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学的重要篇章——纪念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4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篇章论文,教科书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多次提倡领导干部要学一点政治经济学。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让广大干部更多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随后在武昌会议、庐山等会议上，几乎每会必提。1959年冬，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首先、接着毛泽东、周恩来等都组织了读书小组。
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时，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记了下来，即后来通称的《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本文暂且简称《谈话》）。《谈话》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但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问题，很多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学有关或社会主义建设学本身必须致力于研究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学是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如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发展的途径、原则的科学。毛泽东这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谈话》已过去整整40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正如邓小平早已指出的比过去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这些认识和经验包含了毛泽东在《谈话》中的重要探索。今天重读《谈话》，学习其中一系列的卓越见解，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更加自觉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我在六十年代初曾听过一些有关内容的传达，“文革”中收集到几种流传的版本，“文革”后看到较为详细的《谈话记录论点汇编》。1992年《党的文献》从第1期开始陆续选载了谈话记录，直到1994年第5期选载完。这是《谈话》主要内容第一次公开发表。去年六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又节选发表了《谈话》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公开发表的、主要是《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的内容，拟从社会主义建设学的角度，对《谈话》中揭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或若干规律性的问题，谈一些体会。
一、贯穿《谈话》的一根主线或首要的基本理论线索，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有自己的表达语言。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开始号召读书时，就说过我们的头脑不清醒，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2页。）毛泽东在边读边议时，经常谈到过去“懵懵懂懂”，后来逐步有了认识。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又说“到了社会主义，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7-118页。）的确，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且还有曲折、有失误。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这是“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二、细读《谈话》，围绕上述基本理论，学习领会毛泽东在下列10个方面的初步总结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
(1)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问题
经济本质，即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表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认清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才能更深刻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
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片面强调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实质上就是把公有制看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其危险性在于，单纯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急于过渡，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忽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严重挫折。这种倾向和教训，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过去的苏联也是存在的。毛泽东联系这种情况，在《谈话》时指出：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接着指出，书中还是强调这一点的，“书里还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第13页。）
“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毛泽东这一论断，突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认识和表达方式，言简意赅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的创造性的运用，也是对我们党的宗旨的发扬和进一步体现，这对我们端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经营方向是有重要意义的。
(2)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制定的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措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很长时期内没有使用“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建设战略目标”这一类概念，但是提出过一定时期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实际上包含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容。如建国初期的“三年恢复，十年建设”的构想，1953年的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总路线，实际上是把奠定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战略目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世界工业，已不能用列宁过去所说的电气化来说明现代工业特征，而是进入了原子时代、微电子时代、宇航时代的现代化经济时代。所以毛泽东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由实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实现工业现代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过去提法上没有明确国防现代化，这次在《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针对1958年急于求成的错误，他已有所醒悟，接着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
至于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毛泽东总结初步的经验在《谈话》中也提出了很多措施。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他赞成教科书上的一个提法，即：“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他认为“这个提法好。”（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他分析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可能不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他比较了苏联的情况，指出，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他指出，“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7-118页。）
在具体措施中，他特别强调了要用两条腿走路，实行几个同时并举的方针，他针对当时情况，进一步指出如何正确认识同时并举问题。他说：“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和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4页。）“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3页。）“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1页。）毛泽东的这些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早就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支持。邓小平在1963年时指出：国家经济建设的道路，毛主席早就确定了。他“提出要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这是各国经验的总结。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5页。）这是对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肯定和进一步发挥。
(3)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几个同时并举中，还有一个土洋并举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对科技的认识和如何处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
毛泽东早就论述了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还在50年代初，当世界新技术革命潮头刚刚涌动的时候，也是新中国工业化初创的时候，毛泽东在主持制定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必须“在技术上来一个革命”的思想。后来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干技术革命”，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实践，他在《谈话》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广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6页。）。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从原则上说，应采用先进的、最先进的技术；但考虑到我国资金短缺，劳动就业任务繁重的情况，又应重视适用技术，而且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具体情况不同，在现代化过程中技术进步的要求和步骤也不能强求一律。毛泽东指出：“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土半洋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5页。）在《谈话》中也指出要注意另一方面的偏向，土法上马，不等于就是采用落后的技术。大跃进时代用土高炉大炼钢铁，实际上就是采用落后的技术，结果浪费宝贵资源，生产出大量的废品，这个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4)关于合理安排社会劳动力的问题
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目标，除发挥科技作用外，重要的还要组织安排好劳动力。一般地说，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主体性要素，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要素；物的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并进入生产过程，才能构成现实的生产力。特殊地说，我国人口众多，1958年大跃进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人力、物力浪费很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谈话》中就当时的认识，阐发了如何合理安排社会劳动力的重要思想。
他认为，要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列宁说，“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毛泽东说，列宁这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引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毛泽东深有体会地接着说：“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怎样才能做好呢？根据前几年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谈话》指出，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也要合理分工。“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合理使用’。这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但要控制人口增加，“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第19页。）在安排社会劳动方面，要适当考虑性别的差异，有些行业，如医生、教师、服务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谈话》在讲了合理安排劳动力的一些措施后，还强调对劳动者不仅是安排使用的问题，还要保障劳动者的各种权利问题。毛泽东就教科书说：“这里讲到的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劳动者的工作有了合理的安排，劳动者权利有了切实的保障，这将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5)关于经济发展波浪式规律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的。波浪式发展是事物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波浪式发展的理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最后夺取全中国。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也是波浪式发展的，他多次阐明过这一思想。我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一书第六章中有过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但要特别注意领会他对波浪式发展规律与平衡、不平衡的关系的深刻揭示。根据毛泽东思想，遵循波浪式发展规律实质上也就是遵循平衡不平衡运动规律。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规律，也就是研究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如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试图运用平衡和不平衡理论以指导经济建设，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是建设初期的经验总结。但是1956年的“冒进”、1958年的“大跃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具体地讲是违反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协调发展规律，没有正确处理好各个经济部分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80页。）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在《谈话》中又对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平衡不平衡为内容的波浪式发展规律，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
