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翻译中动词与句式再匹配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式论文,汉英论文,动词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绪论：动词和句式
Goldberg(1995)针对传统语法中动词语义及其论元组构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传统语法把动词的n个论元意义看做是产生于相应的该动词的n个论元组构，或者反之亦然。Goldberg认为这—表述落入了循环论证的窠臼，也使自身失去了阐释力。这种循环论证的弊病源自把动词的补语成分(complements)或其配价价元(valencies)看成是该动词所固有的，只要按一定的空语义的形式规则排列起来就形成了句法序列，从而产生了句子。但是，一门语言拥有把一个动词置入组构关系的句式(construction)，这种置入是词汇语义在句法形式层面上的实现。这与生成语法的观点是不一样的。生成语法认为“各种句法结构是在独立于相应的语义结构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Croft和Cruse用成分模型说明了这种句法形式与语义内容的脱离关系(参见Croft & Cruse，2004：258-259)。如果假定了句式跟一个语词一样也是语义和形式的组合体，即内蕴其中的是一种象征关系(symbolic link)，那么一个动词在被融入进一个句式之后，除了形式上受到该句式的影响之外，其语义内容也会相应地受到影响，会被赋予它自身的语义内容之外的语义成分。动词的语义内容就这样因身处于句式结构中而被丰富了起来。从动词自身的语义内容到被整合进句式中得到增容的语义内容，还可以从句式结构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概念结构之间的关系上加以解释。这种语义的溯源路向可以用Langacker(1990)的一本专著的书名中的三个术语来描述。Langacker这本书的名字为Concept，Image,and Symbol: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其中，image是语言使用者最为原初的感知对象，经过他的认知加工之后就变成了concept，而concept外化为语言之后就变成了symbol。语言中的动词也不外乎有这三个层面的内容：它源自被感知的image,基本上具有一个自身的概念结构，同时它又具有形与音的语言符号特征，即symbol。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的句法表现，但是其句法表现与句式表现还不尽相同。
根据框架语义学，一个场景或框架中的参与者对应着相应的角色。Goldberg称之为参与角色(participant role)。比如，动词的参与角色被描述成“一种与框架所专有的角色相关的事实”(Goldberg，1995：43)。相对于参与角色，出现在一个句式中的角色被Goldberg称为论元角色(argument role)。Goldberg对这两种角色做出了区分，把论元角色定义为“与更加一般性的角色如施事者、受事者和目标相关的角色”。此外，一个动词在句式框架中的论元角色实际上就是该动词的参与角色的句法表现，亦即“突显的参与角色必须同论元角色融合在一起，而后者被实现为直接的语法功能”(Goldberg，1995：45)。Goldberg为了更加具体地区分参与角色和论元角色，特别以steal和rob两个动词为例，说明了论元角色相对抽象，体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句式中的施事者、受事者和接受者；而参与角色更为具体，呈现的是在一个框架或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 Cognitive Model)中各参与者的具体行为。
一个动词一旦被融入到一个句式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句式的调整而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论元角色(argument roles)、论元角色数目(role number)以及论元角色的显著度(role profiling status)。原来的动词的语义框架内容随着被整合进句式语义框架而发生了变化，如图所示：
Goldberg(1995：44-48)利用steal和rob两个动词说明动词被融入句式后所产生的语义差异。就动词本身的语义框架内容来讲，steal和rob句法结构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即：
rob：thief(agent)target(patient)goods(goal)
steal：thief(agent)target(patient) goods(goal)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动词分别放在相应的句式中，那么各自的语义内容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rob一般用于rob sb of sth句式中,而steal则一般用于steal sth from sb的句式中，这样就明显地产生了差异。试比较：
rob：thief(agent)target(patient)goods(goal)
steal：thief(agent)target(patient) goods(goal)
比较这两个句式的语义框架内容，不难看出两个动词的论元在显著度上有所不同：rob sb of sth句式突出的是施事者和受事者，而steal sth from sb突出的是施事者和物品。
同样地，rob和steal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抢”和“偷”也有类似的句式语义框架的变化。（参见沈家煊，2005：11-24）。
句式除了会给被融入进去的动词带来论元角色的显著度(re-profiling of arguments)上的变化之外，还可以在以下两方面产生影响：
(1)语义增容(Semantic Amplification)
如英语动词pour本来并没有“给予”的意思，但是如果被置于双及物句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中就会被附加上“给予”的语义内容。如在非双及物句式中pour表现为：
He poured water into my glass.
在这种情况下，动词pour本身的语义框架和句子的语义框架是基本重合的。其中的语义框架内容为：
agent patient(location)
但是，如果把pour整合进双及物句式中，它的本来的语义框架就同双及物句式发生多多少少的错位,如在下面这个句子中：
He poured me a glass of water.
