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及其提升机制研究
——基于江苏省动态监测数据
赵小克1，2，杨 帅1
（常州大学1.商学院，江苏常州 213100；2.怀德学院，江苏靖江 214500）
【摘 要】 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江苏省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及三个维度进行核算，探讨不同特征下具备健康素养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Logistic模型对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及其三个维度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除了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会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外，家庭规模、社会融入、自身健康状况、有无子女与社区健康教育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流动人口 健康素养 提升机制 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一词最早出现于1974年的《健康与社会政策》一文中[1]，是一个多层次、融合多种素养的内涵的综合体现，并且与整个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健康素养方面的相关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对于健康素养的概念，专家与学者也逐步形成共识，即：“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自身健康决策的能力”（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9[2]；Kristine Scrensen，2012[3]）。我国学者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也认可并沿用这一概念（李新华，2008[4]）。健康素养之所以会受到学者的关注是因为健康素养与健康产出及卫生支出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大量的研究显示低健康素养会给人民整体健康状况和国家卫生系统带来负面影响（Williams et al.，1998[5]；Horn，1998[6]）。国内学者对健康素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张岚（2015）[7]、王玢等（2017）[8]、姚宏文等（2016）[9]、聂雪琼等（2019）[10]从全国视角对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具备情况及特征进行研究；邢星等（2017）[11]、杨文燕（2014）[12]、刘梅等（2019）[13]则从省级区域角度进行分析；黄潇潇等（2013）[14]、许丽娜等（2019）[15]与吕洋等（2017）[16]分别对青年与妇女这些特定群体的健康素养进行测度；而另外一些学者比较分析城乡居民健康素养之间的差异性，大量结果表明这种差异性是显著的（黄瑞芹，2018[17]；严丽萍等，2012[18]）。然而，关于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比较）健康素养的文献相对较少；此外，由于流动人口的迁移性质，社会关系变迁、居住条件等外部因素与自身因素会共同影响健康素养水平，造成健康素养作用机制的异质性，而这些外部因素也较少地出现在现有文献之中。
江苏省作为经济强省，也是传统的制造业大省，是流动人口大量流入的省份，2016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江苏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65.4%。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为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缓解了城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失问题。然而，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健康素养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导致相应的流动人口健康问题（罗竖元等，2013[19]）。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非常重视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与健康状况，一方面每年都实行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监测工作，另一方面在各个社区开展健康素养知识宣传活动。因此，本文依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趋势及特征的分析基础上，建立多元Logistic实证模型研究健康素养的影响机制，并优化政策干预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B卷第五部分设计了关于健康素养的问题，在对江苏省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00人回答了这一部分的问题，占全省总样本的5%。400份回答均为有效问卷，因此本文样本总数为400。（样本性别、年龄、教育状况、婚姻、收入等特征分布见表3）
行业间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是交流学习，不能只交流不学习。自我的提升和发展永远是第一位。要善于认识他人的长处、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建筑行业是一个跟人类社会发展几乎持平的行业，隐含其中的工程造价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学习是使其不断发展走到今天的制胜法宝之一。
（二）健康素养核算方法及标准
本文按照聂雪琼、李英华、李莉（2014）[20]的判断标准将所有问题划分到三个维度中，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表1 具备健康素养的判断标准
（三）计量方法及模型
由于是否具备健康素养是一个有、无或是、否的变量，而非线性的变量，因此，普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这里就不再适合了。因此，我们采用多元Logistic（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具备率也在提高，这说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其中，有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健康素养都低于40%，而高中及高中以上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超过50%。
如果有多个自变量，则
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概率p 做Logit变换：
其中，p （概率）的取值在0～1之间波动。
