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公共性的发生：一种收编和共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一种观点的反思
一种意见认为，批判性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产生是市民成员交往的结果。市民阶级在文学、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往导致了不同意见的表达，并通过商讨形成共识以整合市民阶级的政治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观念的或者行动的，它们都会指向作为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协调，以及代表全社会用协调了的观念和行动评判并批判公共权力，批判的普遍公共性就此发生。概言之，这种交往一方面使市民阶级成为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这个阶级以普遍利益代表身份出现的把目标对准国家的统一行动，从而在本体论上把自身与公共权力区分出来了。
这一认识至少忽视了三方面的事实。第一，市民阶级的整合在形式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整合过程是以市民阶级的分层为前提的，其结果不太可能达成全体市民的真正一致，这一结果实际上把部分上层市民从整个阶级中提升出来并获得主体性，于是在市民阶级整合过程中经常出现紧张。对整合的摆脱或许最终没有明显效果，市民阶级其他成员往往不是其主体性受到遮蔽从而成为市民阶级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就是被吸纳进主体部分。第二，市民阶级依靠经济实践和话语不断侵入其他阶级的生活世界，把后者组合进由市民阶级建构起来的关系中，并通过一整套意识形态把这些关系固着在那些阶级的观念图景之中，不断消解着它们的真实抵抗。抵抗也许存在，但通常不会引向对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的结构性破坏并以新结构取代。第三，作为社会存在的市民阶级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认识范畴，但把它们看成完全分离的实体则是理论想象。它们通常存在于既紧张又支持的关系中，许多时候出现重叠。甚至批判往往也不涉及制度批判，它们是些政策批判。否认这一点，就不能理解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同时壮大的趋势。按照由分离而批判的观念，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所谓大政府小社会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过程，但两者同时强大的事实说明两者的趋向是一致的，无论是否承认，它们实际上总是统一在对政治的市民或市民的政治的共同体认之中，或者极端的说法是国家表征了市民社会的实体性自由（注：参阅〔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围绕上述认识展开讨论，以回应那些历史性地把市民社会看成真实统一体，把市民社会看成全部社会，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彻底分离、市民阶级的批判的公共性看成社会普遍公共性的理论，总之，是要回应那些把部分市民成员的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要求普世化的观念。
二、市场经济中是否产生了普遍公共性
近代公共性的发生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观念的过程，它开始于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变迁中支配地位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市民阶级的经济行为逐渐摆脱了以往独立公平市场中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以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代替了传统市场关系，并且使这种交换关系获得全社会的公共形式，接着由具有公共形式的经济交换关系的认识，扩大为在这种交换关系所能达到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关于政治公共性各种关系的认识。换言之，尽管近代公共领域集中表现为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或者批判，但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超越了地方性关系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也一般是以经济生活作为主要话题的，至少那些看似与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话语最终都可能被还原为经济的要求，从而公共领域起码在发生过程中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的。
这里需要强调两个互相关联的要点。第一，由于市场具有比资本主义长久得多的历史传统，所以市场本身不一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有在发生资本主义垄断因素的市场中才会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第二，在市场局限于地方性区域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表现出具有广泛性质的公共性，它只有在超越了地方性的时候才可以把个别社会群体的认识扩展到其他居民中去。首先看第一个要点。