而这时pour的句式语义框架内容则为：
agent recipient patient
可见,由于pour被融入到了双及物句式中而额外被附加上了“给予”的语义内容以及“接受者”的论元角色。
(2)论元角色增补(Complement-role Contribution)
在英语中，像laugh、sneeze、think这样只包含具有一个参与角色(participant role)的动词具有被融入致使动句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或结果句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中的潜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动词会出现在以下句子中：
laugh:The audience laughed the poor guy off the stage.(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sneeze：Frank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ink:In the last Star Trek episode.there was a woman who could think people into a different galaxy.(a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转引自Goldberg，1995：154)
以上三个句子中的poor guy、napkin和people都是原来动词的语义框架中没有的参与角色,但是在英语中laugh、sneeze和think可以被整合进结果句式和致使动句式中，所以在被融合进这些句式之后分别就增加了以上这些论元角色。
综上所述，当一个动词被放入特定的句式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语义效应。Goldberg(1995)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论述。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动词与句式和句式与句式之间的互动。那么，这些互动会以什么方式以及为什么能够发生是本文所重点考察的问题。
2 汉英翻译中的动词——句式关联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的语的关联方式也可以从动词与句式以及句式与句式这两个层面上予以观照。也就是说翻译中的跨语互动既可以发生在动词和句式这样的两个层面上,也可以发生在同是句式的层面上。译者在开始对一个句子进行翻译时，常常会以句子作为基本的翻译单位。情形往往是译者把句子分解为词或词组，然后把它们在译入语中的对应词及其相关词项重组之后最终形成译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各部分的对应词并不享有同等地位。在接受重组时它们需要围绕一个核心的成分。而其中“动词为一个句子提供了复杂的句法和语义信息，它决定了一个句子可能的句法结构或句法框架，也决定了那些与之共现的名词性成分的语义选择限制。（王葆华，2006：76）”可见，在一个句子中动词肩负着最为重要的句法任务，因为它扮演着一个整体性的角色，它在语义和句法层面都牵扯着其他句子成分。源语句子中的动词和句子中的其他论元成分应该是匹配的，从句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意义上讲，也就是说动词和它所在的句式是完全匹配和兼容的。但是，由于不同的语言对同一个场景的认知概念架构方式上的差异，在翻译中就有可能会出现源语动词及其译入语的对应动词跟同一种句式的匹配度有所不同。这样，就出现了源语动词的对应动词在译入语中需要重新进行句式再匹配的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源语句子中的动词都要寻找自己在译入语中的对应动词。译入语句子的出现归功于所找到的这个对应动词负载的参与角色和它在译入语中的相关句式的论元角色的匹配。这一匹配取决于该动词和相关句式之间语义上发生的匹配度有多高。匹配度越高，两者的融合性越强。反之，两种角色之间的错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匹配度也就相应地越低。在汉英翻译中，汉语动词和它的英语对应词所具备的与相关论元句式的融入程度是不一样的。它们各自的句式融入度体现在两个方面：匹配度和突显焦点的分配。这两个方面被Goldberg(1995：50)表述为以下两个原则：
(1)语义兼容原则(Semantic Coherence Principle)认为语义匹配度是参与角色和论元角色相融合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参与角色是论元角色的具例(instance)，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图式(schema)。
(2)对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认为动词两种角色的融合取决于动词的词义框架和句式框架享有同样的突显地位。突显地位的稳定性决定了两组角色的融合度有多大。
以上两条原则共同保证了动词的参与角色和论元句式角色之间的兼容性。如果源语动词的译入语对应词不能完全符合这两个原则所规定的条件，两组角色就很可能在突显地位、角色数量以及认知映射关系等方面达不到相互匹配的程度，动词对应词和相关句式就无法匹配。
3 源语动词的对应动词和译入语句式的匹配
3.1 动词对应词和译入语句式的完全兼容
在英语中我们可以为汉语中的动词“递”找到一个对应动词hand。从词义上讲，hand相关于三个角色：递者、受递者和所递之物。“递”在汉语中也有同样的参与角色。但是这对动词对应词如果被置入到双及物句式中则会出现一定的差异。“递”在汉语中似乎不能完全融入双及物句式中，如：
*他递我一封信。
当然这个句子并非完全不可接受，因为它完全可以出现在口语中。而接受性更强的表达应为：
他递给我一封信。
在这个句子中，“递”后面增添了“给”字。这说明，“递”与双及物句式的匹配度并不彻底，它同双及物句式的匹配需要借助“给”来成全。但是，相比而言，“递”的英语对应词和英语的双及物句式的匹配度则非常彻底，也就是完全可以把hand融入双及物句式中去，即：
He handed me a letter.
