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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些南方的朋友让我就纪念我国外语教育60年之际有所表示。当时间的车轮倒转，我再一次陷入尘封已久的往事。我这个20世纪“三十后”的老人，已经落在时代的后面，只能回忆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琐事。
1 主要外语语种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移
为阐述这个命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外语教育。我认为它具有三个特性，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教会性和地域性。先谈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我国的外语教育与曾经侵略过中国的国家的在华活动有很大联系。规模最大的是日本侵略军在20世纪让上海小学生学日语。最成功的例子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旧清华大学。当我入清华后，老学长经常向我夸耀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大学的外文系主任十个中有九个是清华毕业的。一些教会学校在教授外语方面有其特色，如学英语上基督教办的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学法语上震旦大学及其附中，学德语上同济大学及其附中，至于重视英语教学的教会中学还有圣芳济中学、中西女中、清心女中、启明女中、培成女中、圣玛利亚女中、宴摩氏女中等。就地域而言，有南方城市的英语，哈尔滨的俄语，长春和沈阳的日语。总的来说在大学和中学开设较多的还是英语，可以看作那个时期的主要外语语种。
待我1950年考入清华后，清华大学外文系下有三个组，即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俄文组人强马壮，学生多，团员多，班干部多。更主要的是，一进清华，就学习这样的口号，“清华园是革命家庭，外国语乃斗争武器”。同学们对前一句话完全接受，对后一句话就有不同的解读了。俄文组同学理所当然地学习俄语是为了和苏联老大哥一起与帝国主义斗，英文组和法文组的同学学习英语和法语只能以所学外语杀回马枪。在一次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俄语教授交谈时，他坦陈那时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北京大学有3个外语系，即俄语系、西语系和东语系。英语只是西语系下的一个专业，俄语的地位正式获得确立。上面提到的北师大老师还向我谈到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毕业后，国家人事部明确规定凡是学俄语毕业的，加10元工资。今天来说，这个钱数，小菜一碟，但那时大学生毕业起薪才46元，一年后转正也不过56元，因此他们拿到这额外的10元钱内心都是美滋滋的。
以上情况表明，这是我国外语教学中的第一次战略转移，主要外语由英语转为俄语，许多英语教师改行教俄语。这个格局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突然许多俄语翻译改行了，原来学俄语的一些学生被通知改学英语。那么，哪个语种来领头呢？由于三年大灾荒和为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些领导当了“走资派”，没有人对中国的外语政策去操心。
“四人帮”倒台后情况逐步明朗，许多教学大纲的制定，都是让英语先行一步，其他外语语种跟上。教育部与专家商讨问题，首先找的是英语界的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吴景荣、陈嘉、杨岂深等老先生。
英语专业招生数的大大增加、大学英语的全面开花、英语作为义务教育的必修课，都标志着英语作为主要外语语种地位的确立。这是我国外语教学从俄语改为英语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大批俄语教师改行教英语，所不同者，国家人事部没有给学英语的毕业生加一级工资。
2 实现了由“文”向“语”的转向①
新中国成立前外语教育是着重“文”的。大学则在文学院下设外文系或英文系，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杨周翰、周珏良等，以及文学、戏剧、翻译、外交、新闻，甚至外贸部门的人才。
1950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下的英文组的“文”已经有名无实，因为低年级的课程设置基本上以听说读写的技能教育为主，如李赋宁先生的阅读课（包括每两周一篇的作文），罗念生先生的翻译课，徐锡良先生的口语课，杜秉正先生的文法课，还有一位助教何士侯先生管管听力和课外阅读。这时，我们被告知新中国需要翻译人才。
1952年我国的大学实行院系调整，系统学习苏联的专业化教育的经验，清华成了理工科大学，北大成了综合大学。我在新北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班主任兼精读课老师分别为俞大绸先生和赵昭熊先生，潘家洵先生和张谷若先生教翻译，钱学熙先生教报刊阅读，伍鸿声先生教口语，张珑和徐华棵先生教泛读。显然，所谓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采用的仍是一个以“语”为主的教学模式。
