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觉醒与个人权利意识的成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概念史考察_哲学论文

主体的觉醒与个人权利意识的成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概念史考察_哲学论文

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长——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观念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主体论文,当代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3)03-0007-06

研究当代思潮也就是要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既集中表现在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各种文本之中,又体现在生活世界和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之中。社会思潮往往在两者的互动中演进。所以,研究当代思潮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对生活世界的直接观察,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布鲁目所著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位作者是长期在大学从事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潮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他对美国社会思潮的研究,采取了这样一种进路:首先依托自己对学生和校园生活的多年的观察和调查,对不同年代的状况进行比较和梳理,然后再深入地分析这些现象同那些对实际生活发生重大影响贩理论与学说之间的关系,一直追溯到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学说,十分生动却又相当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思潮的特征。这种方法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在学校里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和思潮的教学和研究,同时又同一代一代的学生一起经历了中国社会沧桑变迁和思潮的跌宕起伏,对校园和学生有比较系统的观察和直接的体验。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现在对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作一个粗疏的的描述。

在描述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学者鲍默在《European Thought1600-1950s》一书中采用的观念史方法,我以为可以概括成一点: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中最主要的观念就是主体性。可以说,主体的觉醒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主体的觉醒到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

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整个社会思想十分活跃,学校里也是这样。80年代的最初几年,大学校园里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对于思想、学说、理论有十分高涨的热情。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有很大的兴趣,理论的兴趣也比较高。学校里讲座不断,而且常常会场爆满。有时,因为人数不断地增加,不得不改变会场。有时,提问不断,晚间的讲座因提问、讨论的热烈而延迟到深夜。读书的热点也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新书一到就售馨,呈洛阳纸贵之状。热点不断转移,但是始终是有热点。从萨特热、波普热到尼采、弗洛伊德热,从人学热、异化热到中西文化关系热和第三次浪潮热,绵延不断,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并非没有踪迹可导,也并非没有中心。

中心之一,是独立思考精神的发扬。80年代初对社会思潮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的“关于潘晓的信”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一个特点是,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在讨论中提出,讨论者都能袒露心迹,讲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他们对于“文革”的灾难的反思,对于人生道路问题的各种见解,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许多以前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观点也被一些讨论者大胆地加以赞同。社会上,尤其是思想敏锐的大学生,对于这种种观点,也各自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学生们一方面积极地思考,追寻人生的理想,另一方面也会大胆直率地提出问题。我本人就遇到过一些同学,直率地提出“我信××主义,你信什么?”之类的问题。对这种状况,当时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有的认为是信仰的危机、思想的混乱,也有的认为是思想的解放和思想的活跃。今天再回过头来冷静地看这一段历史,也许可以作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那就是在思想混乱和活跃的背后,让人感受到的是,经过了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开始象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敢于认识”了,人们开始从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下解放出来了。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层面向社会思潮的层面延展的一个表现,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社会思潮演进的一个主要的趋势,那就是主体的觉醒。

主体的觉醒还体现于以下几个观念的凸现。

第一,是“人生观”概念重新获得了合法性。

今天也许大家会觉得对“人生观”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理所应当的。世界观人生观本来就是紧密相关的东西。但是,在当时的具体的背景下,人生道路问题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却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成果。20世纪60年代的初期,理论界发生过一件事情,值得重提。1960年初全国组织了几个编写组,编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读本。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著名哲学家冯定同志,也主持了一个编写组。那时,我还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突然系里召开了有高年级学生参加的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人生观”哲学。我们作为哲学系的学生都了解在哲学系任教授有冯定同志,有两本广为传播的著作,一本是《平凡的真理》,一本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自然会懂得矛头是针对身为学部委员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的马克思主义者冯定同志。后来又听说,这个编写组也被解散了。到1964年报章上出现了批判冯定的文章,列举的一个主要的罪状就是大讲人生观。由此,“人生观”就成了哲学的一个禁区。

