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与中国社会资本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以德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3)01-0007-05
一、20世纪中国社会道德资源的丧失和社会资本的下降
我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的国度。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对道德的重视经久不衰，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道德近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精神统治术，使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道德，可谓翻天覆地，对道德的冲击如同对政治制度的冲击一样，是根本性的。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砸碎”几千年来禁锢中国社会的封建道德传统，使道德处于一个中西观念交汇、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旧道德被打破，新道德一时又难以确立，使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震荡；从新中国诞生到6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社会的道德生活稳定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然而迅猛而来的10年“文革”，道德建设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狠批封、资、修”近乎是在一种完全不讲道德的情境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真空，对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冲击可谓比五四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和体制变迁，对我国道德观念和道德生活的冲击，则具有道德更新的意义。道德的更新不象经济形式和科学技术，可以照搬照抄，尽管自1978年拨乱反正以来，党和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件，提高了人们对道德建设的认识，伦理学工作者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新思想、新理论，为道德建设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一个国家新兴道德的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非短期可见功效，社会道德面临危机和丧失，就不可避免。受市场经济发展的两面性、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的影响，以及处于全球性道德“大分裂”[1]的国际道德背景下，中国社会的道德丧失和社会资本有所下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相互信任也发生了危机。
当今中国道德水准的下降，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现实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生活。以下现象是明显的：一是道德的政治泛化倾向，把道德生活等同于政治生活，或者寓于政治生活之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定势被推到了极至；二是道德的理想化倾向，把道德等同于理想。理想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赋予人之生活的意义。理想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关怀、意义关怀。在一定的意义上，道德就是要高扬人类的这种特性。但是，在追求理想道德的过程中不应该完全排斥道德的现实取向，更不应该使道德生活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我国社会的道德生活高扬了道德的理想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道德的现实性；三是道德观念的绝对化倾向。为人民服务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精神教育，推崇“社会本位”和“集体本位”观念，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如果将此推向极端而完全无视个人的存在，就超越、脱离了现实的历史条件，从而违背了集体主义的真正含义——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四是道德功能的萎缩化倾向，把道德等同于一般的知识，等同于社会实体的工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把道德从“天国”(极左状态)拉回“人间”(强调现实性)。然而，由于矫枉过正，过度强调道德的现实性，而使道德生活缺乏“灵魂”指导，道德目标定位“取法乎下”、道德内容的终极关怀缺失，使道德信度丧失、道德效度低迷、道德地位下降，许多人对道德缺乏基本的信任，怀疑道德进步的可能性，怀疑道德价值的合理性，以致采取一种非道德的乃至反道德的态度，诸如欺蒙拐骗、巧取豪夺、见利忘义、权色交易、贪污贿赂等。
社会资本是一个外来语，西方学者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资源类型集合体，以帮助人们把握社会生活的特质性内容。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实现，既依赖于物质资本，也依赖于社会资本。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资本的相对作用越来越凸显。1995年，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D·普特南发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书，集中关注布迪厄在1980年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表示了他对现代性中社会资本丧失的担心。普特南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警告：由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从而使美国的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出现问题。近年来，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弗朗西斯·福山等，都在探讨社会资本的丧失问题。
概括地说，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软资本”要素；具体地说，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基本方面。在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信任、规范，还是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而新的社会网络尚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因而，社会生活中的物质财富积累在增长，但社会成员之间却彼此愈来愈冷漠，愈来愈孤立。
从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规定来看，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已经处在破坏和亏空之中。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仅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而开始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只是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社会资本的破坏和亏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我国的总体性单位体制被打破。“单位”和“关系”是在改革前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改革后，一方面人们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本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人们对“关系”对象的信任逐渐被金钱交换所取代。单位制的改变，标志着我国社会资本的依托方式或源头的改变，由此而带来的问题是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因而使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而又得不到补偿。这种矛盾处境由于不能在较短时间内予以根本性解决，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下列危机：社会信任的下降、政府权威的丧失、社会阶层的冲突及其冲突意识形态的定型、社会不公平感蔓延、个人与社会的进一步疏离。社会资本下降或亏空的负面作用是
