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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不稳定性
首先，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处在转型期的人对未来的预期是不稳定的，因为推动转型的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说，就更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预期。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大量地产生短期行为。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会去做长线的投资，包括投资个人信用。而在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当中，人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为预期收益不稳定，甚至预期无收益，所以
也就不大敢做长线的投资。在贴现率很高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短平快”往往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而且，由于建立信用的回报不高，甚至相反，不讲信用没准还很实惠，这就使得转型期的理性人在市场博弈中，不敢讲信用（请注意，不是不想讲信用），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导致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下降。这确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的困境”。因为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市场的力量无处不在，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卷入了这种困境。这是我们对第一个特点的分析。
财富的不平均
其次，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当中，一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里面也是不多见的。而且，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增长速度会出现明显下滑的迹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表明社会总的财富在增加，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分配结果上差距的加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激励的，也就是通过拉开差距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ＧＤＰ保持了平均每年增长８％的水平，而社会财富增加部分的表现形式最终要落在具体的所有者身上。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不断加大，财富的增加部分有相当比例已经不在国家手里，而是留在了民间。人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特点是藏富于民”，就是对这一事实的某种正面的表述。这从改革开放之初，居民存款只有４５０多亿，而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达到８００００多亿来看，可见一斑。这么多的财富留在民间，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激励作用。你看现在可没有人说“干好干坏一个样”了，相反却都铆足了劲，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积极参与竞争，整个社会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挥，这是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涌现的重要源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其实也是让所有的人共同经历一场文化心态上的调整的过程，正如，人们在排队上车时是一种心情，而在挤公共汽车时是另一种心情一样。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由于机会太多，诱惑太大，人们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求人们做到以平和的心态来对人对事，确实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
生活形态的多元化
第三，后中央经济时期意味着国家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力方面明显减弱。从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过程中，为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在政治和经济权力下放的同时，也放宽了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加上开放所带来的外来思想文化观念上的传播，必然形成了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造成了当下许多人在精神方面的无所适从，所谓“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争取自由的人们没有想到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主体的困惑，同时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软约束，从而在人们越来越频繁的各种交往中，更容易引发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的冲突。旧的约束机制消失了，而新的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完全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人文的意义上，不但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还可能下降。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坚持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多元化，指的应该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意义上的多元性。如果多元化走到了极致，成为“个元化”，那么，就可能产生个体的孤独与惶惑。自由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让人感到处处失去自由。
企业家的社会作用
通过对这个时代的三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依靠政府来使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
获得制度转型期的稳定感、经济发展期的成就感以及后中央经济期的归宿感，都已经成为一种逻辑的不可能和现实的不可能，因为政府没有这个力量，也不应该有这个力量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呢？是尽快地造就一大批企业家，以经济的方式组成一个个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法人主体，以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为动力，整合全社会的人力资源，这种整合自然包括企业家对人的浮躁心态的整合，也包括对每个个体知识能量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应该说，这既是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也是一种从国家意义上说，成本最低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
坦率地说，得出以上的结论，并在这个场合把它说出来，不是为了给政府建言献策，而是想指出，我们这个社会对企业家所寄予的希望，绝不只是在经济方面，还包括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文关怀方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在这个时代成就大事业的中国企业家，不仅要靠经济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其人格的魅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吸引广大的人力资本，形成永续的竞争
力。也就是说，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企业家如果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以其在企业文化上的成功，影响社会文化的演进，促进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引导人们通过丰富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来提高生活质量，那么，企业家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轻商社会里，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