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分析论文,人口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了经济学的诠释。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质在于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批驳了利用可持续发展观鼓吹中国的发展可能成为世界的包袱或威胁的观点，另一方面剖析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上的政策扭曲现象，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新发展观的形成
大约两百年前，马尔萨斯（T.R.Malthus）就预言，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农业对土地的依赖性，食物供给将以自然级数增长，即充其量只能以固定的绝对量增长；而人口则会以几何级数增长，即以每次扩大了的规模为基数增长。最终，食物将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世界将陷入饥饿。而食物增长不能满足人口增长要求的这个时点，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极限。马尔萨斯的预言产生了巨大影响，既遭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诸多学者的严厉批判，也不乏热烈的追随者。团结马尔萨斯的判断，两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卡恩（Karen）将有关争论观点概括为4大流派：新马尔萨斯主义、谨慎的悲观主义、谨慎的乐观主义、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热情倡导派。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论著有未来学学者福斯特（Forster）的《生存之路》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馅饼”，地球资源正在逐渐耗竭，人口如同癌细胞一样以指数速率繁殖，而所谓的创新和发明，只不过是一种“陷阱”，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已经超出了地球在稳定状态下所能承担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口极限已经到来。谨慎的悲观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Lester）。这个流派认为，地球是一个不确知的“馅饼”，资源不断面临困难，收益大多递减，由于创新和发明对于解决人口与资源问题的效果越来越差，所以发展应后退一步，或至少是更有节制。谨慎的乐观主义认为，地球是一个不断增大的“馅饼”，资源总得来说是足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而只有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因而主张继续发展。技术和经济增长的热情倡导者，则以未来学家卡恩、人口学家西蒙（Simon）和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为代表。这一流派认为，地球是一个无限的“馅饼”，技术和经济增长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口多意味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创新和发明是人类的最大希望所在，所以继续发展是人类福利和进步所必需的[①a]。
事实上，就世界整体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来说，由于新耕地的开发，新农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对土地和劳动者的投资，不仅使人类免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而且营养水平大大提高。据估计，18世纪后期欧洲的人均营养水平，比现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低得多。例如，当时英国的日卡路里生产量，比今日印度还低10%。法国当时人均每天卡路里摄入量仅为1753大卡。而从1965年来看，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莫桑比克和索马里）低于这一水平。到90年代，只有少数长期战乱频仍的非洲国家低于这个水平。
从更为晚近的事实来看。在表1中，我们用农业及食品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值，作为衡量农业和食品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程度的指标。由此可见，无论是全世界平均，还是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看，1961～1992年农业和食品的增长都大大超过人口增长。但是，从非洲来看，过去30余年农业和食品的增长速度确实低于人口增长速度。这种结果表明，单纯地对人口、食物、资源、环境表示乐观或表示悲观都是不够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人类发展前景作出科学的判断。也就是说，要对为什么世界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而非洲又有不同的表现作出解释。
表1 1961～1992年分地区农业、食品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指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与农业状况数据带·1993》。
任何相对历史时期而言是先进的思想，都是在谬误与相对真理的辩争中形成的。事实上，正是两个世纪以来旷日持久的发展观之争，人类在今日才取得了更多的关于自身发展前途的共识。前面所引述的关于地球、人口、资源和发展的4种不同观点，帮助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关注的正是这种与资源和环境有关的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人类社会要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既摒弃了那种只管物质生产增长，不顾资源和环境约束的传统发展观，又把重心落实在发展上面，肯定了人类未来的希望。
1994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其作为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一议程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在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概括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这是在党的重大纲领性文献中，第一次对全人类取得了共识的新发展观所作的明确表述。这一纲领性概述，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指导。
2.中国会成为世界的包袱吗？
从人口规模来看，中国确实太庞大了。然而，从实现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须的资源拥有量来看，中国又绝非具有巨大的优势。数据表明，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在人均耕地、水资源、主要矿产、能源储备等方面，都显示出相对贫乏的特征（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1987）。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讲，现代化充满艰辛，因而常常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而对于一些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来讲，中国的发展大有要耗竭世界资源之虞。这种思潮传到一些西方政治家那里，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以致时不时采取些行动，与其口头上所表白的欢迎中国的发展之辞大异其趣。