80年代初看到人生道路问题可以如此热烈地公开地讨论,内心不能不感到是一种解放。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生观会成为一个禁区?而人生观的解禁又意味着什么?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起就把寻求合宜生活的规则,作为哲学的一项使命,中国的传统哲学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是要为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这本来是哲学的常识。为什么会背离这种常识呢?细细想来,也不奇怪。在那个时代,哲学沦为一种工具,其宗旨仅仅在于为那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作论证。而这又是一次践踏千千万万人的基本权利的“革命”。那时,作为个人是没有权利去思考自己的命运的,也无权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唯一的可能就是听任命运的摆布。人生观云云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一旦人们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想去作出自己的选择,就会不服从、不甘心去当驯服的工具了。岂不坏事!可见人生观问题的合法化,本身就意味着主体的觉醒。

第二,“选择”观念的凸现。

在潘晓的信的讨论的同时,“萨特热”兴起。1980年春萨特的去世,引起了文化界学术界对这位与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关注。报刊上出现纪念文章,萨特的一些论文、剧本、小说相继翻译刊行。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出人意料的是,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形成了一股“萨特热”。大学校园里读萨特的小说,看萨特的戏,谈论萨特,成为时尚。甚至出调查问卷问中学生“你崇拜的人是谁?”选项当中,必有萨特。

那时,我们可以找到的萨特的文本是屈指可数的。中文的译本,只有周煦良先生翻译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演讲,而且还是发表在一个发行量不大的文艺刊物上。另外有徐懋庸先生在文革前翻译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而且是控制发行的。此外就是一个剧本《肮脏的手》和几个短篇小说。外文的文本也不易寻觅。况且存在主义的潮流正在西方日渐消退。那么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萨特何以引起青年学生那么大的兴趣?这是我一度感到困惑的问题。记得,1980年的春天,挪威著名哲学家、维也纳小组的成员奈斯来上海访问,我随冯契教授在锦江小礼堂同他进行了一天的交流。我把这个问题向奈斯提出,他也表示难以理解。他说,按照常理,也许20年之后,到中国“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时,存在主义会有一定的市场。后来,读到《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个内部材料,看到有一位青年写了一份稿件,用了“潘晓的信是中国第一个存在主义宣言”等字眼,才明白对萨特的推崇是同人生道路思考联结在一起的。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对萨特最感兴趣是他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尤其是“自我谋划”的理论。这一概念,又同当时十分引人注目的人才学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有一位人才学的倡导者,来学校演讲,主题就是“自我设计”。他也引用了尼采和萨特。会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活跃,上下呼应。有的同学在同我交谈时直率地说:回顾自己在文革下乡期间的经历,想说的就是要自我选择、自我设计。那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许多人不思进取,不愿读书。自己坚持学习,今天才进得了高等学府,这不就是靠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吗?这时我才开始明白,对萨特的兴趣,最集中的就是在“自我选择”上。核心的问题,就在这里。记得曾经有一位研究生在袒露自己的心迹时写道:我选择,我负责,我自由,就是我的信条。据我的观察,对“选择”和自我设计的倾心,作为一种思潮在整个80年代不断地积淀,几乎成为一种共识,给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青年思想和行为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然,对选择和设计到底要不要遵循普遍的价值,则态度不尽一致。有的选择了肯定的态度,在重视选择的同时,关注于社会的普遍的价值,逐渐与社会相融合;有的则带有相对主义的倾向,行为上带有“自行其是”的色彩。考察80年代成长的一代人,往往都带有重视自身的选择的特点,与老一代人的观念差别相当明显。这种对自我选择的重视,正是个体觉醒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第三,“价值”成为社会的日常语言。

如今“价值”这个哲学范畴,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话语。从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到人们在求职时常说的“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等等。更不用说,各个人文社会学科中对“价值”范畴的广运用。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众来说,“价值”还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最初引出非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这一话题是两个途径。一个是直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于光远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价值观的文章,一个是间接的,即从现代西方哲学中引入的,集中的就是萨特的价值相对主义意义上的“自我价值”。此外美国学者宾克莱所著的《理想的冲突》一书对现代伦理观念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讨论,在80年代也有比较广泛的读者群。价值问题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关迅速成为一种日常语言。

这里,有两个现象发人深思。一个是与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从学术层面的研究到普及于社会思想之中的进程,在西方花了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则几乎只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另一个是在西方是先从学术界发端,而后才有普及于社会思潮的进程,而在中国则可以说是先有社会思潮的层面的普及和泛化,然后再有学术的研究。80年代初期,即使在中文的工具书中也很难找到对哲学的价值范畴的说明,更不要说是研究性的著作了。只是到80年代中期之后,学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才开始。

那么,个中缘由到底是什么?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特点到底有什么关联?

