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水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水平论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村转移劳动力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该群体不断壮大。目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已近2.3亿人，其中进入城市就业人口约有1.3亿人，在本地乡镇就业人口约有0.9亿人(中国网)。然而，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所享受的社会保障程度却很低。截至200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0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6597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72％(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而全国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只有2416万人，仅占在城镇就业转移劳动力的17％(中国网)①。可见，为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转移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险，是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的关键。同时，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对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生活质量指数的测评显示，社会保障指数偏低已经拖累了农村转移劳动力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②，需要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社会保险。
实现全覆盖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终极目标，但是为不同人群提供同样的保障水平是否公平呢？就养老保险而言，个人会基于其一生的收入决定各个时期的消费和储蓄，当存在流动性约束时，个人的储蓄意愿会比较低，这时如果社会保险费率较高，则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不一致。另一方面，通常缴费义务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缴纳社会保险费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从而减少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者的雇用；对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个体而言，社会保险水平过高，可能导致其失业。因此，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政策，需要考虑个体的异质性，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确定合适的保障规模。
在福利经济学框架下，养老保险的最优水平就是在其产生的作用和造成的福利成本(扭曲)之间找到均衡，并维持其预算平衡。最优代际转移规模的经典研究成果(Samuelson，1975；Feldstein,1985)得到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当人们对其未来的效用赋予一定的权重，而非十分短视，那么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是必要的，而且这种代际转移的最优规模，随着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增加而提高。中国学者对现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有所研究，Li和Marette(2005)采用13代的叠代模型，模拟了人口老龄化的情形下，养老保险改革的不同方案(替代率、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产出和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影响。封进和宋铮(2006)采用多代叠代模型的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指出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对不同时期出生的人有所差异，如果政府的目标函数兼顾效率和公平，可以得到一个对于社会总福利而言最优的养老保险规模。但上述研究均假设了劳动力市场出清，不能刻画养老保险规模对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因而本文将从异质性个体需求的角度，对养老保险适度规模进行分析。文章以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在一个简单的两期OLG模型框架下，基于异质性个体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从理论角度，对养老保险的适度规模进行讨论；第三部分是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对前面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基于社会福利的养老保险水平决定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主体，最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能够同时满足三方的需求。我们首先对异质性个体福利进行分析，然后从社会福利最优角度探讨养老保险水平的确定。
(一)个体福利
从个体福利的角度看，人力资本不同的个体对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有不同的需求。采用一个简单的两期模型来描述行为人的选择。假设行为人一生分为两期：第一期工作；第二期退休。在第一期劳动所得除了满足当期的消费，还要为第二期消费进行储蓄，并可以选择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第二期消费数量为第一期的储蓄及养老金(如果第一期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行为人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通过最大化两期的效用来决定③，行为人i的效用函数和跨期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是行为人i对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的评价，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因素是指参加养老保险所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的各种风险，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波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系统的风险以及个人流动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流动会伴随着部分社会统筹基金的损失，因此，如果行为人流动性越强，那么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就越高，就越小。主观因素主要指行为人对社保机构以及社保制度的信任程度、个人风险偏好等。如果行为人越是不信任社保机构，那么他认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就越大，就越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越小，式(5)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小，即行为人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概率就越小。
从公式(5)可以看出来，B的水平也会影响到行为人的参保决策。基于养老保险基金平衡，B不仅与行为人的缴费水平有关，还受人口增长率、工资增长率以及受政府的财政补贴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参保人数增长率不断提高；同时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增长率也将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政补贴的增加等因素，都会导致B水平的提高，这会使得式(5)成立的可能性增大，即行为人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概率就增大。另一方面，老龄化又会延缓B的水平的提高，甚至导致待遇水平的下降，这会使得行为人选择参加养老保险的概率减小。
2.较低人力资本的个体选择
可见，对于较低人力资本的个体来说，只有当收入高于
时，才有可能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且随着社会保险的缴费水平的提高(τ较大)，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需的收入临界值()也越高；同时，就业概率进一步加强了其收入效应，而且过高的保障水平不但不能改善他们的社会福利，甚至会导致他们失业，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更糟。
(二)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水平的确定
