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基于城市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生产率论文,面板论文,地理论文,距离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分类号：R11，R12，C21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12)02-0015-012
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所产生的集聚外部性通过资源的共享、生产要素更好的匹配、知识的便捷传播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得到了经济地理学家的普遍认同。这种外部性是以人员和物资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及技术外溢的便利为基础的，具有显著的地理特征和空间局限性。近年来，随地理距离衰减的城市间溢出效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得到了高度重视，仅2009年以来就有20多项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使地理溢出效应在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得以凸显。然而，受制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分析城市经济绩效时把集聚的空间外部性与地理距离因素结合起来的研究尚不多见。很多研究将地理距离处理为一个“黑盒子”，掩盖了区域主体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本文试图通过空间计量分析引入地理距离与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深入探讨集聚外部性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布的关系，为当前经济区域的划分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可以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思想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关注，在Marshall(1920)看来，空间外部性是决定经济集聚的关键因素。这种外部性主要来源于专业化的厚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投入共享和技术的外溢。Hoover(1936)将集聚外部性划分为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前者是指同一产业的地理集中使得企业的生产绩效随着行业规模的提高而上升所产生的外部性收益，从动态的角度也被称为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后者是指多种产业在同一区域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性收益，如跨产业的技术交流和创新，基础设施共享等。从动态的角度，这一外部性也被称为Jacobs外部性。Kurgman(1991)通过建立新经济地理模型认为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运输成本以及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构成的货币外部性是导致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此后，Fujita and Mori(1997)、Fujita et al.(1999)着重探讨了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式，在他们的模型中，随着与中心城市地理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型曲线过程。这反映了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之间的抗衡关系：一方面，集聚中心的市场潜力大，比较有吸引力。而在集聚中心以外距离集聚中心较近的企业由于交通成本的增加难以和集聚中心的企业竞争。另一方面，距离集聚中心较远的地区由于空间距离的增加使企业因竞争程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上升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而，某地一旦形成了一个新城市，它就产生了集聚阴影效应(Agglomeration shadows)，使其临近区域不会出现新的城市。
在经验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最早倾向于从城市规模的角度考察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差异。Shefer(1973)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大约增长20%，而Moovmaw(1981)则认为这一效应仅为2.7%。Glaeser and Resseger(2010)的分析表明美国都市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性在高人力资本城市中尤为明显。Ciccone and Hall(1996)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密度较城市规模更能反映集聚的程度，他们利用美国各州数据发现就业密度每增加一倍，大约会使劳动生产率提高6%。此后，Ciccone(2002)、Brulhart and Mathys(2008)等都对经济活动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多数研究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经济密度对于地区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另外一些研究着眼于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在地区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Henderson(2003)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专业化经济对生产率起更大的促进作用，而以Glaeseret al.(1992)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多样化经济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在近期的研究中，Martin et al.(2011)通过对法国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专业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多样化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
近年来学者们将研究视角拓展至跨越区域边界的外部性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Meijers and Burger(2010)认为集聚效应可以在临近的城市之间共享，而拥挤效应通常局限在城市之内，因而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多中心都市圈比单中心都市圈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也有一些学者具体分析了地理距离因素对集聚外部性的影响。Bottazzi and Peri(2003)、Fischer et al.(2009)分别以专利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发现欧洲区域间的溢出效应仅在300公里范围内是显著的。Moreno et al.(2005)通过选择不同距离阈值的空间权重矩阵探讨了技术溢出的衰减距离，结果表明当距离超过250公里时，欧洲17个国家175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不再显著。Hanson(2005)基于美国1970-1990年郡县数据的分析发现对于给定县10%的正向市场潜能冲击在200公里的范围内对工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多数国内学者顺延了国外主流的研究思路，主要从集聚外部性的视角探讨劳动生产率的区际差异。刘修岩和贺小海(2007)发现市场潜能和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陈良文等(2008)以2004年北京市133个街道的普查数据为基础，对经济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单位面积上产出和就业的弹性分别为11.8%和16.2%。刘修岩(2009)基于2003-2006年的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相对专业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相对多样化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陈洁雄(2010)将城市人均资本存量纳入分析框架，证实了技术效率和人均资本存量是非农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关键因素，其作用在近年呈强化趋势。略有不同的是，柯善咨和姚德龙(2008)利用2005年数据对地级城市的工业集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考虑了邻近城市间的外部效应后，就业密度的影响为负，表明我国城市内部的拥挤效应已经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
地理距离因素与城市间溢出效应的联系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符淼(2009)基于省区面板数据对技术传播的空间模式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随地理距离快速下降的技术外溢效应是导致局部集聚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技术外溢效应强度减半的距离为1250公里。陆铭(2011)的研究表明，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或天津)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大约只有大港口附近地区的一半。在距离大港口450公里范围内，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在更远的内地却降低了平均土地利用效率。孟可强和陆铭(2011)进一步发现长三角都市圈核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范围要略强于珠三角都市圈的香港，而环渤海都市圈仍然是多个港口城市共同起到辐射作用的城市体系。