撇开那些怀有某种政治意图和其他别有用心的说法，纯粹研究者对中国发展的不乐观期望与对于地球、资源、环境和发展持悲观或谨慎悲观的思想流派，具有共同的发展观和对问题的观察角度。对他们来说，不可再生资源自始至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布朗所引起争论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进入90年代后，布朗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对中国粮食供给和需求前景的观点。根据他的预测，中国到2030年，人口将增加到16亿，而由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极高，食物结构的改变也将加快，今后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对应的供给潜力则不乐观。由于经济发展，耕地和水资源越来越多地转为非农使用，靠扩大播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的机会很少，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是有限的。由此布朗预测，从90年代开始，中国粮食产量将以每年0.5%的速度下降，到下个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缺口将为2.16～3.78亿吨。
布朗的预测还指出，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粮食缺口，全世界都不能给予填补。以致他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之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奇迹中途夭折。而一旦中国转而面向世界寻求食物供给，则中国的食物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的短缺。布朗也许希望通过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这样惊世骇俗的问题，警醒世人关注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由于布朗所作出的预测是建立在不科学的方法论和不确切事实的基础上，可能会引起极大的误导，从而是不负责任的。
布朗的观点发表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论坛上，都引起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中有一种是针锋相对地算一笔与布朗相异的中国农业潜力帐，描绘了较为积极、乐观的前景。不过，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从“布朗公案”中，发现一些在取得了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掩盖的不尽相同的东西。而对一些观点的商榷或澄清，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和探寻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一，对于某些人或某些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含有让别人讲可持续性，以节省出资源供自己继续发展的潜台词或潜在心理。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必须耗费资源。我们还知道，发达国家现今的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比起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天壤之别。当可持续发展被曲解为抑制发展、放慢速度时，无异于剥夺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变生活状况的权利。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只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却消费着世界上80%的自然资源；只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每年耗费世界25%的商业能源。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国家来说，发展是硬道理。
第二，“以不损害下一代人的发展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无法在量度上给予把握。在世界范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浪潮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经济当事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动机提供的。从直接的利益出发，人们会对未来的发展机会，或者对未来的收益给予较低的评价。所以，人们天生是倾向于近期利益的。一定程度的、必要的远期利益则有待于国家出面，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恰当的，则可能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旦国家干预过度，或决策失败，不仅不会得到改进资源配置的好处，反而丧失市场的驱动力。
第三，有不少热衷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并尖锐批判以资源换取物质享受的传统发展观的人，实际上自身并未摆脱传统发展观的藩篱。以布朗为例，他对中国农业发展的预测和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耕地和水资源缺乏的判断基础上，因而我们看到，他本人恰恰认为发展的唯一源泉是不可再生性资源。
3.人力资本、人口数量与可持续发展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必须给予正确的回答，即对于持续发展来说，人的能力与不可再生性资源哪个更重要？事实上，从古典经济学家时代开始的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之争，就充满了对这个命题的针锋相对的回答。而经济增长理论的进步，恰恰反映了发展观在这一根本命题上人类智慧的提高。
我们暂且回到本文开始时对马尔萨斯陷阱的回答。那里，我们引用数字证明，60年代至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并没有发生矛盾。然而，非洲大陆却是个例外。我们显然不能回避对这个例外情形的解释。
我们从可能得到的资料出发，选取21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作为观察对象。1980年至今，这些国家经济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变化的方向呢？用小学入学率这个指标代表人的能力的改进，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变化，对这两个指标作相关分析，得出相关系数为0.61。这说明，人的能力的提高，对于经济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小学入学率与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相关系数为0.46，说明两者也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我们将人口数量的增长率视作与资源相对丰富程度有关的指标，其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7，意味着没有什么关系可言。当然，这里的统计说明十分简单，也不严谨，并不足以证明任何规律性的结论，但至少给我们先提供了一种可能被证明的假说。
