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概观——Survey of 20th Century Research of the Literature of Sui,Tang,and Five Dynasties——Chen Bohai，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隋唐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学论文,Surve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124-07
隋唐五代(581-960)这380年间，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地被视为一个发展段落，但若细加区划，又可以分解为隋代(581-618)、唐代(618-907)和五代十国(907-960)三段，其中唐代独占290年之久，自然构成整个隋唐五代文学的主干。为方便起见，我们这里先分别简力量地介绍隋代文学和五代十国文学的研究情况，再着重考察唐代文学，并将有关隋唐五代文学总体情况亦一并在唐代文学研究中交代。
隋王朝虽是独立的王朝，但国运短促，仅37年时间，文学上未能有突出建树。况且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以前，南北政权还处在分裂的局面下，那时的文学严格说来只是北朝文学的一部分，不能笼括整个文坛。故而文学家也常将隋代文学归之于北朝文学的尾声，附在南北朝文学的时段里叙述。基于以上两个原因，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中很少出现隋代文学的专题性探讨，迄今未见一部著作问世，少量论文亦多是关系到具体作家如薛道衡、卢思道等，罕有对隋代文学的宏观把握。1963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载有汪之明和余冠英的学术通讯，就“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问题交换意见，惜未作进一步展开。1988年第2期《淮阴教育学院学报》上章壮馀《试论隋唐的诗风》，1997年第2期《齐鲁学刊》上曹道衡《论隋代诗歌》，同年第2期《唐都学刊》上康震《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以及2000年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张采民的《隋诗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可能是仅存的几篇隋代文学专论，虽有隋代文学（主要是诗歌），一般特色的阐发，而讨论的重心却共同地落到隋代作为六朝向唐过渡的承前启后作用上，足以见出学界注目之所在。
当然，有关隋代文学的研究并不限于这些专论，许多文学史著作都涉及。如曹道衡、沈玉成编撰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便设有“隋代文学”专章，除总体介绍外，还评述了十多位作家的诗文创作以及民间歌谣。曹道衡、刘跃进编著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于“后编”亦设有“南北融合时期的隋代文学编年”，对公元590年至618年间逐年发生的文学大事与背景材料作了系统的爬罗梳理。文学资料的收辑则有清人严可均于嘉庆年间编写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包括《全隋文》36卷，收文700余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出版；今人逯钦立纂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包括《隋诗》10卷，收诗400余首，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又，今人任半塘、王昆吾编集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其正副编里亦收载隋代杂言歌辞共33首，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再有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石刻、敦煌文献、吐鲁蕃文书以及各种方志里增补得到的隋文，据统计达200余篇，这些都可用为进一步深入探究隋代文学的材料依据。
与隋代相比，五代十国不仅在时间跨度上稍长（以960年北宋代周为下限，五代历时53年；而若以979年北汉灭国、宋王朝一统为下限，则五代十四共延续72年），且因其直接承唐而来，唐末文人多进入五代（五代固有“闰唐”之称），所以对这一时期文学现象的研讨较盛于隋，而有关唐代文学的著述中也往往包含五代。在文献资料的收辑上，《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含有五代作家的作品，清李调元在此基础上编成《五全代诗》90卷（后又补刻10卷），收录五代诗人诗作更为齐备，今人何光清曾加点校，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另有清王士祯初编并经由其门人郑方坤等删补的《五代诗话》10卷，搜采五代诗人的轶闻琐事共1200余条，亦由美籍华人李珍华点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此外，像林大椿所编《唐五代词》（商务印书馆1931年）、张璋等编《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以及曾昭岷等新编《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均以五代曲子词为收录重点；而王汝涛编校的《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和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订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亦录有大量五代作品。据此，经20世纪学者的不懈努力，五代十国间方方面面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它足成规模。