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的公平联系纽带，这种市场的历史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历史，它在中世纪就已经广泛存在，“深深地潜在于封建制度这一历史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注：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布罗代尔把它称为建立在一般生活世界的物质文明之上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通常以竞争作为标志，它是同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集市、贩卖等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但是这种市场经济与现代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往往不同，因为它的竞争和相对公平交易的特点导致把以垄断为特点的资本主义排除在外，而资本主义，恰好是与竞争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一种垄断（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21页。）。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因为区域的狭小，其经济规模不可能很大，利润通常比较微薄。资本主义则试图依靠自己的种种优势限制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垄断了市场，把触角伸到商业、生产和金融的几乎各个角落，另一方面不断扩张垄断规模，从而表现为不断追求高额回报，利润是十分丰厚的。
从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两者的关系可以引出另一个论点：在市场经济情境中交往的公共性难以成为普遍的公共性。在各个互相阻隔的独立市场之间其联系相对松散，因而不太可能产生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上看都保持了普遍性的公众话题。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它甚至很少涉及到民族国家以外的广大范围，那些在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市场尤其如此。从初级的集市、商店到贩卖的各种形式，市场交往一般是即行即止，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进行反思的空间，一些限制一般与直接交换活动相关，它们往往是具体的，不同领域和场所的限制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从而批判也具有了直接的和临时的意义，它们还远没有抽象成一种到处都适用的话语或意识形态，并通过批判引起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表象的广泛关注或共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布罗代尔对市场经济的界定，那么在这一生活领域中的批判远远不是在活动主体普遍相似的自我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意识被淹没在极其琐细的直接感受层次，交往被限制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对这种接触的认识只是满足于即时的经济或其它方面的收益，不存在关于生活的但又与具体事实保持距离的抽象知识体系，如果说存在一种批判的公共性的话，它也只是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这一事实说明，如果以这一生活领域活动主体在其行为中的真正独立平等性作为标志，那么似乎就不那么需要通过由于感受到了交换的不平等或其它束缚而强调个人自由的观念来抒发自我意识，并把它们扩展到外部世界。建立在个人自由和权利基础上的普遍的批判公共性发生于有着不平等不自由交换的感受的场合，更可能发生于企图为无限制的交换收益制造出一种合法性的场合——这种无限制的交换收益，显然在独立平等的市场经济中很难兑现，因为它必然要以损害其他主体的收益作为代价。
三、普遍公共性发生的经济事实
所以，普世的批判公共性不可能在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中产生，而只是在资本主义开始介入市场经济的时候才有可能。市场经济与竖立其上的资本主义有着部分过渡或重叠。在市场经济交换的上限存在着交易会或交易所这样的大经济层次，而它们必定是资本主义的层次，没有大层次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存在。尽管交易会是一种古老的形式，但其作用与交换的下限形式如集市、贩卖、店铺等小范围方式不同，它要突破普通交换的狭隘范围并把触角伸展到包括乡村在内的广阔的其他地区，一些大型交易会的参加者有时甚至遍及整个西方（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66页。）。正是在这样一些类似的交换形式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开始向打破领域阻隔的方向发展。交易会等形式与长期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基干活动的远程贸易互相激励，其奢侈品及货币贸易等上层形式影响甚至试图把其他经济活动囊括其中，并向垄断方向发展。受到利润驱使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胜出一筹的想法导致商人们互通声气，彼此联手，因为单凭个人的能力显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所有这一类的联合包括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它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这时的信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诉诸直接的人际伦理信任，而是通过型塑逐渐普遍化的规则为信任建立新的标准，这就意味着吉登斯所讨论的现代社会系统的“脱域”关系的初步出现（注：〔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6页。）。现在，原有的伦理慢慢淡出了交换关系，代之以通过大家认可并共享的一组规则、观念和意识形态，把所有参与者间接地联系了起来，采用忠诚、信任以及恪守指令等等表现形成相当严格的商业道德，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换中出现差错的偶然性，作为资本主义核心规则的近代私法发展了起来。