早在舒尔茨作研究生时，就曾半认真、半开玩笑般地计算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挤在一起站在地面上，只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丹尼县的一小部分面积就足够了。这以后，他终身的严肃研究与这一极富挑战性的思考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当人们考虑这些投资时，地球物质资源将会耗尽的预言就必然被抛弃”（舒尔茨，1990年）。这就是坚信人力资本理论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典型回答。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至少可以使我们相信这样一点：对于人类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持乐观态度并非盲目。
所谓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经验和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我们知道，人在一定年龄阶段上才具有劳动能力和创造能力，因而人是这种种生产能力的载体。而生产能力作为一种资本存量，是可以通过对人的投资而提高的。所以，在人的身上所进行的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就是所谓人力资本投资。从重农主义开始的古典经济学把土地看作是决定人类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生产要素。后来，经济增长理论又以同样极端的态度看待物质资本。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增长理论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所宣扬的观点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而且反复为实践所证实。也就是说，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对人的投资的回报率比任何物质资本的投资都更高。迄今为止，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都是人的能力提高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只要人的能力能够继续不断地提高，技术进步就会是经济发展不竭的源泉。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与科学技术进步几乎同步出现的是，人口数量的相应增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维持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在1700年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之前，技术进步以缓慢的速度发生。其间包括大约1万年前的第一次农业革命、陶器的出现、犁的发明、第一批灌溉工程、第一批城市的产生，以及冶金业、文字和数学的出现。其间有过希腊和罗马的相继鼎盛时期，也有过黑死病的发生和新大陆的发现。与此相伴的是人口的缓慢增长。而以第二次农业革命为转折点，人类技术开始了飞跃式的发展：产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修建铁路，电话、电气化、汽车和飞机的发明，青霉素的发明，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与疟疾作斗争，高速计算机的制造，人类登上月球，核能的利用，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染色体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与此相伴的则是人口如爆炸般地增长（福格尔Fogel,1995）。
从这样的维度观察人类发展历史，我们发现，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可用的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但是，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以惊人的速度提高。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前辈留给我的智慧，而这种人类智慧的积累和遗传保证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同样，对于我们的子孙，与其留给他们不可再生性资源和坐享其成的品格，不如把我们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传给他们。资源的概念是不断更新的，而人力资本和智慧是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
按经济发展水平区分，世界上两大组别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固然存在诸多差异，但人口质量的差异则是主要的。即无论是从体力因素上，还是从智力因素上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素质都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用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说，两者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根源就在于这种人口素质的差别。因此，不管是出于对发展可持续性的关注，还是出于加快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的目的，人力资本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营养、健康与生产率或收入水平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提供了体力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信息。有人在塞拉利昂农村，针对农户劳动力做过一项这方面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户劳动力摄取的卡路里水平每提高10%，家庭农产品产量就增加3.3%（Strauss,1986）。另一项类似的研究是在斯里兰卡做的，涉及营养水平与工资的相关关系。结果是，对于男性劳动力来说，卡路里摄取量每增加10%，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就提高2%（Sahn and Alderman,1988）。据说这些结果的含义是，卡路里摄取量从1500千卡提高到4000千卡，对于人力资本的效果，相当于从文盲进步为上中学和高中毕业。
关于教育与生产率或收入水平之间相关性的研究，提供了智力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信息。表3总结了3个主要发展中地区教育投资对社会和私人的回报率。这里，教育投资的私人回报率，是指个人因为受了教育而得到的货币回报与他为了受教育而花费的金钱及损失的挣钱机会之间的比率。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则指个人受教育的货币回报与社会为了提供这种教育服务付出的全部投资之间的比率。