造成社会成员的剥夺感、无助感、社会效率低下、社会活力消减。[2]
普特南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两大问题：即统治危机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社会生活的发展肯定存在差异，但是也必然存在深刻的相似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一方面必须面临国内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凸显的新旧体制、新旧价值观念、新旧利益格局的矛盾；另一方面必须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中国必须在弥补过去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的同时，尽量避免因发达国家的发展造成新的差距的扩大。因此，政府如何适应改革过程中的社会需求就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上升与下岗工人的大量出现、社会经济总量增长与社会贫富分化的严重凸显、财政收入增长与公民对政府信任的下降、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腐败犯罪现象加剧等种种矛盾现象，在中国的存在已非短暂。[3]
二、“以德治国”与“善治”
社会资本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德为立国之本，民而无德，国将不国”的道理。中国社会的道德丧失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命题：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使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力量相互协调并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消弭潜在的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社会资本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重建中国道德和社会资本，可谓当务之急。因此，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前后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可谓适得其时。
江泽民同志指出：“对一个国家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3]把法治归属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把德治归属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这种划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法治、政治文明建设同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同法律、制度、他律联系在一起；德治、精神文明建设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同道德、风尚、自律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法律，而必须同时重视道德的社会功能。江泽民同志指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他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法治、政治的统治，依靠政府的能力来实现。由于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到2000年秘鲁总统藤森下台和日本内阁改组，直至最近的阿根廷事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不同程度的统治危机表明，现代社会管理遇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整个社会的管理中，政府统治和管理能力是有限的。在大部分发生统治危机的国家，危机出现均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而腐败、丑闻、社会经济急剧变迁则是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统治危机带来的后果是社会信任下降、行为规范失效、社会网络打破、社会生活动荡和社会团结破坏。如果我们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那么就要建构足以弥补政府能力缺陷的社会管理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被西方学者所称的“善治”[4]，即良好的治理。
所谓治理，是一个与统治相对应的概念。在关于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最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了如下规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划，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P46)因此，治理的基本涵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6](P5)治理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但两者有两点最基本的区别：
第一，治理虽然需要权威，这个权威包括政府，但不必一定是政府，而统治的权威必定是政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4](P6)
第二，两者在管理过程中运用权力的向度是不一样的。“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4](P6)统治的最佳状态表现为“善政”，而治理的最佳状态则表现为“善治”。
“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同“善治”这一现代西方社会管理流行的机制概念具有相同之处。可以说，“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包含了“善治”这种治理方式及其最佳状态的内涵。如果我们忽略政府权威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协调并使之得到充分发挥作用的结合价值，忽略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协调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就不能赋予“以德治国”的本质性涵义。“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一项最根本的含义，就是应当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资源富足与协调，从而使政府、社会与个体能够协调有效地实现各自的行动目标。
重视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建设，表明我国对自身政府能力的肯定和完善之举；重视德治与精神文明的建设，表明我国对政府能力有限性的承认和完善之举；而主张法治与德治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则表明党中央对政府能力及其能力有限性的双重承认，一方面强调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新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另一方面承认政府只是发挥管理作用的力量之一，要求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突破现有的框架，全面地推进政府、社会中间组织和公民个人在各个层次的互动、协调、合作，以实现治理的最优化；既实现善政，又实现善治。这一理论模式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追求避免由于政府单独管理社会而产生社会效率下降、社会活力缺乏，进而导致社会资本丧失的根本愿望。
