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市场的定义、现状及发展趋势_二级市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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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冬天,一位当时在国内还谈不上有知名度的青年导演正在与潇湘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里面涉及到了湖南的花鼓戏。为了采景,他跑到了湖南省安化县,“路真的不好走,要坐很远的车,因为拍戏,没办法……”。安化县(东坪)有一个叫“梅城”的镇,是个面积非常小却是个悠久的古镇,史称“梅山”,民国时期又与广东的梅县同名。梅城镇里唯一的电影院,“是个三五百人的礼堂,建筑的顶上留有五角星标志的时代痕迹,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建的,很破旧,还是木条椅子……”。电影院售票窗口旁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则广告:“当代巨星陈道明携肉感艳星王艳平演绎舞女”。他当时的吃惊程度与“舞女”两个字一样。因为《舞女》是他两年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电影,“电影的出资人是曾名噪一时的张宪光,他一边投着这种小片,一边搞着大制作《大闹天宫》,最后资不抵债,用这部电影抵押掉了上影劳务,于是就由上海东方院线(联合院线的前身)接手发行”。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120个拷贝的印制数,对于近十年前的一部没有进入主流市场的电影来说,120个拷贝数不是一个小数字,说明了一定的市场销量。而他的另一部影片《非常战线》,是讲“扫黄打非”的标准“主旋律”题材,“后来被天山厂专门跑二级市场的姚国铭,二十多万元一次买断,姚是上海的知青,发行的门路很多……这部电影是八一厂洗印的,具体的拷贝数不知道”。

《舞女》和《非常战线》在电影频道放了虽然不止一次,但毕竟没有名气。2008年5月中旬在全国上线的影片《时尚先生》营销策划在前,有相当数量的广告植入,宣传热度不低,拷贝(胶片)投放量为350个,它的宣传海报同样出现在了偏远的福州郊区——罗源县影剧院。那是总工会的场所,旁边是个小学校,周边环境一点也不“时尚”。据罗源县电影公司的林年敏经理介绍,如果有拷贝,这种类型的电影观众是会看的。而此时此刻《时尚先生》的导演正在全国做着“走四方”式的宣传,他知道制片方把这部影片定位的观众群是大都市里的Office白领们,拷贝的投放肯定主要是在城市的主流院线。最后,这部影片的票房是300万元,折回发行成本几乎没有在大银幕上挣到钱,投资回收恐怕要靠广告植入和商务赞助等其他渠道了。至于区县一级层面的观众,他们连想都没敢想过,这一市场的信息只能算是“意外收获”了。

这是两位境遇基本相同的导演,他们现在均已过不惑之年,艺术梦想在十几年的社会打拼中已经离他们依稀渐远。他们现在很实际,从事着各种与影视有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电影”只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赚钱谈不上,更多的是源于对大银幕或是胶片的情结与热爱。他们同广大的观众一样每年都盯着黄金档上映的几部国产“大片”和几位能拍上大制作的大牌导演。不同的是角度,在言谈话语间流露出对自我定位和空间的寻找。“我们的市场在哪儿?我们在为谁拍片?一说到电影市场就会讲34条院线、三千五百多块银幕,但基本上没我们什么事。回想起当年梅城镇的经历,可能那儿就是现在说的二级市场,这个市场的范围有多大?我们无法估算,更无法触摸得到,市场决定着你的交流面,二级市场肯定不会和主流商业院线完全一样,连交流面在哪儿都不知道,还能谈得上跟观众沟通吗?!”这番感慨在中国的电影导演中不会只占少数,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瞎子摸象”的处境极具代表性。那么,二级市场是否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

一、二级市场≠中小城市电影市场

回答二级市场的存在价值问题,仅凭着一时的主观感受或感慨来简单断言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会干扰对这一客观事物进行合理性判断。为什么当院线制改革四年后,院线间已经形成竞争发展态势的时候,为什么在农村电影市场的数字化工程迅猛发展的时候,二级市场的提法会横空出世?它从何而来?又准备向何方去?它涵盖多大的地域范围?又有多大的商业潜力?……面对众多的疑问,二级市场在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格局中准确的位置和作用便成了值得深入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2003年,时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李水合以200万元的投资拍摄了影片《暖春》。根据这部影片低成本的特点,李水合制定了分账、买断、租赁三种经营发行方式,在考虑主流院线的同时更大程度是针对二级市场。结果,这部影片的净利润达到了翻一番的成绩。延续着这一思路,《暖情》、《暖秋》相继问世,也多有盈利,这就是在业内颇有名气的山西厂“暖系列”。“暖系列”的成功成为了一时的热门话题与现象,它不仅使一位地方电影厂的厂长李水合脱颖而出,并且也让电影界同仁们从对纷繁喧闹的主流院线过度关注中分了一下神,视野暂时移向了已被电影市场遗忘多时的角落——二级市场。

