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的嬗变与儿童世界的危机——儿童成人化问题的信息学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信息学论文,信息传播论文,成人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儿童成人化是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颇令人忧虑的一个问题。儿童成人化是指儿童超越了其实际年龄及生理界限，在思维、心理、语言及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的近似成年人的倾向和特征。儿童成人化不同于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它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诸多的不利影响。教育工作者为捍卫儿童的童真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本文主要拟从知识论、信息论的角度来探讨儿童成人化的问题。
一、信息传播的嬗变
儿童的社会化是指儿童通过学习知识技能以及各种社会规范，使个体行为符合社会要求，掌握社会生活的本领，进而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充当适当的社会角色，发展和完善个人的社会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儿童的社会化就是儿童不断获取各种社会知识的过程。而个体知识(这里的知识不仅指科学知识还包括生活经验、思想、观念等)的获取一般说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别人传输给自己，这是通过接收别人传递来的信息而实现的，是一种间接地认识世界的方式。二是由自己直接对外界进行认识而产生的，这是通过直接接收外在世界的信息而实现的。[1]
无论是哪种知识获取方式，信息传输都是个体获取知识的基本过程；信息传输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儿童对知识的获取，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信息传输的嬗变又主要包括信息自身的变化和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信息在本文中是指被人脑反映或加工的物质，这种反映和加工应引起人的意识体验。可见信息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意识的传播。信息又分为自然信息和人工信息。所谓自然信息即信息的意义是其本身形成的而不是人们相互约定的，如闪电意味着要打雷，这时闪电就是一种自然信息。在对意识的传输中，人类社会早期只能利用自然信息。所谓人工信息就是信息的意义已经不在于其物质形式本身，而是由人们事先约定的这样一类信息，比如手势和语言。
在有文字以前，人类获得知识和信息，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其视听范围非常有限。发明了文字、印刷术之后，人们便可以通过书籍和报刊，获得自己耳目所不及的间接知识。优美、精确的文字，可以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是，文字记载的东西，毕竟是经他人加工过的、呈凝固状态的东西，属于第二手材料。人们阅读书籍和报刊，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需要在阅读中揣摩其原意，接受的过程便显得异常曲折和困难。以传输声音符号为主体的广播出现以后，一部分知识和信息，可以通过广播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人类开始做到“即使不识字，也知天下事”，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仅仅依靠声音的传播还不能了解事物原象的需求。人们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形。以传播图像符号为主，图像、声音、文字三种信息符号兼备的电视出现以后，原来只能依靠文字和声音传播的知识和信息，一下子以其本来的面貌，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许多间接的知识成了直接的知识，朦胧的信息成了真切的信息。电视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容易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到如今，网络媒体的出现则体现着传播方式的进一步革命。
不同的媒体用其不同的传递符号作用于受众，后者则通过大脑对作用于不同感觉通道的媒介符号进行整合处理：报刊是以线性连续的文字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下彰显特定意义的传媒。因而只有具备阅读能力的受众才能运用视觉对文字进行辨认和解读。从认知的角度看，对于自己熟悉的知识和信息，受众很容易将其纳入自己的认知过程，并与原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但对于那些不具有相应知识经验的媒介信息，在接受时则会发生认知障碍。例如儿童因识字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读懂报纸内容，而儿童漫画则对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广播是以声音为传播符号，其信息内容包括语义信息和听觉信息两类。听者在得到有关知识和信息的声音描述之后，会在自身已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一幅“图景”。电视融涵了印刷媒介、广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手段，它对电视观众既有听觉刺激，也有视觉刺激，而且电视屏幕所传达的视觉信息具有相当的仿真效果，这就使它能够对受众产生前两者无法达到的逼真、直观、如临其境的效果。网络媒体则突破了电视媒介视觉上的局限性，给予受众一种立体的、迷幻的虚拟世界。其在信息传输速率和容量上得到空前的突破，对受众的冲击力也是传统媒体无法望其项背的，它大大地拓展了主体想象的空间，使主体认知结构中各成分处于空前的活跃状态，主体认知发展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前网络时代。