长期的人口增长，可以持续地实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提高人口的素质。更多的人力资本会相应扩大发明和创新的机率。我们可以把科学技术发明的方式，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为两种类型（参见林毅夫，1992）：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创新基本来源于实践经验，所以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人口越多，形成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就越多；在现代时期，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就这种类型的技术发明创新来说，人口规模虽然不像前现代时期那样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并不存在任何负面的影响。
表3 教育投资的平均回报率
社会回报
率 私人回报率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非洲 27 1914
45
28 33
亚洲 18 1412
34
15 18
拉丁美洲 35 1916
61
28 26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面向2010年》。
中国，作为在前现代时期唯一达到技术发明和经济发展辉煌顶点的国家，恰恰证明了人口数量对于发明和发展的正面效果。在14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生产领域和经济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人类文明。13世纪时，中国江南城市的高度发达，竟令来自繁荣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苏州之大，周围四十里；居民之多，数不胜数”；而杭州“无疑是天下最优美和最繁华的城市……。任何一个见到如此庞大的城市的人都决不会相信可以找到这么多的食物来供养这么多张嘴”。至于晚近以来中国的停滞和落后，无可争辩地要从人口以外的原因中去寻找（林毅夫，1992）。
我们时常听到的关于人口增长快会伤害经济发展速度的说法，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证据的。在欧洲和北美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18、19世纪和本世纪初期，也正是其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时期。而发展中国家50年代以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同样是伴随着高人口增长率。虽然我们从统计分析上，并不能把人口增长归结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但十分肯定的是，没有任何统计证据表明：高人口增长率会降低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不过，在一定条件下，人口增长也确实可能引起负面的效应。从人口转变的历史比较来看，对于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水到渠成的性质。其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和人口增长率降低，都是与每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及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然而，对于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死亡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先进医疗卫生技术的扩散。所以，其较早到来的死亡率下降，使得生育率的调整显得有所滞后。例如，美国的婴儿死亡率从1900年的16%，降低到大约8%的水平，花了25年的时间；而发展中国家从1960年的16.5%，用同样的时间则降低到7.2%。这种情形，会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造成所谓的“人口问题”。
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特别是一个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增大的人口规模，会造成家庭、社会对人口规模作出反应和调整的时间过短，所以可能从两个方面对人均收入或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第一个方面是在家庭内部。一个过大的家庭规模，可能会减少在每一个孩子身上投入的家庭资源和时间，因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多生子女导致生育间隔短，母亲和子女的健康都会受到不利影响，降低家庭持续生产能力。在一些国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孩子多意味着挣钱养家的人手就多。但由于不能通过改进人的质量而彻底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所以这种家庭可能世世代代疲于奔命，而始终难以脱贫致富。第二个方面是对社会的影响。过快增长的人口，会在一定时期内造成全社会人口结构生产性的降低。首先是生产年龄以下的人口比重升高，从而提高（儿童）抚养系数。这与人口增长过慢导致老年）赡养系数提高是一个道理。据世界银行80年代的资料，像肯尼亚这样的高生育率国家，50%以上的人口小于15岁，而那些生育率低的国家，年龄中位数大约为20～25岁。另一个影响是，人口过快增长导致宏观经济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上面的投资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对于教育、卫生和其他一些基础设施的改进，通常具有一种外部效应，即除了给个人带来直接的效益外，还有一部分效益为社会所得。因此，仅仅按照个人需求及付费所产生的供给，往往比全社会真实需求要少。所以，此类建设通常需要政府给予补贴或直接投资。政府投资的来源是税收，即归根结底来自于全社会的生产能力。当人口结构具有较低的生产性时，社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大，而政府所能征集的税收却相对少，会导致供不应求。这将直接地降低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水平，继而影响社会人力资本的形成，降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4.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
至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得出结论。一方面，人口增长率和人口规模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唯一因素，也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影响。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程度上，这种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进行一定的控制，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效果的。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是显著的。这一点不仅可以由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也通过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肯定。不过，近年来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也对已有的计划生育方式提出了挑战。例如，我们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育控制权威，关键在于健全的和强有力的基层计划生育组织体系。然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社区组织的经济职能弱化，组织体系松弛，导致农村基层控制生育的能力也相应减弱，人口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控制在计划之内了。