直接的关联是,这一时期对价值问题的重视是与人生道路的讨论连结在一起的,尤其是与“选择”观念的凸现紧密相联的。一方面,人生道路的讨论中最关注的是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也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何在。而当时许多参与者强调的是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个体对自身的人生道路选择,从逻辑上看是必定要提出选择的依据问题,也就是价值标准的问题。这一点与哲学的历史进程也是一致的。在西方哲学史上,价值问题是与个体的觉醒紧密相关的,价值范畴引入哲学主要是在康德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实现的。价值哲学的主要的倡导者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曾经说过,从康德到尼采开始了一个把文化价值视为哲学的中心的运动。事实也确实如此。康德哲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主体性问题的重视。价值问题的特征就是比认知的问题更加偏重于对主体的态度、立场、情感、偏好的倚重,价值领域不同于认知领域的特征就是它是情绪性和理想性之间的一种张力。无论是情绪性还是理想性都是与主体的追求、愿望、偏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康德主义传统的许多哲学家都在追寻价值合法性的依据,肯定一个普遍的价值尺度的存在,但是其基本的倾向还是把价值归结为主体之中的标准意识(如文德尔班),或者是一个超验的观念性的价值王国(如李凯尔特)。而20世纪许多持价值相对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情感主义等等,都是高扬主体性的学派。因此价值问题是一个与主体性紧密相连的问题。这种情况在80年代中国的哲学界也反映出来了。

第四,主体性范畴在哲学研究中的勃兴。

哲学界关于主体性地讨论肇始于1981年李泽厚在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200周年时发表的论文《主体性总纲》。起初主要是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曾经引发了要黑格尔还是要康德的争论,结果是对康德在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影响的日益重视,以及对康德本人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独特作用的重视。然而主体性问题提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广泛地涉及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等等诸多的哲学学科。无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还是历史规律与主体的选择之间的关系的讨论都与此相关。

此外,主体性问题与80年代的“人学热”也有密切的关系。自人生价值的讨论之后,紧随着萨特热,一场人道主义的讨论兴起。这场讨论波及的层面远远超出萨特热,主流意识形态也作出了认真的回应。主体性的倡导者认为,“人性是就人与物性、与神性的静态区别而言。如果就人与自然、与对象世界的动态区别而言,人性便是主体性的内在方面。”(注:参见《李泽厚哲学文存》(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动物和自然没有什么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它们为同一自然法则所支配,而人类则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为自身建立起了既区别于自然界又能作用于自然界的主体性,而这也就是人性。

对主体性的重视,事实上也是个体的意义,尤其是个体的心理—文化结构的意义的凸现。有论者强调不仅应当关注“人”的“类”(群体)的主体性,而且必须关注个体的主体性。认为:“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注:参见《李泽厚哲学文存》(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29页。)

以笔者之见,主体范畴在哲学的研究中获得重视。是对80年代社会思潮中主体觉醒的潮流的一个哲学的概括,也是对当时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存在主义等西方哲学流派的回应。

从敢于独立思考,到人生观的概念的合法化,到选择观念的凸现,到价值问题成为热点,再到哲学层面上的人学热以及对主体性的重视,这一进程可以视为一个主体觉醒的历程。这一历程涵盖了各个领域,不仅有伦理的、哲学的,文学中间也可以明显的看到。90年代社会思潮的演进,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

