质生活的诱惑如何加强其信仰和道德意识)的严重性和解决它们的紧迫性；而且由于农民工信徒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阅读圣经和理解基督教教义都相当困难，因此教会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对于新兴城市和城乡结合地带的教会来说，第一，教会分布不合理，数量不足，教会规模有限，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实际需要。因此，从筹措资金到寻找信众，从设计教堂到开展正常工作，都会碰到若干问题，需要同各方面打交道。此外，由于城市化使信徒在居家、职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他们的信仰也会有新的要求。一些地方成为新城市之后，许多农村信徒开始经商，成功之后他们买房买车，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他们要求体现其信仰的希望甚至要求回报社会的愿望也在提高。
第二，城市改造过程中可能引发出一些宗教问题，例如城镇拆迁影响到宗教场所的变更，造成信众宗教生活的不便而由此引起信众的不满。有的宗教场所遭拆迁后的重建在地点、规模等方面与信众的要求有一定距离，也引起信众的不满。有些地区信教群众聚会的地方卫生条件与治安条件都很差，严重影响了信众的宗教情绪。
还有一些地方，由于来自农村的信徒的宗教热情和吃苦精神，他们逐渐成长为新兴教会的骨干，其原有的对信仰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强加于原住地的信徒，因为与原住地信徒产生矛盾。
第三，在城乡结合地带，由于外来打工人员的增加，教会成员流动性增大。有的教会明显地分为城里人(本地人)和外来人(乡下人)。有的教会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连座位也明显分开)，教会义工中打扫卫生等多由农民基督徒干，许多农民工信徒到教会参加了许多次活动，但仍然没有交上城市中的教友朋友，而且，当他们遇到同样困难时，他们并不倾向于找教牧人员诉说，多数人是自己祈祷，因为他们认为与教牧人员有隔阂。很多民工信徒表示，他们在教会中很少和其他信徒交流，在教会的活动也就仅限于听听道而已(24)。事实上，由于生活变迁之故，农民工基督徒非常渴望有人尤其是神职人员来帮助他们。
农村教会的问题事实上也与城市化相关联，因为目前的中国农村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与城市毫无相干的农村了。当然，由于各个地区的情况差别较大，因此所遇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地区的基督教与家族的关系相当紧密。许多乡村同属于一个宗室，一个祖宗，因此，由于祖宗的信仰，整个村子完全归信了基督教。从历史来看，这些乡村与外部一直存在着张力，因此它们抱团紧密，自成一体，强调不与教外人通婚，即使有少数人与教外人通婚，最终也影响配偶归信了基督教。今天，外部大环境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冲击到这些自成一体的基督教村，过去的传统及社会关系被打破，甚至教堂都可能丧失过去那种承担中心的功能。信徒们因为忙碌于各种生计，甚至在宗教节日期间，不可能自动地聚集在一起读圣经，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在村民(主要是男性青壮年村民)到城市打工多的村子，其主要问题是青年壮年男性“缺席”，教会不断地萎缩。许多地方周日的崇拜活动则只有在家的老人和妇女、儿童参与。例如西北地区一个普通的农村张村，原教会号称拥有1000人左右的信徒，然而目前每个礼拜能经常参加聚会的不过200多人。近些年来，只有当大量外出信徒都回家过春节时才大致能恢复以前盛会的光景。这种状况正如张村教会长老叹息说：“教会这些年软弱了。”(25)
过去极具内聚力的教堂，曾经能够将全体信徒团结在一起，有事大家商量、大家承担，而今各自谋生各显神通的生活方式，使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凝聚受到影响，在有的地方教会的权威性甚至逐渐解体。而外出打工的人，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无法照常过宗教生活，时间长了，信仰观念较过去淡漠；有的人认为只要“心中有主”就行了，不一定去教堂；有的因为信徒周日也要去挣钱，教会周日的崇拜活动人数锐减。许多人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了，看不惯家乡的生活，听不进家乡教会的讲道，不再适应农村的宗教生活；此外，由于多元思想的涌入，一些外出人的信仰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反过来又影响了家乡教会。过去很少受外界干扰的农村宗教生活，受到了世俗社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中国基督教遇到的上述问题，尽管有些是历史的遗留，更多的却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解决这些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教会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对中国基督教而言，挑战与机遇是同时存在的，因为解决这些问题，可望发挥教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稳定社会的作用。