相形之下，五代文学的理论总结还显得较为薄弱。1935年商务印书馆刊行近人杨荫深所著《五代文学》一书，共17章，首章绪言和末章民间词曲以外，其余15章即按五代与十国分编，每个朝代或国别各占一章，这可以说是系统介绍五代文学的一部专书，但全书篇幅仅55000字，且多为作家生平事迹的罗列，体现不出文学史家的手眼。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五代文学的研讨基本上是在唐代文学的笼罩下进行的，尽管一般唐代文学史的著述都少不了涉及五代，终不免给人以绪馀之感。直到80年代以后，随着唐代文学研究全面深入的展开，五代文学作为其中有机的一环也开始得到凸现。陈顺烈、许佃玺合编的《五代诗选》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选107位一玳诗人诗298首，各加注解说明，并列有简要的诗人评介，是第一部五代诗歌的专选。专论当以台湾大学何金兰于1977年写成的博士论文《五代诗人及其诗》为最早，而大陆地区在90年代也出现了一批相关成果，如贺中复《五代十国的温李、姚贾诗风》（《阴山学刊》1996年第1期）与《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韩云波《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兴武刊于世纪末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这是一本真正的研究专著，不仅对五代文人的生活环境、行为方式、人格心理以及五代诗歌的主题取向和艺术风格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论析，并由此清理出五代诗歌作为唐诗向宋诗过渡桥梁的三条主要线路，这对于以往多将五代诗视为唐诗衍流，无疑是重要的突破。与此同时，一些唐代文学的著述中也加强了五代的研究，如吴庚舜、董乃斌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中即有三章专论五代十国文学（包括有关李煜的一章），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亦设有厚厚一卷《五代卷》（贾晋华执笔撰写），表明这一段文学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五代文学作为唐宋文学间的过渡和隋代文学作为六朝向唐的过渡，更深切地反映出唐代在整个隋唐五代文学中的核心地位，20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也正集中地显现在唐代文学的研究上。由于唐诗、唐文、唐五代词、唐五代小说等分体文学研究各有其专门的领域，详细陈述，这里难以拟就一个世纪以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总趋势作一点轮廓性提示。
一、拓宽视野，对各种类文学加以全面观照
唐代文学体类丰富，多姿多采，人所共知，但在19世纪以前士大夫阳层崇雅贬俗、伸正诎变的心态制约下，并不能得到合理的展现。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唐诗和唐文这两种传统的雅文学类别上，曲子词要进入宋代方受评论家重视（清人奉为词学宗主的如“姜张”、“苏辛”、“周吴”等皆为宋人），传奇小说等更不在话下。20世纪以来，这种轻重失衡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唐诗因其艺术的高卓和流传的广远，自仍是研究的重心，于世纪初至世纪末从未中辍，且在材料的开掘、对象的扩大、角度的出新和辨析的深细诸方面不断有所精进，它依然代表着这一时段文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唐文的情况比较复杂。受“五四”新文学运动波及，学界对古文的兴趣远不及诗歌（骈文与赋更被视为“死文学”而打入冷宫），但韩、柳毕竟是文章大家，古文写作在当时又含有反骈文的革新意义，所以一般文学史著述中仍给予相当位置。50年代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念愈益渗入文学史领域，“古文运动”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翼开始被强调，而其内部的“韩柳之争”因亦得到片面化的张扬，再经“拨乱反正”后的重新评估，终于在80、90年代间产生了一批较有深度的学术成果。相比之下，唐代骈文及赋的研究则依然滞后，90年代里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俞纪东《汉唐赋浅说》（东方出版中心1999）以及若干相关论文的发表，算是填补了此项空缺。
诗、文以外，唐五代曲子词、传奇笔记小说和敦煌俗文学等研究的兴起，乃是这个世纪古典文学学术领域里的新的亮点，而取径各有不同。曲子词的研究直承自晚清词学，开初像王国维、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所做的工作都还属传统方式，而后受敦煌民间词发现的推动，不仅充实了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有关词的起源、演进、体性、风貌等认识，由此引发20、30年代之交胡适、胡云翼等用新观点写成的词学论著。此后，传统方法与新观念、新方法逐渐得到交汇，从而促使唐五代词的研究稳步向前发展。小说研究另是一番情景。由于历代士夫文人的轻视，唐五代小说的学术建构基本上要以20世纪为其肇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24）特辟三篇专论唐传奇与杂俎及其《唐宋传奇集》的编印（北新书局1927-28），标志着这门分支学科的发轫，而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的出版（商务印书馆1947），则揭开了专题性论著的序幕。世纪的下半叶，唐五代小说研究更趋繁荣，仅专书便有20余种（包括台湾地区正式出版物），同时出现了任半塘《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这样专事探讨唐代戏剧艺术形态的力作，充分显示出唐代文学研究全面开花的态势。但是，这个世纪的最大收获还在于敦煌文学研究领域的开辟，特别是像变文、话本、俗赋、词文、歌辞之类俗文学样式的纷然呈现，使得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地貌大为改观，其前无古人的创新意义应予高度评价，这方面成果当另作专题介绍，兹不赘言。
二、加强综合，力图把握文学现象间的整体联系
