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政治视野下的“张元隆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张元隆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1-0157-05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底，一纸满文奏折摆到了康熙的御案上。两江总督赫寿在此将江南几年来的风波娓娓道来：“(张伯行)与噶礼交恶，去寻噶礼之相公张令涛。因张令涛之故，又往寻牟钦元。张元龙(隆)系租船开铺之人，早已死，而张伯行仍当其在，称伊为海贼，直至只剩二年，仍未完案，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①张令涛何许人也，竟成为张伯行的眼中钉？身为朝廷命官的江苏布政使牟钦元，何以成为张伯行调查审问的对象？张元隆何以屡被张伯行纠缠？“无辜之人”又指谁？这其中关系复杂，头绪纷乱，只能从张元隆和他的船队说起。
张元隆，上海县人，“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是江浙沿海有名的海上商人。张元隆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财大气粗，“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准备建立庞大的远洋商贸船队。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元隆已拥有洋船数十只，招募福建水手，冒用华亭籍贯，“请关县牌照，藉称贸易”。“商船照票例应一年一换”，而他的船只常常经年不归，其贸易对象可能已达日本及东南亚。张元隆在沿海影响很大，其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的女婿，因此有政治靠山，其远洋贸易活动长期得到官府的庇护。②
康熙四十九年六七月间张元隆的商船连续遭遇海盗抢劫。③以“操守清廉”著称的张伯行，在就任江苏巡抚之后，查办张元隆船只遭劫的案件，其间发现张元隆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这让他颇为震惊。张伯行在两年后的回忆中，表达了更大的疑虑：“查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带领官兵搜缉海贼郑尽心等，臣即专差赍咨驰赴江宁与督臣(噶礼)会商。据该差回称，督臣于十二日已往镇江，坐艍犁船出海矣。臣标并无战船水师，正与本标将弁酌议作何速往搜缉，又闻督臣从镇江由运河来苏，臣遂出郊远迎。十六日督臣到苏，臣问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入海，则尽山水花鸟，一帆可达；若由上海出口，实属迂远。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开行，臣亦于是日带领官兵随往……于十九日早同抵上邑(上海)，提臣(师)懿德亦即继至。据提臣云，接到部文即委苏(州)、狼(山)二镇总兵出海……督臣又将(狼山镇)穆总兵差人赶回。臣与提臣俱不解其何故。”④
带着疑惑与不安，张伯行多方访查，终于发现张元隆船队对外贸易的幕后活动：“访闻四十九年九月间(张)元隆闻(海盗)郑尽心等在奉天败走，恐致破露，即使伊弟张令涛夤入督臣内幕，多将洋货贿赂。其督臣在上海时，十数船所铺设者，皆元隆所馈也。伊弟张令涛押船护送至宁波入口，远赴江宁。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镇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宁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余。铺设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缉贼之名伪装运货贿计耳。”⑤
在张伯行的题本中，“恐致破露”作何解释？张元隆重金贿赂噶礼意欲何为？康熙朝的奏折和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都未明说。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十八日，江南提督师懿德因用水师战船运米而具折谢罪。⑥因此，用战船运米是有先例的。康熙四十九年秋，福建漳、泉等地歉收，朝廷特谕“截留江南、浙江漕米三十万石，令福建提督、总兵官以战船运往赈济”⑦。每年例行的漕运多有波折，使用战船护送亦当在情理之中。看来师懿德的“运米战船案”一定与赈灾和漕运无关。康熙五十三年三月甲辰，清廷批准张伯行的建议，“将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第几号商船、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官兵易于稽查。至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⑧。此前，张伯行曾以相同内容密奏康熙，并指出时下“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营船可以为民船，民船亦可以为营船”，康熙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⑨张伯行船制改革的建议，实出于“营船与民船并无分别”的现实。而该现实使战船伪装成民船成为可能。此外，张伯行强烈要求“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再次印证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张伯行还曾经具疏指出，“张元隆伙贼甚多，将苏州米粮买去”⑩可知张元隆与贩卖稻米出洋直接相关。尽管史料证据还不充分，但依旧可以勾勒出“张元隆案”的轮廓：张元隆的海上生意越做越大，甚至大量私贩米谷。而其麾下船只可能不敷使用，于是行贿噶礼，借用战船伪装成民船运米。同时，张伯行还发现“有船有人有票而船册无名种种，弊端不一，于是乃知张元隆代领照票，不止华亭一邑也”(11)。