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效率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动态效率是经济增长、公共财政以及资产定价等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Abel et al.,1989)。Diamond(1965)最早注意到动态效率问题,并证明竞争经济可能会出现过度积累的均衡,其中人口增长率超过资本的边际产量,或者等价地说,投资大于回报,这样的经济被称为动态无效的经济。 Phelps (1961 )认为, 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golden rule)水平的经济是动态无效的。在一个动态无效的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再是帕累托最优:人们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增加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后续的研究表明,动态无效导致Barro(1974 )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不再成立(Weil,1987),但它却是在一般均衡中投机泡沫存在的必要条件(Tirole,1985;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动态无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来消除这种动态无效?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不是消除动态无效的一种有效途径?动态无效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会有哪些启示?中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本文通过对动态效率的衡量,可以判别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这实际上也给出了衡量增长绩效的一种方法。此外,衡量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对于推动有关经济泡沫的研究、分析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政策效应,以及深入研究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现实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经验研究时,由于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和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方法之一是估计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判断其是否超过经济增长率,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通常用企业利润率来衡量(Tobin,1965; Solow,1970; Feldstein,1977)。Feldstein和Summers(1977)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约为10%,远远在经济增长率之上,从而表明美国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方法之二是判断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是否超过了黄金律水平,即是否超过实际利率等于经济增长率所确定的资本存量水平。Ibbotson(1987)以及Cohen等(1995)采用该方法,分别利用1926-1986和1980 -1994年的美国数据,针对不同的基准利率进行经验研究,前者认为美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而后者认为美国经济是有效的。究其原因,在于利用该方法时存在一个问题:即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利率?是企业利润率、股票收益率,还是短期国债的无风险利率?在战后的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平均无风险利率,但明显低于利润率(Blanchard and Fisher,1989;布兰查德和费希尔,1997,中译本)。
方法之三是AMSZ准则。Abel等(1989)将不确定性引入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了一种判断经济是否动态有效的标准,即资本净收益大于总投资。他们发现自1929年以来,美国和其他6个工业化国家(注:这6个工业化国家分别为英国、法国、前西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美国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29-1985年,其他6 个工业化国家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60-1984年。)的资本净收益均大于总投资,从而说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是动态有效的。
实际上,在确定的均衡经济中,这几种检验方法是内在一致的,此时,资本净收益等于真实利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投资是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存量的乘积。而在不确定的均衡经济中,二者是不同的,AMSZ准则是前者的推广,在实际中更为适用。
二、代际交叠模型、黄金律和动态无效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个典型消费者的有限期界代际交叠(OLG,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最先由Samuelson(1958)提出,后来Diamond(1965)和Blanchard(1985)对其进行了扩展,其结构如下:
(一)基本模型
假设代表性个人生存两期——年轻时和年老时。年轻时通过工作挣得工资,用于消费和储蓄;年老时退休,靠第一期的储蓄生活。这样,在每一时期,经济中都有两代人组成:年轻人和老年人。
假设企业是完全竞争的, 其技术可以由带有劳动扩展型(labor-augmenting)技术进步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表示:
期出生的年轻人在t期年老时的消费。将(6)式代入(7)式得:
(10)式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律(golden rule)(Phelps,1961)。该式表明在经济永远持续(没有最后一代)的情况下,当时,每个当期和后代的成员都最大化消费,即达到了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
