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_新经济政策论文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_新经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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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总结本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是邓小平在1985年讲的,当时社会主义搞了近70年,成功的经验不多,但比较肯定的只有新经济政策,特别是列宁实施这个政策的思路。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经验,以1920年3 月俄共十大为标志所实行的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是:(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实行工业企业非国有化, 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 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4)实行租让制, 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这个政策实施的结果,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遗憾的是,列宁于1924年1 月逝世以后没过几年,到1928年斯大林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这是一个严重教训。上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问题在于什么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这是有待学术界探讨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路是:

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又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第33卷,第208页)这里说的“理论”,当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迥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迥过渡。所谓迂迥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迥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迥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 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还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以致干出恩格斯所说的蠢事来,自我毁灭。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列宁从理论上对革命和改革作了如下的界定: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急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列宁选集》第4卷,第610-612页)这就是说,革命是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兴起的; 一般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其结果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往往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其结果是同一社会制度内部质的飞跃。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

列宁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唯物辩证法大师,他在1920年所写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这段话如果和前面的论述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改革做出了最深刻的理论论证。对列宁的这个科学论断,我们可以从整个社会生活去理解,也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去理解。如果从后一方面去理解,可以说列宁已预见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已经消失,但矛盾仍将存在。这种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列宁上述一系列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对社会主义改革最早最具权威的论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宝贵的财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就逝世了。

革命政党既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却

列宁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时指出:“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列宁选集》第4卷,第139页)

革命时期有进攻和退却问题,建设时期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用劳动进攻资本是一种进攻;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容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是一种退却。这种退却是必要的,是后退一步,以便将来更好的一跃。到1922年3月, 列宁说:“我们向资本家作让步这种意义上的退却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可以停止我们在经济上的退却了。够了,我们不再后退了。”(《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63页)

上述五个方面、五个问题就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基本思路,也可以说是它的精华。这些基本思路的意义已远远超出新经济政策本身。它对于一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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