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革命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之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联网论文,重构论文,学科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7-0143-07 对于当下卷入其中并充满不确定的互联网变革，人们往往用“第四次传播革命”一词来概括。学界在关注这场变革对于社会结构及权力关系作用的同时，也开始反身思索其对于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及新闻教育的意义。近年来，相关讨论和研讨会日渐增多，如对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传播职业教育的反思，对于媒介技术与人文传统矛盾的分析等等，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不少迷思，亟待澄清。本文主要从技术层面对互联网革命下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做一初步反思，且作“一孔之见”，以供批评。知识技术论或许可视作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领域，但是其取向不再强调权力之于学科之意义与作用，而将技术作为知识体系和学科的考察起点，重新理解学科的形成及其变化。本文的一个判断是，对于互联网技术引发的第四次传播革命，互联网技术具有的复杂性及自主性已经得到显现。技术自主性是最近技术哲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观念，它较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尔库塞那里获得发展，“技术自主性”一词是雅克·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提出并做出系统分析的。在该书中，雅克·埃吕尔指出：“技术已成为自主的；它已经塑造了一个技术无孔不入的世界，这个世界遵从技术自身的规律，并已抛弃了所有的传统。”②兰登·温纳在其基础上对技术自主性做了全面分析。其中提到，目前包括“新闻学”在内的诸多学科已经开始将技术自主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假说而加以运用，这是直接促发本文写作的原因。③关于兰登·温纳的技术自主性含义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从历史方面，它可看作一切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它逐渐改变和覆盖着整个社会；就政治层面而言，大规模技术系统似乎可以自行运转，无需人的介入；认识论上，个人似乎被技术的复杂性所征服和吞没。④随着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互联网技术的自主性特征将更为明显，本文即集中于此层面展开分析。 一、技术与知识：重审新闻传播学科史 “凡事先有术而后有学”，这一套话往往被用来描绘新闻传播学科的起源与发展，而常挂口头的“术”究竟为何，又有待深究。马克思在理解人类生产实践时就指出，生产劳动过程的关键不在于所制造的商品，而在于如何制造他们以及用什么工具来制造，其对于劳动工具的强调后来逐步发展为机器是如何成为生产组织的“机器体系”。⑤“术”在马克思那里落脚到一种新的技术体系。这一卓见后来成为诸多传播学理论的思想源头。最经典的莫过于哈罗德·伊尼斯的说法：“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的动因和塑造力量。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⑥内含于“新文明”中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或可从技术的演变中获得其形成发展的脉络。于是有关新闻传播知识体系之把握，就有了从“术”转移到“技术”的基础。 有关“技术”的含义已是争讼不断，本文倒不必纠缠其中。在这里，我们引用兰登·温纳对于技术的划分，来考察媒介技术的现实表征及其知识意涵。依兰登·温纳之见，技术首先意味着一种“装置”(apparatus)，即“技术运用的物理装置”，如工具、仪器、用具、器件等；技术需要“技法”(technique)，亦即包括技巧、方法、步骤、程序等等为完成任务的技术活动；技术也指称某一种社会组织(organization)，表示所有技术性(理性——生产性)的社会安排，与组织相关的是“网络”(network)，用以指涉那些大规模的运作系统，“是它们跨越遥远距离将人与装置加以组合、联系在一起”。⑦如果借用现象学的理解，“装置”作为人们的对象，涉及有关技术的客观知识，“技法”是有关从业者实践的经验性知识，而“组织”主要关涉媒介实践的社会性知识。目前我们一般将新闻传播知识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媒介本身的研究，二是这种媒介对于社会的影响。前者即上述有关“装置”的客观知识和有关“技法”的从业者的经验性知识，后者也即“组织”层面的社会性知识。 在此，本文无法从技术层面对新闻传播学科形成史做一细致的梳理，暂且借重若干关键节点做一概述。最早似可追溯到语言、文字等“装置”的出现，口语、诗歌、辩论等相关“技法”由此而来，由此我们去审视亚里士多德当时的相关著述，如修辞学、诗学等与“技法”有关，进而扩展到“组织”的社会性知识方法，如伦理学。⑧另一个更明显的现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纸草的运用、卷轴和小册子出现。L.D.雷诺兹等人在考察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献传播史时揭示，纸草的出现带来知识的流通，引发知识储存技术、版本辨别以及阅读方面的问题，由此图书编目、版本考据成为当时新的知识现象。⑨ 相对于纸草以及随之而来的卷轴、小册子等技术形态，印刷术及随后的电报、广播、电视技术无论在装置、技法和组织层面，均更为复杂，更具规模性。这种趋势反映出因技术性质变化而在知识建构上的力量。卡尔·米切姆在此意义上将技术分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古代技术是基于人的直觉知识用天然材料制作而成的，在各种活动中以有限的使用和娱乐为目的，现代技术旨在根据科学理论对抽象的能量和人造材料加以利用，从而获得效益、动力或利润。