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彧媛[1]2000年在《股市筹资策略研究》文中认为股市筹资策略研究
武腾龙[2]2005年在《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政策的指导下,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经过7 年多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随着外资进入的加速及混业经营趋势的强化,中国基金业将步入群雄逐鹿的时代,基金公司的激烈竞争已经无可回避,越来越多的基金业人士意识到,全行业的大洗牌即将到来,甚至有人认为2005 年就是中国基金公司的淘汰年。短暂的发展历程,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所积累的优势和经验,与国外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在资产资本实力、管理经验、专业技能、投资理念、业务创新和客户服务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外资机构进军中国基金市场,将对我国基金公司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而我国金融领域混业经营渐行渐近,银行、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的加入将强化国内基金市场的竞争局面。基金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基金单位,实现筹资。良好的筹资策略对于其资金规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基金公司运作的最终目的是为投资者实现利润最大化,基金管理人必须根据这一目标,提高基金管理业绩,才可能赢得更多更忠实的客户。所以,基金公司的发展与竞争最终落实到筹资与投资两个方面,而竞争的核心必然是筹资和投资“策略”的竞争。从长远发展看,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是任何企业发展的战略课题,这对我国基金公司同样重要。鉴于此,笔者撰写了“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策略研究”这篇文章,系统研究了我国基金市场环境和发展前景,我国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我国基金市场的筹资、投资环境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在研究、借鉴国外基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基金管理公司“筹资”和“投资”等竞争策略方面贡献了一些自己的建见。同时对我国基金管理公司长远发展关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议。本文将基金公司的筹资和投资作为系统工程进行研究。由于目前
胡音[3]2006年在《我国股票市场高投机性的制度性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股票市场的健康运行意义重大。我国股市成立以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较快的发展，目前已初具规模。然而，过度的投机性一直是制约我国股市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股市显现出了持续低迷的运行态势，股市遗留的一些问题必须逐一解决，这也为从根本上治理股市的过度投机性提供了契机。 要成功解决问题必须找准症结。由于制度对人类的偏好形成及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它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又因制度不同而有着优劣良莠之分，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股市的高投机性与股市的制度性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本文立题的主要原因和依据。 由于制度的起点和发展过程决定了制度的性质，因此本文从历史和逻辑演进的角度对我国股市的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形成轨迹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全文的主线，深入分析和论证了我国股市制度性因素通过放大投资者的固有认知和行为偏差而引发投资者投机行为的作用机理，以及通过影响上市公司行为导致上市公司价值缺失而引发投资者投机行为的作用机理。由于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股市的高投机性，因此，以上分析体现了“制度→投资者行为→市场结果”这一逻辑脉络。最后，本文针对我国股市制度性因素的缺陷及其对股市投机性的引致机理，提出了治理投机性的制度创新路径和较为具体的政策建议。
贾男[4]2007年在《中国股市噪音交易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和有效市场假说(EMH)为代表的标准金融理论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挑战，随着认知心理学中个体行为偏差的研究引入金融经济学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行为金融学派应运而生并不断地发展壮大。与标准金融理论不同的是，行为金融学建立在有限理性和有限套利两个假设基础之上，构建了一套能够正确反映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行状况的描述性模型来讨论投资者实际上是如何决策的，证券市场上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因而对于证券市场的异常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大体上遵循两条路线，一是研究行为心理学在金融市场上的直接运用；二是研究非理性行为对市场总体行为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噪音交易理论。作为一个兼具新兴和转轨双重特征的资本市场，中国股市具有典型的非有效和非理性特征，大量与公司基本面无关的信息主导着市场。许多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中国股市投资者普遍存在着“代表性偏差”、“羊群效应”、“追涨杀跌”等表现特点；除了投资者行为存在偏差之外，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甚至于政府的行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非理性的偏差，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对投资者行为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现象说明，在中国股市中与基本面无关的噪音泛滥，噪音交易主导市场，其结果是股价形成机制扭曲，股市波动幅度增大，股市效率降低，股市泡沫膨胀，股市风险积聚。基于寻求股市发展的矛盾根源，深刻认识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和运作机制，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推动股市发展和完善的目的，本文在全面引证和评述相关金融学文献的基础之上，以中国股市的噪音交易为切入点和主题，对噪音交易的表现、噪音交易的形成机理、噪音交易的影响和矫正噪音交易的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全文除导言外，可以分为七章：第一章提出了噪音交易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和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股市噪音交易的分析框架，逐级厘清了噪音、噪音交易、噪音交易者、噪音交易者风险等相关概念在噪音交易理论中的含义，对噪音交易的二重性和噪音交易者的获利机制和生存机制进行了分析，然后着重对噪音交易产生的一般原因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和详细地论述，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第二章分析中国股市噪音交易的特殊表现。