印刷文化与电视文化分别以语言和图像对事物进行“逻辑”模写，但它们的逻辑图式不同。印刷文化贯彻的是文本的逻辑，它以字词、语段、章句之结构与演绎的方式，经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活动去实现逻辑的操作与表达，其认知构建是严密的、高度有序而抽象的。电视文化的逻辑则是生活情境的图像化逻辑，其逻辑基底是日常生活，其逻辑内涵是活动情境，其逻辑语符是真实形象。它通过恰当地处理人的活动的“态式”与“向式”关系、情境的具体语符语抽象语义的关系，以及主题形象与从属形象的关系，实现能指与所指的逻辑统一。由于两种文化的逻辑图式不同，它们在负载文化、传达信息、媒介认知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的特点与意蕴，构成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之间不同的制约。
二、危机中的儿童世界
当今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儿童概念包括：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必须承认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格，而不是成人的附庸；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承认并尊重童年时期的独立价值，而不能仅仅将它看作是成人的预备；第三，儿童在成长阶段，应当为其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儿童个人权利、尊严应当受到社会保护。如果我们将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那么儿童生活应当是一幅幅鲜活的画面：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对世界充满好奇，对人生充满希望，对生活充满幻想；儿童总是精力充沛、玩着各种充满创造性的游戏，时时发出清脆的笑声。但是现在，在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孩子们那珍贵的童真正受到污染，伪善、勾心斗角等等成人世界才会有的现象，现在同样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权利、尊严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儿童世界处于危机之中。
时至今日，全球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而恰是信息传播的嬗变带来了儿童世界的危机。从信息传播的内容上看，大众传媒强化着人们心中的“标准化成人”形象，从儿童世界的内部对儿童世界进行瓦解。表现在儿童节目的成人化，儿童读物的成人化以及其中渗透着的以成人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等。
当前，我国的少儿电视节目大都是由缺乏儿童概念的成人操纵的、以成人为中心的：成人社会以他们的标准来框定儿童节目的主题，塑造“小大人”的儿童形象；由成人向少儿进行说教，灌输着成人世界的秩序、道德和人生观。这决定了我国少儿电视节目的传统风格必然是从上而下的施教风格，主持人以阿姨、叔叔或姐姐的形象出现，端庄的外表、标准的普通话、沉稳的语调、耐心的姿态和循循善诱的口吻，一度成为少儿电视节目主持的陈规。而节目内容更是立意鲜明，孩子们在荧屏上忙忙碌碌，为的是证明或实践成年人早就得出的某个结论，他们的活动规则是成年人的，甚至他们的心理活动也是成人化的。少儿电视节目成人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成年人利用少儿题材进行审美教育；二是成年人根据所谓的“教育意义”来取材并支配少儿在电视节目中做出“合适”的表演。前者从根本上忽视了少儿电视节目的少儿特点，成人的视阈取代了少儿的视阈，这样的电视节目是否属于少儿节目还有待重新界定。后者将少儿作为提线木偶，它所展示的世界是成年人认为应该如此，而不是孩子们心中真正如此的世界。这样的电视节目表面上似乎注意到了少儿的特点，而事实上作者的视线仍高高在上，他的创作视角与“儿童自己的视角”存在着本质性的错位，因此不自觉地伤害了儿童的情感。以动画片为例。我国的动画片诞生得早，也曾有过几部优秀的作品，像《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马兰花》等等，但总的来说并没能摆脱成人化的阴影：正统刻板的动画形象，狭隘保守的想象空间，对故事结构性、完整性、教育性的过分关注，对动作细节的忽视等种种因素使我们的动画片在外来动画片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特别是一些少儿人物专题节目，往往选择全面发展或某方面特别优秀的典型，编导在立意之初就钻进了树榜样的老套子，以自己想当然的理想尺度来丈量拍摄对象。被拍摄的少儿对象很快就被理想的框框框死了，许多能展示个性的细节被忽视，儿童的天性也在理想的神话般的光环下丧失了应有的光彩。少儿的某项特长或优秀被无限制扩大，小小年纪就不恰当地成了“赞美诗”的对象，被粗暴地“盖棺定论”。这无论对拍摄对象还是电视机前的小观众，都是不公平的。更严重的，少年儿童长期接受这类电视伤口的“熏陶”，其认识与情感必然走向矫情、造作和老成化。因而出现在银幕上的儿童往往都显得成熟、稳重、严肃、深沉。例如：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总会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庄严地说：“我深知今天从叔叔手中接过的五星红旗的分量，她代表了我们青少年儿童为祖国的21世纪腾飞的重担。我们不会辜负前辈们的期望，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祖国的本领，让关心我们成长的长辈们放心。”经过成人排练的这种儿童节目即使表现出儿童的天真，也是为了装饰成人社会，表达成人所要表达的思想。这样的天真早已不是儿童天性的自然表现，而变成了一种儿童需要学习和掌握的表情。儿童节目的成人化，一方面是社会文化中缺少儿童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缺乏的维护。这种成人化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少儿读物之中，其表现就是人们对童话概念进行着成人式的解读，一种倾向是将童话完全变成作家自我表现的手段，作为作者本人的自我宣泄与人生思索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另一种倾向是将童话同现实生活作简单僵硬的附会，作者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的想象去替代儿童的幻想。[2]