,即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水平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增加消费,从而使效用增加。这样,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这种过度积累的经济被称为动态无效。
很容易证明,在这个模型中,若取对数效用函数u(c)=lnc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若时间偏好率θ、人口增长率n、技术进步增长率都很小,折旧率δ很大,而且资本份额β很小,上述条件就能成立,资本过度积累就可能发生(注:假设一代为30年的话,取μ=0.82、n=0.35、θ=0.82和δ=0.78(分别对应于0.02、0.01、0.02和0.05的年增长率),则当β<0.24时,过度积累就会发生。),从而经济会出现动态无效。
三、AMSZ准则和中国经济动态效率
代际交叠模型表明实际经济可能会发生过度积累,从而产生动态无效。下面我们应用AMSZ准则判断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
命题1(AMSZ准则):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和所有自然状态,有R[,t]/V[,t]>0成立,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和所有自然状态,有R[,t]/V[,t] <0 成立, 则均衡经济是动态无效的(Abel et al.,1989)。
在命题1中,V[,t]是经济在t期有形资产的总价值,R[,t]是t 期资本的净收益,即总收益减去总投资。该准则表明:如果一个经济的产品从企业到投资者是净流出,那么均衡经济是动态有效的;相反,如果一个经济的产品从企业到投资者是净流入,那么均衡经济就是动态无效的。这个准则是Phelps(1961)提出的黄金律标准的推广。我们较熟悉的Diamond模型动态有效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量r超过人口增长率n, 而在Diamond稳态条件下,人口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此时,rK 为资本存量K的总收益,nK为新增加的投资,公司现金流的净流出为rK -nK。因此,AMSZ准则也是Diamond判别准则的一般化。
应用AMSZ准则判断实际经济动态效率。与许多最优增长模型(如Solow,1970)的判别准则不同, 该准则不严格依赖于对折旧或通货膨胀环境下利润的测量等会计判断。由于每个时期的V[,t] 通常都是正的,所以只需比较一个国家经济生产部门的现金流是净流入还是净流出即可。
下面我们将AMSZ准则应用于中国经济,研究转轨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的样本区间仅为1992-1998年的年度数据,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和净收益等如表1所示。其中, 总资本收益和净收益按如下方式计算:总资本收益等于国民收入加上折旧再减去劳动者报酬;国民收入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间接税减去企业补贴再减去折旧;总投资等于固定资产投资加上存货投资;总资本收益与总投资的差即为净收益R。
表1 中国经济(1992—1998年)总收益和总投资 亿元人民币
说明:总收益=GDP-间接税-企业补贴-劳动者报酬; 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收益-总投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1992-1998年,中国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为负,其绝对值均超过了GDP的3%,表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但从表1 的最后一列可以看出总投资与总收益差额的绝对值对GDP的比例除1992年外, 有逐渐减小的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有逐渐向动态有效转化的趋势。
上述结果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密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中,怎么可能发生资本的过度积累呢?我们认为,这种动态无效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根据杜两省等(2001)的研究,在1981—1997年的17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10.11%,其中物质资本投资贡献了5.82个百分点,相对贡献达到57.60%。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驱动特征。这样一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必然伴随着资本深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迅速降低,直至低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使得经济发生动态无效。
我们的分析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Kim和Lau(1994)、Young (1995)、杜两省等(2001)的结论,以及Krugman对“东亚奇迹”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些经济体在动员资源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在利用资源方面却难如人意。在这些经济体中,可以核算出的技术进步非常有限,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贡献,因而高速经济增长难以长时间维持下去。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资本深化的影响已经非常显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我们所关注的动态无效外,中国还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非效率,后者是我们的研究所没有考虑的。然而,上面的研究结论只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给定其他方面的非效率,只要适度减少资本积累增加消费,那么对于整个经济而言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四、消除动态无效的途径和养老保险制度
动态无效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度积累了资本,资源的跨时配置没有达到最优。那么如何改善经济的动态效率,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消除动态无效的途径:一种是通过市场方式,引入泡沫来调整经济趋于动态有效的路径。事实上,在代际交叠经济中,产生动态无效的可能原因是:如果没有泡沫资本,那么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若想在年老时消费,其惟一的选择就是储蓄,即持有实质资本,即使报酬率很低。因而如果在代际交叠经济中引入泡沫,那么当人们预期实质资本报酬率很低时,就可以把一部分储蓄转化为泡沫资本,从而减少过度的资本积累,提高动态效率(Tirole,1985;史永东和杜两省,2001)。