这使张伯行认定，张元隆已成为大宗稻米的走私商，而噶礼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的走私活动，按律应当严惩。督抚互参案中，噶礼曾辩白道：“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12)由此推定张伯行将张元隆走私、噶礼包庇之事密奏皇帝的时间应不晚于康熙四十九年年底。张伯行的密奏把“张元隆案”所引发的风波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伯行密奏之折的散佚，康熙的最初反应无从知晓。然而，康熙五十一年的江南科场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督抚互参案事关朝廷体面与政局稳定，使康熙无暇顾及张元隆的稻米走私。此时可能在康熙看来，张元隆与普通海盗无异。
张伯行见康熙并未重视“张元隆案”，便继续自己调查。康熙五十年，张伯行开始在全省密拏张元隆。张元隆属下船主余元亨等人因照票不符，俱被盘获，供出“照票亦系张元隆代领给付”(13)。于是，他“饬令署上海县事，常州府通判周葑提究元隆”，然周葑详查后称：张元隆已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死。(14)已经在押的海盗郑尽心又声称自己不认识张元隆，这使“张元隆案”几乎成了死案。
张伯行没有就此完结，他发现“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于是对张元隆的死讯顿起疑意，遂下令搜捕张元隆洋行的各船船主。不久，“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据房屋，谓其旧有噶礼幕客，今匿(江苏布政使)牟钦元署中，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15)。张伯行即“令牟钦元交出(张令涛)……又令属员转告牟钦元交出”(16)。双方交涉多次，牟钦元始终不承认自己窝藏张令涛。事情一拖就是半年，张伯行突然收缴了牟钦元的布政使印信，并“派出官兵，将(布政使司)衙门四面包围，派道员二员，将內外尽行搜遍，并未拿获张令涛”(17)。派兵到布政使司衙门捉拿嫌犯，张伯行本人也顶着很大压力。他向康熙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伊(牟钦元)乃传播谣言，说臣诬指平民张元隆、李崇御为海寇，又严拿张令涛，必欲置之死地。(伊)要烧臣衙门，又要刺杀了臣。”(18)赫寿也说张伯行“总危言，似目今即有海贼，又惧怕，过分防身”(19)。张伯行甚至希望康熙将牟钦元调升他省。于是，张伯行“因奏劾牟钦元，得旨，革牟钦元职，下总督赫寿察审”(20)。
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赫寿奏陈：经过再审，顾协一承认其对张令涛“与海贼交结，分得海贼之处，俱系听人所言。”“又经数次审讯，并无公证。”并称：“将牟钦元参劾看管后，张伯行遣员搜查，奴才又严行二司，将诉讼、认识张令涛之人带去，两次详查，然并无张令涛。”(21)问张令涛之子张二供称，“伊父已往湖广、福建。”(22)从从而全面否定了张伯行对张令涛、牟钦元的指控。这样，官方舆论的矛头转而直指张伯行，认为他操守虽好，实则诬告无辜之人。
康熙又命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到江南复审。张鹏翮在审理督抚互参案时就倾向噶礼一边，这次依然对张伯行不依不饶。“审事大人张鹏翮等审问抚臣张伯行有无海贼，张伯行回称原无海贼。大人即驳问既无海贼，则你明是欺诳皇上了。张伯行倔强如故，终不自认欺诳。大人自四月初十审起至十三日，连审数日，总无认罪口供。”(23)张鹏翮在审案过程中屡参张伯行“捏造无影之事，屡以海中有贼诳奏”(24)。张伯行也上疏康熙自我辩护道：“臣为绥靖海洋起见，急欲杜渐防微，张元隆虽报身故，而其多党众，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处处皆能领照。且张令涛之在藩幕……纵非通洋，亦系豪恶，臣为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25)
至此，“张元隆案”已复杂化和扩大化，而康熙也对此加以重视。在科场案、《南山集》案和督抚互参案暂告一段落之后，康熙开始关注张元隆案及其影响。
康熙在张伯行奏报牟钦元包庇私通海洋之人的折子上朱批曰：“已后倘有紧要事，交与李煦速来。”(26)这句朱批耐人寻味。康熙对“张元隆案”持什么态度呢？他是否赞同张伯行对该案的处置呢？单从朱批的字面理解，康熙对张伯行的做法似乎还很支持，并打算设法保密并暗中保护张伯行。然而，康熙却在与一些大臣的对话中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上顾大学士等曰：‘布政司(使)牟钦元居官甚好。巡抚张伯行以牟钦元交通海贼题参一事，曾遣张鹏翮往审，继张鹏翮折奏时批旨，往黄天荡探察，皆妄耳。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27)十二月二十二日，“上谓(浙江巡抚)徐元梦曰：‘……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28)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又曰：‘布政使牟钦元居官如何？’李光地奏曰：‘牟钦元有办事之才，操守不及张伯行。’”(29)“上又谓起居注官揆叙曰：‘大学士李光地居处海滨，奏无海贼。所参牟钦元一案，张鹏翮著以为实，朕只问其海贼何在？拿与朕看。’揆叙奏曰：‘今沿海地方太平，海上何曾有贼？皇上令其拿海贼，将何处去拿？此皆以索幕宾不与，遂致成隙耳。’”(30)显然，康熙并不满意张伯行对张元隆案的处置。因此，在张伯行接受调查和审问期间，康熙未加太多干涉。严审之下，张伯行被迫“自认诬参”(31)。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张鹏翮等请旨将张伯行革职审问，康熙从之。七月，张鹏翮等奏曰：“顾协一、张令涛已就控，争屋产事定谳，牟钦元应复职。伯行前因在上海坐漏船，怀恨船埠，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应斩(监候)。”(32)九月，刑部覆“应如所请”。而康熙则命“张鹏翮回京将张伯行带来”(33)。十月，牟钦元照例复职。十一月，康熙将张伯行从宽免死，命南书房行走。自此，历时五年的“张元隆案”尘埃落定。