不久，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很快向上反映，所谓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中的“文学”未能体现，教育部曾同意北京大学可以让1952年后入学的学生以文学为方向。从此人们习惯地认为原北京外国语学院以“语”为主，北京大学以“文”为主。特别是周扬同志明确肯定北大的文学道路。一方面一些老教师如李赋宁先生、吴兴华先生、杜秉正先生和美国教员Winter等为中青年教师进修开了多种文学课，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文学路子”为北大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队伍，如吴祖存、张祥保、孙亦丽、祝畹瑾、罗经国、龚景浩等。另一方面，陶洁和吴冰所在的1954级的学生在1958年有机会上了一些文学选修课，王逢鑫所在的1957级在高年级时上过李赋宁先生的“文学选读”，张谷若先生的“文学翻译”，罗经国老师的“英国文学史和选读”，赵萝蕤先生的“美国文学史和选读”等课程。估计当时的其他综合大学也走过一段文学道路，但其间不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
1993年北京大学决定让英语专业独立成系时，曾邀请北京的一些老先生讨论系名，“英文系”这个方案给否了，从此被称为“英语系”。1996年学校决定成立“学院”，讨论的结果是成立“外国语学院”，不是“外文学院”。
“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也反映了这一转向。那时全国合力编精读课教材，北外许国璋先生挂帅编1-4册，北大俞大絪先生编5-6册，复旦徐燕谋先生编7-8册。这在北大称为“八块豆腐干”。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第一个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时，我代表北大提出放弃精读课四年制的教学模式，精读课和其他基础课只上两年，留出两年时间给文学方向和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分别开设文学方向或语言学方向的专业课。北外的代表也宣称他们只在一、二年级设精读课。这两个学校的改革受到一些学校的反对，说他们的学生能把基础课学好已经不错了，因而第一个英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仍以精读课为主，北大只保留上两年基础课的特殊安排。其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只考“语”，不考“文”。为了打破这个僵局，王佐良先生曾建议像文体学这类课程完全可以代替传统的精读课。
虽然“文”在外语教育中已失去主角的地位，从改革开放后的大纲来看，英语专业的大纲还是列出比较多的文学课程，出版社也出版了多种文学教材，这是前30年所未见到的。教育部对北大的以“文”为主的观点经常网开一面，令人欣慰。
从全国范围看，在“语”、 “文”之间的关系尚未统一认识之时，又添了一个新生事物，那就是为了学生毕业后的求职考虑，许多学校实行“英语+经贸”、“英语+法律”、“英语+旅游”等教学模式，实际上能投入“文”和“语”的课时更不多了。为此，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何兆熊教授在上海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对许多通识课程没有一定的课时去落实表示束手无策。
上述情况表明，“文”、“语”和“第二专业”的彼此关系有待今后30年或60年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3 不同风格的语言教育
当我们进一步讨论以“语”为主的外语教育时，会发现人们对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教育的认识不全相同。在北大教研室开会讨论时，常提到这么一个故事。两个中学生，一个考上北外，一个考上北大。北外那个学生来北大看望老同学，不时说上几句英语，表示她英语讲得流利，而北大那位学生拿起书桌上的小说问她这本书看过没有，那本书看过没有，表示自己看了很多书。这说明两个学校在语言技能教学上有不同的风格，一个重听说，一个重阅读。北外一贯重视听说训练，讲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据说第一个学期在语音教学和纠音上投入大量时间，北大虽然也有一些老先生，如周珊凤教授和王式仁教授在课外给同学纠音，所花时间并不太多。作为一度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的我，为了加强听说教学，需要把从事听说教学的教师队伍稳定下来，曾提出专门成立一个听说教学小组的建议，李赋宁先生认为无此必要，这不利于教师的长远发展。我想他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反之，李赋宁先生对写作课非常重视。到新北大后，他不给我们上课了，仍然很关心我的学习，让我把三年级写的作文全部拿给他看，阅后提出中肯评语。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李先生已靠边站，不担任教学领导，但在这些同学毕业后，一谈到工农兵学员，他总是检讨，他对不起这些学生，没有让他们在学校期间写过一篇作文。我在担任英语系主任期间排课时，最大的难题是老师不太愿意上写作课，因为工作量大，或者怕本人语言水平还不够高，对病句把握不住。这时，李先生又给我们提出一个我终身难忘的措施，让每门课的教师都要求学生写paper，“Every course is a writing course”。显然，李先生认为写作最能考察学生的英语程度。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各学校应有自己的特色，不必强求一致。同理，学生有不同的性格、兴趣和学习风格，不必按同一模式培养。在保证技能教学的共同要求的条件下，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有的往口语发展，有的往笔语发展，未尝不可。