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并不令人惊奇。本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决策单位，除了对生产过程、劳动力配置、消费安排作出最优化的决策之外。家庭成员的数量也是其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的决策职能被抹煞了，生育子女的决策与经济决策一道被纳入国家计划及集体决策，也是那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当家庭经济职能重新建立起来后，生育的决策也不可避免地为家庭所关心。子女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种效益，比如增加劳动力和养儿防老等，而养育子女本身又要付出成本，如供养衣食，教导开化，以及因养育孩子而失去的挣钱机会。所以，生育决策即决定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收益最大化的决策。
如果养育孩子的成本较高，而孩子数量的收益较低，孩子质量收益较高，则家庭愿意作出少生优生的决策。这正是目前在中国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情形。但是，在农村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却十分不同。即由于一些宏观政策原因，以及中国农村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生育孩子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当计划控制有所松弛、农民自我决策意识增强后，成本收益的考虑，通常会诱导农村家庭在一定时期多生子女。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农村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方面的特征。在基本温饱解决之后，把孩子喂养大并保证营养，已经不是什么难事。所以问题集中到孩子质量和父母的机会成本上面。当一个家庭决定，在家庭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是多要孩子而为每个孩子较少投资，还是少要孩子但对其给予更多的投资时，家庭决策者考虑的是孩子数量还是孩子质量能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是：
第一，人口多，从集体分得的承包土地就多。而土地既是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和收入来源，又是其从事不确定的非农产业活动的一种保险。
第二，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农村就业层次低，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城市就业歧视政策的存在，农村外出劳动力只允许从事较低岗位的工作，劳动力素质要求也低。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使得可能的升学机会很少，也降低了农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给予更多投资的激励。
第三，农村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养老主要还要依赖于自己的子女。孩子越多，得到保障的概率越大。
第四，养育过多的子女，对于母亲来说可能丧失许多经济机会。但由于中国农村目前普遍存在30%以上的剩余劳动力，土地上并不缺乏人手，妇女就业机会也十分有限，所以，养育孩子对于妇女来说，也不构成很高的机会成本。
在农村这种现实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所矛盾，就不足为奇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一点不容怀疑，思想上、工作中也不容有丝毫的松懈。但是，如果不能使农民的生育选择与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相一致，计划生育工作就会越来越难做。所以，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急需探索一种新的计划生育方式，即把这一工作扩展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环节，从政策上使农民的生育决策与计划生育目标激励相容。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下方面的政策调整，既有助于降低农村的生育意愿，又是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一旦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定形成一种环境，达到计划生育目标与农民生育意愿的激励相容，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生育新路的形成。
第一，在农村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土地分配政策。此项政策最初曾在若干地区进行过实验，其直接目的是稳定土地承包期，提高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而实行的结果同时显示出对于计划生育的积极效果。例如，贵州省湄潭县是这方面实验区之一。有关研究表明，该县通过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地”的承包土地分配政策，其生育率明显降低，并大大低于全国和贵州省的平均水平（Johnson,1993）。
第二，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虽然家庭规模选择的决策，往往是根据最优化原则作出的，但教育水平和信息局限也有可能使家庭作出不正确的决策。所以，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可以帮助消除这方面的扭曲。此外，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提高其就业机会，增加避孕知识，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和控制生育的成本。一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Johnson,1993）表明，妇女的中学入学率提高1倍，可以在10年内将总和生育率从5.3下降到3.9，而计划生育服务水平的加倍所产生的效果，只及教育效果的1／3。
第三，加快建立农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乡在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差异，目前农村的高生育意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父母对子女，特别是对男孩作为养老保障的需求。所以，把养老职能从家庭内部转变为社会职能，会相应降低家庭对子女需求的数量。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对65岁以上老人所支出的安全和福利花费，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前者的增加，就使后者降低。
