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相如入梁路径对《子虚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马相如论文,路径论文,子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6)01-0125-06 《子虚赋》是司马相如的成名作，为其游梁时所作。此赋作于汉景帝统治时期，创作地点是在梁孝王辖下的梁国，作品属性仍为藩国文学。应该说，司马相如是根据其亲身所经所感创作这篇赋的。因此，无论是从创作的时间、地点，还是从作品的性质、作者的心态等方面看，此赋均与司马相如进献给汉武帝的《上林赋》有明显区别。明代郝敬《艺圃伧谈》曾论道：“《子虚》繁简适节，斫削无痕；《上林》未免凑砌，时见重复。盖《子虚》作于游梁，无意挥霍；而《上林》承旨，有心装衍。其所以掩盖百世者，为其创始耳。”[1]郝氏此语，既指出了《子虚赋》与《上林赋》的不同，又指出了《子虚赋》的创始意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司马相如在梁园环境中创作出如此恢宏巨丽的作品？他为何选择以“苑”和“猎”为主题来展现诸侯之事？这样的写作究竟具有哪些价值与意义？回答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入认识《子虚赋》在赋史上的典范意义。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多是从作者生平、创作心迹、艺术手法等方面讨论到这篇作品，如季淮镇《关于司马相如的生平和创作》(《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鲁红平《论司马相如的创作心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许结《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均乏对《子虚赋》的专门研究。因此，笔者不避浅陋，略陈己见。 一、司马相如入梁路径及其宾客身份认同 入梁为客，是司马相如在汉景帝身边做了一段时间武骑常侍之后的主动选择。这使他具有了与别的宾客不一样的阅历与眼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2](P2999) 这段话透露出司马相如入梁的两个信息： 第一，从入梁路径看，司马相如是从中央朝廷到诸侯王廷，不同于枚、邹等人仅在各诸侯国之间自由游走。邹阳、枚乘、严忌等都是先仕吴，后游梁，他们都没有入职中央王朝的经历，故保留了较多的战国遗风，“皆以文辩著名”。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邹阳等人因劝阻吴王起兵无果，纷纷转投梁王。“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3](P2343)“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2](P2083)最有意味的是枚乘，他久为大国上宾，而不慕官阶。离开吴王后，对景帝给他的弘农都尉一职也不感兴趣，选择了“以病去官。复游梁”，在梁过着与梁王“从容安步，斗鸡走兔，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乐到暮”(枚乘《梁王兔园赋》)[4](P108)的快活日子。从诸侯王廷到诸侯王廷的经历，使枚乘、邹阳、严忌等人与梁王更显亲密，而与中央朝廷的关系相对疏离。 司马相如最初入仕，便是进入中央朝廷。《史记》本传云其“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索隐》引张揖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2](P2999)可见武骑常侍这个官职，虽不显贵，但却是皇帝近臣，能常伴左右。值得重视的是，恰是这段不怎么令司马相如愉快的常侍郎工作，使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汉帝国统一的必要性。不同的入梁路径，导致司马相如与枚乘等梁园诸生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 第二，从入梁时间看，司马相如较其他宾客晚，故资历较浅。司马相如是在为汉景帝武骑常侍时，在朝中因景帝不好辞赋而感到无人赏识之际，适逢梁孝王领着邹阳、枚乘、严忌等人来朝，觉得遇到同好中人，“见而说之”，遂相与从游的。由此可见，邹阳、枚乘等梁园诸生入梁的时间均早于司马相如。参以《汉书·邹阳传》“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颜师古注：“先生，枚乘。夫子，严忌”[3](P2353)，以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案云：“《邹阳传》云枚先生、严夫子，此则夫子是美称，时人以为号”[2](P2999-3000)，可见枚、严相对于司马相如而言，在梁园中，都是年长且受人尊重的前辈文人，而当时的相如尚默默无闻。 如果结合《汉书》邹阳、枚乘本传记载考察，还不难发现，在宾主关系上，司马相如与梁王关系也不如枚乘等梁园诸生跟梁王的关系密切。