第二种方式是计划者设计某种制度调控动态效率。由于代际交叠经济的世代无限性,这就使得计划者(如政府),可以选择一条满足老年人消费的路径,即选择一条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分配消费资源的路径,而后者在没有泡沫的经济中通过市场方式是无法实现的。此时,政府可以引入养老保险,尽管这一计划的初衷是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以保证人们退休后的最低收入水平,但养老保险会通过调节个人收入来影响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Blanchard与Fischer(1989)指出:完全基金式(fully funded system)的养老保险对储蓄和资本积累没有影响,而现收现付式(pay-as-you-go system)的养老保险会减少资本积累,同时也减少资本存量,在经济动态无效时会明显改善福利,消除动态无效(注: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是指年轻人在t期的贡献被用于投资,而在t+1期本息一同返还给当时的老年人;现收现付式的社会保险是指年轻人的当期贡献直接转移给当期的老年人,由于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数量之比为1+n,所以当期老年人的消费增加了1+n个单位。)。
在中国现阶段,根据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是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两种筹资方式。具体来说,企业和职工的交费应占工资总额的28%,其中11%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在职职工养老金的积累,17%进行代际转移,用于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因此,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完全基金式与现收现付式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费尔德斯坦,1999;袁志刚和宋铮,2000)。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用代际交叠模型来分析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假设t 期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分别为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t期年轻人对养老保险的贡献为d[,t],其中一部分用于自己积累养老金,一部分转移给当期的老年人;t 期老年人得到的利益为b[,t],则(2)式变为:
w[,t]=c[y][,t]+s[,t]+d[,t],c[o][,t+1]=(1+r[,t+1] )s[,t]+b[,t+1],b[,t+1]=(1+n)d[,t+1](11)
由于完全基金式的养老金与储蓄具有等价性,t 期年轻人自己积累的养老金被看做为储蓄的一部分,从而最优条件为:
u′(w[,t]-s[,t]-d[,t])=(1+θ)[-1](1+r[,t+1])u′((1+r[,t+1])s[,t]+(1+n)d[,t+1]),
s[,t]=(1+n)k[,t+1]=s[,t](w[,t](k[,t]),r[,t+1](k[,t+1]),d[,t]) (12)
从个人角度来看,养老保险储蓄的收益率不是r而是n。政府可以支付收益率n,因为在各期都有许多活着的人向养老保险做贡献。 由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完全是一种转移安排,因此经济中资本的惟一来源是私人储蓄s[,t]。
现在我们研究养老保险对私人储蓄和稳态资本存量的影响,假设工资和利率已知,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改善经济动态无效的路径各有利弊。市场方式(引入泡沫来调整经济趋于动态有效的路径)的优点在于其具有灵活性,易与经济动态相配合,从而可能使经济在动态有效路径上增长,但其缺点是不易控制,在失控的情况下有可能使经济更为无效并可能增加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造成经济混乱。比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投机性泡沫事件。通过计划者设计某种制度调控动态效率方式(如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在于其安全性和易控性,但由于预测的不准确性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时滞性,往往操作起来难以达到效果,而且政策一旦制定就难以随经济形式的变化而改变。
五、结论
本文采用具有技术进步的代际交叠模型,在对黄金律和动态效率等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SZ准则研究了中国转轨时期经济的动态效率,同时,针对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讨论了消除动态无效的方法。结果显示:1992—1998年,中国资本的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为负,其绝对值均超过了GNP的3%,表明中国经济是动态无效的。这种动态无效是由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由于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驱动,所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迅速降低。当后者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就出现动态无效。而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储蓄,消除资本的过度积累,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
上述结论对中国的经济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动态无效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较差,这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要求,要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其次,动态无效的现状意味着在中国经济中,资产具有一定的泡沫不但无害,反而有助于降低无效性,但一定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改变动态无效的一种有效途径,应该对此加以利用。
截稿: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