养老保险水平取决于社会福利函数，而社会福利函数可以有几种可能的设定，一是将所有个体的福利加总，通过最大化社会福利决定养老保险水平，制定单一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如果给予每个个体相同的权重，从社会总福利最大出发，如果较高人力资本个体所占比重较大，则保障水平应该比较高；如果较低人力资本个体所占比重较大，那么政府应该制定一个较低的保障水平。此时，不同个体福利所受到的影响有较大的差异。
上述分析框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考虑到个体的异质性，提供水平可选择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更好地满足个体的多样化需求，并进一步改进社会福利。这一制度的主要成本是管理复杂性增加。从企业层面看，养老保险水平的选择是劳资双方谈判或协商的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交易成本。从宏观层面看，需要保证不同水平之间可以等价转换。相对于千万劳动者的福利而言，这些是必要的管理成本。
三、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的实证检验
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流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以2007年为例，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24932元，而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年平均工资只有14531元，相当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8％，而且大多数转移劳动力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据统计，只有20％至30％的进城务工农民在一个单位能工作满3年以上⑤；此外，农村转移劳动力短期储蓄需求较大，他们的打工收入主要用于回家建房、结婚等事项，而长期的养老储蓄需求相对城市水平较低，他们很多人倾向于回乡养老。从企业角度来看，缴纳养老保险费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力成本，当企业要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较高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会减少对人力资本较低的转移劳动力的雇用。而农村转移劳动力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为了能够就业，也需要保障水平较低的养老保险，甚至不参加养老保险。因此，我们将从需求的角度，对他们参加现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他们所需的保障水平进行讨论。
(一)数据描述
1.样本基本信息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于2008年6～7月对浙江和江苏两个城市(A和B)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每个地区调查1000个样本，首先对该地区主要行业进行分类；其次根据行业的相对规模分配样本数，在每个行业中随机抽取3个企业；再次根据企业规模分配个人样本。其调查内容包含调查对象个人、家庭基本信息，个人详细工作经历等，特别是还对个人的参保意愿和流动性进行了度量。本文所用的是其中符合流动劳动力特征的样本，有效样本1090个，⑥其中A城市有效样本711个，具体信息可见表1。
2.参保情况及参保意愿统计分析
问卷中，我们分别询问了被调查者实际参保情况和参保意愿。我们通过其上一份工作中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来反映其实际参保情况；而对于其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则通过问题一“您是否愿意参加城镇社会养老保险：(1)是；(2)否”来测度。从调查数据来看(见表2)，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人中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为78.55％，比有过上一份工作的人高出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是由于有过工作经历的人，更加清楚地了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及流动可能带来损失等风险。有过上一份工作的人中只有37.12％的人实际参加了社会保险，但有69.15％的人表示，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也就是说，有近一半愿意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并且，上一份工作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人中，有75.35％表示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而上一份工作没有参加社保的人的这一比例为65.49％。可见上一份工作中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人的参保意愿更强一些。总体上看，样本人群的参保意愿是比较强的，但实际参保率却较低。
表3是对参保意愿及保障水平选择的统计描述。参保意愿通过是否愿意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来测度；而需要的保障水平则通过问题二来测度：“如果可以选择，您会选择下面哪种方式：(1)0水平，即不参加养老保险；(2)参加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水平是现行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一半；(3)参加较高水平的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水平与现行城镇养老保险水平一样，甚至更高。”对于问题一的回答显示近72％的人愿意参加城镇养老保险；而对于问题二的回答显示，有92％的人选择参加较低水平或较高水平养老保险。也就是说，有20％的人因为现行城镇养老保险水平太高，而没有参加的意愿，但是如果保险水平可以选择，他们则会选择参加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
从收入角度看，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显示，选择参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将收入分组后可发现，“最高收入组”针对问题二选择“较低”或“较高”的比例，比愿意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高出9个百分点，而其他收入组前者则比后者高出约20个百分点。这说明，可选择的保障水平对于收入较低者影响比较大。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来看，选择“较低水平”的比例呈现倒“U”型，随收入增加先是略有上升，达到中等收入以后，开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选择“较高水平”的比例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我们采用“是否打算长期居住”来测度其流动性。从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意愿来看，打算长期居住者比不打算居住者高出约17个百分点；而从选择较低或较高水平的比例来看，前者比后者高约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流动性对于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意愿影响更大。
在第二部分理论分析的框架下，我们运用调查数据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群体对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需求。由于人力资本难以直接观测，我们用收入来代表⑦。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影响个体的生产效率，还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力。我们认为，在控制了收入的条件下，教育更多的是通过影响个体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风险的评价发挥作用。行为人i选择何种程度的养老保险水平，可以通过下式来决定：
首先，将问题一“是否愿意参加城镇养老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采用probit方法进行回归，并计算了偏效应，所得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收入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从偏效应来看，收入提高1％，参保可能性会提高12.6个百分点。居住意愿的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与不打算长期居住者相比，打算长期居住者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增加了10.2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对社保机构的信任程度，对参保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购买股票者，也就是说越是风险爱好者，更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年龄看，中年人(26～45岁)更加倾向于选择参加养老保险；而家庭规模越大，越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人，更愿意参加城镇养老保险。