其中，β0 为常数项，表示自变量因素xi=0 时，个体流动人口具备健康素养与不具备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比值；βi 为当该自变量发生变化时，发生某结构优势比的对数值，也是各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系数；m 为自变量的个数。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由于要分析健康素养的影响机制，因此因变量为健康素养，具备健康素养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在自变量的选取过程中仍然保留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月平均收入、年龄这4 个人口统计学指标。除此之外，把可能会影响健康素养的个体与外部因素引入到回归模型中（见表2）。
表2 Logistic回归变量赋值
家庭收入水平与健康素养具备率之间也基本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收入特征的差异性在8000元以下与8000元以上表现尤其明显，这说明也许8000元的月平均收入是一个门槛，这种门槛效应在三个维度上也都有所体现。
2.是否受过健康教育。问卷中，提出“过去一年，您在现居住社区是否接受过健康教育”一题进行测度。显而易见，社区层面的健康教育对于流动人口了解健康知识，提升对健康知识的理解都是有帮助的。
3.是否有子女。在中国，由于过去“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现在的“二胎政策”，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是非常高的。拥有子女的家庭，会因为对子女健康的关注，额外了解各种健康知识与掌握各种健康技能。因此，本文预测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拥有较高的健康素养水平。
4.是否患有慢性病。我们认为患有慢性病与健康素养水平可能呈现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健康知识的匮乏、不健康的生活行为都会增加患有慢性病的概率；另一方面，慢性病患者有可能更加注重保养身体，也会意识到投资健康的重要性，因此会有主动了解健康知识的意愿。本研究用问卷中“你现在是否患有慢性病？”这一问题进行统计测度。
我国现行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主要由执法监督体系、诚信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体系、示范推广体系以及信息支持体系八部分内容所组成。其中执法监督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完善的状态，根据国家所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法律条款，农业部在2000年开始进行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定点跟踪监测机制，并启动了监控计划、农药残留以及兽药残留等计划，整体执法监督体系变得更加完善，为基层执法部门执法，提供了可靠依据。
5.是否愿意在本城市长期居住。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外部环境也会发生改变。在陌生环境中，社会关系、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政策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较低的社会融入或者社会隔阂会使流动人口孤立，造成流动人口更大几率地从事不健康行为，也不利于健康知识的外溢。因此本文用“您今后是否在本地长期居住？”进行统计测度。
三、研究结果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共访问425人，收回417份问卷，经过数据的分析整理，发现有效问卷400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5.9%，形成了样本量为400的关于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数据。其中，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占51.50%，女性占48.50%。年龄最小17岁，最大67岁，平均年龄为35岁，25～34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占了超过4 成，说明流动人口还是主要以青壮年为主。从教育程度看，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初中教育程度比重最大，占46%，接近一半，9人未上过学，小学文化程度的也有58人；高中及大学各占18.75%与18.50%。已婚比例非常高，达到83.5%。全家月平均收入呈现正态分布，并且与其他城市横向比较，流动人口家庭收入状况相对水平较高，其中5000～7999 元之间的有143 人，占35%，8000～9999元与3000～4999元收入的各占21.75%与15.25%。
表3 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分布
（二）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及三维度情况
经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400名流动人口，具备健康素养的有167人，占到所有人数的41.75%，这一数据相比刘志浩（2011）[21]、郭海健等（2012）[22]对于江苏省居民2009年的调查结果相比（21%）有了明显的进步，也远远超过9%的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一方面江苏省卫计委开展健康教育，普遍提高了江苏省流动人口的健康知识与健康素养；另一方面说明随着健康中国概念的深入人心，江苏省流动人口对于掌握健康知识的意识大大加强。但是这一数据与常熟、苏州等地相关研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超过60%），也说明健康素养的提高任重而道远。
表4 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总体及3个方面具备情况
从健康素养的三个维度来看，具备健康技能的人数最多，有215 人，具备率达到53.75%，说明对于操作、逃生、辨识等方面的知晓情况相对较好。其次是基本知识和理念，达到44%的具备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相对最低，而这一指标直接关系到实际的健康行为甚至健康状况，因此需要政府政策制定者加大这一维度的政策干预。
（三）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特征差异
在了解了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整体的情况后，本文将从5个特征入手分析不同特征健康素养水平的差异性表现（表5～表9下不同特征下流动人口人群的健康素养及其三个维度之间的差异性均表现出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0.05）：
1.性别
表5 不同性别健康素养水平
从表5的结果中，发现女性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要显著低于男性流动人口，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这两个维度上，而在基本知识和理念的知晓方面差距较小。
上述这些问题的产生，催生了电气自动化技术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电气自动化节能技术。电气自动化节能技术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符合我们所倡导的绿色发展思路。并且在未来，绿色发展的思想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节能环保的基础上，电气自动化节能技术的发展必将会做出更突出的贡献。