媒体的嗅觉是最敏锐的。从2005年起,在许多有关电影的报道中,二级市场作为新挖掘的热点见诸于报端,而且口径是惊人的一致。上海《解放日报》称之为“被忽略的金矿”:“二级市场的受众对电影这样的文化消费品的渴求程度可见一斑。事实上,在所谓的‘二级市场’,缺的并非片源,而是观念的更新。很长一段时间,业界都将‘二级市场’当成大影院的垃圾场,上映的大都是些过气的下档影片。只有将‘二级市场’真正当作市场来运作,为观众找到合适的影片,为影片找到合适的观众,这个贴近大众的观影平台,才能成为解读、发掘优秀国产影片经典意义的好场所。正如一位网友戏言,让小成本影片来个‘农村包围城市’,又何尝不可。”《中国广播影视》则强调“二级电影市场绝非大城市院线的垃圾场”的观点,用李水合的话说,就是“影片发行就像马路行车,大片占着‘快车道’,中间的电影只能在‘慢车道’,而小成本制作的电影是‘人行道’上的电影。目前院线的放映体现的是大城市、大影院、大片、高票价这‘三大一高’的特点,倘若和大片‘同场竞技’,十有八九会落得个惨败的下场。……认为大城市院线丢弃的影片才会进入二级院线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二级市场绝非大城市院线的垃圾场,因为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影片更少。一般来说,农村的电影市场,一年有十部电影就够了。一部电影甚至能在一个乡镇里放映一个月。县一级的电影市场,一个月两三部电影就够用了。二级市场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并不高,大片到了二级市场反而放映不出去。农民基本上不爱看外国片,因为这离他们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另外,这种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盗版碟少,而在农村,买碟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长线放映可能带来的盗版危害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因为有了上述实践经验做基础,所以,二级市场的开发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为中小成本影片寻找出路的使命。“中影”集团负责开发二级市场的张绪韶说:“近两年小成本制作的国产电影在增多,这些影片无法进入主流市场,或即便有的能挤进院线排映,也是很快又被撤了下来,同时又有很多没有进入院线的影院急于找到婆家。目前全国每年发行的新影片超过百部,但真正能够进入并能在主流院线立足的不过二三十部,相当一部分影片的市场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就给二级市场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市场空间具体有多大?2004年,“中影”集团决定尝试二级市场运作时,曾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结果是有将近4000家影院。这一数字是相对于一级主流市场而言,基本范围包括院线的复映市场及未加入院线的影院,大专院校、工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礼堂,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影剧院和流动放映队等。“中影”集团把第一期目标锁定为北京、广东、江苏、江西等二级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地区。

“中影”集团作为中国电影业最大的国企,它所发出的声音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代表了某种政策上的信号。由该集团主办的《中国电影市场》杂志在2007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张虹远的文章指出:“‘二级市场’作为电影市场发展的第三波,不仅是城市主流影院市场的重要补充,更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大量国产影片,吸引、培养了大量的观众,是国产影片的重要阵地,发展‘二级市场’是做大中国电影市场的需要。按影片大制作和中小制作发行的需要,按影片观众的欣赏取向和要求,针对不同影片的首轮放映、二轮放映、二级市场、农村市场、电视播映市场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发行放映,采取不同的发行放映策略,使影片有市场,市场有影片。……正确处理电影票房和观众人次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和谐发展与中国电影市场的关系,在院线城市主流影院市场取得较大发展、农村电影市场有了明确发展思路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开发中小城市、二级电影市场,是时候了。”