由各体类文学的普遍开发，便形成了断代文学的综合考察。20世纪文学史研究中的“唐代文学”或“隋唐五代文学”概念的建立，是对以往唐诗、唐文、唐曲子词的单独论列的一种超越。当然，新概念的建立有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世纪之初林传甲和黄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里，有关唐代文学现象的介绍仅限于诗文，而且是分别叙述，可见其观念的传统。1915年出版了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初次将整个文学的进程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四个阶段，唐代文学即在近古文学的开局，并首列“唐之文化及思潮”两章以为统摄。1918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刊行，亦将唐代文学置于近古文学史之发端，先列“唐文学总论”，而后按“唐初文学”、“武后及景龙时文学”、“开元天宝之文学”、“大历文学”等时序分别编列，说明断代综合的文学观念初步生成。曾、谢两史的唐代部分均已述及曲子词的兴起，曾史更列有专章谈唐代小说的盛兴，至1930年版胡小石《中国文学史》纳入唐代文学批评，同年推出的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纳入敦煌俗文学，于是唐代文学的内涵逐步完成。这期间还出了几种唐代文学的专史，如朱炳煦《唐代文学概论》（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胡朴安与胡怀琛《唐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1）、陈子展《唐代文学史》（作家书屋1944），虽较为简略，而开风气之功不可没。至于“隋唐五代文学”的名目则初见于1924年版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和1925年版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到罗根泽《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印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1945）始见成书。
问题的实质自然不在于提出“唐代文学”或“隋唐五代文学”的概念，而在于对贯串其间的文学运行脉络的整体把握，这才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意所在。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可以大别为两上方面：一是就唐代或隋唐五代文学的内部关系作综合性研讨，包括通论式的思考、发展脉络的梳理、专题性论述、分期分段综合括以及文人集团和文学流派的解析等；再一是就唐代文学与其他历史文化现象的关联作贯通性考察，包括唐代经济、政治、学术、教育、宗教、艺术、民俗、心理乃至民族交往、中外交流等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活动之间互动作用的探究。而两者又互有交渗。前一方面成果以50年代后出版的一批专史为代表，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王士菁《唐代文学史略》（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罗宗强等《隋唐五代文学史》上中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王运熙等《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乔象钟等《唐代文学史》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霍然《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吴功正《唐代美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9），还有大量论文涉及唐代文学的渊源、影响、特质、流质、体派、类别等问题。后一类著作则因其内容广泛而更显得色彩缤纷，其中从政治制度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及《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等；从社会生活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李志慧《唐代文苑风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关系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1）、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程蔷与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等；从宗教信仰与文学关系着眼的有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和《唐代道教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李丰楙《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6）等；从学术思想、文化建构与文学关系着眼的也有林继中《中唐——北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出版社1997）等；至于单就诗、文、曲子词、传奇小说某类文体或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等某个作家来谈论其与社会政治、习俗、思潮乃至文化传统间的相互影响的，更是不胜枚举。
三、注重实证，从事系统的资料收辑与考订
现代学术与前人艺谭的一大区别，便是不光凭信直感，而要立足于实证。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种种理论性成果，都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取得的。实证工作包括作品的辑佚与辨伪、典籍的整理与校笺、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订、文学活动的编年、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集、目录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等，这些工作前人亦曾做过，尤其是清代学者在实学风气影响下做得较有成绩。但总体而言，前人的工作做得既不全面（往往集中在几个大家身上），也不系统（缺乏配套工程），只有进入讲求科学实证的20世纪，才能实现如此的规模效应。这当然也有个演进的过程。大体说来，世纪的前半叶仍处在初始阶段，资料收辑与考据在某些领域虽已获突破性进展（如传奇小说、曲子词、敦煌俗文学），然均属学者个人所为，尚未有通盘筹划。50年代后，古籍整理和研究作为发展国家文化事业的基本措施提上议事日程，唐代文学史科学的建构便能在群策群力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而因受“厚今薄古”、“以论带史”之类“左”的思潮干扰，亦时呈摇摆不定状态。到清算了极左路线后，80年代以来的资料文献建筑工作便趋于稳步上升的局面，实证成果的加速积累成了整个唐代文学研究中最厚实的一个层面。
