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华人、互惠实践与 “一带一路”建设
——以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为例
马海龙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摘 要： 本文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个案，探讨中亚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国实践，发现“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反思“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基础，总结“一带一路”给我们的启示。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单向的供需性关系，而更应是多方的互惠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只能是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成为沟通中国和沿线国家民心和贸易的中心区域，也为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了绝佳机遇。中亚华人研究也促使我们反思“华人”的概念与内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海外华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 中亚华人；“一带一路”；互惠；民族志
一、问题提出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中国开始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联，探索重构世界秩序的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在此背景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通过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方面的互联互通，从而构建一种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开放包容、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术界就如何理解“一带一路”的本质和内涵，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诸多讨论。考虑到海外华人有几千万之多，如何理解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之关系仍需深入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的文献资料及田野考察，讨论中亚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以期增进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实质和内涵的理解。
自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对人类互惠行为的研究以来，“互惠理论”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理论学说之一。互惠不仅仅是一种满足物质的需要或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也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需要和文化差异而引发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合作与互相依赖的需求。通过这种互惠的观念与法则，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得以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个具有共同意识的共同体[1]。从这一点来说，人类互惠的逻辑根本上是一种文化的逻辑，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2]近年来，人类学对通道（亦被称为道路）的研究表明，通道是由不同区域的人、物、文化的流通与互惠联系下产生的一种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空间[3]，是多元文化与文明交汇、互动的场域。中国的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赫赫有名的走廊与通道正是因人与物的跨区域流动而得以产生。丝绸之路能够享誉世界，也是因为以人、物的流动而构筑了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多元文明交汇的通道。这种人和物的流动，以一种互惠的机制，打破了王朝的疆界，超越了物理与心理上的藩篱，形成跨越国境的民族、共享的文化及共同体意识。因此，互惠的理念与逻辑，成为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交往与共存的历史经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互惠的理念而提出。中国期许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互惠的机制谋求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因此，“在构建不同社会关系以及表达不同文化形态之时，一种互惠的文化逻辑可能成为今天理解“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基石。”[4]
关于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但是学术界远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中，如社会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仍然不被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那样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乐观的是，伴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增长,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