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编撰的《2007中国电影市场报告》统计,2007年全国票房总数为33.27亿元,其中,城市院线市场票房为27.88亿元,二级市场的票房为3.39亿元,较2006年的2.8亿元增长了25.56%,农村市场票房为2亿元;2007年全国电影市场观众人次为18.25亿,其中城市院线市场观众人次为1.14亿,二级市场观众人次为2.01亿,农村市场观众人次为15.1亿。(参见下图)

很显然,在这份目前最权威的统计中,尽管相对于城市院线市场和农村市场而言,二级市场的统计依然是不完全的,但它在整体电影市场中的存在及所处的位置是明确的。二级市场在全国全年电影票房中所占据的市场业绩和市场份额虽然与城市院线没有可比性,但其拥有的观影人群则是城市的近一倍,若再加上与农村市场交叉的部分,人数计算还将会上升。于是,这就引出了中国电影近年来老生常谈的“倒金字塔”现象。“倒挂”问题出现在国内的电影工业很多环节中,诸如商业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在投资和数量上的“两极分化”、在票房上的“二八定律”;34条院线中,几乎任何一条院线都存在着10%的影院盈利90%以上,而90%的影院却只有10%的利润空间;在全国电影市场格局中,电影票房与观影人数的关系就更是如此,在该统计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电影票房高而观影人数低,电影票房低却有着广大的观众群体,无论是在全国的地域分布还是在电影市场的布局上,市场萎缩的情况都成为了现实的困境。在新中国,电影事业涵盖在产业概念之上同时又兼有产业的功能,建国60年来的职责使其必须承担起经济效益之外的社会责任。而对于电影产业及市场的经营者,产业的升级与市场的扩张同样是保持可持续发展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所必要的思路及手段。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二级市场的概念便呼之欲出了。

作为电影放映大省,浙江省是进行本次课题调研的重点对象。根据时代院线公司副总经理伍少康的建议,我们的调研路线是从杭州出发,自浙西到浙东再到浙北,具体为杭州——衢州——(金华)义乌——绍兴(上虞)——宁波(奉化、宁海、鄞州)——杭州——萧山——嘉兴(桐乡、乌镇)。

浙江的情况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很具典型性。在它的境内,除去流动放映外,县级以上的放映单位基本加入了主流院线,县级以下的集镇放映已属于农村电影的“2131”工程。因此,二级市场的概念对于浙江这样的省份是模糊的、陌生的。而目前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四川等几大经济发达的省市,这是电影市场的消费指数与地区性的人均消费能力密切相关的具体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省阶梯式放映的普及规划实行得颇见成效,是业内的样板。但在近十年来,由于节目片源、影院改造、上下体制等问题的困扰,浙江也出现了部分市场的流失和萎缩,特别以县一级单位的情况最为突出。这是大多数影院经理与我们谈到的最为集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已超出二级市场的范畴,更多的是主流商业院线中二三轮影院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些二三轮影院大多数又位于中小城市或二三线城市。因此,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二级市场的概念在阐述的时候经常与中小城市电影市场的概念混淆,而中小城市电影市场应该属于院线以内的一级市场。关于这一点,张虹远在《是开发中小城市二级电影市场的时候了》一文中讲述得很清楚:“中小城市的影院建设已形成电影市场发展的第二波,而开发二级市场则要成为电影市场发展的第三波。”在概念上,二级市场用的是市场经营的概念,中小城市电影市场则是按照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这两者之所以经常会混为一谈,是因为同样面临着收复失地和有待开发的问题。那么,二级市场应该如何界定?

二、二级市场的界定及现状

关于对二级市场的看法,业内人士也是众说纷纭。

一位资深的电影发行人说:“二级市场是鸡肋……”,他发行过中国最具商业价值导演的影片,票房不仅过亿元而且连续两年为全国冠军;

一位省电影公司的老总说:“二级市场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他旗下的院线排行在全国前十名之内;