在这个英语句子中，hand无需借助其他词的帮助就被融入双及物句式中去了。这也同时表明了hand在英语中其自身包含的参与角色和双及物句式中的论元角色是完全匹配的，而不像汉语动词“递”那样，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完全的匹配关系。在汉英翻译中凡是能够把汉语动词的英语对应动词完全融入进相关句式的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动词对应词和译入语的完全兼容，也就是说动词和相关句式之间在各自角色的数量、关系以及显著度等方面是完全匹配的。这种完全匹配的翻译流程图示如下：
汉语源语动词→英语对应动词→英语句式→动词和句式的匹配度考察→动词和句式的完全兼容
3.2 动词对应词同译入句式相匹配的认知理据
3.2.1 认知转喻关系对语际间动词—句式再匹配的推动
汉语源语句子中的主干——动词的英语对应词并不是机械地被容纳进相关的英语句式中的。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的理据可以通过考察动词和句子所反映的整个事件的关系挖掘出来。Goldberg(1995：61)引用了Croft(1991)的一个例子，说明了动词和句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匹配是因为动词与事件之间存在着转喻的认知关系：
The boat sailed into the cave.
在这个句子中，sail并非被随意选取来述谓船的运动的。sail之所以能够指代船的运动是基于sail为运动的动力或方式，即用船帆作为船行驶的动力。但如果我们同样表述船的运动，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不恰当的：
*The boat burned into the cave.(ibid.)
burn不能推动船进入洞中，而最有可能的是会把船给倾覆掉。因此，burn就不会被用来述谓船的运动。
Goldberg经过上述分析给出了解释动词和句式相匹配的潜在可能性的“致使关系假论(Causal Relation Hypothesis)”：
Causal Relation Hypothesis:The meaning designated by the verb and the meaning designated by the construction must be integrated via a (temporally contiguous)causal relationship.(Goldberg,1995:62)
致使关系假论：动词所指称的意义和句式所指称的意义必须通过（时间上相邻的）致使原因才能整合在一起。
促成动词和句式相互之间得以匹配整合的关系不仅局限于原因—结果这样的因果关系，而且方式—运动、局部—整体等诸如此类的认知转喻关系也可以促成动词和句式之间的匹配。如在汉语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句子：
火车蜿蜒着，慢慢接近那个城市。（王朔，《玩的就是心跳》，第134页）
在这个句子中，“蜿蜓”是作为火车运行这个事件的“方式”从而与整个句子所表达的事件形成了认知转喻关系。“蜿蜒”所关联的语义内容是火车运行这一整体语义框架内容的一部分。火车运动的方式近似于虫子的蠕动，也就是“蜿蜓”的本义，从而成为整个语义框架中的显著部分。于是这个方式也就从句式上得到授权成为意指火车运动的部分。同样地，在把这个句子翻译为英语时，“蜿蜒”的对应词被指定为snake。用句式语法来解释的话，snake恰好与火车运动整个事件构成了方式—事件这样的认知转喻关系，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英语译文：
Our train snaked through the outskirts of town，…(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P215)
在Goldberg关于英语中动词—句式整合假论的启发下，并且这个假论也在汉语中得到了相应的证实，那么，我们不妨就汉英翻译中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原则进行如下表述：
如果源语中的动词充当的是句子所表述的整个事件的手段、原因、方式或条件等，也就是说如果动词语义和句子所表达的事件语义框架之间构成的是认知转喻关系，并且动词的英语直接或间接对应词的语义内容与译入语所要转达的源语的整个事件框架语义也形成类似的认知转喻关系，译入语的动词和相关句式之间就极有可能进行类似的再匹配。
汉英翻译中的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过程图示如下：
3.2.2 汉英翻译中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以双及物句式为例
对于汉语动词的英语直接或间接对应动词再匹配现象并不鲜见，这些匹配一般建立在原因—事件、方式—运动、手段—目的以及部分—整体等此类认知转喻关系之上。基于此种认知理据上的动词和句式之间的再匹配及其角色融合也就时常被翻译者拿来运用。在Michael Berry英译的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中，我们会发现在认知转喻关系的推动下引发的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
(1)我们把家里的鸡羊卖了，我又领着凤霞去城里给她做了两身新衣服，给她添置了一床新被子，买了脸盆什么的。（余华，2004：151）
(2)他们的口袋都鼓鼓的，见到村里年轻的女人和孩子，就把口袋里的糖果往他们身上扔。（同上，2004：152）
(3)二喜给我倒满了酒，给家珍也倒满，又去给凤霞倒，凤霞捏住酒瓶连连摇头，（同上，2004：167）
Michale Berry的译文分别如下：
