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籍十九路军精神探微
肖文评，邓炜霖，古惠文
（嘉应学院 客家研究院/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 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奋起抵抗的十九路军成为备受国内外各界瞩目的对象，不少目光都聚焦于十九路军的客家群体中。这群客籍将士普遍受过良好教育，能力较强，且以文职人员居多。由于他们拥有“客家”身份，同时受十九路军领袖气质影响，并在抗战军兴时期充分展现了客家人英勇抗敌的风采，因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客籍十九路军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激励了客家人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民族自豪感，使之前仆后继投身到抗战中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客家研究的发展。对于当下客家文化的发展及抗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 客籍十九路军；精神；客家研究；抗战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战火，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下简称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拉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序幕。战役历时33天，日军三易主帅，数次增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十九路军上下官兵团结一致、英勇抗敌的形象令国人振奋不已，国外舆论也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十九路军之所以能拒敌于十里洋场，除蒋光鼐、蔡廷锴将军指挥有方外，更离不开无数中、基层官兵的英勇作战。而其中的客籍群体，如赵一肩、李扩、徐名鸿、黄和春、梁世骥、周辉甫、谭忠、陈拔雄、何宝松等，或于指挥部运筹帷幄，或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壮烈牺牲，均展现出客家人优秀的品质，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客籍十九路军精神。本文拟以十九路军的客籍群体为中心，探究其精神内容及成因，并分析其精神所含价值。
一、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群像
（一）学术史回顾及研究方法
关于客籍十九路军及其精神的研究，目前所见最早的是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赵一肩亲笔题字并赠送给梅县东山中学图书馆的《上海抗日血战记》① 李剑翁《上海抗日血战记》[M]，上海军事新闻社总部，1932。原件封面写有“赠：梅县东山中学图书馆。赵一肩”字样，该书由梅州市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先生收藏。 。尽管该书本身只是当时众多反映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著作之一，但赵一肩题字并赠与家乡学校的做法，无疑体现了客籍将士已自觉认识到并开始重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通过赠书的方式将自身精神或理念向外传递，这是客籍十九路军精神最初的较为朦胧的反映。与此同时，日本于1932年7月出版由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编撰的《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広東客家民族の研究》）② 《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此书有两个中译本，一为张景崧节译于1933年第12期《集美周刊》的《广东客家民族之研究》；二为赖宝玉全文翻译并载于梅翁编的《客家源流与分布》中。 ，指出由于“以客家为主的19路军”，在淞沪抗战中“英勇奋战，他们的战斗表现获得了当时外务省的重视”③ 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的地方部队，日本“以客家为主的19路军”论断，其实源于十九路军的精神领袖陈铭枢为合浦客家人，因而将十九路军整体视为客家的军队.目前尚未有充足证据证明其为客家人为主的军队,但可以肯定客籍将士是十九路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40。作者还特别指出这些客家人“最有特色的是在精神的联结上并且有相当势力”，但日本各界“对客家重视者极少”④ 赖宝玉译，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A]//梅翁编《客家源流与分布》，1992:77。 ，因而编著是书，以作参考，由此开始对客家进行系统研究。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其1933年出版的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中也高度关注十九路军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他们抗日的精神和客人在台独立革命的精神，或陈璘远援朝鲜的热诚，很像是有关联而一贯”[2]。然而，随着“福建事变”的失败，十九路军成为历史，对十九路军中客籍群体的论述便归于沉寂。