注释：
①转引自2007年8月10日新浪财经网俞宪忠文“中国城市化的六大误区”。
②资料来源同上。
③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1991，2001。
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04年10月28日节目报道。
⑤参见俞宪忠：“中国城市化的六大误区”，2007年8月10日新浪财经网。
⑥参见郑也夫：《西方社会学史》，第31—32页，北京：能源出版社，1987年。
⑦沃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转引自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下册，第726页。
⑧尽管非建制教会出现的原因有许多，但是，“城市扩展”这一因素也是必须考虑到的。例如，北京城在扩展，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基督徒自然也在增加。而市区内仍然只有5所教堂，尽管它们也在不断地修复扩建，但还是远远跟不上北京城扩展的步伐，跟不上基督徒增加的速度。根据本人的调查，为了参加教会崇拜活动，许多人在周日要花一两个小时辗转几趟公车才能到达最近的教会，因此，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就近参加基督教活动，这也是非建制教会增加的一个因素。在我调查过的507个基督徒中，209人换过教会，其中因为离家近这一原因而选择非建制教会的比例占30％。
⑨例如笔者在北京非建制教会的参与观察发现，参与教会崇拜活动中的许多人是来自中小城镇或农村的中老年人，他们到大城市来看望子女且暂住大城市。
⑩以北京某聚会点为例。该聚会点在十年中由一个小聚会点发展到八百余人的大教会，每周日有三堂崇拜活动，第一堂多为50—60多岁的老人，第二堂基本上是高校在校学生，第三堂主要是年轻的白领阶层。就性别比例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上海的基督徒男女之比大概为1∶4，现在为2∶3左右。
(11)在5·12大地震的自愿捐款中，北京的一个聚会点一天就捐了近20万元人民币。
(12)例如北京缸瓦市教堂和宽街教堂出现的教派认同问题，上海沪北区基督教北堂中温州人的地域认同问题。
(13)仅在浙江麻蓬、温岭、平阳三地区，认为教徒可以做生意当老板的人在教徒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91.2％、53.8％和68.6％；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经商活动与信仰无关，换言之，他们开始把信仰生活与世界生活视为不同的领域。参见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
(14)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为9400万，其中跨省的为4000万。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数字是1亿2千万。(参见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编：《第三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5)仅2002年，农民工所创的产值就高达5500亿，其中在其打工城市消费2300亿，3200亿通过邮寄和携带流通到民工来源地。参见黄剑波前揭文。
(16)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以及城乡的巨大差异，许多城市教会对于大量农民工的涌入心存忧虑，个体间的歧视依然存在。
(17)其他宗教团体包括天主教，因为各方面原因，都不会主动去接近农民工。
(18)参见艾菊红、黄剑波：“都市场边缘的陌生人——农民工基督徒的信仰和社会生活”，《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宗教社会学研究”专题，2007年春。
(19)同上。
(20)这也是城市人“恐农”心理的理由。
(21)本人曾专访过一些来自农村已成为名人的基督教老板，对此深有感受。
(22)例如有老板就这样认为，“上帝造人，人人都是平等的。就是老板，在人格的尊重上，也没有任何特权可言。……我是老板，但员工跟我平起平坐，我给大家发工资，资金紧张的时候，我自己都吃不上喝不上，但不能让他们挨饿……”
(23)上海沪北区基督教北堂因为温州信徒占了绝对数量，而且经商信徒多、经济实力强，几乎成为“温州人的堂”。
(24)参见艾菊红、黄敛波：“城市边缘的陌生人”。
(25)参见黄剑波：“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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