2.受教育程度
首先，从地方高校领导层面看，大多数地方高校领导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视不够，对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认识不够全面，较少关注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导致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缺乏具体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保障，经常停留在理论或口号上。
当y 取某值（如y =1，即具备健康素养）发生的概率p 与某影响因素x 的关系：
李波：80年代以前的生活特别艰难。包产到户后，人们生活改善了一些，但也仅仅解决温饱问题。90年代，土地多了开始有经济效益了，主要来源于种植方面，经济作物有油菜、土豆、玉米等。但亩产不太高，收入一年也就几百块，一千块不到。大概2005年后，青壮年到江浙一带务工的增多，收入增长明显。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四五千块，抵得上在村子种地一年的收入。也因此，一些土地渐渐不再耕种。
表6 不同受教育程度健康素养水平
3.年龄
(2) 转子系统在重力加速度和15 g的冲击载荷下，潜在危险点发生在轴承处，最大等效应力为464.7MPa；而转子本体的最大位移为0.18 mm(小于气隙的10%，即0.7 mm)，安全系数3.8，转子系统仍然是稳定的。
从年龄特征看，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也体现出相对明显的差异性。25～34岁与55岁及以上两个组群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较高。
35～54岁区间的人群健康素养具备率相对最低，原因可能是这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中年阶段，家庭负担与工作压力较大，注意力无法放在健康知识的积累上。
表7 不同年龄组健康素养水平
表8 不同婚姻状况健康素养水平
表9 不同家庭月均收入健康素养水平
4.婚姻状况
林权制度是当下林业制度的建设核心，同时稳定林权也是生态建设的基本保证，实行林权制度的不断革新，成为现代化人发展的重要动力。林业经营需要建立明确清晰的林权制度，林业发展经营中的产权也是会更加明晰。相关部门需要注意在政策上鼓励群众积极投入到造林育林的事业中，让国内森林事业得到长远发展，森林的质量也是达到更高的层面上，让生态文化进一步繁荣，同时也是促进生态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5.家庭收入
1.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越有可能稀释释平均收入，增加自身的负担，无暇顾及自身健康投资，从而造成较低的健康素养水平；然而另一方面，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成员的增加也会产生学习效应与同群效应，由于家庭内成员的关注与支持，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健康知识，从而促进健康素养。
（四）实证回归结果
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与收入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只能从表格数据进行大致的可能性关联分析，确切的影响机制与影响程度并不得而知，也无法得到检验；此外，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健康知识与健康素养。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构筑计量经济学模型，引入关键变量，对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从而为政策干预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本文使用SPSS22.0软件对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0。
从受教育程度角度来看，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组别相比较，教育程度越高，三个分解指标素养程度越高。但是，尽管不显著，上大学组别在基本知识和理念与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这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为负，只在健康技能层面显著为正。这说明高中教育与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差异性不大，受高中教育在基本知识和理念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两个维度更高，大学及大学以上在健康技能方面具备率最高。
表10 Logistic回归结果
无子女组别的系数为-0.491，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是父母更加关心健康问题，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一个动因。从分解指标的回归情况来看，系数都显著为负，这种健康知识的获取是比较全面的。
与接受过社区健康教育的流动人口相比，未接受过任何健康教育的群体表现出更低的健康素养（系数为-1.152，p＜0.01）。江苏省在居住社区提供职业病防治、优生优育、慢性病、营养健康知识、精神障碍等方面的健康知识指导，几乎涵盖了健康素养所有的方面，这些公共服务也是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不断进步的主要因素，分解指标的回归结果也支持这一论据。
从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来看，在技术的推动下，目前学习模式、教学方式、学习形态均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还远远不够，信息技术对高校教育教学的支持仍然比较粗浅，缺乏精细化支持，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实际操作。因此，高校信息化部门以及教育教学管理部门都应进一步研究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这既是工作挑战，也是工作职责所在。
家庭平均每月收入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因此结论与第三部分是一致的，说明收入越高的群体，健康素养具备率也越高。收入越高的群体会越重视自身的身体情况，增加对健康的重视与投入，这与刘志浩等（2011）[21]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收入大于15000元这一组别，我们发现基本健康知识与理念和健康技能显著为负，支撑健康素养较高的因素是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
已婚流动人口在三个维度的具备率都高于未婚流动人口，但是健康素养的总具备率却反而低于未婚组群，这是因为具备三种维度的未婚流动人口相对较为集中，而已婚的流动人口虽然可能具备某个维度的健康素养，但是却在另外一些维度中低于80%的得分率，造成总的具备率低于各维度的现象。
相对于男性，江苏省女性流动人口的系数为-0.265 这个结论与郭海建等（2012）[22]等学者的结论一致。这种性别差异体现了男性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健康素养水平，这主要是由教育水平的异质性所引起。比如400名受调查人中，9位未上过学的均属于女性，另外女性流动人口中，受小学程度教育的有40人，远高于流动男性的18人，对于健康素养与健康知识的理解能力较为薄弱。