从中国股市发展的态势出发，收集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具体数据，从噪音交易的特殊类型、噪音交易活跃程度的统计特征来说明中国股市噪音交易的表现程度，并运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中国股市噪音交易的活跃程度进行了实证的检验；然后从噪音交易者的特殊构成、噪音交易者的生存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噪音交易者的现状，以此来说明研究噪音交易的必要性。第三章研究了中国股市噪音交易形成的内部机理，即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偏差。由于参与者自身的有限理性，导致他们产生启发式偏差和框架依赖等认知和行为偏差，而这正是形成噪音交易的最直接原因。具体到我国股市，这些行为偏差表现在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过度投机、短期行为等；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并购重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股利分配等行为上；除此之外，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偏差也是导致噪音交易形成的重要来源。第四章进一步探讨中国股市噪音交易形成的外部机理，即市场制度约束。制度在金融市场中是规范投资者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肯定对投资者认知和行为产生种种影响。本章分析了制度安排通过影响信息排列方式和信息呈现背景而加深了投资者系统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导致制度性噪音的产生。而在转型期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约束主要包括市场分割制度、股权分置制度、卖空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全退市制度、市场开放制度等。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研究了噪音交易对股票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噪音交易对股市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价格上，第五章分析了噪音交易对股票价格机制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了噪音交易背景下的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和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并分别运用计量分析法和事件分析法对中国股市存在的IPO折价、封闭式基金折价和股价过度波动等现象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第六章则主要探讨噪音交易对股票市场有效性的深层次影响，由于噪音交易的过度活跃，致使中国股市的效率降低，非理性泡沫滋生膨胀，并且还形成了一种新的股市风险——基于投资者行为的风险，这些负效应导致股票市场有效性被大大削弱，本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做出了说明。第七章提出了本文的结论和噪音交易的矫正对策，指出持续制度创新、培育理性市场主体、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应作为矫正噪音交易的重要措施，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应始终放在股市发展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集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认为“噪音”是指不能正确反映证券的基本面，而使证券的市场价格不同程度地偏离其内在价值的扭曲的、虚假的信息，或者“无信息”；噪音交易是指一切使得证券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交易；噪音交易的内涵非常广泛，不仅包括一部分投资者由于获取、选择、分析信息的能力有限，而只能以噪音为基础进行的交易；也包括一些掌握有内部信息的投资者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主动进行的个体理性而集体非理性的交易。这种噪音交易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市场操纵者的一种主动投机策略。因此，噪音交易者的范畴也并不仅限于有限理性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拥有内幕信息的投资者也是潜在的噪音交易者，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也会主动地进行噪音交易。第二，本文将噪音交易产生的一般原因归纳为行为偏差、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和市场操纵四类，并对每一类原因如何导致噪音交易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本文认为受价值取向、目标多元性、情绪和个性等因素的影响，现实中的投资者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市场参与者的有限理性所导致的价值判断和交易决策同理性交易行为的偏差是引起噪音交易的主要原因之一；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或信息处理能力的有限性致使噪音交易者只能以他们认为真实但实际虚假的“信息”为基础进行交易，从而错误地判断证券的价格，形成对证券过多或过少的需求，这种噪音交易的来源可以概括为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噪音交易是指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目标函数的背离，致使代理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从事更多的、超出基于私人信息合理规模的噪音交易，因为他们的噪音交易向委托人传达了更高水平的信息交易的信号，使委托人将会更多地进行投资；市场操纵者为实现操纵目的利用噪音交易者非理性行为主动地制造噪音交易以干扰市场信息，并且为操纵者赢得相对信息优势，这种来源的噪音交易同时也是一种主动性投机策略，这是操纵行为在市场上广泛存在的内在激励。第三，本文将中国股市的噪音交易区分为系统性噪音交易和非系统性噪音交易。本文认为系统性噪音交易是指存在于每一个证券市场中，是构成市场所必需的，能够增强市场流动性并且不能够通过提高投资者素质、加强监管等措施加以消除的噪音交易。例如一定程度内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合理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都是证券市场存在和得以发展的必然特征，这些原因造成的噪音交易无法避免和消除，因而都属于系统性的噪音交易；非系统性噪音交易是指某一个市场上特殊存在的噪音交易，这类噪音交易的程度、范围都超过了系统性噪音交易，它是由股票市场主体过度的行为偏差或结构性、制度性约束、市场操纵行为、政策过度干预等原因造成的，会给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降低市场效率。通过这种区分，本文证明了中国股票市场噪音交易的程度比成熟市场更加严重正是由于非系统性噪音交易过于活跃，而这种非系统性噪音交易是可以通过政策措施加以矫正和治理的。