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客家研究重新兴起后，相关论述仍多是点到为止，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① 在论著中有提到客籍十九路军有苏钟生，吴福文主编：《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林善珂著：《客家路漫漫》（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谭元亨主编：《广东客家史（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谭元亨著：《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而研究方面则有刘大可著《抗战期间客家英杰群像初探》（《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年第4期）。 。在当前提倡文化自信的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客籍十九路军群体及其所含精神，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定性和定量是科学领域的两大类研究方法，定性是凭借人的主观经验对事物做出描述和说明，定量是依据数据得出数量结论，两者都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海洋公园的评价标准将两者结合，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所有指标都有确定的权重分值以及根据评估标准确定的赋值。计算结果可具体数值体现，使评价结果可信度更高。
为避免歧义，明确研究对象范围，本文须对“客籍十九路军”这一概念作准确的解释。客家是汉族中的一个支系，严格意义上而言，“客籍”与“客家”是有区别的。“客籍”是一个与“土籍”相对应的移民范畴，在户籍制度上属于“客人”地位，[3]但本文所使用“客籍”概念与通常意义上的“客家（人）”概念并无太大差别，只是希望通过“籍”字突出讨论对象的“籍贯”表征。因为“客家”这一群体概念超越地域性，涵盖范围较大，而不同行政区域的人文环境各有差异，这些差异对于探讨群体特征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讨论基于共同的“客家”环境下不同地域的十九路军将士，便以“客籍十九路军”通称之。为方便研究，本文主要选择客家核心区域之一的梅州各属（包括梅县、兴宁、大埔、蕉岭、五华、丰顺、平远）为研究对象的籍贯范畴。简言之，本文探讨的“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特征及其精神，是以梅州为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群体志（Prosopograhy，又称群体传记学）研究的方法。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认为，“群体志是通过对历史上一群人物生活的集体研究来调查他们共同的背景特征。”[4]通过对相关群体的整体性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共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该群体的探讨。整体性分析的前提是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并大量收集范围内相关人物的传记资料。为此，笔者收集到各种材料并整理成《客籍十九路军将士表》（见附录），作为本文数据统计和人物引用的基础② 根据前文界定的“客籍十九路军”标准，根据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共收集到89人，其中梅县籍33人，兴宁籍21人，五华籍14人，大埔籍9人，蕉岭籍9人，丰顺籍2人，平远籍1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文中出现的人物做一简表，附于文末。 。
（二）客籍将士的群体特征
首先反映在教育上是崇文重教。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识，客家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清代《乾隆嘉应州志》便有载：“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8]以民国初年的小学教育为例，梅州“人均拥有小学的数量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9]。这种“崇文重教”的风尚，从小便耳濡目染的影响了客籍将士，烙印在他们的心中，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客籍将士绝大部分均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其中不乏各种高等学校出身者，甚至放弃工作而选择继续学习；亦可明白为何客籍将士多任参谋、司书等文职工作。客籍将士的“崇文重教”，不仅体现在重视自己的学习，而且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如曾任十九路军华侨大刀队队长的周辉甫，晚年三赴南洋筹款，回乡办学，并亲任校长，主持教务。而廖鸣欧于抗战胜利后亦回乡捐资办学，并为贫苦学子多方筹资。郭思演、陈拔雄、蔡干青早年都曾在乡中学校任教过。他们继承了客家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也不断影响着后人。
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目前统计的89位客籍十九路军将士除6人无明确记载外，只有7人是行伍出身，其余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多从本村的私塾或小学接受启蒙教育，然后求学于本县县立中学。自中学后，大多数人选择下面两种继续教育的途径。一是继续深造，如黄和春自东山中学毕业后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学，李蔼就读于广州光华医科大学，陈拔雄求学于之江大学。选择此途的将士在毕业后多报考军校，以此投身军界。钟太初曾慨然称：“男儿当如班定远，为国家御侮，在此国难正亟之秋，岂我研究法律之时耶？”便于1921年从广州法政学校肄业后即考入黄埔军校。[5]33-34这也是选择此途的大多数客籍将士内心的真实写照。二是直接报考军校，并在毕业后投身军界。选择此路径的将士不在少数，较为集中的是报考黄埔军校（共计16名，如范汉杰、丘成清、李忠等）及由十一军（即十九路军前身）自己开办培养军官的军官教导队（共计10名，如林碧光、刘穆章、古树等）。此外，还有部分客籍将士自中学毕业后就直接从戎，如广益中学的张森、东山中学的梁海如、平远附城中学的韩哲聪等。