史载相如入梁后，“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2](P2999)，似乎梁王给予了相如与诸生同等的待遇，但相如游梁期间作《子虚赋》，却未见梁王对于此赋给予任何评价。这与汉武帝读此赋之后的叹赏情形成巨大反差。由此不难判断，相如的才情并未引起梁王特别的重视。 此外，《西京杂记》载“忘忧馆七赋”，赋中，枚乘等梁园诸生都对梁孝王称颂不已。比如枚乘《柳赋》称：“君王渊穆其度”，“小臣莫效于鸿毛”；路乔如《鹤赋》亦云：“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公孙诡《文鹿赋》则说：“逢梁王于一时”；邹阳《酒赋》祈愿：“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羊胜《屏风赋》还说：“蔽我君王”“寿考无疆”等等[5](P178-190)；这些作品，均反映了枚乘等梁园诸生与梁孝王之间君臣相得的相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西京杂记》中未提及相如参与其事，忘忧馆七赋中也不见相如作品。这似乎也在暗示我们，梁孝王与司马相如的君臣关系远不如梁孝王与枚乘、邹阳等关系密切。如果说《西京杂记》是小说之言难以尽信的话，那么，《汉书》记载也能证明邹阳等人与梁王的密切关系。《汉书·邹阳传》载，羊胜、公孙诡为梁孝王谋汉嗣，劝说梁孝王派人杀死向景帝谏止其事的袁盎。事发后，羊胜、公孙诡死，邹阳为梁王免受刑责而四处奔走营救。这一事件中，枚乘虽不敢谏阻梁王刺杀袁盎，但他显然知晓此事；而司马相如则始终未予其事。由此足见，司马相如与梁园诸生相比，虽同为梁园宾客，但他与梁孝王的依附关系远不如邹阳、枚乘等人紧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具有与梁园其他文人不同的仕宦经历和游梁背景，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可以说，司马相如是一位真正外来、晚至，与梁孝王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客”。 二、宾客身份与使臣心态交汇下的《子虚赋》创作 入梁期间，司马相如虽然为梁王的宾客，但由于他跟邹阳、枚乘等梁园其他宾客的入梁路径、时间以及与梁王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这使他在梁为客期间，能够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独立自觉的视角，来观察梁王言行和梁国事务。在《子虚赋》中，作者的观察视角是通过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位虚拟人物及其对话来体现的，而无论人物的身份设计还是谈吐内容，无不体现出其有别于宾客身份的使臣心态。 赋开头即云：“楚使子虚使于齐。”一开头就让具有使者身份的子虚出场。子虚为“楚使”，代表楚国利益与齐王展开外交活动。而齐王接待子虚并不友好。“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具体做法是：“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6](P119)其中，“千乘”“万骑”的阵势，显然是在向子虚夸耀齐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列卒满泽，罘网弥山”，在山泽间布满士兵和罗网，营造了严阵以待、杀气腾腾的氛围。“掩兔辚鹿，射麋脚麟”，据吕向注：“兔、鹿、麋、麟，皆兽名。掩，谓以网掩之。辚，犹车辗也。脚，谓持其脚也”[7](P152)，是用四种不同的捕猎手段来获取猎物，或网罗，或碾压，或射箭，或手搏，尽施其技。而“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则更加血腥。“骛”，据《汉书》颜师古注：“骛谓乱驰也”，是一副乱哄哄的场景。“割鲜染轮”，吕向注：“谓割牲之血，染于车轮也”[7](P152)，是齐国将士不顾禽兽死活，致使血染车轮的惨相。赋中还如此描写齐王对子虚的问语：“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6](P119)言辞之间，充满对楚国的炫耀和藐视。面对齐王的自矜与挑衅，作为一位使臣，子虚不甘示弱，由此引出了对云梦泽的奢谈与楚王畋猎的夸饰。可以说，从出使专对的层面看，子虚是不辱使命的。 赋中第二位出场的是乌有先生。赋中虽未明言其身份，但可通过赋文给出的相关信息加以判断。赋文曰：“畋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过奼”，据李善注引张揖注：“奼，夸也”[6](P119)，可知子虚离开齐王后就到乌有处自我炫耀，引起乌有的不满，由此展开第二轮的言语较量。许志刚先生曾就此分析：“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不无为齐一辩之处。”[8]既然乌有是为齐辩难，可见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国家利益出现的。从这一点看，乌有具有与子虚相抗衡的使臣意识。再有，赋文中乌有称子虚为“足下”，这一称谓也透露了乌有与子虚相当、对等的身份与地位。在古代，“足下”是同辈、朋友、同事间的称谓。如司马迁称任安为“少卿足下”(《报任安书》)，韩愈给孟东野写信说“与足下别久矣”(《与孟东野书》)，都以“足下”相称，是一种平等关系的体现。