⑩对于认知媒介技术发展而言，这种分类或许嫌于粗略，但它有助于从纵向的层面厘清新闻传播知识形成过程中技术的作用。 揆诸新闻学科史，早期知识主要停留在“装置”和“技法”层次，以用作社会分工背景下的职业所需。这大致包括基于印刷术而形成的书籍出版技能以及报学体系。仅就明清时期中国雕版印刷而言，所谓装置，包括如印刷机、纸张、油墨等，技法则包括诸如造纸术、制墨术、刻工、制版、装帧等成为早期书籍出版者的技能。(11)同时也涉及组织和网络的问题。罗伯特·达恩顿对于古代书史的研究，揭示了书籍具有的“传播环流”(communication circuit)的特征，在此环流中，作者、制作出版者、商人、藏书家以及读者共同参与到这一过程中。(12) “装置”的演化，带来有关“技法”方面知识之进化。由印刷术推动的报学，知识的重心转移到有关“技法”和“组织”方面，特别是“技法”。以最早系统教授新闻学课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例，1893年至1901年间开设的课程就有：《制作报纸的历史和艺术》《新闻采访与编辑》《诽谤法和商业管理》《当前事务专题讲座》等，(13)前二者主要是由于“技法”而产生的知识，另两门则是涉及“组织”方面的知识。随后伊利诺伊大学及密苏里大学开设系统课程，初期的新闻教育，重点在于技术性课程，即“技法”层面，然后才扩展至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新闻事业，(14)也就是作为“组织”的技术与社会关系的问题。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模式，其重心放在报道、写作和编辑课程上。(15)此点也可从徐宝璜所著《新闻学》的知识架构略知梗概。该书既介绍了新闻的性质、职责、定义、价值等学理部分，也将新闻的采、写、编、评、广告、营销、管理等各方面囊括其中。延安时期及以后兴起的党报理论，突出报刊技术在“组织”层面的政治含义及社会影响。 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出现后，其所需依托的“装置”更为复杂，围绕电子媒介的物理形态和运作的“技法”成为学科架构的增值部分。以国内最早创建广播电视人才培养和科研机构的北京广播学院为例，广电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在传统报学基础上推出大量细分的技法性课程，如电视采访、电视写作、电视编辑、电视节目制作、栏目设置与编排、节目企划、广播新闻业务等，目前已经建构起较为成熟的知识体系。(16)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在空间扩展性的增强，其在组织层面的知识被重视起来，即强调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和效果。这就是传播学得以确立的技术背景。 回顾新闻传播学科的成长史，媒介技术无疑成为整个学科成长的关键因素。正是依托于技术的发展，关于“装置”的客观性知识不断丰富，有关“技法”的经验性知识也日趋多元，媒介实践的社会性影响因而变得至关重要，由此确立了该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学界对于新闻传播学科架构问题诟病不断，批评以媒介形态为依据的学科框架，这一“后见之明”看似颇觉有理，但是抽除媒介技术来谈新闻传播学科，必然是“无源之水”。同时，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历程也在提示，不同性质的媒介技术具有不同的知识效应。“每一次新的媒介出现，也就自然而然意味着新闻学外延上的又一次扩展”(17)，不只如此，媒介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学科内涵、定位及其架构的整体变化。因此，问题的本质也许不在既有知识体系所依托的技术基础，而在于不同媒介技术(形态)的性质形成和引发的知识效应之变化。 二、互联网技术与新闻传播学科重建的张力 那么，互联网是什么？确切地说，互联网技术有什么属性？对于新闻传播知识体系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仅仅将互联网革命与以往由文字、印刷术及电子媒介等技术引发的前三次传播革命等量齐观，也许难以真正理解其在知识建构中的特殊意味。 从媒介技术自身层面而言，互联网技术是一个不断创新、完成的过程。相较于以往的文字、印刷术及电子革命，其技术“装置”的规模、“技法”的复杂性以及“组织”方面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说远超以往。对于互联网技术自身的特征，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有着非常精当的概括，他们用“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来总结当前这场革命的特征，以此与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相区别。这为我们理解当前新闻传播学科建构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指数化建立在摩尔定律的基础上，指的是技术本身的结构容量以指数级速度持续扩展。对于传播而言，也就是在互联网世界中，原来受到的物质世界的种种限制业已被突破或趋于被突破，现在，“这些限制只是与每秒钟有多少电子在集成电路里移动有关或者与光束在光缆中穿梭的速度有多快有关”(18)。这使其与传统媒介形态之活动有了根本区别。如相较传统的印刷版面或者有限时空频道资源的广播电视容量，指数化意味着互联网中信息储存和流通的海量。另一个重要后果是，计算机具有强大的计算功能和数据分析能力，进而有了能够形成有关世界的整体性知识的可能。当下的大数据研究已反映这一特征。 数字化就是对信息流进行编码，即“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媒体形式——包括文本、声音、图像、视频记忆工具、设备和传感器里的数据等等，转化成无数的‘1’和‘0’”，以便传输与识别。(19)对于数字化技术的意义，传播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尼格指出，“计算机具有把其他传播媒体和信息媒体的所有输出内容变为数字形式的能力，这将使它在21世纪成为新的‘全面媒体’”。