一位刚上任的地级市影院的年轻经理说:“二级市场就是吃剩下的……”,他身处于诸多文化名人的故里,如今影市暗淡。

这是经营者们与媒体、学者们发出的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场关于“二级市场到底是什么”的争论几乎是从此次调研的一开始就有了。浙江省电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钱大钧就首先对二级市场这一提法表示异议。他说:“我们院线的60家影院中,25家左右的影院就创造了院线整体效益的90%,其他近40家放映单位的全年效益只占10%,如果我们不要它们的话,它们就是二级市场。所以说,我们浙江已经没有二级市场了,但是很多加入了院线的影院,其实是享受不到一级市场的供片待遇的,他们是一级市场的‘难民’。”钱大钧所提到的院线中盈亏比例的问题在各大院线均存在,而且比例关系也大致相同。就此问题我们专门在上海、福建两地向“联合”和“中兴”院线进行核实,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这就如同全年影片票房的“二八现象”一样。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在宁波的联合院线,对于二级市场的看法几乎与我们在杭州主管文化的部门那里听到的是一样的,争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什么是二级市场?如何界定?怎样划分才科学?”与学术界不同的是,这场激烈、尖锐的争论绝不满足于字面上的纠缠,一切都是围绕着经营展开的。他们一致的看法认为,一级市场之外都应属于农村市场,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二级市场。如果确实存在,那么用何种标准界定?是行政区划?是票房?还是供片轮次及模式?这是在一线工作的发行放映人员们对目前二级市场概念提出的质疑。伍少康也认为:“二级市场从没有过界定,我觉得二级市场是不存在的。1993年改革时那个市场就是农村市场,过去只是分城市与农村,县城与集镇就算做农村的。不要把它叫做二级市场,它只是一级市场或主流市场的一个补充。”持有相同观点的在各大院线均大有人在,其中包括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高军和上海联和电影教育院线经理方玉强。广东省电影公司的赵军近期是二级市场开发的积极响应者,他尽管认为二级市场的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模糊一些没有关系,但是作为“大地”数字院线省公司方面的董事长,在“大地”成立前的市场调研中,赵军带领“大地”的港方人士跑遍广东全省。凭借着省公司的这块招牌为“大地”打通了各方面的环节,所调查的线路正是按照中小城市的各地区产业构成、人口密集度和消费能力等方面思路考量的,所以才有了“大地”今天的成功。而二级市场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很自然地被划分在农村公益电影之列,具体的运作模式正在由其所属的广阔天地农村电影数字院线摸索、尝试。

有人认为,二级市场就是指中小城市电影市场;也有人说,二级市场即农村电影放映工程。那么,哪一种说法准确?还是两种都不准确?目前对二级市场的定义是“主流商业院线以外,县级以上的发行放映单位,其中包括:一、未参加院线的放映经营单位(影院、影剧院);二、企事业单位内部非经营性放映单位,礼堂、俱乐部、活动中心、社区活动站;三、流动放映”。这一界定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对此,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常务副会长耿西林的回答非常明确:“统计”。在院线制改革已见成效、农村电影市场思路明确后,主流商业市场和农村电影市场的统计问题均可以用计算机终端的方式来解决,而恰恰二级市场的统计数字尚不准确、不完全,甚至还有盲点。耿西林进一步解释说,有统计意味着是正式的、有组织的经营,没有统计就是散户,所以以是否加入院线为界,将之定性为二级市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经过此次实地调研,回过头来再看这一概念对二级市场的界定是准确的。这一概念之所以受到置疑,问题是出在理解的偏差上。目前的很多说法混淆了二级市场与中小城市(镇)或者是二三线城市(镇)的电影市场的区别,将主体电影市场的“流失”与部分二级市场在改革中的自然淘汰混为一谈。在是用行政区划还是经营方式这两个有着本质不同的标准来解释二级市场与中小城市(镇)的电影市场的关系上理解得不够透彻,一些观点还有想当然的成分,尤其是个别媒体过分夸大了二级市场的商业价值和未来潜力,把这一概念炒得过热。实际上,二级市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物一直都存在,还将会在某一时段或某些区域长期存在着,但是在市场化的深化进程中,二级市场会逐渐萎缩,并将有一个向着两端分化的未来。