多数的研究表明集聚外部性对劳动生产率存在重要的影响，但囿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往往将区域视为独立发展的个体，忽略了与地理距离相关的城市间相互作用。在少数着重考察地理距离因素的文献中，符淼(2009)以省域为研究对象，尺度较大，而集聚经济的作用范围通常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之内。陆铭(2011)虽然选择了城市数据，却仅仅考虑了到少数选定的中心城市距离的影响，降低了结论的可信度。此外，已有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文献普遍选择了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的“市辖区”数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误。以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列出的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在2003-2009年期间，有83个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变动超过总面积的2.5%，超出了土地测量误差的允许范围，可以认为发生了区划调整。
本文将力求弥补以上不足，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地理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然后采用近期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拟极大似然估计方法(Lee and Yu，2010)对2003-2009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集聚外部性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是研究模型的设立，第四部分是变量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是模型运用与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三、研究模型的设立
在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会通过地理临近、专业化、多样化等特征提高城市的产出水平，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城市的产出可以用如下一般生产函数描述：
Y=Af(K，L)(1)
其中，Y为实际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所使用的劳动力，A是由集聚经济等区位条件所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假设f(K,L)为一次齐次函数，即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对(1)式两边同时除以L可得：
Y/L=Af(K/L)(2)
在具体估算中采用C-D生产函数并取自然对数，可以导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模型：
Ln(Y/L)=LnA+βLn(K/L)(3)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A，文献中已经取得共识的重要变量包括区域和城市间的集聚外部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如Glaeser，1992；Ciccone and Hall，1996；Fujita et al.，1999；Henderson，2003；Bronzini et al.，2009)。另一方面，已有文献还通常控制政府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的影响(刘修岩，2009；陈洁雄，2010)。由于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不仅与城市自身特征有关，而且还受到临近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经济、技术和信息优势、生产率较高的中心城市通过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联、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等途径所产生的跨越区域边界的外溢效应促进临近城市经济绩效的提高。因而，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的两个城市之间通常有相近的生产率。受到Anderson et al.(2009)、柯善咨(2008)等学者的启发，本文对模型(3)加以扩展，引入邻近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建立空间面板模型：
阈值d的作用不是将距离d以外的城市从空间权重矩阵中去掉，而是将距离d以内的城市从空间权重矩阵中去掉(Halpern and Murakozy，2007；符淼，2009)，这样处理便于深入考察城市间近距离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该矩阵经过行标准化处理，使每行元素之和为1，为本文的距离分析提供了一个可比的框架。本文的样本中有266个地级市，通过排列组合，可以组成35245个不同的城市对，任意两个地级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为1188公里，标准差为665公里。全国各城市中心经纬度坐标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00万地形数据库获得。对于近年来已经更名或升格的城市，本文利用百度百科逐个进行了调整。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3-200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依据现有统计资料，地级市包括“地区”和“市辖区”两种统计口径。由于“市辖区”不包括下辖县和农村数据，行政区划调整过于频繁，因而本文采用相对稳定的“地区”统计口径。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和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剔除了研究期间土地面积变动超过总面积2.5%以上的城市，最终使用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于少数缺失数据，本文依据线性插值法逐一进行了补齐。
(二)变量介绍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劳动生产率，用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人员之比来表示。已有研究广泛采用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就业人数和在岗职工人数不包含乡村就业人员②，以此为基础计算劳动生产率、就业密度等指标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本文选择2000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区域经济年鉴》，从而获得更为全面的就业数据。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各城市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3年不变价格。与一些相关文献不同，本文没有将非农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理由在于：如果以非农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就必须控制非农劳均资本存量。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各城市历年的非农业投资数据，所以本文将劳动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并控制了劳均资本存量、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此外，部分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剔除了农业数据是为了控制高额农业补贴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Ciccone，2002)，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就业结构调整幅度较大，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可能会导致非农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因而，简单的剔除并不可取。根据上一节的理论分析，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
劳均资本存量(Lnvk)。根据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当年投资，还受以往累计投资的影响。本文采用戈登史密斯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具体借鉴单豪杰(2008)的处理方法。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取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价格指数以各城市所在省区为准，折旧率设定为10.96%。各城市基期资本存量以2003年各城市GDP占所在省区GDP份额为权重乘以该省基期的资本存量。③劳均资本存量等于资本存量除以总就业人数。
经济密度(Lndens)。本文采用城市每平方公里土地上年末人口总数的对数值来衡量经济密度。这一变量主要用于捕捉一个城市内部经济活动的密集程度和市场规模的大小。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城市通过企业和劳动力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近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潜能，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加速知识的交流和技术的创新，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Ciccone and Hall(1996)认为知识的外溢更可能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相对于城市规模，经济密度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集聚程度。
人力资本(Edu)。以知识、技能为要素构成的人力资本能够增强劳动者对信息与技术的获取与运用能力，提高实物资本的使用效率，对于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借鉴国内学者在面临数据约束条件下的做法(陆铭，2011)，采用中等学校师生比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