(1)We sold the chickens and lamb and brought Fengxia into town to buy her two new outfits plus some household items like a blanket and washbasin.(Berry,2003:183)
(2)Their pockets were bulging,and when they saw the village women and children they'd throw them pieces of candy.(Berry,2003:184)
(3)Erxi poured me a full glass of wine,gave Jiazhen one,too,and then he went to pour some for Fengxia.Fengxia grabbed hold of the bottle and kept shaking her head.(Berry,2003:203)
从以上译文可以看出，原文各句中的动词“做”、“扔”、“倒”的英语对应动词分别为buy、throw和pour。不仅如此，译者还发现了它们各自的动词参与角色同英语双及物句式中的论元角色有着相当高的匹配性。两组角色的高匹配性也相应地提高了它们相互兼容的可能性。最终，这些对应动词的参与角色分别嵌入了双及物句式的论元角色空位中，实现了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双及物句式赋予了“做”、“扔”和“倒”各自本没有的“给予”义，因此原文中表示“给予”义的介词结构不需要在译文中有相应的体现。句子所表达的“给予”事件在译文中从表层上退隐于背景中，受到突显的是实现这些物权转移(entity-transfer)的手段buy、throw和pour。比如译例(3)中pour被用来指代“给予”事件实现的手段。“这种关系是抛物运动与双及物式的语义之间的关系。(Goldberg，1995：60)”这种关系在英语中可以在句法层面上呈现为双及物句式。而在汉语中此类句式多出现于口语中。所以，在汉语中我们发现更多的是用介词结构传达物权转移事件。汉语“倒”的独立性也就没有其英语对应词pour那么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倒”在被用来表达“物权转移”事件时往往为“给……倒”或“倒给……”的原因，而其英语对应词pour则一般会直接与双及物句式匹配为“pour sb sth”（当然也有例外，如该句中的第二个“倒”的翻译）。
3.3 汉英翻译中动词和句式再匹配后的主要影响：语义的转移
由于汉语动词和它的英语对应动词在句法表现以及句式匹配关系上存在着差异,那么经过译者进行动词和句式的再匹配之后的译文与原文之间也产生了语义容量以及语义内容分配上的不同。这也很自然地造成了原文和译文在句法结构和句式特征上的出入。在同一语言中的动词的同义句式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主题意义、焦点意义、风格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差异上（参见赫琳，2004）。跨语同义句式的差异虽然没有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至少两者在语义量上会出现不同。Goldberg认为句式可以为其中的动词增加一定量的语义内容。比如kick单用时和它在致动句式中的语义容量是不同的：
(1)Joe kicked the wall.
(2)Joe kicked the dog into the bathroom.(参见Goldberg，1995：153)
在句(1)中，动词kick没有给wall带来影响，相比之下，句(2)中的kick则产生了让“狗”位移进“浴室”的致动效果。根据Goldberg，kick之所以具有运动致使的语义内容是由于它同致使运动句式相匹配的结果。在汉英语翻译中，译文也可以通过动词和句式的匹配实现这种语义扩容或转移。比如在王朔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有这样一句：
（警察亮出逮捕证，让元豹签名，）然后架着他，带出门推上车。（王朔，2004：99）
这句的英译文为：
(They produced an arrest warrant and told Yuanbao to sign it.) Then they hustled him through the door and into a waiting squad car.(Translated by Goldblatt,2000:180)
在英译文中hustle是作为“架”的对应动词出现的，而原文中的“架”只是表明施事者的一个动作，并没有这个动作所带来的结果，如果有的话也是从后面的“带”和“推”这两个动词暗示出来的。“架”不具有致动性是因为它没有被置入致动句式中。而在译文中，hustle显然是与致动句式匹配了起来，其后跟着through the door和into a waiting squad car这两个介词词组。原先由“带”和“推”表示的两个动作被分解后融入致动句式中。这两个动词的语义发生了转移，而转移走的语义内容正是被与致动句式相匹配后的hustle所增容的部分。hustle及其所在句式的语义容量得以扩大,同时付出的代价则是原文中的两个动词被降格为两个介词词组。
4 结论
汉语原文的句子本来就是动词和句式匹配而成的结果。但是，原来的匹配关系并不一定就能直接移植进英语译文中，译者还需要根据汉语动词的直接或间接的英语对应动词再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句式。从认知语言学这个角度上讲，动词之所以能够与相关句式彼此兼容是因为动词语义同句式语义之间的认知转喻关系。这层关系为两者之间的匹配提供了可能性，也为英语对应动词实现从词汇层面到句法层面的上升提供了认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