第四，本文将中国股市的噪音交易者区分为直接的噪音交易者和间接的噪音交易者，直接的噪音交易者是指直接参与了噪音交易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间接的噪音交易者是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噪音交易，但其行为会引起或诱发投资者进行噪音交易，以致加深了噪音交易的频度和范围的市场参与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等。这些间接噪音交易者的行为偏差会对投资者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投资者行为偏差进一步加剧，因此这些主体的行为偏差也构成噪音交易形成的重要机理。本文认为制度在金融市场中是规范投资者行为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肯定会对投资者认知和行为产生种种影响。中国股市既不可避免地存在新兴市场所固有的制度缺陷，同时也处于制度转型的时期，制度缺陷和制度转型的双重约束通过改变信息的排列方式和信息呈现的背景使投资者产生错觉，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系统的认知和行为偏差，形成制度性噪音，成为噪音交易形成的深层来源。
彭婷[5]2012年在《我国股市资产价格系统风险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市系统风险一直都是学者们争相关注的焦点，也是投资者作出决策的主要依据，但是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对个股系统风险的研究，对宏观股市系统风险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采用规范研究，没有对影响整个股市系统风险的因素作出定量判断。本论文在参考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投资理论，建立实证模型，定量的研究影响宏观股市系统风险的因子。本文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1）股市资产价格系统风险的理论研究，以已有的投资理论为基础，找出可能影响股市系统风险的因素，设计实证研究模型。（2）选取深市A股指数中典型的波段为研究对象，对各波段中变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包括风险的度量，波峰整体市盈率、市净率的计算等，得出模型所需数据。（3）根据投资理论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得出实证结果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定量的得出各个变量对股市系统风险的影响。（4）将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测对比，找出差异原因，分析我国股市的影响因子及股市的特征，提出规避股市风险的建议。本文着重于对股市系统风险的影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创新性的选取股指下降幅度作为风险的度量因子，并且开拓性运用股指上升幅度和上升时间代表趋势理论，定量的计算出趋势理论对股市系统风险的影响，为投资者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张文[6]2006年在《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研究主题，以市场制度安排为出发点，在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从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两个角度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问题进行探讨。论文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准则，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比较和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制度与制度变迁的作用分析贯穿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以寻求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缺陷的制度解释。本文对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界定，运用数据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从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资源配置两个层面，对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接下来，构建了一个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并将之运用到对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状况的理论解释之中。在这个制度分析的研究框架内，文章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工具，剖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缺陷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征。在此基础上，论文重点分析了市场制度缺陷下，我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倾向，以及市场主体的这些行为选择对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的影响和制约。 总体而言，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实现状况不佳，大量资源被错配和浪费，存在着较严重的功能缺失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中的种种缺陷，尤其是市场制度变迁路径缺陷中的“多元冲突”和政府对市场的超强行政化干预问题。在市场的种种制度缺陷下，我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倾向于作出有悖市场效率的行为选择，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发挥受限。因此，优化和提升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根本途径就在于修改市场制度变迁路径，从以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体转变为以市场内生性制度演进为主体，同时，以现代产权制度为目标，深化产权制度创新；以强化惩戒机制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制度。