其次，客籍将士的开拓进取，亦源自其生存意识，通过教育不断提升能力，奋发有为，因而日益为军中领导重用。如蔡廷锴曾称赞黄和春“为我办后勤的得力助手”[10]。而徐名鸿由于能力出众，“凡关于十九路军的对外宣传、组织民众、征集物资、分配慰问品，以及接待中外记者等工作，均由他主持”[11]。客家人的生存意识使其过着“长期的‘同产公居’族群经济生活”，他们以家族为单位聚居在同一围龙屋下，不仅生活于此，且启蒙教育亦由族学所承办，因此“世世代代受到集体主义的熏陶，集体意识在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渗透”[12]。集体主义熏陶的结果便是客家人的乡族观念较强，这种观念在客籍将士的军中职位上存在的宗族、地缘因素有所体现。同时由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流行，客家人由乡及国，形成强烈的爱国爱乡观念。这表现在客籍将士既积极投身军旅保卫国家，亦孜孜报本追源建设桑梓。如范其务曾组织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向海内外募捐抗日款项，以支持前线。可以说，十九路军之所以能坚守前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后方的支援，因此有人评价其对十九路军的贡献是“后方主持之力有足多焉”[13]。而面对家乡瓷业的落后，他想方设法，聘请多位专家去实地考察，计划大规模建厂，以图振兴粤东瓷业。除此之外，他还多次捐赠乡里学校经费，屡有“敬老恤贫、周急济难等善举”[14]。
(2)企业导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认真指导，通过考核企业给予导师额外的奖励，导师的收益为(1+α0)I－ε1，其中 α0(α0＞0)为企业导师认真指导能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比例，ε1(ε1＞0)为付出额外的成本。当只有企业导师认真指导时而学徒不努力工作时，学生可以从企业导师的努力中获得更多的收获R'(R'＞R)，学生的行为称之为“搭便车”。
4.抗战表现：一线与幕后的砥砺前行
3.军中职务：中下层军官为主，文官较多，人数分布不均衡
客籍将士中担任过十九路军较高职务的有赵一肩与范汉杰。赵在“一·二八”抗战时任总指挥部参谋处长，而范继赵任，后官至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其余客籍将士，多在各部门中担任中下层军官且职务多为文职人员，如参谋、军需、司书、政治部人员等。以参谋为例，温克刚为总部参谋，魏育怀为第六十师参谋，温少渠为第六十一师一二一旅参谋主任，李扩为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尽管职位的类型分布较稳定，但各师的客籍将士在人数比例上却相差较大，其中第六十一师最多，而第六十师较少。从第六十一师一二一旅参谋处在1932年1月调制的《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一百二十一旅全旅准尉以上官佐简明履历表》可知，因副旅长梁世骥为梅县人，则全旅官佐多来自梅县、兴宁、五华等地。[7]地缘、血缘的亲疏是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
同乡与地缘也是影响选拔途径的重要因素。部分客籍将士来自同一村落宗族，他们除了自身能力、素质较强外，还多由职位较高的族戚提携，将之带入军中任职。例如祖籍为五华安流半径村的陈簪吉、陈尊吉二人，同属在半径村开基创业的陈秀甫公之孙三世希达公的后人，均在其族戚陈权任处长的十九路军指挥部军法处工作。④ 《陈氏秀甫公系族谱》统编理事会《 陈氏秀甫公系族谱：总谱》，2011年，页274-275。 在地缘方面，第六十一师一二一旅副旅长兼第一团团长为梅县人梁世骥，目前资料中能确定属该团客籍将士的共有24人，分别来自兴宁、梅县、蕉岭、五华等地。虽然他们不是出自同一宗族，但在地缘上是同一的，因此彼此间有所提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统计的行伍出身的7人中有5人就在一团服务。
客籍十九路军将士不仅学习能力强，且实践能力亦强，因此往往能脱颖而出，进入十九路军服务并在军中渐次提升。如蔡干青在粤军时代即因“办事勤慎，作战勇敢”，而擢升连长。后来他弃职投考黄埔军校，虽因病未成，但终“于数千人中考试获取”进入十一军军官教导队。毕业后随十九路军征战中原，“所经诸役，烈士皆奋勇向前，为长官所称誉”，其官职亦由排长升为连长。[5]34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能力，进而再重返军营，这也是大多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的缩影。如范汉杰在十九路军的前身第四军第十师，任29团团长时参加了北伐诸役，战后他离开部队前往日本、德国等多所军事学校见习。1931年回国时，他已成为“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军事教育家之一”，而后重新回归十九路军，出任参谋处长、副参谋长职。[6]而钟山农早年在蔡廷锴部下任军医，自北伐后考入北平陆军军医学校继续学业，毕业即加入十九路军，任一等军医。③ 林训，陈天生《群星璀灿·西阳、白宫知名人士录：第1集》，2000年，页49。
客家身份是客家先辈在历史长河中历尽磨难，并经历了从“他称”到“自称”的客家正名化运动而最终形成独属于客家人的象征。历史上，客家先民从北方往南迁徙，一路披荆斩棘，而客居地山多田少、资源匮乏，需要不断开拓，乃至发生过因争夺土地资源而引起的“械斗”。20世纪初接连出现的“辱客”事件，使得客家学者不得不愤而为自己的身份正名。因此，客家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即使在客家人生活稳定及身份正名后，这种生存意识仍支配着他们的头脑。可以说，这种强烈的生存意识是客家人的精神内核。
二、客籍第十九路军精神及成因探析