然后，将对问题二的回答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保障水平的选择。我们采用ordered probit进行回归，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偏效应，所得结果见表4。收入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边际效应来看，收入每提高1％，选择“不参加”的概率下降6.3个百分点，选择“较低水平”的概率下降10.3个百分点，而选择“较高水平”的概率提高16.6个百分点。这说明收入越高，人们越倾向于选择参加养老保险，并且选择较高的保障水平。居住意愿系数为正，但是不再显著。这说明，当保障水平可以选择时，居住意愿或者流动性不再是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保机构越是信任，也越倾向于选择“较高保障水平”。
(二)模拟
在计量回归的基础上，我们将基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对其所需的社会养老保险水平进行模拟。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的微观数据比较缺乏，我们根据2006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收入分布情况和2007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收入(1210.9元/月)进行粗略预测。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城市农村转移劳动力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我们获得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分布，如表5所示。在此基础上，我们预测出各个收入分段点上的养老保险需求水平，并通过加权平均粗略计算出2006年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平均收入，然后基于平均收入预测出平均的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结果见表6⑨。
从基于2006年收入分组点预测结果来看，随着收入的提高，选择“0水平”或“不参加”的比例从19.50％下降到4.82％；而“选择较高水平”的比例有明显增加，从16.55％增加到43.28％；选择“较低水平”的比例略有下降。从基于全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收入的预测结果来看，2006、2007年有60％左右的转移劳动力选择“较低保障水平”，有30％的选择“较高保障水平”。可见，绝大多数转移劳动力愿意选择一个较低的保障水平，而不愿意选择城保或更高的保障水平。
综上可见，大多数转移劳动力选择了较低保障水平，因此简单的将他们纳入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合理。提供一个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满足多数人的需求。但是也有30％的人选择了较高的保障水平，如果只提供一种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人的最优选择将无法实现，其福利也必然受到损害；而如果在提供较低保障水平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也允许他们选择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社会福利得以改善。Holzmann，Packard和Cuesta(2000)研究也发现，单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政策，即使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公平的，也可能给那些不愿意储蓄和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多样化的保障程度需求来说，可选择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更好的安排。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较低，按照城镇劳动力的缴费水平参加养老保险不是他们多数人的最优选择。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需要从他们自身需求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合适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
第二，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是比较强烈的，如果保险水平可以选择，有超过90％的人表示具有参加意愿。实证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对于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流动性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控制了流动性因素，收入仍然是决定保障水平选择的重要因素。
第三，模拟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有近60％的人倾向于选择“较低保障水平”，也有30％左右的人愿意选择城保水平或者更高水平。所以如果只能提供一种保障水平，则必然会给其中一部分人造成福利损失。
中国的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也需要待以时日，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这一现实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为促进劳动力流动，保障转移劳动力的利益，在相关政策制定时，首先应该根据转移劳动力自身的特点和需求，为其提供一个保障水平较低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他们也可以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在上海已经出现了可选择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具有上海户籍的郊区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和企业的议价来选择参加城保还是镇保⑩。就养老保险而言，从缴费和待遇水平方面来看，城保和镇保分别代表较高和较低的保险水平。城保中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约为30％，将来的替代率约为50～60％；而镇保中养老保险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是10.2％，将来的替代率约为20～30％。镇保为那些无力承担或不愿意参加城保的郊区职工和失地农民提供了可行的选择。特别是那些人力资本较低的职工，如果要求参加城保，他们将会失业，而水平较低的镇保则可在不影响其就业的前提下，满足了他们的社会保障需求。镇保制度从2003年10月开始在全市推广，截至2008年底，已经有148.02万人参加，其中郊区企业职工55.07万人(1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保障水平多层次的社会保险政策是可行的。其次，确保各种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可以相互衔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收入水平将不断提高，其所需要的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可衔接”能够保证劳动力在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顺利过渡到较高的保障水平，也为最终实现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接口。再次，努力降低劳动者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评价，加强对养老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增强人们对社保机构信任，也有利于促进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
注释：
①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finance/txt/2009-02/05/content_17234525.htm;2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②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结果表明，2006年全国平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生活质量指数为0.532，其中六个分类指数中社会保障指数最低，只有0.251。
⑤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
⑥这里的有效样本是指学历不高于大专的、非城市户籍的外来务工者。
⑦所用样本的教育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135。
⑧考虑到“居住意愿”具有一定的内生性，我们采用“是否听得通当地话”作为其工具变量进行了回归，结果与文章中没有采用工具变量时基本一致。
⑨该预测基于回归模型，当其他变量取均值，预测收入变化对参保意愿或保障水平选择的影响。
⑩镇保模式可以简单地描述为“25％+X”。其中“25％”是基本保险部分，具有强制性，由用人单位缴纳，实行社会统筹，其缴费基数是上一年度全市平均工资的60％；X，即补充保险，则是非强制性的，由企业和个人自愿选择是否缴纳及缴纳多少，并全额计入个人账户。
(11)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sh.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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