4 新外语教学理念接踵而至，此消彼长
院系调整后，我在新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完成三、四年级的学习，当时采用苏联的教学理念，即“活用词教学法”(active word approach)，相当于词汇教学法。班主任俞大纲先生在教完一篇课文后，让学生把该课文中出现的活用词串联成一个情景或故事。这个教学法受到肯定，经常有兄弟院校的老师来观摩听课。过去人们是从词汇教学法来评价的，今天我更认为它已具有语篇教学法的雏形，一方面让学生活用所学的词汇产生一个完整的语篇，另一方面训练了学生运用口语表达完整思想的能力。
60年代曾听到过听说教学法，但我总认为它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太大，因为英语在中国毕竟是一门外语。离开教室去营造外语氛围有相当大的困难。
70年代，我回北大任教，常用的教学法主要有二，一种是功能主义的情景教学法。这在听说教学中最为明显，许多教材设定机场迎送、旅馆登记、邮局、饭店、公园等情景。在阅读课则普遍采用结构主义的句型教学法和替换操练法，每一单元学习一两个句型，然后进行其中词语的替换练习。应该说，这两种教学法在语言技能教学上是互补的。后来听到的反应主要是初期的情景教学法有些勉强，如你去邮局或旅馆，工作人员并不和你讲外语。至于句型教学法，我倒有亲身体会。1973年有位学生家长问我，她听说现在学英语只要学几十个句型就学会了，我一时语塞。后来发现真有此说，那就是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归纳了65种句型，进一步合成25种。Bolinger又把这些压缩成7种。从理论上，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说过，现在人们把学语言想得太复杂了，按他的转换生成语法，人们只要从“S=NP+VP”出发，然后运用重复、添加、省略、换位这四条转换规则便可生成无穷的句子。我当时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在教学中曾经试用，工农兵学院反映很“新鲜”，短训班的一位理科老师以为这是我“创造”的“数学语法”。于是我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刊物《语言教学与研究》（增刊）上发表过“论英语关系结构”的文章，后来雄心勃勃，给上海《外国语》杂志寄去“论名词结构”一文，石沉大海。碰巧我要去澳大利亚进修，这项研究没有再搞下去。到80年代交际教学法盛行，句型教学法才逐渐让位。对习得理论和句型教学法的批评是它过分强调语言天赋论和结构形式，而实际情况是语言教育离不开社会，包括儿童离开社会环境是无法习得母语的。
交际教学法从80年代中成为我国外语界的主流教学法后，我国为英语专业、大学英语、中小学英语编制的各种大纲都以此为指导思想。这个理念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解决了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外语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交际，学它干吗？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学外语，效果要好。话又得说回来，就在交际教学法鼎盛之时，对它的质疑之声相继出现。正如我在许多场合说过，交际教学法有两张王牌，一张是“teach the language，not teach about the language”，一张是“fluency over accuracy”。前一张王牌的实质是批判外语教员在语法教学上花时过多。但我个人认为批评者没有弄明白儿童习得语言和成人学习外语的区别。儿童在未上学前跟父母和周围孩子交流“习得”了语言，而青少年和成人要学的知识很多，整天“听说唱游做”时间上赔不起，也没有到处使用外语的环境，而他们的优势是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了，抓住语法发挥了他们的强项。对第二张王牌，我举一个实例。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有次陶洁教授向我反映，她给学生改作业，错误太多，一年级新生都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她给学生指出这些问题，不料有一位学生反驳说，“我写的东西外国专家都通过了，你的英文有外国专家那么好吗？”这是陶洁教授所不能接受的。于是我查阅了外国专家给学生批改的作文本，专家确实改动很少，但评语都是棒棒的。接着，我找专家谈话，他的回答也让我大为吃惊。他说根据他们的教学理念，即交际教学法，学生的作文不要改得太多，这会打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也不符合fluency over accuracy的教学原则。从此我对这两张王牌产生了怀疑。实际情况又怎样呢？由于学生基础不好，南方有所大力倡导交际教学法的学校中有多位老师私下跟我说，他们只好偷偷地给学生补习语法。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任务完成得慢一些，领导一般可以容忍，但是出了差错，那是大问题。譬如说，一个词语用错了，在外交上会造成政治影响；一个时态用错了，一份商业合同是否有效会引起争端；一个语态用错了，法官难以确定谁对一个事件承担责任。
除上述理论外，人们最近又提到认知教学法、建构主义教学法、连接主义教学法等。我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闭关自守，应当关注和学习国外新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赶时尚，像狗熊掰棒子那样，学一个丢一个。外语教师应当熟悉各种理论，更要了解它们各自的利弊，然后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培养目标和不同条件去运用其中的某些理念。
