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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7修回 2015年3月27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登的一篇题为Major publisher retracts 43 scientific papers amid wider fake peer-review scandal的文章，报道出版商BioMed Central(BMC)因为一些中介机构和论文作者“推荐”不实的同行评议专家信息，而被撤销的43篇已发表论文，主要来自中国作者[1]。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行为和同行评议审稿体系的讨论。我们拟以本次事件为例，探讨学术不端的原因及对策。 1 撤稿事件回顾 本次撤稿事件主要原因是同行评议过程出现重大问题，被撤稿件是否存在学术造假等其他问题还在调查中，且不是本次撤稿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由于研究人员越来越急切地渴望得到认可和引用，整个同行评议体系受到很大挑战。本次事件中被撤销的论文，是由于投稿时“作者”所推荐的审稿人信息作假，审稿人的名字和单位可能是真实的，但邮箱实际是推荐者自己注册的邮箱，编辑部在送审稿件时，邮件自然就发到了“推荐者”提供的邮箱里，以致审稿意见并不是审稿人的真实意见，甚或就是“推荐者”本人的意见。目前还不清楚是中介机构(多数是为非英语母语作者提供论文润色服务的公司)自作主张“推荐”了虚假的审稿人信息，还是论文作者直接参与其中。 这次被撤销的中国作者的论文，来自包括中国医科大学、四川大学等在内的多个大学和医院；但BMC科研诚信副总编Jigisha Patel认为，“这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一位科学家”[1]。 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也就此事发表了一份声明，除了告知广大出版商和研究者COPE已经得知此事外，初步提出2点意见：1)那些通过“推荐”者提供的邮箱进行审稿，取代同行专家评议意见而发表的论文将被撤回，出版商会进一步联系这些作者及其所在的研究机构；2)出版商们(不只BMC一家)正在对其数据库进行检查，以确定审稿人信息的真实性，后续会与所有涉及推荐虚假审稿人信息的作者以及他们所工作的机构联系，不论论文发表与否。 事实上，类似的学术丑闻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014年，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就曾因“同行评议和引用圈”问题一次撤销了60篇论文，其中多数来自中国台湾。在过去几年中，最先对BMC撤销论文事件进行报道的Retraction Watch的联合编辑Ivan Oransky和Adam Marcus，共发现170次因同行评议信息虚假而导致的论文撤销事件。可见，本来被认为有效，且相对公平的同行评议审稿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无论是否是有意干扰同行评议的审稿程序，还是直接的数据造假，都是学术不端行为。为何此类问题屡屡发生在中国研究者身上，值得深思。 2 学术不端的原因 2.1 唯SCI的学术评价体系 在我国，由于政策导向的作用，科学引文索引(SCI)的科学评价功能引人瞩目。在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乃至整个科技界职称晋升、成果申报、研究生毕业的依据，甚至成为判断个人、单位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内绝大多数科研单位、高校对科研人员和教师进行业务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用，都把学术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发表数量作为重要的衡量手段，而业务考核和职称评聘又与科研人员或教师的社会地位、学术声望、经济收入等紧密相连。 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我国优秀论文外流的解决对策与建议项目”组，对国家行政机构或权威评审机构(卫生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科研院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2类)以及高校和医院的调研结果显示，基础研究类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医院在职称评定、研究生毕业、导师聘任和奖励等标准均有对SCI论文的要求。这一硬性要求催生了投稿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2.1.1 语言障碍造成中国作者向语言润色公司求助 发表SCI论文，至少涉及2个问题：其一，论文本身的学术质量；其二，语言问题。本次事件中被撤稿的论文基本无一例外，都与语言润色公司有关。SCI收录期刊绝大多数为英文期刊，于是语言问题成了非英语母语国家作者的一个障碍。在本次BMC撤销论文事件中，某被撤销论文的第一作者称该论文曾向多家SCI期刊投稿，都被退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问题，建议请母语国家的专业人士帮助修改[3]。纵观整个撤稿事件，被撤稿件的作者单位涉及国内多家知名医学院校和医院。