私法不仅一如既往地强调商业道德，而且明确把这种商业道德的要求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同时还为契约主体的合意性提供了保障。私法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对于以往部分人“‘主观的’权利和‘客观的’法相互渗透”的原则，显示了两者与日俱增的分离，私法不再只适用于某一部分人，它在形式上对所有具有私法关系的个人和集团都具有普适性。在这种情况下，私法成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契约交换关系而不是身份关系、地域关系、血缘关系或等级关系的固定化、结构化和合理化（注：〔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9页，第203-204页。）。超出狭小地方限制的联合必定是以超越旧关系的经济、观念和法的关系作为前提的，也是以把规则抽离出具体个人和事实为前提的。
第二方面的要求涉及到联合的形式。联姻是人们乐于使用但却注定不是主要的形式。在交换关系试图建立起更加稳定和更为长远的预期信任关系的时候，出现了前后达四个世纪之久的汉萨同盟那样的巨大的商业网，而像1486年出现的伦敦冒险商人协会(Fellowship of Merchant Adventurers)那样的组织同样也是出于两方面的需要才建立起来的：尽量扩大其主要追求在于垄断的业务范围，同时协调内部成员的行为。在那些大型联合形式中，到处存在着征服、控制和渗透。布罗代尔指出，流通路线和商业网有规律地被一些集团所控制，它们力图独占、必要时禁止其他集团利用。但是这样一些行为必须同商人们富有知识的精明结合起来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资本主义交换行为特别是远程贸易中管理货币、汇票、支票和其他信用凭证以及编制一项交易的模拟结算等等活动需要十分丰富的不仅是专门性的知识，而且还由于随着往后民族国家的身影渐渐浮出水面并垄断了暴力，商人阶级需要告别过去简单粗暴的办法并发展出更为理性化的经营和合作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许多商人不仅接受实际的技能训练，而且或许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他们也具有人文主义素养。梅迪奇家族统治的佛罗伦萨商人成为人文主义者的朋友；一些商人尽其可能地向“有教养”的知识精英看齐，并努力掌握那些精英们的文化技能，使自己也成为少数“有文化”的人，而不是在集市、贩卖、店铺中瞎混的贩夫走卒（注：参阅〔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38-444页。）。
所有上面的情况都在表明，资本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正是这些少数人的事业需要，才把世界组合进有着统一规则的越来越庞大的交换网络中，并由这一交换关系生发出关于公共性的普遍诉求。但是这一过程产生了许多使人生疑但又令人无奈的情况。首先是市场经济中多数人的生活状态没有被观念普遍化，或者说这些人的生活多样性没有导致相对主义的普遍认可进而承认那些生存的合理性。这一事实尽管可以被归因为地域性的限制进而在交往中没有建立起对任何人都适用的公共性，但反驳意见也是可以成立的：相对主义的合理性正是嵌入当地社会环境中的，从而就其自身而言或许根本不需要以外在普世的公共性改变本地交往方式和性质。其次是与前面一个悖论对应，少数商人阶级野心勃勃的需求和满足这一需要的能力，通过与那些需求和能力相配套的本来也是局部性和少数人持有的文化和制度网络推向了全世界，而且还获得了普世公共性美誉。这些悖论证实了马克思讨论的经济动力学在起着关键作用，当扩张的经济树立起更多利润的标准和样板的时候，人们从观念上让可和接受它就是迟早的事，同时还意识不到那种与巨额利润相关的经济行为只是少数人垄断的结果。当布罗代尔所说的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迫地接受少数人建立的标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摧毁自己原有的生活生产和交换方式，同时似乎永远也不能够兑现那些标准对他们的诱惑。所以，普遍的公共性只是少数市民阶级对多数人的一种末世论承诺，而对多数人来说它却是对资产阶级公共性的主动或被迫挪用，正是这一挪用，使资产阶级公共性获得了合理性和普遍性。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普遍公共性的发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一展身手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些交换下限的种种形式本来不具有普遍公共性质，现在当它们进入普遍公共性时已经不再是合理组织与沟通城乡生活和生产的必要环节，反而逐渐沦落为资本主义经济链而不是一般交换形式意义上的下端，或者成为独立自由空壳化的市场经济的躯体。它们要么靠拢资本主义走垄断一途，要么和其他一些劳动方式一样仅够维持生计。事实证明，但凡商贩占首位的地方，经济一般比较落后，反之，伴随资本主义及其普遍公共性发展的是商贩联系形式的不断瓦解：1790年前后，巴黎有二万名零售商处于破产的边缘（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9页、第54页，第521-522页。）。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用不着再过多久，法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发动产业革命的地步。
四、政治权力：普遍公共性的最后屏障
然而，经济世界的普遍公共性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保护和推动是很难推向整个国家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建立了关于公共性的普遍标准并使之合法化，以及扮演了与国家的距离姿态从而表现为表象的批判公共性的话，那么政治权力与上层市民阶级的共谋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沃勒斯坦十分强调的关于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体系的论断还没有清晰表达出国家的作用的话，那么他的另一认识则明确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实体使经济收益分配到‘私人’手里的同时，又不断关注经济损失的基础之上的”（注：〔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正是从共享的利益出发，资产阶级与政治权力建立起两者既紧张又共谋的统一关系。由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通过公共领域试图收编公共权力（注：参阅〔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因而共谋贯穿了其中的大部分时期。