海外华人何以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资源和力量？“一带一路”对于海外华人又产生何种影响？首先，海外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一项重要文化资源，海外华人将中文、中餐、中医、春节、太极以及中华核心价值观等中华文化元素带到至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与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5]其次，海外华人众多的人口数量、深厚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资源、华文媒体和华人社团的影响力，使得海外华人在推动中国与在地国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6]因此，海外华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7]值得注意的是，发挥海外华人的桥梁作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只是“一带一路”倡议与海外华人的逻辑连接之一，我们还要避免“一带一路”在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给当地华人华侨带来的不利影响。[8]
从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关系研究的空间范围来看，目前的研究较集中于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区域）的华人华侨[9]，而对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的“一带”区域的华人华侨的研究尚显不足。特别是对中亚、西亚地区华人华侨的研究以及对少数民族华人华侨的研究不足，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10]鉴于此，笔者将视线转移到中亚区域。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接壤，是历史上中国人迁移至中亚的第一站，中亚五国中流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华侨数量众多，吉尔吉斯斯坦也是目前中国在中亚最大的商品物流集散地，研究吉尔吉斯斯坦的华人华侨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已有的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考察，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个案讨论以下问题：中亚的华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着何种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民心相通方面，中亚华人做出了哪些实践？“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对中亚华人社会产生何种影响？“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笔者试图通过以上问题的讨论，从而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海外华人与 “一带一路”之关系以及“一带一路”的互惠基础提供个案思考。
一百余年前，中亚东干人将中华文化带到他们的新家园。从此，中华文化在一个以突厥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内发芽、成长。这一外来的文化通过农业、饮食、服饰、节庆礼仪、建筑、文学等内容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笔者以东干人的农业技艺和饮食文化为例，讨论中亚华人对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中亚华人文化的本土化表现。随着东干人迁移至中亚，中国的蔬菜、水稻等农作物种植技术也被引入中亚，丰富了中亚的农作物品种及种植技术。除粮食作物外，中亚东干人也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如甜菜（糖萝卜）、亚麻、烟草等。东干人普遍在自家院子里开辟一块菜地，种植辣椒、白菜、卷心菜、大葱等蔬菜，以供自食。笔者调研时，也遇到大卡车到东干人田地里收购甜菜，运往糖厂加工。据笔者的调查，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直到今天仍有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根据所种农作物种类及土地面积大小，东干人农民每户年均收入约为1～3万元人民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人对出国种田也产生浓厚的兴趣。笔者在米粮川东干人村落调研时发现，当地的大量蔬菜大棚已被中国人所承包，他们种植的蔬菜销往中亚各国以及俄罗斯。米粮川村村长M先生告诉笔者：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概况
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大约有6万人，为今日吉尔吉斯斯坦的第四大族群。东干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市（7%）及其周边、楚河区（85.2%），此外还有伊塞克湖区（占5.36%），奥什、那伦、塔拉斯、贾拉拉巴德等地区（2.44%）。[11]其中，东干人的聚居村落主要有楚河区的稍葫芦（Soklok）、火星村（Iskera）、伊塞克阿塔区的米粮川以及伊塞克湖区卡拉科尔市内的二道沟等。历史上，东干人自中国的甘肃、陕西、新疆伊犁一带分若干次迁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而形成今日的东干族。[12]这些东干人仍然说着中国的陕甘地区方言，称自己为 “回回”“老回回”“回族”“中原人”等，从而强调并延续自己的族群认同以及从中国迁来的历史记忆。[13]传统上，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主要从事农业。历史上，他们从中国迁出时便携带了大量的蔬菜和农作物种子，为当地农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时至今日，种菜、务农仍然是大部分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的重要营生。东干人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口从事公务员、学者、作家、医生、技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商。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余年来，来自中国的福建、广东、四川、广西、甘肃等地人口源源流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他们在中亚办工厂、开商场、经营餐厅、从事跨国贸易。在吉尔吉斯斯坦，华侨主要分布在比什凯克、托克马克、奥什等城市。据吉国移民局统计，吉70%的外国劳务人员来自中国。2017年，吉共发放超过1.47万个外国劳务人员许可，其中1.1万个由中国公民获得，约占总数的70%。2018年外国劳务名额总数将维持去年的水平。近5年来，来自中国的劳务移民占吉外国劳务总数的67%～75%，这些劳务移民在吉主要从事道路建设、首都热电站改造以及采矿等。[14]由于语言及文化的相近，华侨与东干人形成经济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国商人雇佣当地东干人做工人、销售人员、服务员；另一种是东干人为中国商人在与当地政府打交道、办手续的过程中提供帮助和担保。