乌有先生既称子虚为足下，说明二人在职责、身份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大致相当。更重要的是，赋中，乌有批评子虚：“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6](P122)这些言论，其实已经抛开了子虚侈言物质的浅层次追求，而从楚王之“德”和诸侯之“位”着眼，从尊礼守法的高度抨击了楚王僭越行为。这与其说是为齐王辩驳，毋宁说是为天子立言。从这个意义上看，乌有这一使臣形象实际上已超越了为诸侯服务的范畴，具有了从诸侯使臣向天子使臣过渡的特质。 亡是公则完全是天子的代表，代表了来自中央王朝的声音。他虽在《子虚赋》中未发一言，但全程倾听着子虚和乌有的夸耀与诘难，并在《上林赋》中，一棒打两边，“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并亮出了君臣之义的主题：“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6](P123)，显示出凌驾于诸侯国之上的气势，是天子当之无愧的使臣。 综上，无论子虚、乌有，还是亡是公，都具有使臣的身份，言语之间透露出使臣的心态。而这三位虚拟人物，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云“空藉此三人为辞……因以风谏”[2](P3002)，都是作者身份的幻化，是作者创作心态的投注。那么，当时身为梁园宾客的司马相如，为什么会有与别的宾客不同的使臣心态呢？这显然与他独特的仕宦经历有密切联系。 首先，在景帝身边的任职经历，使司马相如对国家统一、“天子之义”有了更切实的认识，有了比枚、邹等人更高的思想境界。枚、邹等人分析天下大势，都还是立足于维护他们所服务的诸侯王的立场，还没能上升到服务统一的汉帝国国家、维护天子权威的层面。如枚乘《上书重谏吴王》以为：“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天子“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此臣之所为大王乐也”[6](P552)，长洲之苑，《汉书》服虔注：“吴苑”[3](P2363)，可见枚乘明显是站在吴王的立场，把汉天子作为对立面来进行书写的。又如邹阳《上书吴王》：“今天子(汉景帝)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6](P546-547)，“我吴”与“为大王患”等，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与诸侯王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虽然枚、邹等人也都认识到了“鸷鸟累百，不如一鹗”(邹阳《上书吴王》)，“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蜹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枚乘《上书重谏吴王》)，看到了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必然趋势，但是，长期奔走于诸侯王廷之间，从未任职于中央朝廷的阅历，毕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只能将汉天子作为自己论说的对立面，而处处为自己服务的诸侯王着想。相比之下，司马相如就与他们大不相同，他将立场、观点反转了过来，明确提出：“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6](P122)，这显然是站在维护汉天子的立场来审视诸侯问题、为汉天子立言了。 其次，在梁的游历，使司马相如对诸侯坐大问题有了切身感受，加上他晚到梁园，与梁王的关系不如枚、邹等人亲近，客观上使他与梁王保持了一定心理距离，便于他客观冷静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现实中的诸侯问题。于是，梁孝王的奢侈与僭越进入到司马相如的视野。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武曾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2](P2082)。梁孝王也因此收获了其他诸侯无法比拟的尊宠： 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2](P2082-2084) “拟于天子”“多于京师”等字眼，足见平定吴楚之乱后梁王的骄奢与僭越。对此，司马相如与众宾客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众宾客中无一人对此提出异议，羊胜、公孙诡等人甚至鼓动梁王发起叛变。邹阳对梁王欲刺杀袁盎的行为虽“争以为不可”，但梁王出事后，他犹四处奔走，尽心营救，表现了对梁王死心塌地的忠诚。“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3](P2353)，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司马相如却预先看到了危机，他在《子虚赋》中浓墨重彩地揭露了梁王的僭越行为。