这一合谋关系开始于两者的互相渗透。随着市民阶级逐步增强自己的力量，把自己局限在经济世界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质疑，因为单纯谋求利润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有身份”的，同时它还可能强化从事一种“低贱”活动所招致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需要使文化和知识有助于经济活动，仅仅掌握一般计算、统计、书写还远远不够。市民阶级需要把自己的身份从“基层”摆脱出来，进而一方面不仅获得与贵族统治者接近的文化担当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分享着贵族作为其政治权力另一表达的文化中心地位——贵族阶级政治统治不只是依赖于血缘关系，它同时还要依靠社会对部分地是由贵族的族性派生出来的教养的认同。若干世纪形成的高贵、优雅，发展出每一种精致事物的同时还不失从容，以悲悯的姿态俯瞰众生从而表现出对社会的总体关怀，这一切都有助于强化对社会的超越意识和注定要统治社会的环境和气氛。所以，当人们发现在宫廷和贵族城堡中不时闪现出上层市民阶级的身影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市民阶级所要获得的不仅是教养，而且更是与教养如影随形的权力意识。他们经常出没于那些场合，暂时抑制自己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粗俗与贪婪，学着使自己彬彬有礼，与贵族们谈论文学、艺术，谨慎地讨论形势和政治问题，同时谦卑地聆听贵族们的教诲（注：参阅〔德〕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当他们转身面对社会其他成员时，他们已经变成上流人士，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同蜷缩在宫廷和城堡里的传统统治者彼此奥援，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接触”就这样发生了。市民阶级甚至没有停留在只是间接影响政治权力的水平上，他们通过出钱捐纳等形式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通过政治垄断为经济垄断提供保障，并把他们所建立或赞同的规则推广到政治权力能够抵达的范围，尽其可能地扩大这些规则的公共性程度。与此同时，宫廷和城堡还有助于形成最早一批市民阶级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普世公共性原则的合理性得以充分论证。但切莫以为那些原则不久就赢得了社会共鸣并具有了真正全社会的公共性质、从而对传统制度的冲击是社会的普遍事业。那些原则的普及或获得公共性基本上是一个“灌输”的过程，因为大部分普通人根本没有文化：即使到了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五千份，除了少数中上层阶级外，几乎无人能识文断字（注：〔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贵族同样也在向市民社会渗透，其主要结果是使自己资产阶级化。贵族们在王权和市民阶级的夹击下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与市民阶级合流。随着资产阶级进入贵族阶级的政治领地，贵族们不会对其经济影响力无动于衷。尤其在经济高涨时期，大小贵族要资产阶级对自己敞开大门。在16世纪末的英国，贵族和绅士干脆参加在对外贸易推动下新办的股份公司，到18世纪，匈牙利、德意志、丹麦、波兰和意大利的贵族纷纷从商，而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几乎对经商入了迷。相对于商业活动中资产阶级的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贵族阶级反而雄心勃勃大刀阔斧，敢于投机冒险（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9页、第54页，第521-522页。）。以上情况不仅仅反映了阶级身份的变化或模糊，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双向流动的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已经逐渐强大到可以慢慢瓦解旧的统治方式的程度，贵族阶级也乐意于接受资本主义的原则和精神状态，并以统治者的身份和实际作为增强和扩展了这些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公共性程度，与资产阶级一道摧毁了普通生活世界和市场经济的亘古以来的传统规则。这一过程恰恰是在统治者与市民社会接受了同一公共性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是市民社会规则向统治领域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两者在事实上合谋的过程。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统治阶级对市民社会原则的默许，对资产阶级公共原则的推波助澜，对通过那些原则获得巨额财富的觊觎，以及亲身参与以那些原则进行的游戏，所谓批判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能够建立起来。