从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的群体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客籍将士：既重视教育，又开拓进取，不断攀升；在抗战中能不畏牺牲，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这就是客籍十九路军的精神所在。
（一）客家身份：客籍将士的精神源泉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客籍将士各自坚守岗位，与敌周旋。他们主要以两种形式进行抗战：一是在战火的第一线上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在战争中，客籍将士陈拔雄、钟太初、蔡干青、丘挺国、江燊、刘振彪等人壮烈牺牲的事迹，更被收录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刊》中，为生者所敬仰与追思。二是在幕后出谋划策、奔走呼号，在“第二战场”上进行着“无硝烟的战争”。如赵一肩以参谋处长职，多次在《申报》发表讲话，号召同胞奋起抗日，不仅提高了十九路军在国内外的名声，同时也得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① 参见《申报》1932年2月24日《赵参谋长谈话》、1932年4月11日《赵一肩沈光汉，表示决心》、1932年4月14日《前线将士抚髀思奋，赵一肩之谈话》及1932年4月18日《赵一肩谈话，长期抗战造成民族新生命》等文。
除了在身体上满足使用者的需求，设计师在心理领域上，也要达到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满足，比如产品的材料就体现了消费者的心理追求。在传统的工业产品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原材料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设计师往往会忽视了材料的设计和选择。工业化促进社会进步，使得纺织业、建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严重污染和环境破坏。现如今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对于老人小孩而言，在衣物材料的选择上就要以舒适、透气为主，尽量选择绵绸、丝绸等材料，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概念。
1.文化水平：绝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
2.选拔途径：以能力为主，亦存在同乡提携与地缘因素
（二）蒋蔡领袖气质：客籍将士的精神独特之处
十九路军长期受蒋光鼐及蔡廷锴两位将军领导，二人性格迥异：蒋光鼐为人“对下宽和，而三军悦服。每遇战门，勇敢沉着，指挥有方。虽极激烈之战争，亦处之泰然，不为所动”，而蔡廷锴则“治军极严，性爽直，善将兵”，“猛勇刚毅，凌厉无前”。① 印水心《陆军第七十八师潘烈士抗日阵亡纪念册》（附淞沪抗日战史）。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号。七八七（7092），页91。 十九路军中军纪、战略、战术、待人接物等一切内容无不受二人领袖气质所影响，他们对包括客籍将士在内的十九路军全体将士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赵一肩所言：“蒋总指挥、蔡军长爱国观念，平日影响于将士之深刻，盖皆蕴积已久。”[15]何宝松回忆说，曾有一名大埔籍范姓副官，因用钱无度，而庶务亦不予借钱，因此很不满意。而蒋光鼐知悉后，专门找到他进行既严肃又恳切的教导，指出年轻人应该要勤俭刻苦，多读书，发愤图强，做一个有用的人。蒋的训话，使“范副官十分感动，往后奋勉自爱，终成有作为的军人”，而“当时军部青年军人不少，通过此事，大家都共同受到很好的教育”。[16]109-110事实上，何宝松本人亦反复强调自己受蒋、蔡二人的影响颇深，由于他讲客家话，对广州话的“一”与“二”难以分辨，蒋光鼐则“认真地、亲切地，像对待儿辈一样”反复教他，直至他懂得发音为止。何宝松认为蒋光鼐“以高级将领之尊，在军务倥偬之际，对小字辈竟如此亲切教导，看似小事，实是大事”[16]110。直至后来，何宝松在回顾十九路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原因时，仍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首脑人物，蒋光鼐和蔡廷锴二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因而促成十九路军上下团结，纪律严明，协力同心，坚如钢铁”[17]。
（三）抗战军兴：客籍十九路军精神的最终形成
客籍将士在帝国主义列强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压迫下，基于客家身份的强烈生存意识，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言传身教影响，最终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直接作用下形成客籍十九路军精神。客籍将士原来为着一家一户的生存意识，在大时代环境的刺激下发展为对国家民族的强烈“救亡图存”意识，由此可以明白众多客籍将士在年轻时选择报考军校继而投身军旅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愤慨不已，组建“西南国民义勇军”，在军中招募志愿者，欲北上支援抗日。客籍将士受其感染均踊跃报名，如刘鼎“乃首先参与，并作绝命书寄家，勉以后事”[18]；而钟太初亦作家书，告其家人：“今早男已填具志愿书矣，关于此事，个人抱极大决心，聊尽国民天职，请勿以为念。”[5]33-34客籍将士救亡图存的心态反映其高度的责任感，进而在战场中激发出不畏牺牲的勇气及艰苦卓绝的顽强拼搏精神。以江燊为例，淞沪抗战之初，即有“吾阿江此次不杀矮奴，誓不回头”之语。在1932年3月1日的竹园墩战役中，他被敌人击伤，不能行动，但他临危不惧，埋伏在路口假死，等敌人冲过来即击杀敌人，最终壮烈牺牲。记载他事迹的人亦不禁惊叹：“如烈士者诚可谓神勇矣。”[5]33-35原十九路军营长后成为著名元史专家的李则芬，曾赋诗《一·二八淞沪抗日》：“陷阵冲锋似海潮，擒渠斩寇在今朝；晨光未露先酣战，直到黄昏勇更骁。”[19]生动地回顾了当时与战友们并肩作战、艰苦卓绝的壮烈情景，成为客籍十九路军精神在淞沪抗战中的最佳诠释。