赋中大力铺写楚之云梦如何包笼天地，楚王之猎如何超凡神异，实质都是在影射梁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6](P122)，对梁孝王的僭越奢靡，其批评、反对之态度是相当鲜明的。 司马相如虽身在梁国，却没有和其他宾客一样的身份认同，没有为维护梁王的利益发声。正是卑微的宾客身份与傲视诸侯的使臣心态交汇，促使司马相如以天子“使臣”的心态来观察、审视梁王，由此创作了《子虚赋》这样“京殿苑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9]的作品。 三、《子虚赋》的“苑猎”主题及其时代意义 在宾客与使臣双重身份的交织下，司马相如选择“苑猎”为《子虚赋》的表现主题，从两方面揭露了以梁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僭礼越制的行为，从而对梁王进行劝谏。 一方面，《子虚赋》通过对诸侯苑囿的铺写，映射了以梁孝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地过古制的实情，反映了汉初诸侯王普遍存在的奢靡僭越的严重社会问题。 《子虚赋》如此描述云梦泽：“楚有七泽……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6](P119)最小的云梦泽方圆就有九百里，而楚有七泽，由此不难想见楚国苑囿占地面积何等宽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司马相如笔下的云梦泽尚出于赋家想象的话，那么史家笔下的梁孝王苑囿，则是实实在在反映了诸侯王苑囿的广阔与建设的华奢。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2](P2083) 对于《史记》的梁王东苑面积方圆三百余里的说法，司马贞《史记索隐》表示怀疑：“盖言其奢，非实辞。或者梁国封域之方”[2](P2083)，认为《史记》的记载只是为说明梁王奢侈而刻意夸张，由此提出所谓“方三百余里”或许是指整个梁国的封域面积。但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史记》明确记载，当时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2](P2082-2083)，高阳，在今河南杞县西南。由《史记》记载，可知梁国西至今天的河南省中部，东北至山东省中部，其中有“四十余城，皆多大县”，这岂是方圆三百余里所能覆盖？然而，司马贞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梁王东苑在汉景帝时就占地三百余里的话，那是远远大于天子苑囿，有违制度的。汉之上林苑，承秦而来，文、景时期未见增益，直到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才在旧苑的基础上，“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汉书·东方朔传》)[3](P2847)，开始大规模扩建。即使是扩建后的上林苑面积，也才“方三百四十里”①。因此，仅从占地面积看，景帝时梁孝王的东苑竟然和汉武帝扩建后的上林苑一样大。仅此一点，就可看出当时梁王权势之大，占地之广，逾制之严重。 在梁王苑囿逾制的后面，其实隐含的是汉初诸侯王普遍存在的“地过古制”的社会问题，《汉书·诸侯王表》对此有揭示：“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3](P394)诸侯王坐大，必然会对中央政权造成威胁，景帝前元二年的七国之乱就是明证。这个问题也是当时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文帝时，贾谊就指出：“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3](P2234)武帝时，主父偃也说：“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3](P2802)正因如此，削藩成为任职中央朝廷的有识之士们的重要共识。晁错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子虚赋》以大量篇幅描写楚王云梦泽，影射诸侯逾制，绝非娱情逞才虚辞滥说，而是与当时加强中央集权、抑制诸侯继续坐大的社会思潮相一致的。他对“苑囿”题材的选择，正体现了对于诸侯王“地过古制”的深刻批判，反映的是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对于《子虚赋》铺陈云梦之山川土石，“四至”万物，钱锺书先生以为是在“作风景画”[10]。从文学描写的角度看，固然如此，但若结合史实，恐怕又不仅仅如此。这其中，实则寄寓着作者的讽谏之意，是对梁孝王豪华苑囿的真实揭露。对于梁孝王苑囿之豪华，《西京杂记》卷二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5](P114)《三辅黄图》卷三“曜华宫”条下与此同，说明梁王除东苑外，还有曜华宫、兔园等苑囿。 梁王兔园，史籍多载。《史记·梁孝王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兔园在宋州宋城县东南十里……俗人言梁孝王竹园也。”[2](P2083)可见兔园遗迹唐时尚存。