(20)数字化技术在传播上的意义主要从两种途径表达出来，一是它将信息组合加工的能力，能够将人类生产生活的时空场景转化为其加工的对象，原来无法用以传通的对象如今借助数字编码而输送到各种接收平台。这样一种转化及其接收成为我们面对的普遍景观。二是改变了信息流动的空间规模，由此带来人们信息接受交换的新的体验和社会关系。 组合化是指数字创新是“一种纯粹的组合式创新”，每一步的发展都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进而导致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无穷无尽”(21)。这一点与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观点有相通之处。(22)从组合化的视角看，互联网技术内部存在一个功能不断补救和补偿的过程，媒介形态的创新也将难以穷尽。每一种媒介形态即可视为一块“积木”，由于其间各种“积木”的相互搭建和组合，不断扩展的复杂性推动互联网装置和由此形成的技法不断更新。现实中，纸质媒体、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0”和“1”的组合诞生新的传播形态，报纸与网络融合产生电子报，电视与网络融合产生IPTV等。技术创新的空间有多大，意味着关于这一技术自身的知识与技法也就有多专门化。 总体来看，尽管无法预估未来互联网技术的具体图景，但从上述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装置”“技法”以及“组织”层面，互联网技术呈现出复杂化、规模化的趋势，为新闻传播学科的知识建构带来诸多张力。 首先，随着新闻传播知识的海量和复杂化，是研究者“无知”的增长。指数化的结构容量，使互联网充满着海量的信息，对于新闻传播学科而言，要获得自身确切的知识，无疑将是巨大的挑战。就关于媒介形态的技法层面而言，组合化带来变化多端的数字媒介形态，要掌握其中的复杂技法，无疑又极为艰难。更深一层含义是，如此复杂的媒介形态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带来更为复杂、分散的关系，这些都需通过大量的经验数据来获知。因此，相对于新闻传播自身知识的大量增加及其复杂化，研究者“无知”的领域势必也将增加。 与上述相关的是新闻传播知识性质的问题。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总体是规范性知识，或者出于职业需要，或者出于权力需要。互联网技术下，知识的海量带来非常复杂的效应。如数字媒介如何影响社会，要求研究者突破既有的知识范畴，从复杂多变的接受经历中获得经验性的数据，将新闻传播研究从规范性研究转化为经验性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也是未来学科建设和研究中的一种张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学科融合与碎片化同步发展的局面。依托于互联网技术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特征，互联网将带来全球范围的信息流通与重组，将预示着一个关于世界的总体性知识的形成。对于技术社会的整体性图景，人们有各种形象的比喻。如芒福德以为，技术社会将是一个“巨型机器”，需要集中和组织知识，“一定要把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超自然的知识都可靠地组合起来形成整体”。(23)约翰·厄里将其描述成一个“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相对而言，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将其描述成“一个超级计算机的世界”，(24)在此世界，不仅原有学科内部的信息将被进一步挖掘和细分，而且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均有可能被打破，借助携带知识信息的电子海量、快速地移动，各类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有了相互连接碰撞的机会，互联网技术将原本分割的知识领地重新进行了连接。 与此同时，在知识的融合中，“既有世界中的那些部分被打破，按照新的和更有成效的方式得以重新组合”，其结果是，技术只是少数专家的专属领地。按照兰登·温纳的说法是，专家所据的知识“通常没有成为广泛共有的社会经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项特定技法、装置或组织所涉及的详细信息和理论成了那个领域专家的专属领地”，其他人对此不仅无知，即使想去了解也很难实现，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知识“支离破碎”。(25)因此，人类将陷入总体性知识的包围之中，却无法将其组织成可以理解的整体。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知识处境。 三、互联网自主性与新闻传播学科重构的“迷思” 正是基于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的发展趋势，互联网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自主性趋向。依照兰登·温纳对技术自主性的理解，当技术发展超过一定水平之后，便形成了“自我生成、自我维持和自我规划的机制之统治”，在此状况下，人类对于技术既未能控制，对其结果也无法预料，“由不受限制、明确表达、强烈主张的目的来施行统治就成了一种奢望”。(26)兰登·温纳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自主性所需技术条件的界限在哪，但明确意识到互联网自主性问题，“这一理论感兴趣的是高级先进的系统或网络”。(27)在这里，我们无法评价互联网社会技术自主性的程度高下，但如前所述，其所言的技术自主性条件，在互联网中业已具备，如规模性、复杂性以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等等。并且，这种趋向在现实中已经获得呈现。 依此来看待近年来技术创新对于传播领域的操控，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机器写作、VR(Virtual Reality)新闻报道。(28)毋庸讳言，机器写作和VR新闻，为人类提供了新的知识或体验形式，但它们是否出于人们自主性的需求，则又令人怀疑。