胡俊南[7]2012年在《基于价值创造的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国家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是企业成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实现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有不少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缺乏协调,要么只重商品经营、忽略资本经营,要么沉迷于资本经营游戏、无视商品经营,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制造企业如何实现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的协调发展,以促进价值可持续增长和行业竞争力提升,从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论文以价值创造作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协调性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1、机理分析。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分析,剖析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揭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性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首先,根据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创造价值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定义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边界,为定量分析两者关系奠定了基础；其次,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基于我国253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10年20期面板数据,对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分析各因素因果关系,构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因果关系图；然后,应用回归建模和流率基本入树方法,构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关系及其对价值创造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揭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性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阐明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发展是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2、价值协调评价。基于价值创造和协调性特征构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协调指数法,测算了制造企业(包括总行业和各分行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协调度,包括静态协调度和动态协调度,评价分析了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状况以及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并通过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考察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度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度的提高对资本增值具有长期显著的正效应。3、风险协调衡量。设计了商品经营杠杆和资本经营杠杆,来衡量我国制造企业(包括总行业和各分行业)的商品经营风险与资本经营风险,并运用区间估计法确定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总杠杆系数的合理值域,通过考察总杠杆系数是否处于合理值域,对各类制造业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风险协调状况进行了判断。4、宏观经济影响分析。分析总结了宏观经济因素变动对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包括价值协调和风险协调)的影响规律。基于VAR模型和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了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行业景气度对制造企业商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协调度以及杠杆效应的影响,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并探寻影响规律,为相关协调策略的提出提供数据支撑。5、协调策略研究。分别针对前面机理分析、价值协调评价、风险协调衡量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给出了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发展策略。具体是：①协调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投融资关系,实现良性互动；②克服背离动因,实现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发展；③协调运用商品经营杠杆和资本经营杠杆控制风险、创造价值；④顺应宏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协调策略。论文主要创新点有以下三点：(1)构建了反映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关系及其对价值创造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揭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互动性对价值创造的影响机理,并针对关键因素构建了反馈基模,提出相应管理对策。(2)构建了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并评价了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协调度,实现了对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的定量分析。(3)设计了商品经营杠杆系数和资本经营杠杆系数来衡量我国制造企业的商品经营风险和资本经营风险,并提出通过总杠杆来实现对商品经营风险与资本经营风险的协调控制。通过论文研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评价方法,而且由于是以制造业九大行业的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所以研究结论具有较强针对性。论文构建的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成果,为我国制造企业实现价值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依据。
刘红磊[8]2015年在《基于发行优先股的CM公司筹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优先股作为权益性融资方式的一种,已经越来越被中国企业所关注,这种兼有债券和股权双重性质的融资方式不仅满足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而且优化丰富了企业的资本结构。本文以一家造纸企业——CM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优先股等筹资方式,把对其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的角度的突破口出发,研究公司最佳筹资策略的选择和决策过程。本案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筹资决策问题,而且有助于为现阶段其他类似企业的相关筹资决策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对筹资策略、优先股以及筹资决策等研究的文献综述;此外,详细的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章对CM公司资金筹资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近些年来CM公司重大的融资策略活动及特点,紧接着又着重对CM公司的相关筹资能力进行了细致分析,为公司下一步制定合理的筹资策略提供了依据。第三章以CM公司采用优先股筹资策略为分析基础,重点从筹资成本筹资风险等方面对方案进行了深入地探讨;鉴于优先股筹资策略存在被否定的可能性,为了确保CM公司的资金需求得到满足,本文还需要对其他的备选策略加以研究。第四章主要结合了两个备选方案,即银行长期借款和发行公司债券的分析研究对比,从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两个角度出发,经过计算和对比,发现短期内优先股的筹资风险高与其他两种备选筹资方式;但从长期来看,优先股比其他两种备选筹资方式的筹资风险低;优先股相比债务策略的筹资风险压力在到期时候较低,也在政策实施方面给了建议。本文结论如下:一、采用优先股融资是CM公司相比较优的筹资策略;二、不同时期的企业筹资策略不同,选择了在筹资成本或筹资风险不全占优势的策略并不失为好方法;三、适度规模的筹资是很有必要的,滚雪球方式筹资扩张在后期财务压力会愈加凸显,合理的筹资策略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资金的作用。