从信息传播的形式看，大众媒介又很轻易地将成人世界的秘密如性爱、金钱、暴力、死亡等过早地展示在儿童面前，从外面对儿童世界进行着瓦解。电视媒介让成人世界的秘密在儿童面前一览无遗。电视媒介不同于印刷媒介，印刷媒介是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儿童领会文字所表达的意思，需要接受较长时间的教育，这有利于成人按照儿童的发展顺序向他们逐步透露成人世界的秘密。然而，电视媒介是运用图画、图像来传递信息的，这种信息有时是一种自然信息，更加易于儿童理解和接受。于是，那些表现性爱、金钱、暴力、死亡、凶杀、阴谋等主题充斥着电视剧、故事片，甚至包括儿童钟爱的动画片，把成人世界的秘密直接袒露在各年龄阶段的儿童面前。耳濡目染，儿童难免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东西，于是便出现小学生贿赂老师、武力威胁甚至绑架同学、互相欺诈、倒卖收藏的画片等现象，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已经难以界分了。也许那些节目本来是为成人准备，向成人传递某种意识的，但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儿童很容易地接触和接受传播者的意识，使得儿童与成人世界之间没有必要的“防火墙”。更何况，今天通过电脑，在因特网上任何一个儿童只要随意点几下鼠标就可以掌握许许多多成人世界的秘密。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等人就对电视中的暴力镜头对儿童行为影响作了研究，结果证明儿童对暴力镜头的模仿具有更大的倾向性。这种“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传播媒介具有具体化、人格化的特点，儿童从这些富于形象性、感染性、权威性和可信性的“榜样”中吸取丰富的内容，从而加速其社会化过程。在表现形态上来看，视听并举的电视文化(包括网络多媒体文化)是动态直观的。凡是进入电视文化的知识信息，大都化作了诉诸观众视听感官的一道声像之流。那活生生的画面和声音，都给人一种生动感、亲切感和真实感。从接受心理来看，动态直观的知识信息更具吸引力，它易于理解，使人轻松，适合人眼耳并用的接受习惯，因而观众更乐于接受。比如，同是新闻报道，报纸新闻借助印刷媒介传播信息，读者必须通过对印刷符号的文字解码才能获得信息，而不识字的人面对报纸，则无异于“睁眼瞎”。诉诸听觉的广播新闻虽无须阅读，但仍带有语言概念的抽象性，不免使人产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遗憾。电视新闻则将直接取自事件本身的声音图像送到观众的眼前，其真实可感的魅力，事实胜于雄辩的说服力，远非抽象的文字概括和说明所能代替。电视往往可以通过自然信息传递意识，使得儿童不必在语言或者文字上面有多高的修养就能够理解电视节目所传输的信息内容和传播着的意识。
在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上，电视文化(包括网络多媒体)也明显优于其他媒介。一方面，通过卫星传送信息的电视节目覆盖面极为广阔，甚至可以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从传播效果上看，电视文化凭借先进的科技手段和设施，在知识信息的传播上，辐射力和渗透性极强，较之于其他大众传媒，有着高时效性、大覆盖面、大信息量等明显优势。电视文化的辐射力和渗透性还表现在，它直接进入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电视“进入了社会的组织之中。它是家具的一部分，它侵入了家庭和生活，它影响了思想，并改变了习惯，几乎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中每个人的一部分。”一天24小时播出的电视节目，如同自来水一样长流不息，是家里随叫随到的熟客，即便你只是把它当作活动的糊墙纸，但在耳濡目染之中，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是惊人的。伴着电视长大的孩子，在学会说话的同时，就背会了电视广告词，平时向大人索要的食品、玩具等消费品，也无不来自电视广告。电视文化(包括多媒体文化)无形中加速了少儿的社会化过程，使得儿童还来不及享受属于自己的“金色童年”就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成人世界，儿童的世界也在这种加速的社会化过程中被拉成了一条线，正在失去原有的空间和时间地位。
简言之，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嬗变，儿童更容易从各种媒体中接受传播者的意识，这种意识更多的是成人世界的意识，儿童成人化的危机也就出现了。
三、保卫儿童的世界
“儿童成人化”已成了普遍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面对今日儿童的过分早熟，不无忧虑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现，我们现代的儿童不是懂事懂得太晚了，而是懂事懂得太早了：他们的幼年、童年和少年的心灵状态不是被破坏得太晚了，而是被破坏得太早了。”“成人的社会，成年人的文化从他们出生那一天起就骚扰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几乎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地倾倒在他们懵懂的心灵中。我们的儿童几乎在没有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和少年梦的时候就懂得了成年人才会懂得、才应懂得的东西：他们在距离独立生活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就知道了金钱和权力的重要；他们在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社会矛盾、甚至不知道社会是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了战争、暴力和犯罪……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他们精神发展上的畸形化。”[3]