《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引《图经》又说：“梁王有修竹园，园中竹木天下之选集，诸方游士各为赋，故馆有邹、枚之号。又有雁鹜池，周回四里，亦梁王所凿。又有清泠池，有钓台，谓之清泠台。”[11]邹、枚之馆，清泠之台，让人不禁联想到《西京杂记》载录的“忘忧馆七赋”。更为巧合的是，枚乘在游梁期间，曾作《梁王兔园赋》，描写兔园内容。该赋今虽已残，但仍可与《子虚赋》对照来看。《梁王兔园赋》称：“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道，临广衍。……西望西山，山鹊野鸠；白鹭鹘鸼，鹯鹗鹞雕；水狗戴胜，翡翠鸲鹆，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属。翱翔群嬉，交颈接翼。”[4](P107)赋中这些珍禽异兽，与《子虚赋》之“珍怪鸟兽，万端鳞崪。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卨不能计”等语，何其相似。 由此可见，无论是枚乘还是司马相如，他们对诸侯苑囿的描绘，虽有夸张，但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而司马相如对诸侯苑囿的铺陈，却与枚乘欣赏夸耀的态度颇不相同，他通过虚拟齐、楚代言人的互夸奢靡，揭露了七国之乱后仍然严重的诸侯土地逾制的问题，因而更具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子虚赋》通过描写齐、楚二王之驰骋游猎，不守相关制度，反映了有实力的诸侯王践踏礼制、野心膨胀的社会问题。 如赋写楚王出行，“驾驯駮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孅阿为御”。乘雕玉之舆，曳明月之旗，这其实是天子在最隆重的场合才可以配享的乘舆制度与用旗制度。据《周礼·春官·巾车》：“掌公车之政令……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以宾，同姓以封；象路……以朝，异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以田，以封蕃国。”[12](P822-823)又《周礼·春官·宗伯》：“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12](P826)在乘舆制度中，以玉装饰车头的称为“玉路”；在用旗制度中，以日月为内容的旗帜称为“太常”。无论玉路还是太常，都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可是《子虚赋》中的楚王，却在田猎时使用玉路和太常，这显然是一种僭礼行为。 与楚王僭礼相类似的是梁王的驰骋游猎。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入朝觐见时，“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同车共辇，丝毫不讲究君臣之礼。又因其有功，“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2](P2083)。至于其千乘万骑的排场如何，又是怎样东西驰猎的，史书阙如。而《子虚赋》就借诸侯游猎的话题，对此作了生动描述。如：“(齐)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6](P119)这里的车千乘、徒万骑正与梁孝王的“出从千乘万骑”相一致。而对齐王的畋猎，赋中“射中获多，矜而自功”一语，画龙点睛，使僭礼越制、有功骄矜的诸侯王形象跃然纸上。联系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梁王的自矜骄纵情景，不难发现《子虚赋》这些游猎场景的描写，其实是以主文谲谏的方式，对梁孝王进行劝谏。 可以说，司马相如是在游梁期间，以其亲身经历与冷静观察，选择了“苑猎”为《子虚赋》的主题，对梁王的僭越行为予以揭露，委婉劝谏，以小见大，反映了诸侯王僭礼越制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难怪汉武帝读到之后叹赏不已。 总之，《子虚赋》的创作，与司马相如的游梁经历息息相关。相对独立的宾客身份，从中央朝廷到诸侯王廷的使臣心态，使他能与梁王保持一定距离，立足现实，站在维护大一统国家的角度，审视诸侯问题，为天子立言。《子虚赋》以诸侯的“苑囿”与“游猎”为主题的选择，深刻揭露了以梁王为代表的诸侯王在“地过古制”与“驰骋游猎”上的僭越问题，表现了直切时弊的讽谏勇气，展露了顺应大一统历史趋势的深邃眼光。并且，赋文对于诸侯在苑囿与畋猎方面逾制情形的展现，对认识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意义。 ①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四“汉上林苑”条引《汉书》曰：“周袤三百里。”引《汉宫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又引《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今取其大数。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二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