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思潮的脉动所采取的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那种思潮起伏、热点不断的状况已经不再。大学校园里的景象,大学生对理论、对学术、对思潮的态度,一度甚至可以用“冷淡主义”一词来形容。少有讲座,少有读书热点,几乎没有争辩,更少有袒露心迹的对话。从表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万马齐喑的时代,敢于认识的精神仿佛又消失了。其实不然。已经觉醒的主体意识还是继续在作出自己的选择,还是在不断追寻着可欲的价值目标。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转变的启动,使得主体的寻求一下子转向了经济价值,转向了市场。社会上利益冲动十分强劲。在我的记忆中,最富象征性的是某一年上海的春节晚会拉开大幕,映入眼帘的就是两个硕大的孔方兄,主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恭喜发财”。“财大气粗”从一个贬义词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褒义词,“财富”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司马迁的名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频频出现于报端,“君子罕言利”的传统观念几乎一扫而空。经过80年代的观念变革,又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整个社会都活跃起来,强劲地追求经济利益。个人的经济动机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不仅在政策上,在实际生活中,而且在观念上得到了肯定。以往被视为“不正常”和“不正当的”经济动机变成“正常”和“正当”的。这是9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涌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个人的经济的动机的合法化,是80年代个体觉醒的继续,又是它的深化。其集中的表现体现在如下的几个观念上:“自主”、“竞争”、“成功”。这是三个相辅相成的观念。崇尚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使得每一个个体获得了选择与决策的广泛的机会,同时原有的单位体制的日渐解体,也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为获取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得不自主的进行选择,自主的谋划自己的未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自主地参与市场的竞争。所以“自主”、“自立”的观念就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观念。市场经济又是崇尚竞争的经济,竞争观念的确立是个人和单位立足市场的必要条件,如若沿袭计划体制下“等靠要”的积习,就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而竞争观念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态度,使整个社会的活力释放出来。与此同时,人们开始追求“成功”,力求在“成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观念之深入人心可以从商家的广告中看出。“成功人士的标志”一度成为许多高档商品最喜欢用的广告词。这种趋势由于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而获得了新的推动力。

在大学校园里,追求成功,提高自身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成为莘莘学子普遍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对专业的选择,课程的偏好,还是对社会工作的态度,都以此为中心。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于那些为市场所看中的技能和操作性的知识上。80年代大学生对人文经典的强烈兴趣再也看不到了。对学术的追求让位与对高薪的职位的谋求。这也是90年代初理论、学说、人文思潮遭遇冷淡的一个原因。

社会思潮的这些深刻的变化也在学术的层面上反映出来。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学一下子成为显学,人文学科则一度处于困境。“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之类的话语广为流传。而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则是对这种状况的一个反拨。

本来,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经济学成为显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以自利的“经济人”假说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经济现象,而且广泛的推广到了各个人文社会的领域。文艺作品大量的描述成功人士的发达踪迹,商业化的以欲望的满足和宣泄为特征的娱乐文化流行于世。经济学家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出发点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对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往往远甚于伦理学家的观点;政治学界对于政府的治道也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作出种种新的探索。这些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道风景线。其核心是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动机的合理性的辩护。而其基本的倾向则是引进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90年代后期,当德国学者科斯洛夫斯基来华讲演,提及西方学界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推动下,存在着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时,中国学人的感受是:这同中国的现实是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说,90年代前半期,主体的觉醒深化为个人的经济动机的合法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自主、竞争、成功等观念的凸现的话,那么,此后的演变就开始面对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新问题。诸如,什么样的市场行为才是正当的?在经济动机得到肯定之后,是否需要、是否应当用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市场行为?用什么样的法律和道德来规范?市场竞争中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还要不要“社会公正”?如果实现社会公平,实现什么样的公平?经济动机得到肯定之后,人们还要不要有人文精神的追求?

凡此等等,引发了学术思想再一次的活跃。人文社会学科开始复苏,原来相对沉寂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等学科更日渐活跃。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的互动在社会观念层面上产生的一个最有意义、最具特征的现象是:“权利”观念的凸现。也可以称为“权利意识”的增长。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概念也已经得到了合法化。处于各种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权利”和“公正”问题。这是新世纪开初,思潮变迁的一个新的动向。

上面对20世纪最后二十年社会思潮的变迁的粗疏的考察,可以看出,主体的逐渐觉醒和权利意识的逐步增长,是一条主线。无论是在社会心理的层面还是在学理的层面,它渗透于社会意识的不同的形式之中。这是一个事实。本文的宗旨就是梳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进程。至于对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进程,如何作出价值评价,见仁见智。笔者也有自己的评价,限于篇幅,留待以后再作说明。

收稿日期:200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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