龙云[9]2006年在《中国B股市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B股市场的发展始于1991年底。所谓B股，全称是“境内上市外资股”，指的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境内外投资者发行、募集外币资金并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应该说，B股市场的建立是顺应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而与A股市场几乎同时起步的一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分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获得了快速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也不断得到深化，股票市场尤其是中国A股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A股市场也面临众多问题，但是包括管理层在内的股票市场参与各方都在为A股市场的持续发展而不懈努力。然而，与A股市场同时起步的B股市场却在发展中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历程中出现了退化局面，市场本身也逐渐边缘化，陷入困难境地。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境外B股投资者的逐步退出，B股市场的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设计者们的期望，更远远落后于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国A股市场，甚至落后于起步更晚的H股市场。B股市场在筹集资金方面近乎完全陷入瘫痪，自其创立15年来共筹集资金53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不及中国联通2000年在海外市场IPO所筹集的资金。第二，B股更大的不足则表现在市场的整体表现和上市公司的质量方面。长期以来，B股上市公司总体质量低下，而B股市场除了在新设期以及2001年前后对境内居民开放时有过短期的突出表现外，十几年来B股指数的整体走势一直低迷，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相背离，且给投资者的信心以严重的打击。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探究B股市场困境背后的历史与现实原因、揭示原因背后所隐含的系统性问题与制度缺陷。通过对B股市场困境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性探讨B股市场的出路，提出解决B股市场问题的方案，从而为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政策借鉴依据。首先，本文从股票市场基础功能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系统性分析B股市场困境的研究框架，并提出B股市场所面临的是一种功能缺失困境的重要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各种文献基本上都停留在对B股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某一具体层面来进行研究，缺乏对中国整个B股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困境的系统性分析。本文通过对B股市场困境的层层解析，发现了B股市场所陷入的功能缺失困境不是由股票市场某一个基础功能退化或缺失所引致的，而是由于筹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以及投资增值功能这三大股票市场基础功能共同的退化和缺失所造成的，并在此基础上推演出B股市场基础功能退化和缺失是必然而不可逆转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B股市场开放性、历史定位以及市场本身区别于A股市场的特质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论证了B股市场已经空心化、丧失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并为关闭B股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最后，本文探讨了各种可能的关闭B股市场的方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新兴的信托制度和QFⅡ制度提出了信托型B股市场关闭方案。通过这一方案，可望在最小的制度变革下快速平稳地解决B股市场功能缺失困境问题并促成了A、B股的市场合并，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郝清民, 赵国杰[10]2005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文中提出针对国外资料多运用截面处理,国内资料多侧重静态分析的问题,文章从我国股市具体产生动因和作用机理入手,采用修正VAR模型,从动态增量角度分析我国股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我国股市产生初衷是为国有企业筹资,股市筹资对促进国企利润增长的作用有限;而国企利润并未明显导致股市筹资额增加。
参考文献：
[1]. 股市筹资策略研究[D]. 高彧媛. 中国农业大学. 2000
[2]. 中国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策略研究[D]. 武腾龙.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3]. 我国股票市场高投机性的制度性因素研究[D]. 胡音. 暨南大学. 2006
[4]. 中国股市噪音交易研究[D]. 贾男. 四川大学. 2007
[5]. 我国股市资产价格系统风险的实证研究[D]. 彭婷. 湘潭大学. 2012
[6]. 我国股票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实现研究[D]. 张文. 暨南大学. 2006
[7]. 基于价值创造的我国制造企业商品经营与资本经营协调性研究[D]. 胡俊南. 南昌大学. 2012
[8]. 基于发行优先股的CM公司筹资策略研究[D]. 刘红磊. 华南理工大学. 2015
[9]. 中国B股市场研究[D]. 龙云. 复旦大学. 2006
[10]. 中国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J]. 郝清民, 赵国杰.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标签：金融论文; 证券论文; 投资论文; b股论文; 筹资风险论文; 交易风险论文; 系统性风险论文; 经营风险论文; 股市论文; 市场功能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市场策略论文; 资本经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