在辑佚工作上，《全唐诗》编定后，20世纪以来先后有王重民、孙望、童养年等人作了重要辑补，陈尚君总其成，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收佚诗6300余首。唐文方面出了吴纲的《全唐文补遗》（三秦出版社1995），另陈尚君亦有《全唐文补编》（待出版），收佚文5850余篇。曲子词、传奇小说等文类的编集已见上述。笺校工作上，除李、杜、韩、白、李商隐诸大家的文集皆有精校、精注乃至集释、集评的新本子问世外，其余名家或小家集子经整理、校注的不下四五十种之多，还产生了像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台北正中书局1983-198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东大图书公司1986）、郭在贻《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之类对断代分体文类进行总体性考校的专著。相关资料的汇集，举其大者有周绍良等《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周勋初等《唐代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与《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史双元《唐五代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等；中华书局自60年代以来还陆续刊行一套按作家归类的历代研究资料汇编，已出售代部分计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李商隐诸家。人物、事迹的考订成果甚多，集大成之作洵推傅璇琮主编并有多人参与编成的五大册《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95），另外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与《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郁贤皓与陶敏《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等亦富于参考价值。与此相关的便是文学活动编年，这在各个作家的年谱、年表中都有反映，更由此拓展为文学史编年，以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为发端，而以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四卷本（辽海出版社1998）为结集。至于书目、索引等工具书和研究著作的编纂，则有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傅璇琮等《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张万起《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方积云等《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其余各体类文学的书目、索引尚多，不一一枚举。
四、更新观念，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较之前人有很大的进步，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观念更新，上述视野的拓展、整体把握的加强以及实证工作的注重，都跟文学观念的变革有关。这一观念更新的过程，世纪之初即已开始。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强调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示人生之真相”，能“感发人之情绪高而上之”。同时的梁启超亦持“情感本位”说，他于1922年发表《情圣杜甫》一文，破天荒地将历来戴在杜甫头上的“诗圣”桂冠换作“情圣”，显示出由古老的政教中心论向新的人本思想的转移。正是这样一种视文学作品为普通人情感表达方式的信念，推动“五四”以来的学者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崇雅贬俗的心态，将目光投向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曲子词以及各种俗文学样式，遂使唐代文学研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态势。与人本观念并时兴起的，还有历史的观念，即将文学的发展变化看成历史演进的过程，而文学的演进又是整个历史生活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在1914年初留学美国时，就曾提出以西方“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当作改造中国学术的三大妙方（见《胡适留学日记》），其中“历史进化”构成了他的最根本的文学理念，而归纳方法（即实证）无非是达到论证文学历史进化的手段。胡适的看法在其同时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们致力于系统地收辑、考订史料，在此基础上勾划出唐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运行轨迹，并力求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贯通考察，这种手眼正是传统学术所缺乏的。故不妨认为，历史观念和人本观念的确立，奠定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