三、“以德治国”与社会资本的重建
所谓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是指要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成员重新建构因单位制的变迁、原有关系网络的破坏等因素而下降或丧失的社会资本[2]。重建社会资本的内容包括重建信任关系、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重建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三大相互关联的部分。重建信任关系是要解决因为政府能力有限、社会价值观的嬗变和社会成员对自我物质利益的非理性追寻而导致的公民对政府、对社会组织、对他人的信任丧失。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90年代以来则出现了信任危机、信用危机。政府统治和社会治理如果不能解决社会上的信任危机，那么社会成员的疏离感就会进一步加深；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社会规范是要解决由于改革和发展不配套和不平衡导致的“政出多门”、“律由己出”式的全局性的规范混乱和失范问题。生活在缺乏协调的共识性规范的社会中的公民必然缺乏秩序感，甚至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因此而混乱；重建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是要解决由于原有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网络(夫妻、同事、上下级)和基于亲情的社会网络(亲戚、朋友等)在全局性的对自我物质利益的追寻中被破坏或变质而导致的社会个体的孤立无援的问题。再回到感情交换式的社会网络已不可能，而赤裸裸的金钱交换的社会网络缺乏道义支撑的持久力量。因此要建构新型的社会网络，就要基于社会生活中共享的合理的社会交换网络[2]。
无论是信任关系的丧失、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的丧失、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的丧失，还是整个社会资本的开始丧失，都与社会道德资源的丧失有关。麦金太尔认为，道德观念之一致性的丧失，是道德最为深刻和危险的现代性危机。因为缺乏道德终极目的的一致性，以致没有统一的道德信念，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道德问题。杜威这样指出：“人们发现自己生活于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之中，他的存在，直截了当地说，包含着一种赌博。世界是一个冒险的舞台，它是不稳定、不确定，并且极不稳定的。它的危险是不规则、不一贯的，不可能指望这些危险有什么时间和周期。尽管它们也是持续的，但是它是零星发生的、插曲性的。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骄傲总是招致失败，最鼎盛的时期也总是充满着最多凶兆的，最应遭恶眼注视的时期。瘟疫、饥馑、欠收、疾病、死亡、战败，总在近前徘徊；富足、强大、胜利、喜庆和歌唱也同样如此。按照格言的说法，得到好运既是好事又是坏事。神圣的东西和可诅咒的东西可能殊途同归，而且没有哪类事物不是同时包含着神圣的东西和可诅咒的东西的：无论是人，还是词、地点、时间、空间、方向、石头、风、动物、星辰。”[5]因此，无论是信任关系的重建、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的重建、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的重建，还是从整体上对社会资本的重建，都需要有充分的社会道德资源作基础。道德原本作为人类依据自身的本性和理性创造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尺度”，是一种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殊实践活动，具有“创造价值的价值”本性。道德不仅具有诸多工具性价值——满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发展的、享受生活的多种需要的价值，而且，作为一种以“实践精神”的方式把握世界的特殊实践活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具有“创造价值的价值”本性——创造上述多种价值的价值。只是近现代以来，由于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越来越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之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远离了道德的哲学本性、价值观本性和世界观本性，从而使道德观念之一致性越来越丧失，出现道德危机和道德的“大分裂”，使道德资源越来越出现亏空。人类道德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人生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只有建立和健全充满人文精神关怀的道德生活，才能使人们浮躁飘荡的心有所依归，使茫然无措的行为有所参照，对他人才敢于信任、对规范才愿与遵循、对网络才自愿归属。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此，“以德治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在于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社会协调的共识性规范和社会个体的社会网络，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建立有效健全的社会秩序。
社会资本建立和积累的基础在于具有富足的社会道德资源。“以德治国”为当代中国重新整合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资源提供了前提。一般而言，道德资源包括国家性道德资源、社会性道德资源和个体性道德资源。所谓国家性道德资源，是指依靠国家倡导并支撑的道德观和道德秩序，一般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所提出并维护；所谓社会性道德资源，是指依靠社会机体支撑而不是依靠国家和孤立的原子式个体支撑的道德观和道德秩序，一般由社会中的各种中间组织尤其是各种传统的宗教组织所提出并维护；所谓个
体性道德资源，是指依靠社会中个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和德性品质支撑的道德观和道德秩序，一般由社会个体的主动责任感和良知意识所提出并维护。三种道德资源的共同富足与协调，才能使一个国家的道德资源充足。在当代中国，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化的政党伦理作为社会伦理，是自上而下由国家法权重构的伦理，它没有获得切实的社会性，即没有取得社会中个体自主的自愿认同。无论政党伦理的价值意涵何等的向善，没有个体意识的自愿参与，仅靠与强制性制度结构相结合的伦理教育和灌输，并不能保 证个体自主的积极行为的支撑。”[6](P69)同时，“政党在国家化的过程中，为了把自身的国家化行为合法化，提出了‘代行论’，即以一己之社会组织代行其它一切社会中层组织。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中，不仅经济秩序国家化，社会中的各种自性中层社群组织也国家化……即各种社会中间社群组织受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政党双重管制。社会机体一旦被政党国家一元化，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不复存在，原有的社会行业和群体都成了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个体的自主伦理的身份意识没有了栖身之所。”[6](P73)从而使我国社会道德的证据资源出现亏空，国家性道德资源、社会性道德资源和个体性道德资源，都出现了枯竭现象。因此，当代中国道德资源的扭亏在于把公共生活的伦理秩序的切实依靠重新奠定在社会而不是国家之中。政党伦理国家化的实际后果是，伦理秩序的根基由社会转移到国家，如今，重要的是使之重新回到社会。”[6](P73-74)这一见地提醒我们，“以德治国”应当建立在政府、社会与个体的和谐、稳定的互动关系基础之上，应着力于政府、社会与个体协调有效地实现各自的行动目标、着力于社会效率和社会活力的实现、着力于社会生活的稳定。没有这种意义上的“以德治国”作为平台，社会资本的重建就没有基础，就不可能实现，因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的建立，都需要政府、社会与个体共同所提供的道德资源作为沟通场域的活水源头。
收稿日期：200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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