在明确了二级市场的界定后,二级市场当前的生存状况也就随之呈现了出来。二级市场独立于院线之外,不存在大、中、小城市之分,也就是说,二级市场既存在于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也出现在京沪直辖市和各大省会的一线城市中。在北京、上海,二级市场以固定、流动两种放映形式同时存在。根据北京奔小康数字电影院线公司的黄向群提供的材料,2007年新影联、“中影”星美、北京万达、广东珠江、上海联和、世纪环球六条院线在北京地区65家影院(238块银幕)共放映电影34.7万场,观众1067万人次,票房收入3.65亿元,与2006年同比放映场次增长28.5%,观众人次增长21.5%,票房收入增长26%。二级市场发行影片3.3万场次,观众644万人次,票房收入848万元,其中租片占有很大比例。“也就是说是各大机关、厂矿、大的院校、大的部委,所演出比例占了90%多,二级市场在北京市的影院的演出,是没有加入院线的”,但是黄向群和他的同事依然认为,“二级市场,在北京电影市场这块是比较虚的,或是说实际上它是在概念上存在的”。而关于流动放映这部分,据《北京日报》2008年4月26日及《北京青年报》11月25日分别报道,由北京建工集团和北京市青年宫共同主办的“百场电影进工地”活动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首都文明办、北京市电影公司、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自2005年至今,放映电影449场,惠及来京务工人员42.3万人次。几年下来,该活动已形成长效机制,具有了品牌效应,同时也可以认为这是二级市场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上海,方玉强说:“关于二级市场,我的个人看法,在一定的时间段,科学不是发展到很充分的前提下,二级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从现在看,一级市场片方由于承受着很沉重的拷贝负担,大量压缩拷贝,限制了一级市场的发展。它即便是能达到电脑售票的要求,拷贝量达不到,而且也没有必要。现在二级市场的整个经营模式可以调整,可以是一级市场的空间补充,二级市场这个补充应是很有效的,如果无效,也就没有经营下去的意义了。”

为此,课题组走访了上海沪西电影院下属的普陀区电影放映队、青浦区放映点和上海华东师大影视文化中心。一般来说,校园放映的方式流动、固定都有,在影片的选择上主要适合学生口味,以进口片、国产大片及艺术片为主。大城市中社区、广场的流动放映多为公益、半公益性质,在所放映影片的选择上均以有主题的组织放映为主,配合文件或重大活动。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其周边郊区的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得以迅猛发展,“翻开上海的地理版图,我们可以发现,郊区面积占整个上海95%以上,目前上海郊区有9区1县,110个乡镇,1972个行政村,近50000个自然村。在册常住人口692万人,流动人口超过300万。……上海郊区有集镇影院109家,2007年总票房近300万元。平均每家票房不足3万元。有10%的影院能够正常放映电影。有50%的影院平时不售票放映(逢有红头文件和学生团体才放映)。剩余近40%的影院基本不放映电影。(只有地方党委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借会场开会要求放映电影时才借片放映)……(经过改建、重建)的大多集镇影院的硬件设施已基本接近市区专业影院的水平。近年来随着乡镇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上海郊县中已出现了不少如南汇航头镇,宝山罗店镇,嘉定南翔镇,闵行虹桥镇、华漕镇,青浦徐泾镇等文化中心影剧院。他们的硬件设施已经超过市区专业影院水平,基本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然而,对乡镇党委政府来说,这些文化中心的影剧院其主要功能是用于召开大型会议。所以尽管有近40%的影院常年不放映电影,却依然搞得有声有色,不用担心收入问题。……可是放着这么好的放映条件,却只为了一年难得几次的大型会议派用场,实在是非常浪费宝贵的文化资源”。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院线,联合院线深知郊区集镇这一块影院建设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其主管郊区业务的张建华以宝山区泗塘电影院的改造模式和经营思路为例:“泗塘电影院虽然是院线影院,但实际上也是一座集镇影院,它坐落于郊区一个普通的集镇上,和我们其他100多个集镇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普普通通的影院,2007年的票房近50万元。试想,如果我们能再有十家像泗塘那样的影院,那我们一年就能增加近500万元的票房收入。”因此,针对上海地区这块特有的二级市场,张建华提出了三项服务内容:提供正常业务的服务、提供开拓市场的附加服务、创新思路变被动为主动的服务。

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或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城市周边至区县集镇,都会有一些影院加入院线成为一级市场,但在地域广阔的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往往没有一家影院进入院线。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影公司的总经理刘东介绍,在改革前新疆的喀什已有12块银幕,现如今连一块也没有了。2008年广电总局向那里赠送了一百二十多台电影数字放映机,可见喀什的电影放映还谈不上市场,准确地讲是公益电影的范畴。