根据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电商(商务秘书)人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的现状。改变教育观念，以做人为核心，加强综合素质教育，创设1+X场景实验室。“1”代表场景实验室，“X”代表校企合作单位的真实岗位场景。
三、客籍十九路军精神的历史价值
（一）激发客家人的民族自豪感，成为学习的榜样
淞沪抗战，使十九路军成为国内外民众敬仰的对象。众多客籍将士成为乡里人的骄傲。抗战结束后，赵一肩回家乡作报告，称：“这次的上海抗战，是发挥了客家人的谚语所谓‘不怕死，鬼都畏’的作用的。”[20]30充分肯定了客家人的历史功绩，振奋人心。当1933年十九路军组军支援热河抗战，途径梅县各地时，“沿途经过各村村镇，家家悬旗燃放爆竹欢送。”该军由同属梅县的赵一肩、李扩将军率领，而“士兵中以潮梅人士特多，一见父老热烈迎送，倍觉高兴”② 《十九路军援热部过梅县》[N]申报，1933-4-10。 。当他们离开时，梅县省立第五、东山、县立、乐育、广益等中学一万六千名学生，“高唱军歌，欢送至离城八里之古塘坪飞机场，沿途爆竹声与壮烈之歌声，震动霄汉。”③ 《十九路援热军之军容》[N]申报，1933-4-16。 有部分学生受其感染，当即弃笔从戎，投身到十九路军中，成为新的客籍将士。客籍将士的精神，甚至成为客家民众教育当地学子的内容。当地的一年级《国语》教材编入了“一·二八，杀！杀！杀！军民合作打胜仗！十九路军顶呱呱！”等宣传十九路军抗日的文章，供学子诵读，而老师在讲课中还当众表扬了家人为十九路军将士的同学。[21]客籍将士的精神激发了客家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增进了国家认同观念，同时也激励着客家人前仆后继地加入到挽救民族危机的抗日战争中。
实验室环境下,无线传感器节点连接轴端速度传感器与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整车振动试验台在40 km/h运行状态下的速度信号和车体加速度信号。加速度传感器量程为+2 gn～-2 gn,灵敏度为967.5 mV/gn。硬件连接与网络参数设置完成后,运行上位机软件,设置数据保存路径,点击网络连接与开始采集按钮,系统工作界面如图8所示,成功实现速度信号与加速度信号的采集与显示,网口数据传输速率达到2 Mbit/s,远超传统RS232串口传输速率,并且采集过程中工作稳定可靠,数据干扰小,与试验台有线传输仪器的测试结果基本一致,误差较小,证明了系统的可行性。
培养中职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很多。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前沿阵地。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国职业中学口语交际的主要方式是将情境转化为课堂。教室作为教学组织的主要场所，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教室的硬件环境做一些布置来创设语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二）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日本客家研究的发展
自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重挫日本侵略者后，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仍能奋起抗击，是由于“广东精神”在起作用。同时，他们看到十九路军中普遍存在的客家人，便认为“‘客家精神’是值得注意的”[20]30。由此，日本有人对广东客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写出了《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虽为日本侵华的产物，但它作为日本官方“首次肯定了客家人是来自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后裔”，这一观点与罗香林随后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所论一致。[22]1933年，民国学者张景崧曾将此报告翻译并发表在《集美周刊》上，并评价道：“其分析之精密，眼光之敏锐，以及研究精神之伟大，实使人骇异。”[23]此后，该报告多次被日本学者引用，在日本客家学领域中，其影响力比日本学者山口县造的《客家与中国革命》和彭阿木的《客家研究》还要大。[1]12直至今日，有学者仍利用该报告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当时日本对客家的认知存在着不少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并称“由于‘二战’前的日本客家研究尚未被当时的客籍意识形态所‘污染’，也许会成为理解客家本质的珍贵资料”，可见其史料价值并未减少。[1]14-18
（三）有益于客家文化的发展与抗战研究的深入
客家文化如今作为梅州和一些客家地区的文化招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政府及社会团体都在大力传承和发展客家优秀文化。但“客家”本非地域而属于文化上的概念，因此在发展客家文化过程中，容易出现扩大化或一般化的问题，即将其他文化的特色囊括进客家文化的范围，或是将习以为常的内容亦定义为客家文化，造成客家文化的特色淡化现象，影响适得其反。究其原因，仍是缺乏具体可感的有独具特色、人无我有的文化载体。而客籍十九路军群体属于客家人物中较为典型而又鲜为人知的对象，通过对这个群体人物事略的梳理，同时也反映了客家人的近代奋斗史。他们所蕴含的崇文重教、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则更为具体实在，更容易使人理解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产生更多的共鸣，因而可以成为充分发展客家优秀传统文化的素材。与此同时，对客籍将士人物的事迹及精神进行深挖，将有助于更深刻理解抗战精神。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战争，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任何阶层，无论男女老少都参与其中，在这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战争中，必然会涌现出许多杰出代表，闪现出迷人的光彩。而通过客籍十九路军的抗战事迹，可以看到客家民系在“一·二八”抗战中所展现的救亡图存、不畏牺牲、艰苦卓绝的风采，为全民族抗战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新的材料，从而为深化抗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亦为“十四年抗战”观点提供了有力依据。