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根据双方协议或者依法具体规定取得的有关土地的基本权利，并充分掌握相关土地的具体信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农民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我国的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主要有以下方面：①当事人提交双方的基本证明材料；②土地的位置、面积；③土地用途；④土地使用权的存续期间；⑤有无租金及支付方式；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
与选择长期居住江苏的流动人口相比，社会融入感较差的人群显示出相对较低的健康素养具备率，这也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社会融入较好的群体容易接触社区、同事与亲友，为提升自己家庭健康素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年龄对于健康素养的影响因子也符合我们的预期，25～34 岁组与55 岁及以上组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442与0.443。其中25～34岁之间的流动人口人数最多，且年富力强，也具有相对较好的受教育程度与相对稳定的收入，因此健康素养水平也相对较高，但是健康技能素养较低。5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数量不多，但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群出现慢性病的概率增加，因此修养身体与主动了解各种健康保健信息与知识的激励较强，体现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健康素养具备率。从分解指标来看，只有这两个组别对健康行为的影响系数为正。35～44岁组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不显著，说明差异性不明显，主要是由较差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导致。
家庭规模四个组别的系数全部为负，且显著。流动人口的家庭规模较小反而拥有较高的健康素养水平，这说明家庭负担带来的负面效果已经超过了家庭内部支持与同群效应带来的正面效果。但从分解指标来看，基本知识与技能与健康技能在家庭规模达到4人及更多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支持与同群效应。
采购部门应认真收集整理物资供应商的相关信息，形成供应商资源库，以数据库的形式不断补充更新。在数据库中应对供应商的供货能力、供货质量等信息分项评级，根据综合评分高低筛选长期合作供应商。通过供应商资源库的建立，可以减少采购工作中询价时间和降低供需不符的风险。同时相对稳定的合作也有利于企业争取更低的采购价格和更好的供货服务。
没有慢性病的组体相较患有慢性病的群体，体现出较低的健康素养。分解指标的回归没有发现慢性病与健康素养互为因果关系，慢性病患者更可能关注自身健康水平，但是拥有较好健康素养并不意味着慢性病患病概率会明显下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健康知识与素养到健康行为与健康水平并不完全等价，从知到信、行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复杂且非理性的因素产生作用。
但是，拉克斯的细胞生长趋势却让整个研究室大呼意外，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从拉克斯身体里取出的癌细胞具有不可思议的复制速度，无论给海拉细胞多大的空间，它都能迅速填满，它看起来能永无止境地生长下去。
以医学生沟通能力评估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卡方检验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见表1），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的R2=0.183，说明因变量总分的18.3%可以由自变量年级、专业和是否上过医患沟通课来解释。F=31.106，P＜0.05,说明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可以显著影响因变量总分。由表2可知，年级、专业、医患沟通课程是因变量的影响因素（P＜0.05）。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别采用典型化事实与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机制与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除了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指标会显著影响健康素养外，家庭规模、社会融入、自身健康状况、有无子女与社区健康教育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而通过对这些自变量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我们可以为提升江苏省流动人口健康素养水平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精准开展人口健康教育
江苏省以社区为中心的健康教育活动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健康素养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一方面，江苏省各市卫计委与社区应该依据最新发布的《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持续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健康素养水平的异质性，因此，要根据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影响机制，积极开展针对不同特征（如年龄、性别、家庭收入等）的健康教育活动。
1.流动妇女健康教育。由于相对于流动男性，流动女性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显著较低。因此可以在女性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市场等场所，通过专题讲座、发放健康传播材料、同伴教育等形式，着重从具备率较低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健康技能两个维度（如基本医疗、传染病防治、妇幼健康、慢性病防治、心理健康等）开展健康教育。
博物馆中一个显眼的位置，悬挂着鲁迅说过的一句话：“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可你知道吗？臧克家这首诗，就是为鲁迅而作。1949年11月，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臧克家创作了这首《有的人》，并盛赞鲁迅，“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2.新生代与中年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年龄维度的典型化事实与回归结果证实25岁以下与35～54岁之间的流动人口组群健康素养水平较低。针对这些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应该考虑以流动人口集中的工地、企业、市场为重点场所，通过多种方式以及新媒体手段，开展职业安全、职业伤害预防、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健康生活方式、控烟、安全性行为等内容的健康教育活动。