以下，笔者将以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为个案，讨论中亚华人在民心相通方面以及经济建设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并对中亚“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一讨论与反思。
三、文化掮客：中亚华人与中华文化传播
我今年39岁了，已经做了很多年生意了。我从中国进货，主要是买卖衣服、鞋子、布料等。从中国拿来货，再卖到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以前，每年我都会亲自去中国看货，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生意。现在很少去了，因为以前中国的签证很好申请，现在要得到中国的签证很难。现在这边中国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很多甘肃、青海来的人也在比什凯克开拉面馆。我希望以后中国的签证能好办一些，这样我就可以常去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虽离开中国的故土已一百多年，但乡音不改。笔者所到的几大东干人聚居区，当地东干人中小学校均设有东干语课程。东干人文字经过早期以阿拉伯语拼写的阶段，以拉丁字母拼写的阶段，到现在以西里尔字母拼写。东干语在保留晚清陕甘地区方言的词汇和音调的基础上，经过百余年与当地族群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已具有本土化特征。同时，东干语也影响了中亚当地族群的语言。直到今天，中亚当地族群仍然按照东干人的语言称呼部分蔬菜，如辣子菜，韭菜，南瓜等。[15]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学习中文在东干人社会已成为一种热潮。通过中国政府提供的留学机会，每年约有几百名东干人学生前来中国陕西师范大学、北方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学习中文。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多次遇到东干人的学生家长、商人、公务员等向调研团队一行成员询问能否帮忙把他们的孩子安排到中国高校学习。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且在中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有关。此外，还与东干人对中文、中华文化、祖籍地的认同密切相关。调研团队所到东干人聚居之处，东干人群众都异常热情。类似于“我们都是老回回，是中原人”“你们是舅舅家来的人”“我们是亲亲（亲戚），我们的先人都是打（自）中国来滴”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而东干人精英阶层对东干语言文化传承的担忧以及东干人年轻一代渴望去中国发展，促使中亚东干人学习中文，到中国旅游和寻找商机。在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二道沟调研期间，一位年轻人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他出生在二道沟，之后到中国西北师范大学学习了4年中文，目前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就职。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叫“马龙”，他告诉笔者：
中国现在很厉害，我喜欢在那边工作。现在我的中文水平和中国人交流没有问题，我们公司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主要面向中亚，我懂俄语、吉尔吉斯语、中文，这对我做生意来说是个优势。以后，我自己也想开公司做生意。
实验组学生和教师任务分解。学生任务：（1）小组学习：学生按5～6人组成学习小组，学习内容分为热点问题和案例学习两部分。课外每名学生根据发放材料进行文献收集、阅读、思考，然后开展小组讨论，达成小组共识，重新组织内容，为课堂展示做准备。（2）学生课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习内容讲解，同时回答其他组的提问。其中热点问题6学时，案例学习6学时，学习成果、学习经验分享2学时。（3）课外训练：利用第二课堂，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以问卷形式开展社区、养老机构老年健康需求调查，或应用所学知识、技能开展老年慢性病健康教育、护理服务活动。
对于东干人年轻一代，学习中文是他们提升自身学历、谋求未来职业的重要渠道之一。卡拉科尔市的一所中学，其学生来自吉尔吉斯族、俄罗斯族、东干族等族群，校长是一名东干人女士。笔者参观了该校的一间集图书馆与教学一体的中文馆，馆内挂有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国旗，陈列着从初级到中级的中、吉、俄三种语言文字对照的中文教材，还展示着中国文化元素的艺术品，如戏剧脸谱、扇子、书法、国画等。校长告诉笔者：
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中文很受欢迎，孩子们都想学会中文去中国读书、工作。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亚的东干人带来了重大机遇，而东干人精英阶层也意识到这一点。目前，东干人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成立了东干文化协会，整个中亚地区也会定期举办东干人协会联谊活动。这些协会的领导人和组织者扮演了文化中介人（culture broker）的角色，引领东干人的文化传承、变迁与发展。近年来，以哈萨克斯坦东干文化协会会长安胡赛为首的中亚各国东干协会领导人有意加强与中国政府的联系与交流，这自然与东干人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得到实惠有关。而中国，也逐渐重视到在中亚提升自身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如，近年来，中国在中亚国家开办多所孔子学院，促进中文和中华文化的传播。有报告显示，截止到2016年，中国在中亚国家已开设12所孔子学院，包括哈萨克斯坦4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乌兹别克斯坦2所、塔吉克斯坦2所。[16]通过这些孔子学院，中文以及中华文化得以在中亚传播，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的实施奠定重要基础。