知名院校和医院的研究人员的英语撰写能力尚且如此，可见，语言问题仍然是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撰写英文论文的一大障碍。 2.1.2 SCI论文的硬指标导致科研工作者铤而走险 某被撤稿论文作者称，他就读大学要求博士毕业必须有SCI论文，否则难以毕业[3]。显然，语言和时限这2个问题，迫使作者更倾向于选择承诺“可以负责从润色、选刊到发表”的第三方公司，而“推荐者”提供审稿人邮箱的做法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三方公司为了获得利润，缩短发表周期，提高刊出率，在未告知作者的情况下，直接代替作者向期刊提供“推荐”审稿人的信息。这些作者花费巨资，最终却被“撤稿”；这些被“撤稿”的论文，也许其学术质量并没问题，却因为撤稿而被否定，显然作者也是受害者。但是，作者为了追求发表的结果，把自己的论文交给第三方(公司)，任由其运作(选择期刊、审核修改意见、修改稿件等工作全部交由公司处理)[3]而不闻不问的做法，既背离了“文责自负”的原则，也抛弃了学术交流的本质。因此，作者也难辞其咎。 2)作者对于第三方公司“推荐”审稿人虚假信息的行为知情，但为了发表论文，并未予以阻止。 3)作者自己提供“推荐”审稿人的虚假信息，显然作者就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 SCI期刊每年收录中国作者发表的医学论文已经超过2万篇[4]，本次被撤稿件只是其中的极少数，绝大部分中国SCI论文并不存在学术不端问题；但是，本次撤稿事件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对医疗行业不信任的大环境中，对整个医疗行业的伤害更是巨大的。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对事件进行详细调查，最终拿出让各方都能信服的结果。 2.1.3 学术评价体系对SCI收录期刊不加区分 本次被撤稿的43篇论文中，有41篇来自中国，除1篇是由于病例使用患者照片不当[5]外，其余40篇均因提供“推荐”审稿人的虚假信息而被撤稿。 在这40篇被撤稿论文中，其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IF)在1.02～3.32，其中28篇(70%)IF＜2，11篇IF为2～3，余下1篇为3.32。按照SCI根据期刊专业对期刊的分区，8篇发表于Q2区期刊，31篇发表于Q3期刊，3篇发表于Q4期刊(因这2种期刊被分在2个不同专业中，所在分区也是2个)，81%发表于Q3和Q4期刊。目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对SCI收录期刊不加区分，“唯SCI是从”的倾向。例如某著名医科大学对基础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明确要求：近5年来，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至少发表5篇论文，其中至少有3篇文章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类似的要求无异于昭告天下，SCI收录期刊比非SCI收录期刊水平高；但是，IF较低或位于该专业Q4区的SCI收录期刊的学术水平是否就高于国内同专业的所有中文期刊，将论文发表在SCI收录期刊是否就比发表在非SCI收录期刊更能发挥其学术交流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到2009年，SCI收录的中国论文已位列世界第2位。与发文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作者所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频次仅为5.87次，与世界平均值10.57次还有很大差距[6]。2000—2009年，中国作者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18万675篇为0被引，占24.20%。0被引论文年均增长20.67%，高于同期SCI收录中国论文的年均增长。刊载在IF 0～2的期刊的0被引论文共有14万9 208篇，占所有未被引用论文的82.58%，从绝对数看，0被引论文主要发表在低IF的期刊上[7]。可见，中国迅速增长的SCI论文数量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科技影响力的提高，反而引发了很多问题。例如： 1)科研经费的巨大浪费。中国科研工作者花费大量科研经费用于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国外数据库收录后中国的科研机构再以高价买回[8]。例如，本次被撤稿论文的一位作者称“杂志社稿费为1万6 000～1万7 000元，第三方(语言润色公司)收了2万元”，发表1篇SCI论文的费用竟然达到近4万元[3]。 2)学术不端。近些年来，学术不端问题频现。例如：井冈山大学2位教师，2006—2008年2年多的时间，在SCI期刊发表论文70篇，后被指控为学术造假[9]；2009年，Science再揭“浙大论文造假”[10]，Nature报道由武汉大学进行的调查估计，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是2007年的5倍[11]；而本次BMC撤稿事件还在调查中，目前所知的主要撤稿原因是“推荐者”提供审稿人虚假邮箱地址所致，还未涉及论文数据造假等问题。 2.2 某些SCI收录期刊学术编辑的学术水平和责任心堪忧 本次发生大规模撤稿事件的BMC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出版商，共出版277种同行评议期刊。它采用的运营模式为学术编辑队伍独立于出版社运行，论文的审阅由学术编辑负责，出版社派专职编辑负责文章后期制作和费用收取[3]。