如机器新闻，这种程式化的新闻写作，只是技术研发人员的作品，并非导源于人类所需，也并没有考虑这种技术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目前的VR新闻报道也是如此，视频技术的创新运用于新闻报道，而人类是否真正需要这种虚拟的现实场景却不得而知。其结果是，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引发、引导人类新闻需求，进而可能塑造人类的新闻需求。人们使用机器以服务于自身的状况被颠倒过来了，“一个需求之所以成为一个需求，主要是由于人之外的一个大规模技术系统需要那个需求成为人的需求”(29)。 与此同时，互联网自主性的视野有助于我们破除目前新闻传播学科重建中的诸种迷思。 一种可以称为“立法”迷思，即认为权力部门能够为新闻传播学科确立一种规范性的知识或价值。这种思维具有长久的历史。学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产物，权力往往以自身的命令来规范学科的价值、边界以及方向，赋予其规定的价值。依照传统的技术观念，不论是报刊、广播电视还是互联网，都是权力利用和使用的工具，因此在新闻传播领域，权力就是知识的立法者，这也就理所当然了。这种迷思牢固地统治着人们，并延伸至对于互联网的理解，我们依此将理想的愿景赋予到互联网社会之中，认为互联网会帮我们实现这一切。互联网的自主性特征有助于打破这一迷思。汉娜·阿伦特指出，技术的发展粉碎了一个重要的假说，即我们周围的世界万物都依赖于人的设计，而且是按照人的实用或审美标准建造而成的。也就是说，为机器的操作能力而设计客体，而不是为生产某些客体而设计机器。她将这种状况描述为“‘手段——目的’范畴的完全颠倒”。(30)保罗·莱文森用“无心插柳的革命”揭示技术创新往往带来革新者不能预估的效果，(31)也即是说明这一点。兰登·温纳进一步指出，技术自身有其政治性和律令，“不管掌握权力的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无产者的或是资本家的目的，关于社会如何运转以及它造就了什么，其最终的结果大致都是相同的”(32)。其原因是技术系统自身的逻辑和偏向。雅克·埃吕尔这样描述技术自主性状态下的人类地位： 大多数人都被当作一个客体的集合……他们从精神上就被技术社会接管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他们是那个社会最热情的行家。他们本身已深深技术化了。他们绝不愿意轻视技术，对他们来说，技术本质上是好的。他们绝不假装把各种价值赋予技术，对他们来说，技术自身就是一个产生自身目的的实体。他们绝不会要求它从属于任何价值。因为对他们而言，技术就是价值(Technique is value)。(33) 技术就是价值，这是技术正当性的根由。自主性技术的生成、发展与维持，并不会必然地考虑其他价值。这一情形我们从目前不断推向市场的互联网产品就可以知道，技术追求的是效率，自由、幸福、真实等价值并不是其考虑的范畴，至少不是首要范畴，或者来不及去思考。 另一种可以称为“专家”迷思，即相信专家可以掌控互联网世界。这种迷思在现实中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最浅层次的，如强调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提法反映了我们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一种定位，不能说毫无价值。但仔细分析，所谓“复合型”，目前主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掌握多种媒体技能(技法)，这主要是报纸、广电以及所谓的新媒体传播技能；二是掌握多学科知识。就前者，所谓的新媒体技能本身就是一个黑洞。正如上所述，互联网的组合化创新使得媒体形态层出不穷，技法的掌握已经是难以跟上，盲目跟从这种技法已经不太现实。就后者，知识的细分本已使知识难以穷尽，而总体化趋势更是意味着多学科、跨学科知识也难以应对。因此，所谓复合型人才，就变成了一个看似新颖却又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 “专家”迷思的另一层含义是，面对如此复杂和庞大的技术系统，新闻传播学者无法掌握，也无须掌握，索性将这个“黑匣子”交给少数技术专家处理，新闻传播学只需关注人们如何使用媒介，以及产生何种效果就够了。这种迷思一方面源于对于技术专家的过度依赖和信任，认为少数专家可以掌控甚至操纵技术的发展，这一点上文已做了辨析。但同时也与新闻传播学科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有关，即将媒介技术当成一个已知之物或既成之物，并不明了技术本身的性质及其知识上的偏向。这种迷思唯一的好处是为自身的无知进行辩护，其害处则非常明显，它促使研究者成为技术系统的服从者，完全接受，毫无质疑，完全作为技术的奴仆而不自知。 尽管互联网自主性特征为未来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带来了太多不确定的内容，但是从对技术与知识关系的梳理以及互联网技术自主性的趋向来看，我们大致能够明白未来新闻传播学科重构中应该注意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平衡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如何使研究者从沉浸其中的技术系统中跳脱出来，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对待技术体系，避免成为因互联网自主性导致社会失序的推手。 对此，唐·伊德指出，“正是因为太熟悉，我们就不仅忽视了对这种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由技术系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需要，而且也忽视了从这种批判性反思中获得的结果”(34)。因此需要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对待我们所面对的围困我们的技术社会。为此，唐·伊德借用克尔凯廓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的段落，用一种航海的视角来看待研究者在技术社会中的观察点：领航员置身大海中，船和大海都处于运动中，他必须测定方位、找到方向、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目的地。