短视频使得商家的存货销售量出现了大量增长平均提高10%以上，如果视频优质提高商品变为爆款的几率上增加了20%以上，爆款平均寿命也有不小涨幅。一款不错短视频的打造平均提高产品转化率，客服咨询转换率20%-30%左右。
来我们这种地的都是中国来的汉族，他们租我们的地用来种菜。他们每年12月份就回中国去了，第二年3月份又来了。菜收好后，有大卡车来收，卖到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地，中国的大使也曾来这看过。这些中国人一般是和朋友一起来，他们的媳妇和娃娃一般在中国。也有几个人和这边人结婚的，然后就不走了，留下来了。
稳定库存是一个干仓，存放的食品较多，收货员在收货时要看保质期，但同一个商品会有不同的保质期，供应商有时提供的批次时间不同，收货员有时不会全检查到，所以致使即将到期的货物未能及时出货，造成一定量的损失。
企业A的本地合作者S：和我合作开厂的是中国南方来的人，姓Q。我主要是负责外面的事情，和官家（政府）、海关打交道，比如拿单子（办手续）。我们厂子的工人都是我们米粮川本地的年轻人，工钱30000～40000 索姆（约 3000～4000 人民币）一个月。
不得不说，我成功了。在这个全新的城市，没有人认识我。我拿出十万块其中的一部分，租了一间铺面，卖花。经营面积不大，十来个平方，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其中数玫瑰和百合居多。
四、中亚华人、中资企业与“一带一路”建设之反思
除民心相通以外，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可见，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又一重要内容。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老的丝绸之路所不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所真正触动的，可能是一种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互动，而如何在一个跨地域、跨国境、跨民族以及跨文化的背景下去推动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即将互惠的理念而非一种拆或建的理念融入到这一互动中来，使得这条经济带顺畅运行，必然是以互惠性的文化互动为前提的。”[18]即，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设想如能顺利实施并成为一种国与国之间发展与合作的新模式，则参与这一设想的国家势必要秉持互惠的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之路。以下，笔者以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的跨国商贸活动以及中资企业为个案，讨论中亚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以及中亚“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反思“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路径。
（一）中亚华人的跨国商贸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
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义乌、海南，广州、兰州、厦门等。我们这边有很多非常大的市场，福建人、广东人等各地来的中国商人非常多。在这些市场里，衣服、布料、小商品、电子产品等什么东西都有，前来批发货物的客人来自中亚各国。这些市场中的任何一个，一天根本转不过来，非常大。2000年以后，来吉尔吉斯坦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人过来后就会雇本地人，因为我们说的话和中国话差不多，我们可以和他们很好的沟通，所以中国商人很喜欢找我们本地回族做他们的合伙人或者员工。他们一般拿的是劳动卡。有的人会留在这边，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这结婚了，他是中国临夏的回族，找了一个我们这边的回族。他是1999年过来的，他的小孩现在拿的也是中国的护照，他们每隔几年回去一次。我的大儿子现在在广西桂林读书，我想将来他也可以和中国做生意。
全球化时代，人口、商品、信息、资本的跨国流动，推动了跨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跨国移民群体，往往运用其灵活的身份，成为其从事跨国贸易和发展经济的重要策略。[19]近年来，中亚的华人华侨活跃于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商贸，成为带动商品和物资跨国流动的中介。中亚华人华侨从事的跨国商贸主要包括倒卖轻工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以及开餐馆和旅游公司。近年来，来自中国福建、浙江、广东、甘肃、青海等地的商人带着他们的淘金梦源源不断地涌入中亚各国。现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已成为中亚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位于比什凯克的中海市场已成为中亚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及零售综合市场。目前，该市场有600多个商铺，华商占据了300多个。此外，比什凯克的麦迪娜市场、吉国南部奥什市的大唐中国商品分拨中心、卡拉苏市场等十余个市场内活跃着众多的中国商人，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中亚商品流动的主力军。从小出生、成长在米粮川的H，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操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告诉笔者：
米粮川的另一位往返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商人V告诉笔者目前经商的不易以及他的期望：