他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必须“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0-131页。）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要注意经济发展中的平衡性。他重申在《正处》一书中所揭示的辩证平衡思想，即：“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的公式。
他强调经济工作中按比例，相对平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他着重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9-120页。），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协调地向前发展。
他批评苏联“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0页。）
(6)关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坚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工作，其中重要的是不断改革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很多论述。毛泽东早就发现我们建国初期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力主改革。他在1956年经过调查所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不仅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且也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他发展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提出了很多深刻的主张。他在1958年曾领导了较大规模的“放权”改革尝试，但由于缺乏经验放权过猛，加之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不仅打乱了企业原有的生产协作关系，而且出现了各地大上项目，计划失控，生产秩序混乱。不得不适当“收权”。毛泽东说：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
“大跃进”受挫以后，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联系我国实际，在注意解决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克服严重比例失调的同时，特别注意微观经济的改进，即如何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些卓越的思想，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体制是很有意义的。
他首先指出，企业管理很重要，大有文章可做。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当然，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都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他列举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这10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确是很大的，我们做了很多文章。他批评苏联教科书在这方面只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即管理体制问题。
他认为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涉及上级领导部门如何改进管理和企业内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上级部门改进管理，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要实行分权。“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有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这就是说，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情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根据初步的经验指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按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5页。）
《谈话》着重阐明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民主原则。他指出：“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衡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领导者是否全心全意依靠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当家作主成为企业主人。这些民主原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概括提出的著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经验。实践证明，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管理理论一大贡献。
尽管毛泽东早就致力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某些方面还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观点，但当年的改革，基本上还是围绕集权、分权、收权的行政管理范围运作，忽视、否定市场机制，因而收效甚微。其重要原因，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社会主义商品和市场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7)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建国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初期，他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商品、商品生产原本是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还说：“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他强调指出，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大跃进”时期，当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商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拨和统一分配，主张把人民公社的经济办成自给自足的经济，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这种错误的观点。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早就指出：现在有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437页。）
与此相联的，他还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他批评“共产风”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为纠正上述错误，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他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育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4页。）
后来，他在读苏联教科书时，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大力发展。他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不仅与两种所有制而且与生产力水平有关，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只限于生活资料，有些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要有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提出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重要观点。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随着“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它并没有沿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方向前进，而过多的看到、甚至夸大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使探索走入岐途。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继承发展了他的正确思想，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8)关于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问题
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重视和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国民经济中一项带有综合性的重要比例，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和消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互相促进的。积累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公共财富的增长，这是在更高程度上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物质基础。而消费基金的增长，又会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增加社会积累。但是，两者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矛盾。
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教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积累比重大小，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对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注：《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6页。），也就是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这些观点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9)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所处历史阶段，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立足点，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历来重视研究并告诫全党，当时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挫折以后，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比较集中的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
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16页。）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们党以后分析社会所处历史阶段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0)关于长期坚持艰苦创业问题
长期坚持艰苦创业，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政治优势。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不断重申这一思想。他说：“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他批评教科书对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他反复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6页。）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一名言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国家兴旺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关于长期艰苦创业的教导，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丰富艰苦创业精神的内容和形式并贯彻于实践之中，就会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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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伟大的思想都超越不了历史的、时代的影响。毛泽东在当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党的指导方针仍未完成克服“左”倾错误，《谈话》不可避免的含有若干“左”的观点。好在，公开发表的，特别是去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节选”的内容已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不管是正确的认识或比较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观点、工作失误，都是党和人民的精神财富。当年跟随毛泽东一起读书的同志，把毛泽东《谈话》比为一座“理论宝山”，这个比喻是恰当的。深入挖掘宝山中的资源，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当年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探索，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学不可逾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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