四、结语
通过梳理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群体的特征，本文把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精神简要归纳为重视教育，开拓进取，不畏牺牲、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等内涵，并从客家身份、蒋蔡领袖气质、抗战军兴三个方面对客籍十九路军精神的形塑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客籍十九路军精神的历史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客籍将士史料从历史尘封中被重新发现，对于客籍十九路军精神的理解将更为深入，亦能藉此角度加深对“客家人”这一群体的认识和理解。
附表：客籍十九路军将士简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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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Spirit of the 19th Route Army of Hakka
XIAO Wen-Ping, DENG Wei-Lin, GU Hui-Wen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Chin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Shanghai, which broke out in January 28th in 1932, severely attacked the arrogance of Japanese aggressors.The 19th Route Army, who rose up to resis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t home and abroad.Many people were focused on the Hakka group of the 19th Route Army.The groups' soldiers were generally well educated and competent, and most of them were civilians.Because of their "Hakka" statu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19th Route Army, they fully displayed the heroic manner of Hakka in fighting the enemy, thus forming a unique spirit of the 19th Route Army of Hakka.This spirit inspired Hakka people's national pride a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at time, and made them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uccessively.At the same time,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research in Japan to a certain extent.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e and the deepening of anti-Japanese war research.
Key words: the 19th Route Army of Hakkas; spirit; Hakka research; Anti-Japanese War
中图分类号： K264.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19)02-0010-06
收稿日期： 2019-01-18
基金项目： 2017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710582026）；2018年“攀登计划”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基金项目（pdjh2018b0475）；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晚清民国时期粤东北客家侨乡民间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8YJA770017）。
作者简介： 肖文评（1967- ），男，江西泰和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客家历史、社会与文化；邓炜霖（1996- ），男，广东罗定人，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学；古惠文（1979- ），女，广东蕉岭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史，经济史。
责任编辑：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