近年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农机系统以加快农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心任务，以“四优四化”为着力点，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可持续”这一主线，大胆创新，稳中求进，持续推动河南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的基础是多元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尊重、理解与共享。以中亚东干人的个案来看，这种文化互惠的核心是语言学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传统上，吉尔吉斯族以牧业为生，农业并非其强项。而中亚广袤的土地、便利的交通以及“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中国人前往中亚种田提供了机遇。中国人到中亚种田，不仅带动当地农业发展，也为跨国婚姻家庭以及跨国网络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时至今日，尽管中亚各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得到长足进步，但至少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东干人以及新近流入中亚的华侨在蔬菜种植和销售方面，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为丰富中亚的蔬菜种类和粮食做出了重要贡献。东干人日常饮食以面食、大米、牛羊肉、蔬菜、水果、甜点、茶为主。笔者所访问的几个东干人家里，所吃到的餐食与中国西北地区回族饮食几乎一致，拉面、炒菜、手抓羊肉、馒头、花卷、砖茶等随处可见。粉条、韭菜、粉汤等对食物和蔬菜的称呼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亦完全一致。在东干人饮食的影响下，当地俄罗斯族、吉尔吉斯族平常也吃这些食物，并以东干语称呼之。在一次集体用餐期间，当凉拌粉条被端上饭桌后，笔者指着盘中的粉条，询问为我们开车的俄罗斯族司机师傅，“这个用俄语怎么说？”他用很别扭的、俄式口音的东干语告诉笔者“粉条子”，引得在座的成员忍俊不禁。饮食，可以反映出族群的文化涵化和族群间的互动情况。东干人的饮食文化已经为当地族群所接受和认可，并对当地族群的日常饮食带来影响。事实上，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由于东干人的饮食在中亚广受赞誉，东干人开的餐馆也颇受欢迎。在饮食习俗与礼仪方面，东干人仍然延续着中国的传统。东干人在家里一般用筷子吃饭，东干人经营的餐厅一般会提供筷子、刀、叉等中西餐的餐具，以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东干人在家里招待客人，一般在炕上或者铺了地毯的地上摆放矮桌子，众人围桌子而坐，或盘腿而坐，或将腿放在桌子下面。待客礼仪与中国西北地区回族习俗一致，讲究坐席位次之分，热情好客是待客的首要礼仪。东干人不仅在农业种植方面是能手，在经营粮油加工业方面也是行家。东干人在中亚开设油坊、碾坊、糖坊、醋坊、粉坊等，把中国的传统工艺带到中亚，丰富了中亚地区人们的饮食。酸，是中国人饮食中的重要味道之一。在中国，食醋、酿醋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东干人迁移到中亚，中国的酿醋技术也被引入中亚。醋引入到中亚后，亦受到当地族群的接受。笔者在吉尔吉斯族餐厅用餐时，发现餐厅也会提供醋。特别是吃包子的时候，醋和油泼辣子也成为当地其他族群必备的调料。直到今天东干人的醋在中亚依然很受欢迎，醋成为东干人带给中亚人民的一份重要礼物。[17]跨国移民群体随着与当地族群的交往以及文化适应，一般会在饮食上产生本土化现象。经过了百年时间，东干人的饮食，也有了本土化的现象。例如，笔者在调研期间发现，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有吃马肉和马肠子的饮食习惯，而中亚各国东干人亦普遍有这一习俗。显然，东干人的饮食受到了中亚游牧民族的饮食影响。在米粮川调研期间，笔者在一东干人农户家吃午饭期间，主人建议我们将一种叫做“malina”的果酱放在茶里一起喝或者直接用勺子盛上吃。这种果酱是淡红色的，笔者以为是草莓酱，但主人告诉笔者这是用中亚当地的一种山梅制作而成，吉尔吉斯人、俄罗斯人喜食这种果酱。笔者还品尝了主人提供的风干肉，根据笔者推测，这种储存与制作肉食的技艺应当也是东干人从当地族群那里学习所得。东干人日常生活中吃这些食物，应是其饮食本土化的结果。总之，在饮食方面，东干人和中亚多个族群间形成一种互惠的饮食文化体系。在烹饪技艺、食材和调味品方面，东干人和中亚当地族群以一种文明互鉴的方式，丰富了彼此的饮食，也为丰富中亚的饮食文化添砖加瓦。
从以上两位从事多年跨国商贸的华商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华人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为沟通中国与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做出的努力。华侨拥有资本以及商品生产加工资源，但他们对当地市场、语言及文化不了解，而中亚华人熟悉当地语言文化及市场，但缺乏商品货源和资金。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籍，但语言和文化的相近使得他们彼此认同，再加上共同的经济利益，从而促使华人华侨建立经济上的互惠关系和共同体。通过华人华侨的跨国商贸活动，中国与中亚得以联结起来，形成经济上的互动。中国和中亚之间经济的互动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以及文明的互鉴，因为经济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20]，商品交换的背后其实是文化的交换[21]。因而，商品的跨国流动是文化的跨国流动。要打开商品销路，中国必须了解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自然会学习和了解中亚的社会与文化。而商人的跨国流动也必然会带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正如上文所说的两位中亚华人商人，他们几乎游遍中国，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文表达流利。而留在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中国商人，他们在中亚经商多年，有的甚至与当地人喜结连理、安家落户。这样，这些跨国流动的商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掮客与经济桥梁。经济的互惠与文化的互惠相辅相成，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接地气的、联结你我他的实体。
（二）中资企业个案讨论与“一带一路”建设之反思
米粮川，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境内，它是东干人在中亚历史较为久远的乡庄之一，曾是东干人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如今，米粮川居住着1100余户、5500余人口，其中95%以上的为东干族，其余为吉尔吉斯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为一个多族群社区。直到今天，米粮川仍是该州重要的农业种植地之一。近年来，米粮川入驻了众多的中国中小企业。笔者在米粮川调研期间，对米粮川村长M先生、某一中资企业A的本地合作者S、企业A的四川工人、米粮川村民R进行了访谈，并参观了企业A的厂房。以下，笔者将以米粮川的调查为个案，讨论“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反思“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未来。
村长M：我们这里有塑料厂、铁厂、板子（PVC）厂、砖厂，撒厂子都有。他们做的东西运往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地。这些厂子都是中国来的汉族和我们这里的回族合伙开的，基本上都这十年间办起来的。我们这里民风好，不欺负外地人，我们把中国人当成亲戚一样，中国人来了都找我们，他们觉得和我们打交道安全。再一个，我们语言相通，可以给他们帮忙。