面对“张元隆案”，面对遭受江南官员一致指责的张伯行，康熙是怎么想的？他在处置该案时的着眼点在哪里呢？
无论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奏折上的文字交流，康熙大体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张元隆确有稻米走私嫌疑，然而张伯行对嫌犯的穷追不舍，触动了江南高官的利益，因而犯了众怒，“其余之人无对张伯行称善者”(34)。张伯行在处置张元隆案的过程中，政治处境越发孤立，已经无法在江南官场立足。
然而，康熙深知张伯行为官清廉，在汉族士大夫中声望很高，甚至在张伯行被革职的时候，苏州出现“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张鹏翮)公馆，具呈保留巡抚”(35)的场景。南山集案的发生使江南地区的满汉关系顿时紧张，若对张伯行处置失当，必削弱清廷对江南士大夫的控制。
同时，他意识到张伯行扼杀张元隆船队的做法，的确是从稳定米价的角度勉力维护清廷的统治。他发现，“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36)。米价上涨关乎江南人心的稳定。而他估计江浙米贵与“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回者甚多……亦有关系”(37)。因此，在张伯行奏请严禁出口稻米的折子上，他朱批曰：“此折论船极当。”(38)并把张伯行的建议采纳到《大清律例》的例文之中：“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39)张伯行的“忠”得到了康熙的肯定。
既不能把张伯行留在江苏继续为官，由不该对其加以惩处，对康熙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将其免死并调离江苏。于是，张伯行开始了京官生涯，在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被康熙保护起来了。而张元隆的死，则维持原判，一支大型远洋商贸船队从此在中国沿海销声匿迹。
“张元隆案”的全过程，反映出18世纪中国政治的两个显著趋势：
其一，清廷对于地方利益集团的无奈。18世纪，中国进入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时期。局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促使地方利益集团的形成。尽管康熙一如既往地支持张伯行这样的清官，但不能不重视地方利益集团的话语权。他可以在督抚互参案中将噶礼革职，却不愿将盘根错节的江南官僚利益集团一网打尽，以免引发江南地区的政治地震，削弱其对该地区的统治。而晚年的康熙，进取心已有所减退，政治上“务求安静”，主张少惹是非，保持盛世局面。他当然不希望张元隆案旷日持久，牵连太多，这也是他对于张伯行的不满之处。事实上，此后清廷在东南沿海贸易政策的每一次决断，都不得不顾及当地利益集团的需要。(40)
其二，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由逐渐宽松到决心收缩。《大清律例·兵律·关津》“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的律文仅仅笼统地规定：“凡将……军需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41)而“军需”的概念是很含糊的，稻米难说包括其间。康熙年间的例文仅指出“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枭示”(42)没有明确“违禁物品”的外延。真正明确规定严禁稻米出洋贩卖的例文直到乾隆元年才定例——“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43)因此，张伯行所奏“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44)也就不足为奇了。张元隆只是这一普遍现象中的一例而已。立法的粗疏，反映出康熙前中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宽松。顺治十七年定例，民间禁止私造双桅海船，违者斩立决。康熙二十三年重开海禁，将私造双桅海船的刑罚减为充军。至康熙四十六年，商、渔船皆编甲取结，因而桅之双单并从其便矣。(45)张元隆船队“洋船百艘”的梦想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然而，张元隆案的发生，折射中康熙对外贸形势的一种严重估计。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康熙越来越觉得，“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46)。因此，他认为，“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47)。他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商人与海贼勾结，特别是串通海外反清势力，威胁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从经济角度，他认为大批量走私稻米不利于江南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物价平稳，从而威胁到江南地区的政治稳定。把政治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不稳定因素，这一切促使他决心收缩，以确保政治稳定。此后，康熙在禁南洋案，乾隆在洪任辉事件中所采取的贸易政策，一律是收缩的，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维护政治稳定。显然，张元隆是18世纪贸易收缩政策的牺牲品。