在互联网的海洋中，我们能否成为漂浮其上的“领航员”？这也许是未来新闻传播学重建中最为关键的命题。 致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研究生刘欣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注释： ①近几年来，围绕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研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内的国内诸多知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纷纷举行专题研讨。其观点可参阅周婷婷、张昆、唐海江：《科技革命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14年第10期；张昆：《一流大学传媒教育定位的困惑和思考》，《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②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③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④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载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页。 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描述这种自动的机器体系：“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438页。 ⑥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⑦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⑧关于修辞术的起源，参见罗伯特·沃迪：《修辞术的诞生：高尔吉亚、柏拉图及其传人》，何博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⑨相关论述，参见L.D.雷诺兹、N.G.威尔逊：《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⑩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载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1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孙毓修、陈彬龢、查猛济：《中国雕版源流考中国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2)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Vol.111,No.3,Summer,1982,pp.65-83. (13)吴信训：《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 (14)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5)参见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石长顺、柴巧霞：《广播电视学：作为学科的内涵与知识体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 (17)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18)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北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19)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20)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董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7页。 (21)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2-93页。 (22)何道宽：《译者前言》，载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3)刘易斯·芒福德：《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精粹》，宋俊岭、宋一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24)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64页。 (25)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 (26)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27)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3页。 (28)彭兰：《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 (29)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30)汉娜·阿伦特：《制作的本质》，载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31)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32)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5页。 (33)雅克·埃吕尔：《技术秩序》，载吴国盛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34)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