3.低收入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家庭收入水平与健康素养具备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8000元以上与以下组群的差异尤其明显）。因此，需要额外关注低收入流动人口的健康素养问题。卫计委可以与扶贫办联合在对低收入流动人口进行精准扶贫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提高相对收入。
（二）提升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普及健康教育
教育水平提升健康素养的作用非常明显，受过高中教育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具备率超过50%，高中以下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指标不足40%。健康素养的提升不单单只是健康领域的问题，这就不仅要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还要为实现教育的均等化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流动儿童有条件接受较好的教育。要将健康知识的普及贯穿到学校教育中。比如，与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配合，在流动人口子女集中的学校开展健康教育课、个人卫生技能评比、健康知识竞赛等活动。
（三）加快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健康融入
社会融入或者社会融合程度被很多学者证明会对健康知识、行为与水平产生正向效果。因此，在设计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的提升机制时，也要考虑社会融入的作用。首先，从社区出发，给予流动人口更多的关注，创造条件让流动人口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交流；其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最后，通过各类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途径提升流动人口的综合文化素质。
（四）重视健康知识的同群效应与溢出效应
向流动人口发放健康支持工具，指导流动人口向家庭成员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流动人口家庭整体健康素养水平。依托企业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等平台，招募并培训有一定文化程度、沟通能力强、热心为工友服务的流动人口作为健康指导志愿者，通过同伴教育开展健康知识传播。在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企业、流动儿童占一定比例的学校以及流动人口家庭中，开展流动人口健康促进示范企业、示范学校和健康家庭建设活动。每年都要打造一定数量的富有流动人口特色的健康促进示范企业和健康促进示范学校，评选出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健康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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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Literacy and Its Improving Mechanism for Floating Population：A Research Based 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in Jiangsu Province
ZHAO Xiao-ke1，2，YANG Shuai1
（1.Business School of 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00，China；2.Changzhou University HUAIDE College，Jinjiang 21450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6，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health literacy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health literacy unde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On this basis，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health literacy and its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s studied through the multiple logistic model，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lth literac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is different.Apart from demographic indicators such as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family size，social integration，self-health status，children and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Health Literacy；Improving Mechanism；Logistic Model
【DOI】 10.15884/j.cnki.issn.1007-0672.2019.06.004
【收稿日期】 2019-08-03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672（2019）06-0038-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流动人口健康行为、影响机制及政策干预研究（17CRK003）”；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省民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研究”（2019SJZDA05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我国流动老人健康影响因素及干预机制研究”（2018SJZDI113）；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江苏省政府引导下的科技信贷风险分担机制研究”（2017SJB2234）；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赵小克，男，河南洛阳人，经济学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金融理论；杨帅（通讯作者），男，山东济南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健康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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