学术编辑多为兼职，义务劳动，这也是目前很多国外大出版集团采用的运营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首先，学术编辑应具有学术判断能力，可以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是否达到录用要求。 其次，在不能完全确定稿件的学术质量时，可参考审稿意见，但选择哪些专家作为审稿人仍然由学术编辑决定，显然，对审稿人的资质进行正确的评价和判断是学术编辑应该履行的职责。此次事件中，被撤稿件的审稿人的邮箱信息不真实，且在大量存在虚假审稿人情况的论文发表后才被发现，提示学术编辑的水平并不足以正确判断稿件的学术质量，也未能仔细甄别审稿人信息的真实性，而任由作者或第三方(公司)摆布。这既是学术编辑的责任心和学术水平问题，也是期刊流程的管理问题。退一步说，即便作者推荐的审稿人是真实的，但其专业并不对口，所提交的审稿意见又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据此对稿件做出处理，既不公允，也有失同行评议的本意。 例如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其作者虽有推荐审稿人的权力，但是编辑首先会根据专业是否对口，是否会存在利益冲突等，对所推荐的审稿人进行筛选，推荐审稿人的审稿意见也只能作为参考，还会选择其他审稿专家评审。最终，在终审定稿会上，还会对稿件进行集体讨论，以决定取舍。 这一严格的审稿程序，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推荐审稿人信息虚假这一漏洞，保障了审稿意见的公正与客观。同时，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从2007年开始启用网上审稿投稿平台，审稿专家的信息均存储在审稿平台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同行评议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严格的审稿程序也造成刊出周期偏长等问题。在得失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利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方法完善和改善审稿程序，缩短审稿周期，提高审稿质量，正是办刊人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3 对策与建议 3.1 修正唯SCI的学术评价体系 SCI在中国科研绩效考核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评价指标SCI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如操作简单、指标客观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上很少听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声音，鼓励并支持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有影响的国外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这一措施无疑是正确的，也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今天，中国的科技影响已经不可能靠数量获取，只能以质量取胜，这种一味地鼓励发表SCI论文且不加区分的政策的弊端就越发明显。 3.1.1 对SCI期刊区别对待 在2013年SCI所公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期刊达1万1519种，其中既有NEMJ、JAMA、BMJ、Nature、Science这样的大刊，更有为数众多的不知名的刊物，IF从最高的162.5到最低的0。同时，JCR还根据专业将期刊进行分类，在各个专业内再根据期刊影响力分为Q1、Q2、Q3、Q4几个区。可见，即便是SCI期刊，其影响力和学术水平的差距也很大，笼统地认为SCI期刊都是高水平期刊，所有SCI期刊都好于中文期刊的观点是错误的，对学术界有极大的误导作用。对SCI期刊应该根据其在所属专业的影响力区别对待，各专业内位于Q3、Q4区，尤其是Q4区的期刊在学术评价时不宜作为加分指标，至少不能认为其优于所有中文期刊。 3.1.2 增加中文期刊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比重 以中文为母语的我国科研工作者，其英语水平如何，研究并不多，一项对医学院校本科以上青年教师的调查显示，对自己英语写作能力满意的只有1.47%[12]，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基本功并不理想[13]。在非常有限的文献中，并未搜索到更新的能证明中国科研工作者英语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研究，反倒是在百度搜索以“英语语言润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得到相关结果约67万4 000条，排在前几页的均为语言润色公司，其生意规模可见一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大多数科研工作者还不能达到依靠自己的英语能力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水平。可见，作为母语为中文的中国科研人员，英语依然存在壁垒，中文期刊依然是我国科研工作者主要的学术交流方式，在短期甚至中期将英文期刊作为主要学术交流平台是不现实的。 