东干人将中国的语言、文学、农业、饮食、建筑、民俗等文化内容带到了中亚，他们在与当地族群的互动及与中国的跨国互动中，学习、了解、接纳并借用“他者”的文化，丰富了自身文化体系的同时，也为当地族群带入新的文化元素和特征，促进了多元文明之间的交流、尊重、互鉴，沟通了多元族群间的“民心”，推动了中国软实力建设，构建了一种互惠的文化，为联结中亚华人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搭桥铺路。
[5]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亚里士多德全集》卷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251.
米粮川本地村民R：我感觉中亚几个国家里面，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的中国人最多。中国人来了以后，本地人不喜欢他们开工厂，对那些在市场上卖货做生意的还可以。办厂的很多都是在中国破产以后过来的。比如，铁厂很脏，空气很不好，那些工厂在中国不开了，来我们这边。现在很多中国人来我们这边开工厂，一般我们这边的回族不闹，回族一般想的是官家（政府）管他们呢。但是吉尔吉斯人不管，他们直接会闹，会把厂子给关了。再一个，因为回族人也少，一般不闹。
企业A的厂房只有一个生产车间，面积约为五六百平方米，生产用于吊顶的PVC板，笔者与调研团队成员进入车间时立刻感受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车间内尘土飞杨，部分工人也没有戴口罩。车间外的废水排管排出黄褐色的污水，直接排到排水沟。至此，通过笔者在米粮川的调研，我们已然可以了解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中资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现阶段中国企业在国外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能很好地平衡中国企业、当地企业、当地政府利益和社区利益，这也给第三国势力恶意挑拨中国企业和当地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机会。”[22]近年来，关于海外中国企业与当地社区发生纠纷的报道时有发出，这值得我们反思。“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构建一种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发展模式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道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当首先秉持互惠理念，避免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并尊重当地人口社会的发展意愿，从而才能为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基础。唯有基于互惠与尊重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够真正为他人所接纳和认可，“一带一路”建设也才能得以顺利推进。
任课教师必须在为学生布置练习题时，充分考虑到练习题的内容是否能够让学生从中获益，同时要确保所布置的习题能够精准地覆盖到班级之中的每一位学生身上，而不是让习题仅仅成为部分学生的专利。为此，任课教师要采取分层习题的设计方式，以此来提升习题的有效性、针对性和覆盖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讨论了中亚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性基础和理念做一反思。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个案，我们得知：首先，中亚华人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桥梁和中介力量，通过中亚华人，“一带一路”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得以实现。具体而言，中亚华人是中华文化的掮客，中亚华人在农业、饮食、民俗、文学等方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中亚华人是构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中亚华人是沟通中国与中亚的经济桥梁，他们以跨国商贸活动促进了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必须是也只能是基于互惠理念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只有沟通民心，“一带一路”倡议才能顺利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得以构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切实做到学习和尊重多元文化、尊重“他者”，倾听“他者”的诉求，走绿色、合作、共赢、互惠的经济发展道路，注意维护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否则，我们的“一带一路”项目可能会受到参与合作的国家和社会的不满，甚至是暴力对抗，从而不但没有实现“一带一路”的原意，反而成为他人指责的口实。“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单向的供需性关系，而更可能是多方的互惠关系。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给我们的启示是：尊重他者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从沟通民心、贸易互通的角度来讲，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更具优势，是“一带一路”的前沿阵地。就中亚而言，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区自古就是丝绸之路必经要道，这些地区与中亚有着文化的相近性以及民族交往的历史渊源，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亦了解到前往中亚经商的新疆、青海、甘肃籍华侨逐年递增，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这些实例表明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西部边疆地区反而成为我们沟通外部世界与中国内地的重要桥梁、成为“一带一路”的“中心”，这将促使我们反思“中心—边缘”的视角和话语体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边疆”这一概念的相对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多元性，从而消除我们对边疆地区的刻板印象。[2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及地方政府商务部门和侨务部门，应当充分认识到西部边疆地区的优势，制订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从而促进西部边疆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王九，我说，你瞧，大爷大姑娘不来，先生可来了。好，咱们动手，先生不会走的。你小心别让赵四小子扔倒。先生帮咱们绷个场面，看你摔赵四这小子，先生准不走。”
