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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 （2000）03—0087—04
自1996年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以来，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渐渐地隐退到记忆里。而迅速积累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这最终又影响到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被缩小了的消费，成为进一步通货紧缩的压力。如此，一个经济的恶性循环态势逐渐显露出来。进入1998年，我们一改过去的经济紧缩政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的在于扩大国内需求，一方面补偿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而造成的外贸缺口；另一方面使改革以来不断积累的国内需求潜力得以发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所有这些扩张性政策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究竟是政策执行的时滞所致，还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切中我国经济的病因？我想，扩大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背景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许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一、展望21世纪的世界经济，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有人预期21世纪的世界经济时，与20世纪的世界经济作了一个对比。20世纪世界经济的特点是通货膨胀，而21世纪世界将进入物价持续下降的通货紧缩时期。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应该注意到，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最后几年里，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已成为现实。这不仅仅是诸如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使然，20世纪“战争与革命”连绵不断的时代结束，使我们迎来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新世纪，这为从以不断的战争为背景的通货膨胀转变为由“和平与发展”决定的通货紧缩创造了条件，而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又成为这种通货紧缩的一个前提。
回顾19世纪结束前的最后20多年，物价基本上以每年平均2 %的速度持续下降，世界经济却得到显著提高。例如，美国在这个时期，平均实际增长率为4.7%，加上物价下降等因素，名义增长率在1873 ～1896年的24年间平均达到6.7%的较高水平。因此，我们在畅谈20 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绩时，应该肯定，19世纪最后20多年的“经济萧条”是构筑今天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被我们认为是“灾难”的“经济萧条”，能够变成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呢？
19世纪末的最后20多年，正值第二次科技革命结出硕果的时期。它们在生产中的利用促使一系列新的产业陆续诞生。譬如，电力及其相关的电气、机械产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得到发展的。此外，可以说是现代工业核心的钢铁工业在这一时期采用了平炉炼钢法和转炉炼钢法，炼钢技术一举得到改良和创新。结果，不仅钢铁的生产量因此猛增，而且随之而来的价格下跌越发刺激了新技术的采用。它们成为这个时期的主导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实现了第一次升级，即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这同时，农业自身也得到发展。大型农业机械，尤其是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机械的使用，使得大面积的土地得以开垦。正是由于这些农业机械的广泛采用，农业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长，致使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在这一时期，技术上的进步还得到创新的经济制度的支持。例如，“股份公司制度”的诞生并在法律上得到完善，使得大型的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在有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调动零散的大众资金，筹集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正是19世纪最后20多年的这种技术和制度创新，使得这个时期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在持续的萧条中取得较大的发展。这种在上个世纪末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成就是否在本世纪再现出来，并且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会体验这种经济成就呢？
目前，我们正处在新世纪的开端，一场方兴未艾的知识经济革命使得技术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正在形成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得到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也在这一技术的背景下分享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成就。我国在这一潮流中表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在信息产业、知识经济发展中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然而，在这一发展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另一方面呈现的是，物价持续降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做出的反应是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然而，其效果并不明显。难道是我们的扩大内需政策有误？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拿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其实，我们所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新的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我国正在走向物价下降、经济增长率较高的“萧条性发展”时期。因此，在对待我国目前物价持续走低的现象时，应该选择一个新的思路。
二、开拓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实现经济的“萧条性发展”
经济的“萧条性发展”是在物价持续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物价持续下降会影响到企业产品的销售，从而制约了企业界的投资增长和生产能力扩大，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很低的水平。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萧条性发展”呢？上个世纪末的经济萧条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够实现经济的“萧条性发展”的根据在于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和制度创新，这对我们实现通货紧缩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我国从1993～1996年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之后，经济发展处于持续的物价下降的趋势中。虽然，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但是，在经济运行中一些不协调因素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为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活力，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这集中体现在寻求通货紧缩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
（一）要在不断临近的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进行技术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回过头来看看，这种发展更多地得益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空间较大的情况下缺乏动力，因而，它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还没有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然而，随着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效应降低，对外开放受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而由知识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技术革命的曙光，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希望。
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进入90年代，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号召。现在，我们正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这一战略。不过，还没有把这一战略与实现通货紧缩下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为此，我们在继续实现这一战略的进程中，要突出技术创新在“开辟新产业”中的作用，这主要使技术的研究开发对扩大经济领域和建立高度的社会经济基础作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技术创新中引入竞争机制。因为，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围绕开辟新产业进行，也只有竞争才能打破我国目前科研体制中的僵化作风。现在，我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正在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进程，这无疑开创了一种实现技术创新的新形式，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
（二）在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为充分就业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物价处于极低的水平，经济增长保持了相对较高的速度，而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失业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所以，我们在改变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时，着眼点不应该放在如何扩大内需上，而应该考虑如何实现充分就业。进一步分析，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即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扩张，有利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了充分就业，才能保证扩大内需真正地实现。所以，我们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就难免陷入这种悖论中。为此，需要我们改变思路，在扩大内需和实现充分就业之外寻找新的基础。而能成为实现充分就业基础的应该是由技术创新推动的产业结构创新。
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历史来看，首先是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大约延续到19世纪末。其次是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它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为新的产业结构所代替。最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如果进一步地考察产业结构变迁中引起的就业变化，就会发现，当产业结构实现了最初的转变时，新型产业的大量出现会使得就业空间扩大，从而促进社会实现充分就业；而在产业结构保持常态的发展中，由于缺乏新的产业的出现，所以，就业空间只能是量的扩大，这与迅速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形成矛盾，因而失业往往在这个时期比较突出。分析我国目前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可以找到有关失业形成的一系列原因，但更多的是在由一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就业结构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正是由于较少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使得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缺乏根本之策。因此，我们应该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可以作为解决我国长期失业问题的一个思路。如果能借此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我们目前内需不足的制约就会被消除，经济运行的态势会趋于良性。不过，如何才能实现技术创新，又如何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恐怕离不开制度创新的支持。
（三）为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有制度方面的保证。
首先，制度创新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分析19世纪末经济的“萧条性发展”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股份公司制度”在法律上的完善，就不可能有新技术在生产中的普遍运用。因为，那时的技术工业化提出的对资金的大规模需求，正是通过股份公司制度得到满足的。现在，我们要实现技术创新，同样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证。诸如知识产权的保护，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竞争机制的形成，这些制度方面的建设和完善是我们为迎接新世纪挑战必需的技术进步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
其次，制度创新还是产业结构创新的重要条件。回顾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历史，基本上是在市场竞争的自发推动下实现的。然而，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是无法重现产业结构的这种演进历史的，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有效的制度条件，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所以，当我们有一种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技术创新时，进一步寻求一种新的制度来支持新技术的产业化，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制度应该建立在为新技术的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险、政策优惠等保障的基础上。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完善“股份公司制度”为科技企业筹集资金提供便利条件；同时，适应新技术产业化的高风险，要提供包括政府担保在内的一套完善的保险制度，为化解高风险，促进对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提供有力保障；此外，为了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还需要国家建立一种倾斜的产业支持制度，提供包括税收、信贷、进出口等一系列的优惠。
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制度创新上取得较大的成就，那么一定会加快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而这又是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面临的失业问题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所以，在努力寻求启动经济的对策时，不要在需求本身作文章，而应该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寻找支持需求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抓住了这些因素，那么在我国也可以出现“萧条性发展”的局面。
收稿日期：1999—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