财政支出比重(Gov)。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还会受到该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程度的影响，本文用扣除了教育和科研支出以后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经济参与程度的影响，并预期这一变量的影响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增加该城市的物质资本存量，还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对该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本文用各城市每年所获得的实际外商投资额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开放程度的度量指标。其中，实际外商投资额按照历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格折算成人民币。
产业结构。高效的城市经济体系需要以合理的产业结构作为基础。考虑到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和二三产业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采用一个城市第二产业(Ind)和第三产业(Ser)增加值在其总产出中所占比重来反映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不仅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提高产出，而且通过溢出效应和网络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降低物资和人员的交通运输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有助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形成。同时，基础设施的改善还通过促进商品贸易、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和交流等途径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本文分别以各城市每平方公里公路通行里程的对数值(Lnroaddens)和移动电话与总人口之比(Mobile)来反映城市的交通可达性和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存量。
年份虚拟变量。用来控制非观测的时间固定效应。
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地级城市2003-2009年劳动生产率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各城市的生产率差异在2009年明显下降，表现出了收敛迹象。此外，中国各地级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政府规模地表现出上升趋势，师生比率、相对专业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攀升和人民币汇率调整有关。
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将全国266个地级以上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并求出2003-2009年各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得到表2。
由表2可知，东部沿海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劳均资本存量、经济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指标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在2003-2009年间的均值达到40285元/人，比中西部地区高60%以上，而人口密度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1.59和1.96倍，一方面显示出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三大区域空间集聚程度差异较大，西部地区由于人口稀少，城市密度低，产业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集聚效应尚未形成。如果存在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当前的经济地理格局显然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五、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Moran I指数从整体上检验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这一指数计算如下：
由表3可见，样本期间我国266个地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的Moran I值始终在0.2以上波动，显著偏离随机分布，反映出我国临近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通过拉格朗日乘子检验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子检验来判定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适用性，检验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的SEM-LM值为150.12(p值为0.000)，大于空间滞后模型的SLM-LM值84.96，而对应的SEM-RLM为65.16也远大于SLM-RLM的值。这说明对于城市劳动生产率而言，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将更为合理。经Hausman检验，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模型不再满足基本的假设条件，如果仍然运用传统的OLS方法估计模型参数会得出有偏或无效的结果。为处理这一问题，Elhorst(2003)研究了针对空间面板模型的ML估计。Lee and Yu(2010)指出，对于包含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的SLM/SEM面板数据模型，标准的极大似然估计(Elhorst，2003)是不一致的。因此，依据Lee and Yu(2010)以及Elhorst(2010)的建议，本文采用拟极大似然法(Quasi-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进行参数估计，整个过程利用Matlab和Arcgis软件实现。
(二)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讨论
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空间误差回归系数λ和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以往研究中常被忽视的区域间外部性对城市劳动生产率有重要的影响，邻近地级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这也意味着在对我国城市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时，不能忽视地理因素和空间效应的影响。
根据表4的估计结果和相应的检验，我们认为SEM模型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本文主要对SEM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首先，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一个地级区域的劳均资本存量对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一个城市的劳均资本存量提高1倍会使该地区劳动生产率提高42%左右，这与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也说明劳均资本存量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同时，一个地级市的经济密度每提高10%，劳动生产率会增加1.3%左右。说明人口集聚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技术外溢和本地市场效应能够显著地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相对专业化水平(RZI)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城市中某一特定行业的相对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专业化劳动力的集聚、中间产品投入共享以及企业间的技术外溢，由此导致该地区企业平均成本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多样化水平(RDI)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为正，但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这一指数可以用来捕捉一个地区不同产业企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劳均资本存量和经济密度后，并未发现支持城市的产业多样性能够显著促进其劳动生产率的证据，这一结论也与刘修岩(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第三，教育水平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教育质量的提升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劳动者的领悟和模仿能力，使劳动者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物质资本、先进技术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过高的政府支出造成了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扭曲和效率的损失，从而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所引致的技术外溢和前后向关联效应会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