人类需要的是渐渐长大的儿童。就像早熟的苹果总是半生不熟、僵硬疙瘩一样，儿童过分早熟并非是一件好事。人生总有一个过程，从婴儿到幼儿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壮年到老年，最后又回到生命的原点。人生需要一步步地成熟，享受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滋味，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上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有一段话也说得很好：“大自然不需要早熟的果子，因为那是生涩的，不甜美的。人类需要渐渐长大的儿童，揣着童心的儿童样子的儿童，那才是长久的、健康的、醇美无比的。”[4]过分早熟的儿童，实际上是透支了人生，剥夺了人生应享的滋味，使本该是童年、少年的人生，一下子成为中老年的人生，成为少年老头子、少年老太婆，这是人生的悲哀而非幸事。鲁迅批评那种把儿童当做“缩小的成人”的做法，使本该活蹦乱跳的儿童变得唯唯诺诺、低眉顺眼、呆滞以至“死相”。郑振铎批评成年人社会“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全都在这个儿童时代具体而微地给了他们。”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这些错误做法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大有蔓延之势。
儿童不仅要生活在成人的世界中，还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在成人的世界中接受教育，获得更快的成长，但也要在自己的世界中获得自己的自由，感受生活的乐趣，体验世界的美和人生美。正是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才能形成和发展他自己接受成人教育的独立的心理基础，并在这样一个虽稚弱但却独立的心理基础上自然而非被迫地接受成人的教育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内部世界，使自己渐渐地成长起来并不失童年美好的心灵状态。只要一个少年儿童没有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仅仅属于自己的心灵感知方式，它就没有任何抵御被成人文化过早异化的能力，他或者毫无分辨能力地接受所有成年人的教导，造成创造力的过早枯萎和生命活力的过早消失，或者产生逆反心理，盲目地拒绝任何成年人的教导。前者属于鲁迅所说的羔羊型，后者属于鲁迅所说的流氓型。我们讲人的素质，实际上影响中国人素质发展的主要就是这两种倾向。甚至我们整个的成人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这两种表面不同实质相通的倾向。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少年儿童没有自己的世界，没有真正做过幼年梦、童年梦、少年梦的原因。
保卫儿童的世界已是当务之急。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大众传媒的“儿童”缺位，一方面是社会文化中“儿童”概念匮乏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匮乏的维护和强化，引导整个社会向着一个没有“儿童”的世界前进。“儿童”还只是少数教育研究者们的专业术语。要保卫儿童的世界，依靠教育的力量实在太过单薄。相反地，大众传媒才真正具有教育可遇而不可求的那种改变大众文化的力量，很明显，现在保卫儿童世界的出路就是用教育学的视角与关怀来改善我们的媒体。使大众传媒拥有教育学的视角和关怀，接受教育学的洗礼，真正意识到儿童世界的存在，承认儿童世界的独立价值。以教育学的思想、观念来引导整个社会中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组合，明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界分，为儿童世界的存在保留一份空间；也只有通过大众媒介的力量，才能为整个社会文化注入“儿童”的成分，在整个社会中保留“儿童世界”的生存空间。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学往往只是在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相互传播与讨论，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或者倡导的教育观念往往并非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教育观念，更远未转化为社会大众的教育观念，很少能够进入社会文化，影响社会文化，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早就由杜威提出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就传到了中国，但是时至今日，它还没有成为我们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对社会大众的行为缺乏影响力。教育理论只是在教育研究者之间进行传播，孤芳自赏，无法发挥教育学的功能和作用。这样的教育学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大众传播进行有效的引导。教育学如何走书斋，如何传播教育观念？这将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当下，我们只能一方面尽力使教育学与大众传媒进行接触、渗透；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来使大众传媒主动地亲近教育学，接受教育学的引导。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完成保卫儿童世界这一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