“一带一路”不仅要求我们的文化和经济走出去，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研究者也应当走出国门，通过“凝视”（gazing）他者，以反观自我，实现文明的互鉴。只有有了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和参照，文化的万花筒才能得以彰显，认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才能得以体会。而海外民族志，便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碰撞和文明互鉴的绝佳机会和场域。海外民族志也为我们检验和反思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学说与话语体系、建立中国本土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话语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地，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学术支撑。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必将要求我们以整体的、动态的、跨区域的视野，以人、物、事件等线索去追溯民族志，从而改变我们在固定的时空下从事田野作业和静态的、缺乏人之主体性的民族志叙事范式。[24]
“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当一部分参与者和实践者是往来于中外的华人华侨群体，其中包括大量从中国走向海外的少数民族群体，对这一部分群体的研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华人”的概念与内涵，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海外华人在认同、族群性、文化变迁、本土化、宗教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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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n Central Asia，Reciprocal Practice and One Belt-One Road Construction--A Case Study on the Donggan People in Kyrgyzstan
MA Hai-long
Abstract: Based on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Kyrgyzstan,this paper try to exp lore and understand the reciprocal practi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onstructing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to fin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n One Belt-One Road in Central Asia,to rethink the base of constructing One Belt-One Road and to summarize the revelations that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has brought to us.The paper mainly draw such conclusions：the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is not only a one way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rather a multi-parties’ reciprocal relations；The only base of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should b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o others'culture；The 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makes the western and frontier areas of China to be central regions on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rovides a nice opportunity for carrying ethnography out of China；The study on Chinese in Central Asia pushes us to rethink the conception of“Overseas Chinese” and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Overseas Chinese.
Keywords: Central Asia；Overseas Chinese；One Belt-One Road；Reciprocal；Ethnography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032-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回族侨胞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批准号：18XZZ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 2019-03-22
作者简介： 马海龙（1987-），男，回族，新疆石河子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博士，主要从事海外华人、族群、中亚社会与文化、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等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王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