学术评价体系中，应该先区分有多大比例、什么等级的研究者需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对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部分高校的相关研究人员，可以明确要求其发表SCI论文，而且要发表在Q1或者Q2区的SCI期刊上。对其他作者，不宜强行要求发表SCI论文，强行要求的结果就是学术不端和“润色公司”的盛行。当然，与SCI收录期刊一样，中文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差距巨大，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予以解决。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资助期刊等，可按照专业对我国的中文期刊进行分区，在科研评价时赋予相应的地位，而不是使用“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5篇以上的文章，其中至少有3篇文章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这种笼统的标准。 3.1.3 增强论文刊后评价 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交流研究成果，丰富知识体系，启迪他人的研究思路，争取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期刊只有通过同行阅读其中刊载的学术论文，进而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甚或对其研究工作有所启发并被引用，才能体现其学术交流功能。因此，论文的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论文的被关注度。一般来讲，在同一专业内，被引次数越多，说明被关注度越高。同时，各大数据库的下载量也可作为论文刊后评价的参考。 3.2 增强我国期刊的整体实力 3.2.1 提高中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较多，但实力不强，运营能力较差，又面临新型出版形式的冲击，编辑审稿能力相对薄弱，难抵人情稿、关系稿，导致中文期刊权威性不足[8]。在对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探讨的同时，增强中文期刊自身的实力同样重要。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实施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支持一批高端精品科技期刊[14-15]；而为科技期刊掌舵的办刊人，应该对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学术出版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是科研活动的重要环节，而不是科研的终点。在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首要关注点，明确期刊定位，走内容专业化之路的同时，不断思考学术出版的发展方向[16]。 3.2.2 发展英文期刊 目前，我国的英文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17]。截至2013年底，由中国大陆主办并取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的英文科技期刊共244种[18]，只占我国科技期刊总数的5.14%，远低于德国(53.09%)、日本(38.36%)、法国(32.93%)等非英语国家[19]。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12年中国科协启动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设立优秀国际科技期刊奖项，专门支持英文科技期刊的创新发展，旨在提升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国际化水平[20]。 3.2.3 不断思考学术出版模式 目前的学术出版基本上是指将论文集结成册，印刷发行；但如果将学术出版放到网络环境中，其模式和手段将会出现很大变化： 1)期刊作为传播论文的媒介可能会成为历史。基于网络的学术出版平台成为载体，引入数据出版、过程出版(或再现)，把一个研究过程通过某种方式完整地公之于众。 2)研究成果发表后公开同行评议代替(或并行)目前发表前封闭的同行评议，使得论文有机会得到更多业内人士的审查，更加公开透明。 3)由于期刊成为历史，评价期刊的指标，例如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也会随之消失，对研究人员的评价取决于业内同行对其论文的公开评价；而在公开的环境中，评审意见也会被评审。学术论文的真正价值在于传播和交流，而基于网络的学术出版提供了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更开放的评议，可能是未来学术出版的趋势。 中国正处于网络环境中的新常态，学术出版不能只满足于发表，而要从大局着眼，服务于国家的科学发展、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在现有的范式之下做好当前的工作，又要考虑今后可能出现的网络出版、数据出版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