在县一级单位的二级市场中,以东部沿海的福建、浙江两个省份为例,同样存在着县级影院生存和改造的问题。对于福建的“二级市场”,我们事先知道的例子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正式归属为福建中兴院线国产影片开发部了。福建省电影公司总经理莫开桂说:“我们从广电总局每年下达的优秀国产影片的放映任务里精选若干部比较好的优秀国产影片,通过我们院线的影院平台,寻找它们的发行空间和淡季的空间,我们主要采取了组织观众的手段来把这个市场做大。一年放映影片在十部八部左右,取得的票房业绩一般来说至少有几百万元。这是不完全统计,因为有些买断的影片是通过版权来折合成票房收入,这是国家允许的。它的特点比较明显,好处是可以在全省(各)市地全面开花,利用专业或业余的电影放映队伍,集体、国有、民营、个体一起上,成分比较复杂,借助影院的力量,全面开花。耿(西林)总看的就是这一点好,有成绩,而且用了很多方面的人,做出成绩来了,而放的又都是我们推荐的这些优秀的国产影片。有几部影片做得比较好,现在《突发事件》正在做,全省在铺开。之前的《我的长征》、《马背上的法庭》,还有《生死牛玉儒》、《太行山上》,像这些影片的发行,都还是有成绩的,多点开花,既利用了主流影院的放映空间,又自己在全省各个不同的放映单位进行放映,全省铺开。如果你把它列入二级市场,确实做得不错。”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案例没有提供出更多的细节。在随后走访福州市下属沿海的连江县和罗源县、山区的永泰县时,我们看到了两座久违的50年代的老影院,基本已停止了放映。其中罗源县的情况较好,有两个放映点,一个是在位置偏远的九大中心影剧院,只有一个621个座位的厅。经理林年敏说:“如果在有片的情况下,大概只能做到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放映,一年放映200场左右。那么好的场所,那么好的设备,上座率不行,主要是位置比较偏僻,这是个综合性、多功能,不是专业的电影院。”像这样以政府开会活动为主要目的放映点,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了很多,如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云龙镇影剧院和邱隘剧院、广东清远市的龙塘影剧院、青岛市凤凰岛上丁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均以综合功能的方式生存着,这些都应该属于二级市场的范畴。在福建的另一著名城市——厦门,“二级市场”呈现的面貌更多的是流动放映。流动放映在北京、上海、厦门等大城市是电影市场的一个补充,而在县一级地区则是重要的文化活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广东的清远市均是如此。

三、二级市场的未来走向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非是三个方面:首先,不管固定还是流动放映,最主要的是节目片源的质和量的问题;其次,固定放映场所(影院、影剧院、活动站等)的硬件改造、重建;第三,放映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在当前明确说就是数字技术的推广。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小城市或二三线城市的电影市场中。正因为所处的境遇相同,所以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观点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了。既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么解决的方法能否也一致呢?

“分化”——是“二级市场”的出路,这一观点在今天已不新鲜了。耿西林说,关于二级市场的界定及其未来方向,她已经在业界讲了三年,但反响一致者寥寥。耿西林还坚信,二级市场的将来有可能是向两极分化。中小城市原有的二级市场,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硬件设备的提高,将逐步地向一级市场的二轮,或者是一轮靠近;另外一部分则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社区电影、校园电影、广场电影等,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公益文化活动。