绝对主义国家行为对资本主义的有力推动，再一次证明了政治权力是资产阶级公共性的屏障这一命题。被认为在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以后才出现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现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两者的实质关系。在绝对主义国家时期，往常的地方性知识第一次真正成为普遍性公共知识，这种普遍性知识既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反映。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无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内以统一的原则打破了封建制下的无论是地理的还是制度的边陲原则，把对这些原则的处理集中在国家手中，通过与地方和个人分离的官僚制依据似乎不受任何人左右的体制管理整个国家事务；对外在争取民族—国家的世界权力的旗帜下，一方面促成了本国资本主义进一步由内向外的推演，另一方面无论不同的国家如何扩张本国的资本主义，它们遵循和保护的却是同一个原则。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悖论现象：这一普世的公共性就其内在本质而论无疑是在大部分方面产生紧张或冲突的结果，然而它却毫不犹豫地被各国所持守；反之，资本主义国际冲突通过民族主义的口号遮蔽着普世公共性对一切不具有这种性质的公共性的欺骗、偷换、挪用、压榨、伪善、奴役、收编等等内在本质，而同时资产阶级批判公共性的成立与国家对这种批判的依附并行不悖。在凡有绝对主义国家出现的地方和领域，人们都可以看到普世公共性的身影。尽管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从未能够完整地把市场经济和一般生活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注：参阅〔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但在国家参与推动资本主义的时刻，后者的独立性还能够持续多久都是十分可疑的。
这一把普世公共性与国家结合起来的途径是通过被韦伯确认为资本主义内在品质的统治理性化过程进行的。沃勒斯坦曾经讨论王权在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和所属居民的均匀化四个方面展开的活动（注：〔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186页。），在所有这四个互相联带的方面资产阶级都充任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资产阶级参与了官僚化进程，一些大商人就是国家的税务官，他们在经营和征税的同时向国家提供大量借贷，以帮助后者在垄断暴力的过程中扫除障碍，并支持国家在追逐国际霸权、保障本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战争中获胜；国家垄断武装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反之“资助军事机构所需的大量货币，当然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注：〔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页。）。在创立现代法制方面，经过对罗马法的重构，一种在以往封建秩序中不能允许的私有财产的地位被确立起来，私有财产关系及其观念在表象上与公共权力脱离并批判公共权力，然而却以间接和隐晦的以及表现为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式支配着公共权力，并且由于“把很大的战区托付给市俗的启蒙运动”（注：〔美〕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3页。），特别是经过柏克(E.Burke)以降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解释和申张，市民阶级对私人自律的自我理解成为公共领域所依据的理性精神的唯一合理和正当来源。所以，新的法制观念既有助于支撑政治统治者，又有助于保障日益强大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这种说法绝非悖论（注：〔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3页。）。王权使属民均匀化的结果，使封建制度下经常被忽视的“少数民族”（商人）逐渐显要，国家权力加强了与除贵族以外的更多居民的关联，政权的公共特征由此就产生了。市民社会启发、指导、控制和批判着公共权力，因为公共权力竟然会偶尔偏离它的要求，或者把资金过多投向某些毫无效率的官僚机构以及宫廷，或者其政策在市民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中有失偏颇，或者在国际竞争中软弱无能。但是既然公共权力在沃勒斯坦考察的四个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那么市民阶级就会继续一方面表现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一方面把自我的公共性变为国家的公共性，要么就促使国家公共性与自我公共性相吻合。即使在经济政策方面，国家也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与市民社会相抵牾的倾向。自由放任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市民社会对国家干预的一种抵抗，但这是误解，因为无论是自由放任政策还是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它们曾经都是市民阶级在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下对国家政策的迫切要求：那些在国内经济方面已无可匹敌并对国外市场虎视眈眈的市民阶级，通过国家的自由放任政策扑向它们愿意所至的任何一个角落；另外一些则希望通过保护政策的羽翼使自己迅速崛起，从而与对手一争高下。与此同时，与国家的共谋丝毫不会影响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批判强度，因为正是通过批判，这一领域不断地向公众确证着自己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还赢得了普遍利益代表的假象。的确，当市民阶级和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批判，使之成为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交易中一个强有力的筹码的时候，这种批判的普遍公共性还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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