5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原本包含有宏大的历史理念，它把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视以为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重视文学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血肉联系，这对于纠正庸俗进化论的线性发展观，发扬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传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时学界对于唐代文学与唐代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探讨，对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的内涵、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评价、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等争议，以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诸大家的进一步研究，都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展开的。但是，由于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思维的严重影响，人们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忽略文学与历史文化生活的多方面联系，在接受传统上也隐于唯政治标准划线的偏颇，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的失当。
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倡扬，重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遭受扭曲的历史观念与人本观念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拨乱反正”的短时期调整后，学界开始了新一轮探索，于1982年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集合全国研究力量从事唐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这个时期的观念变化，一是表现为对前一阶段忽视史料工作的不满，大力提倡资料收辑与考订，于是实证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其实绩在世纪末的20年间有了充分的展示。二是批判和扬弃了那种两极对立的形而上思维方式，不仅对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人民性和反人民性”相斗争的公式给予彻底清算，就是对“五四”以来在“民间”和“庙堂”、“革新”与“守旧”、“白话”与“文言”之间划线的做法亦是重要的超越，这就大大拓宽了接受的天地，使得唐代文学演进中的内在联系以及各个作家的总体风貌能够更完整地呈现出来。三是注意把握文学现象与社会文化生活间的丰富、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科举、竞争、学术、文教、民俗、宗教、音乐、绘画各方面对唐代文学的影响，皆有专题性的开掘与阐发，在接续上半世纪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大大推进了一步。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加大，中外学术交流及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观念与方法的出新也更受人们关注。台港地区在70年代即已引进西方现代理论方法于古典文学领域，如借用英美新批评的理念来解读唐诗，借用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方法研究唐代小说，运用比较文学的眼光评论中外文学异同等，做出了一批成果，他们的先导成为沟通大陆与海外的桥梁。与此同时，我们也直接引进国外学者的成功经验，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所著《初唐诗》和《盛唐诗》、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所著《唐诗语汇意象论》和《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美籍华裔学者高友工与梅祖麟所著《唐诗的魅力》以及倪豪士所编《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等，均于此时期译成中文出版，在国内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国20世纪的唐代文学或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首先是布局的不平衡，时段上如隋代、五代十国甚至唐初、唐末文坛状况的考察就很不够，体类上如唐赋、骈文、笔记小说和一部分敦煌文学的探讨仍是薄弱环节，至于某些文学动向的忽略、文人群体的失落以及作家个性风貌掌握的不充分、不全面，则更不待言。其次是理论建构的落后，相对于积累厚实的史料建设而言，唐代文学的理论总结还显得贫乏、苍白，研究者常满足于对各种事象材料作描述性处理，缺少独具只眼的理解与阐释，也就难以从中提炼出深刻有力、足以开启心智的历史经验来。再就是研究方法的单一，目前大多数课题仍然袭用着世纪之初建立起来的社会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很少考虑将这一视角与其他视角结合起来运用，比如国外盛行已久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意象批评、形式批评之类侧重探索文学作品内部结构和作家心灵世界的研究方法，虽已介绍到国内并开始有人尝试，终属凤毛麟角，而比较文学、接受美学、传播学、计量史学等方法的采用亦仅在起步阶段。至于隋唐五代文学与其前后时段文学的贯通把握以及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融会整合，更是进一步要实现的目标，有待新世纪努力争取。
收稿日期：2002-2-27
标签：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论文; 隋唐五代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隋唐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唐诗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傅璇琮论文; 唐诗宋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