第四，破坏城乡隔绝的藩篱，加快城市化进程。无论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经验，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城市的生育率都低于农村。这是因为城市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高，而竞争又导致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要求高。由于这种生育率上的差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就可以改变生育意愿，从而降低人口出生率。此外，劳动力流动本身也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一方面，农村外出劳动力绝大多数年龄在20～30岁之间，正是婚育年龄。较多的流动和挣钱机会，会延缓婚期和生育年龄[①b]。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就业需要较高的技能，表现为越是文化水平高，就业机会越多，因而对农村孩子受教育的需求提高，原来用于孩子数量的资源，倾向于用于对子女教育的投资。
5.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代价
毋庸置疑，世界性的趋势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污染在恶化。从国情出发，中国资源总量相对匮乏，从人均的角度观察，属于“资源小国”；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草原退化。据估计，近40年来每年由气象、海洋、洪涝、地震、地质、农业、林业等7类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水源、大气环境污染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从科学的态度出发，而不是感情用事、人云亦云，我们又要对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从资源、环境的角度来看，发展是不是万恶之源？第一，从当今世界上的环境恶化趋势看，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分布恰恰相反，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越是有动力治理污染，也越是有能力治理。净化环境和寻找替代资源的技术和能力，完全以发达程度为前提。第二，资源和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表现在哪里，是个更为重要的判断。无视直接当事人的利益驱动，而把与资源和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发动，撇开那些政治家利用这个口号捞取选票不论，也至少是劳而无功之举。例如，一些被人们炒得火热的所谓全球性环境因素，由于并非直接生产者的关心所在，至今未发现其实际影响效果为何。
一个例子是所谓生物物种的丧失。集中在一起的热带森林，虽然只占地球表面的7%，却包含了全世界物种的50～90%。人们观察到，森林的砍伐会减少生物资源。虽然谁也不会认为，在这些浩如烟海的物种资源中，不会有一种或两种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人类可加以利用的资源，但更难以接受的想法则是，我们的生活离开某几种不为人知的物种就无法继续。问题在于，虽然森林需要保护，但人类当今的生存是第一位的。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无疑，农业活动是产生温室效应的重要人为因素，继而也对太阳辐射产生影响。除了森林和草原火灾，以及燃烧秸秆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水稻生产还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即沼气），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全球气候。从理论上讲，全球气候变化反过来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然而全球性气候变化，如变暖的趋势对于农业活动究竟有什么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有多大，却至今无法说清。
所以，归根结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要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出努力。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关于外部性的说法，具有很大的影响。所谓的外部性，可以通俗地解释为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对于第三者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效果。这种效果可以是有利的，也可以是不利的。例如，邻居家繁花似锦的花园就是一种对你有利的正外部效果，而半夜三点钟响起的噪杂音乐和会议室催人泪下的劣质纸烟气味，显然是于人不利的负外部效果。以往，外部性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在于，这些外部性不能通过交换进行选择，即不存在关于使人心旷神怡的花园、半夜扰人音乐和呛人烟雾的市场。
外部性的存在通常被当作“市场失败”的论据，即传统上认为，在外部性存在的场合，市场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而，要让位于社区安排或政府职能。由于资源和环境具有外部性，所以，一个传统的观念是将这两者当作市场失败的事物对待，因而指望政府发挥保护资源和环境的职能。问题是，政府的一个统一的法令，能否代替特定地区、特定产业关于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权衡？如果不能，怎样兼顾每个当事人的利益权衡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共同要求呢？实际上，资源、环境等具有外部性的事物，并非注定没有市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最近的经济学发展（科斯Coase，1993）表明，对于不利的外部效果也存在市场解决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除了政府和社区有责任对资源的使用和环境的控制进行管理之外，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资源和环境纳入市场的范畴。
我们知道，相对于直接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政府或其他管理机构对于资源和环境状况，以及经济发展能够承受多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所知甚少。通常这种现象被称作“信息不对称”。所以，如果政府的目标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不相一致的话，监督和管理就是相当困难的。相反，一旦人们能够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直接受益时，这项职能就不仅仅是政府关心的，而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利益关注点。归根结底，中国经济发展能够承受多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当全社会被动员起来，把近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对资源、环境进行保护之时，我们关于人类发展前景的乐观看法，就是有充足依据的。
注释：
①a 参见《有关人类前景的不同观点》，《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190期。
①b 关于“超生游击队”的指责是不公允的。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指出，流动人口比非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低34.5%，生育年龄推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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