注释：
①《两江总督赫寿奏闻张伯行案舆论并参劾张伯行折》(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3页。
②③《海洋被劫三案题请敕部审拟疏》(康熙五十年)，见张伯行编《正谊堂文集》卷1，福建正谊书院同治五年藏版。
④⑤《沥陈被诬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见张伯行编《正谊堂文集》卷2。
⑥《江南提督师懿德奏谢从宽处分运米战船案罪名折》(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390页。
⑦《两江总督噶礼奏报运米赈济灾民折》(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六)，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99页。
⑧《清圣祖实录》(三)，卷258，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550页。
⑨《江苏巡抚张伯行奏为海船情形折》(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6-278页
⑩《清圣祖实录》(三)，卷262，第580页。
(11)《江苏巡抚张伯行奏为海船情形折》(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6-278页。
(12)《张清恪公传》，见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首。
(13)(14)《校勘张元隆船只有无在外逗留檄》，张伯行编《正谊堂续集》卷2。
(15)(20)(25)《张清恪公传》，见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首。
(16)(17)(19)《两江总督赫寿奏江宁巡抚张伯行参劾案有伪折》(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71页。
(18)(21)《江宁巡抚张伯行奏报布政使包庇私通海洋之人并雨雪粮价等情折》(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初四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第450页。
(22)《康熙起居注》(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8页。
(23)《苏州织造李煦奏报张伯行仍不认罪折》(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第148页。
(24)《清圣祖实录》(三)，卷262，第580页。
(26)《江宁巡抚张伯行奏报布政使包庇私通海洋之人并雨雪粮价等情折》(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初四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五)，第450页。
(27)(28)(29)(30)《康熙起居注》(三)，康熙五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第2134页，第2136页，第2137-2138页，第2135-2136页。
(31)(33)《清圣祖实录》(三)，卷265，第606、609页。
(32)《张清恪公传》，见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首。
(34)《两江总督赫寿奏闻张伯行案舆论并参劾张伯行折》(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93页。
(35)《苏州织造李煦奏报张伯行仍不认罪并有人煽动保留其巡抚折》(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六)，第148页。
(36)《康熙起居注》(三)，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三十日，第2314页。
(37)《沥陈被诬始末疏》(康熙五十一年)，见张伯行编《正谊堂文集》卷2。
(38)《江苏巡抚张伯行奏为海船情形折》(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78页。
(39)《大清律例·兵律·关津》总第二百二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第五条例文，参见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9页。这条例文是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兵部议准定例。
(40)参见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70页。
(41)《大清律例·兵律·关津》总第二百二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参见张荣铮、刘勇强、金懋点校《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42)(43)《大清律例·兵律·关津》总第二百二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第二条例文，参见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617页。
(44)(47)《康熙起居注》(三)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第2324-2325页。
(45)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617页。
(46)《清圣祖实录》(三)，卷270，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