本课题对此的理解也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且是在全部的调研工作结束以后,在逐步消化材料的过程中彻底解决的。如果说,中小城市电影市场位于城市院线与农村市场的城乡结合部的中间,那么,二级市场便处于这两者的边缘。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在谈到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首轮或二轮分化时,很多有着丰富实践的发行放映界人士都会在一二级市场的分界问题上模糊起来。高军说:“这一块可做的程度是在于它起点低,上升空间大。它可以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但是它的存在的时间有多长,分化的时间有多长,现在还不知道。它向主体市场商业化这块分化过来这部分,仍然可以叫二级市场,因为它与主体市场有一个度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时间上、动作方式上、票价的定位上,都会有区别。但它还可以叫二级市场,是商业化运作的二级市场。最后走到这个结局上,调研报告是有意义的。政府可以给很大的扶持政策,就是现在我觉得在做二级市场运作的时候也是在促进这种分化,哪怕政府给资金的帮助,给政策的扶持,都是在推进和促进这种分化。”伍少康在这个问题上与高军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态度表现得很坚决:“现在的县城影院没有进入首轮影院,因为它的设施陈旧,而且是单厅影院,不适应现代影院的发展,因而被边缘化了,拷贝跟不上,导致它影片的供应越来越落后,自身的发展就成了问题,造血功能太差。将来这一部分影院会在市场上逐步被关、停、闭、转,也就消失了。浙江省有六十多个县市,这些县市电影院中能够加入首轮影院的只有六个,不能放电影的占到一半多。我很赞成现在政府注意到中小城市影院的发展,……过去浙江县城与城市影院的比例是4∶6,现在不到10%,最多只有15%。影院建设是立身之本,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但影院设施这块几乎是个空白,我觉得这块应该是开发的重点。我们现在全省1.3亿元的票房,而浙江有六十多个县市,只要建成三十多个现代化的影院,整个浙江省的票房马上就会上涨到4—5亿元。所以要真正改变中国电影市场的面貌,就要加强影院建设。……我的个人观点,如果这样界定二级市场,这个市场是不用去开发的。如果非要去开发的话,我认为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分化的事情要让市场去主导,政府不应该去过问,否则二级市场的存在不是对市场的补充反而是对市场的阻碍。……政府首先要明确是保护主流市场,开发中小城市。”伍少康提到的浙江县级市的影院空白所存在的商业价值,我们在上虞、奉化、萧山调研时有亲身体会。在绍兴上虞,由沙孟海题字的上虞电影院,是座老式礼堂建筑,地理位置随城市的改造而逐渐偏离中心,规模大概有千余人的座位。周末影院没有放映,空无一人。而上虞市的商业中心,在“上虞·万和城”这一广东大地数字院线所属的影院三个厅全部都在放映,①与影院配套的游乐城吸引着青少年观众,这几乎是现代化影城都会使用的营销手段。在宁波奉化和杭州的萧山区情况同样如此,二三轮的老电影院上座率极差,新建在商业区的多厅电影城已经对其形成威胁,尤其是“万达”院线和“大地”院线所属的影院。

我们调研的三个沿海省份,根据国家有关统计:广东有23个县级市、41个县、3个自治县;浙江有22个县级市、35个县、1个自治县;福建有26个县级区、14个县级市、45个县。这一层的电影市场是广阔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按省、地、市、县、乡逐级排序,呈阶梯形放映分布。1993年改革及院线制以后,县级以上的电影市场出现了大面积萎缩、流失或空白,情况的确非常严重,但不能因此简单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取向,而是应该更深刻地看到市场化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彻底的一步到位,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电影界,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县级电影市场开拓的最大困难是尚未找到一种成功的、可以推广的经营模式。在联合院线的郑开颜看来,“在中心城市的影院现在一般依托大超市、大卖场来支撑人气,但这种模式在县(市)里行不行得通,还有待考验”。县级电影的市场状况不能代表全部“二级市场”,却可以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二级市场”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的探索同样缺乏规律,正如耿西林所说的“没有找到抓手”。

在诸如浙江、福建等省的电影放映部门对数字技术还持疑问和观望态度的时候,由广东省电影公司参股、港方投资的“大地”数字院线已经率先在省内中小城市及二级市场拉起一个放映网,进而走出广东,走向全国,用赵军的话说是“在某某省人民还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干起来了”!由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地区发达,城乡一体化进程较快,所以“大地”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一二级市场的界限。首先,“大地”影院的选址是在二三线城市,即便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是选在其边缘或远郊城镇,即首轮为“零票房”的地区;以连锁经营模式,统一供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品牌;采用2.0K放映器和DCI服务器,与首轮“进口大片”同步上映。“大地”自开业以来,现已拥有21家数字影院、56个放映厅、超过12186个座位。截止2008年7月15日,观众已超过300万人次,累计票房收入为5200万元。2008年5月22日,“大地”院线获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成为全国主流院线,排名第16位,至此,标志着“大地”院线从二级市场提升到一级市场。与传统影院相比,“大地”的优势在于其在同步上映的前提下,票价低,平均15—20元的“合理化票价”让“电影真正回归大众”。但其所面临的问题是,“零票房”地区的观众群消费力较低,市场有待培育,“大地”第一家开业的影院广东南海大沥巴黎春天广场仍未盈利;占两成左右的“进口分账大片”无数字版;2.0K数字影院存在片源不足的现象,有些仍需胶数并举。“大地”院线以先行者的姿态,对于中小城市电影市场的开发和电影数字化工程的尝试作出了贡献,它的成功给予了二级市场以启示、目标及方向。