第四，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第二产业的估计值明显高于第三产业。这一结果与陈良文(2008)的结论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当前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第二产业发展滞后，存在服务业比重虚高的现象。许多传统服务业部门生产与消费同步、高度个性化，难以普遍应用机器设备，无法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存在价格上涨较快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的“成本病”问题。
最后，交通密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费用，扩大市场规模，进而影响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人均移动电话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充分说明信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能够加快知识和技术在区域间的模仿、学习、交流和传播的速度，有助于克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经济主体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组织生产，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和配置效率。
(三)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随地理距离的变化
依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城市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既包括技术和效率的溢出，也包括经济溢出等途径。事实上，马歇尔所阐述的集聚经济的三个优势以及其后学者所概括的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无不与地理距离接近密切相关：首先，我国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地理距离和行政分割的制约，较短的地理距离有助于形成更加高效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增强了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其次，地理距离显著的影响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新企业更可能定位在原有的集聚中心的周围。最后，相似行业生产者之间信息传播和技术溢出的效率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知识的溢出效应尤其是非编码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往往局限在有限的地理空间范围内。
为了深入考察城市间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的模式，本文利用上一节确定的SEM模型和公式(5)确定的空间权重矩阵每相隔10公里进行一次回归，将不同距离阈值连续回归得到的空间误差系数和相应的t统计量记录下来。考虑到我国城市间的最短距离仅有6公里，④本文设定空间权重矩阵(5)的阈值d由10公里开始。
回归得到的结果显示(见表5)，我国城市间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大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过程：其波峰出现在40公里左右，空间误差系数达到0.885；而在40公里以外，空间误差系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至280公里为0.291，无法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就t统计量而言，空间误差回归系数在170公里范围内是高度显著的，t统计量都在10以上，此后t值迅速下降。为了深入研究城市间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模式，本文分四部分具体进行分析。
第一部分从10公里到40公里，受到地级市之间的市场分割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影响，中心城市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缓慢上升。过短的空间距离导致这些城市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地级市之间过于细化的行政分割也会对贸易流量产生阻碍作用，不利于城市规模经济的形成和经济绩效的提高。德国学者Henning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周边50公里范围内是主城的吸引范围，而50公里以外的小城镇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新的集聚中心。
第二部分为平缓下降区，从40公里到170公里，空间误差系数从0.885下降到0.756，人们在这一距离内便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考察，城市间能够进行较深入的分工与协作，因而存在较密集的溢出效应。这一区间也与我国城市圈域经济发展的实际较为接近，例如，我国三大经济圈中上海与苏州、无锡、常州和杭州；北京与天津、唐山；广州与珠三角其他8个核心地级市的地理距离也处于这个范围内。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的东莞市、顺德、昆山等城市与区域核心城市临近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一方面能够享受到集聚经济在城市间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避免了与核心城市的竞争。因而能够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的集聚，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县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等城市。
第三部分为快速下降区，从170公里到280公里，空间误差系数迅速下滑到0.291，此时t值仅为1.69，说明目前我国中心城市的经济和技术辐射范围基本局限在280公里以内。这一结论与我国经济区域的发展状况基本吻合，现有区域规划中北京与石家庄、上海与南京、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哈大齐)、成都与重庆(川渝)的地表最短距离恰好在这一范围内。而在珠三角经济圈，距离广州280公里以外的汕头市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035.87亿元，占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4%，而人均产出只及深圳的22%、珠海的29%，在广东省处于落后地位。
第四部分为280公里以外的地区，由于地理距离的增加和权重矩阵中存在经济联系的城市单元的减少，城市间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明显减弱，空间误差系数始终在0.3以下噪声地波动。这一结论与Bottazzi and Peri(2003)、Hanson(2005)、Moreno et al.(2005)和Fischer et al.(2009)等学者得到的结果较为接近。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09年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近期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地理距离、集聚经济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后，一个城市的经济密度、相对专业化水平和劳均资本存量对其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邻近城市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城市间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在170公里范围内最为显著，此后明显减弱，至280公里以外几乎消失，最优的溢出距离出现在40公里附近。
本文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其一，各级政府应鼓励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区的形成，提升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带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二，摒除地级市之间的行政壁垒和保护主义限制，强化西安与咸阳、太原与晋中、黄冈与鄂州、广州与佛山等40公里范围内城市间的同城效应，加快基础设施和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从而削弱行政分割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影响。其三，积极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重点改善区域核心城市170公里范围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几个中等城市的交通运输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城市间资源和功能的整合，形成布局合理、联系紧密、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结构，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估计只获得了城市间劳动生产率溢出的总体效应，未能区分技术溢出、经济溢出和产业趋同等具体的影响机制。系统的识别这些机制的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我们未来研究和探索的方向之一。
作者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本文使用地理距离度量城市的空间关系，因为地理因素相对外生，能够避免交通距离内生于城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计量偏差。
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与个体私营人员之和占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不超过31%。
③考虑到2003年前各城市区划调整较为频繁，与本文样本不一致，将基期资本存量设定为2003年，并假设2003年同一省份内各城市的资本产出比相同。
④湖北省的黄冈市与鄂州市的最短距离不超过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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