5 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外语教育仍有较高水平
这里主要对前30年的外语教育作一评估。
为什么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显然，这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过于频繁过于激烈有关。例如，我曾批判过我的老师，待我步入中年后，我又被比自己更年轻的一代改造。那时由于没有改革开放，外语教育不时受到外事纪律的制约。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有时让人无所适从。
以上说明，外语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为什么说“我国外语教育仍有较高水平”呢？因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国的外语教育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
以我个人为例，1952年我念完二年级的课程，便和一些同学被借到刘宁一同志领导的全国人大工作；1954年8月，我被统一分配到总参二部工作。我虽然在大学没有学过军事知识，但还是能把工作做好。1957年我经总参政治部批准，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比我早一年参军的同班同学黄用仪同志有次被借到外贸部，参与同荷兰商人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中国从荷兰进口奶牛，要求卖给中国的奶牛一定是怀孕的，要求所怀的牛仔不能在航行途中出生等，极为有趣。我们在清华北大都没有学过军事、农业或外贸。
黄用仪同志还向我谈到这么一个经历。1958年他从部队被借调参加党的八大文件的翻译工作，与钱钟书、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前辈一起。由于他年轻记忆力好，有关政治词汇老先生都要和他核对一下，他因此被老先生戏称为walking dictionary，说明大家对他工作很满意。还是这位同学，谈过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为了保证八大文件的翻译质量，领导专门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当顾问，这些专家对俄语组翻译的文件评头品足，但对几位老先生把关的英语组的翻译文件不敢妄自乱评，可见中国英语师资的水平之高。
中国外语教育的高水平也表现在1979年1月，我和其他八位教师被教育部派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该校英文系对中国教师的英语水平有所低估，只准中国教师选修本科课程。不到一个学期，他们发现估计错了，于是改让这些教师选修研究生的课程。更具体的一个实例是一位叫马克的美国留学生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源深老师都是攻读澳大利亚文学的，马克最后坦言他搞文学不如黄源深，回美国后不想搞澳大利亚文学了。我本人也经常有澳大利亚同学来请教如何找材料，如何选题，如何写论文。又如，数年后，悉尼大学授予胡文仲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再次肯定了中国留学生的实际水平。
我所朝夕相伴达三年之久的1975级工农兵学员也是好样的。在我这个教学小组长的培养下，在2个班28名学员中，有一位曾任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现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一位是暨南大学英语系比较文学教授，一位在美国佐治亚州负责全州公立图书馆系统的馆员培训工作，一位是重点中学的校长，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民营企业家。我们这些启蒙老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以设想，其他高校的外语教师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会取得这样那样的成绩。可见我国的外语教师能完成党和人民所交给的教学任务，而且完成得如此之好，没有高度的忘我献身精神是难以实现的！
6 改革开放迎来了外语教育的大发展
自1978年开始，我国的外语教育大为改观，形势大好。
从教师队伍来说，教育部领导和各校领导大力培养中青年教师，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政策。国外学者应邀来华讲学。1976年教育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邀请英国语言学家Leech教授和教育专家Nuttel女士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了为期各1个月的短训班。之后有Quirk，Hockett等一大批专家陆续来华。我研究语言学便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在“派出去”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教育部派遣中青年教师去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深造，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公平的选拔考试。