如果我们将“大地”视作二级市场分化的高端趋势(2.0K),那么,国家现行规定1.3K中档数字电影技术则是开发二级市场的重要技术支持,它可以在国产大片首轮放映两周后进入市场,但没有进口分账大片的放映权利。目前“华夏”和“九州同映”两家国企公司正在积极组建1.3K数字院线。有关电影中档技术院线的经营问题,广东广阔天地数字院线已经开始进行思考和尝试,根据“广阔天地”院线农村电影市场的运作经验,在二级市场操作过程中利用中档数字技术(1.3K)的普及,从而在广东建立起一个全省的放映平台,从流动到固定,从室外到室内,充分利用当地的低成本放映场所,如会议礼堂、文化活动站等设施,使放映场次、地点、时间固定化,以吸引广告商的参与、介入。如国产大片在首轮一周后,1.3K数字电影已拥有片源,这些固定放映点可以实行售票放映。反之,平时则实行公益放映,以维持放映网点的长期存在。由于国产大片现阶段仍将是在两周之后才能在二级市场的节目单中到位,所以这一实施方案依然在探讨、试验之中。广东的这一思路与上世纪80年代普及农村放映时提出的“三个过渡”极为吻合,即从室外到室内、从小电影到大电影、从包场到售票。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工程与世界发展同步,仅次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亚洲排列第一。中国数字化电影推广和普及的特点是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0.8K数字电影运用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1.3K数字电影开拓二级市场,2.0K数字电影占据城市主流院线。数字技术对于电影业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将作用于产业链的每一个板块。在中国电影传统的发行放映环节上,数字电影的出现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首轮市场,终极目标是将取消轮次。仅就这一点而言,二级市场将有所作为。

对于二级市场的判断,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关键词:1.院线以外;2.县级以上;3.固定、流动。也许有人会说,二级市场的界定只是个说法问题,没有必要在概念上咬文嚼字,文字游戏与实际经营根本上就是两码事,有一个基本轮廓、大概意思就可以了。然而,二级市场定义的产生并非源自于理论的凭空想象,而是发行放映一线的实践,它的界定框架也不是依据学术术语的规则,而是来自于数据统计的缺失。一个有着先天不足的概念,其影响范围绝不会只停留在学术字面上的纠缠不清,或门派纷争,最终必将涉及到具体的运作手段和经营方式、方法及结果。界定清楚二级市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电影市场这块蛋糕的认识。只有划清二级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才能凸显中小城市开发的意义和价值,所谓中小城市电影市场的开发,既可以理解为首轮“零票房”地区的突破,也可以被称作是“挺进二三线城市”,这才是真正的“钻石矿”。在这个过程中,二级市场的作用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都只是“补充”,这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一度风光的事物在院线制改革的前提下很难再现“辉煌”。换言之,只有促使二级市场不断“分化”,主流商业市场的市场份额随之扩大,二级市场占有的比例合理缩小,院线制改革的成功和到位才能充分地得以体现。

将一个概念进行学术性规范,其深层意味是市场经营的需要。在院线制改革初见成效,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思路已经明确之后,有一种声音始终在提醒着我们,1979年改革开放初始,全国的观影人次达到过293亿,平均每人一年看近30场电影。这个数字与现在电影市场票价高、观影人次低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解决这一问题,使电影从“小众”重新回归“大众”,中小城市和二级市场的开发就提到了议事日程。除却市场化手段外,在二级市场的分化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进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化和市场化互为动力,使电影市场最大化地得以开发,合理、规范的市场布局将从愿景变为现实。

本文中所有引文均为此次调研过程中对当事人的采访内容。

注释:

①有关大地数字电影院线进入上虞地区电影市场之前所做的问卷调研,我们后来在“大地”院线找到了完整的材料,见《当代电影》2009年第3期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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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市场的定义、现状及发展趋势_二级市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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