我便是和胡文仲、黄源深、侯维瑞、杜瑞清等教师经过笔试和口试合格一起去澳大利亚进修。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公派和自费出国的大军日益壮大，他们回国后成为各校外语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自1977年实行的高考制度保证了高校生源的质量。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和1982年的博士生招生进一步为我国自主培养高质量的外语教师队伍和向政府机关和社会输送优质人才奠定了基础。②1982年在北大英语专业教研室的一次会议上，我曾发表过一个看法，那就是要使本专业教学真正达到国际水平，应彻底改造师资队伍，今后的教师应具有博士学位。此话一出，许多教师都不安心了，找各种途径出国留学，因此有的教师认为我是造成教师不安心工作的罪魁祸首。说也奇怪，就这么一、二十年时间，如今没有博士学位的求职者很难跨进我国高校一些英语专业的大门。这是我国外语教师队伍的又一支生力军。我所指导的21名博士中，已有13人任教授职务，12人也做了博士生导师。事实上，我国外语教育今天已由“六十后”的教师挑大梁了。
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教育部狠抓各种专家机构的建立，如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会等。在政府官员和外语专家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新的教材大量问世，新的教学理念为教师们所关注。同时，一些老先生的治学经验是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正在受到重视和研究。这已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中心的一个重大课题。
过去有人可能认为外语教师只是一个“教书匠”，甚至在前30年给一些著书立说的、在课余从事研究的老先生简单地扣上“一本书主义”、“只专不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帽子。今天情况变化了，能从事科研活动是对外语教师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人们只知道《外语教学与研究》一种刊物，现在《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中国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电化教育》、《中国英语教育》等的出版有令人眼花缭乱之感。
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也有惊人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大学英语师资匮乏，基本队伍是本科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以及从俄语改行的教师。现在没有硕士学位者求职常被拒之门外。同时，教学和科研上也取得巨大成就。我有幸在2001年和2005年两次担任教育部优秀教学奖专家委员会的外语组组长。其结果如下表所示：
比较上述两个年份的评奖结果，不难看出，大学英语教学取得惊人成就。这个统计数字含金量很高，因为11名评委中绝大部分是从事专业外语教育的，其中有4位是高校校长或副校长。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教师不仅在贯彻新的教学理念上下工夫，而且善于掌握新的电子化教学技术。从最近几年各种口语演讲比赛看，得奖的有不少是大学英语学生，而不是英语专业学生。
如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后30年的政策调整保证了中国外语教育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尽管我国的外语教育有时是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但由于广大外语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外语教育走上康庄大道。如今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全党全民共同奋斗建设和谐社会，可以预料我国外语教育事业今后将会有比前60年更大的发展。如果有人说中国的外语教育落后，中国外语教师水平差、不敬业，我这个“三十后”会向他耐心地客观地介绍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有人愿意为外语教师，已故的，退休的，在岗的，献上一曲赞歌，我会把他紧紧拥抱！
注释：
①这里的“文”指外语教学中的“文学路子”，除语言课外，也通过文学课程教授外语；“语”指单纯开设有关听说读写译和报刊选读一类课程教授外语。这里，不在其名，而在其实。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已故侯维瑞教授曾被邀请评议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教学，留下一句名言，说复旦不是两条腿走路，是一条腿走路，所缺的一条腿便是“文学”。顺便再谈另一件事。从学科分类来说，各个外语专业的一级学科是外国文学。有次外国文学学科开会，北大的陶洁教授与会，回来后很有感触地说，外国文学学科的会，怎么主要成员都是搞语言学的，搞文学的只有一个。看来，两位教授对这个由“文”到“语”的转向没有看透。
②1958年北京大学曾招过一届人数极少的副博士研究生，原定1961年1月毕业，因运动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