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琴兰[1]2005年在《抗战时期江西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文中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供求状况直接维系着国计民生,历代中央政府因此皆给以密切关注。在抗日战争这种特殊时期,江西国统区政府在粮源短缺、粮价飞涨、军粮民食供需紧张的情形下,试图用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全省粮食市场的生产、经营及运销实施宏观调控,对粮商趋利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以实现军糈民食供给、粮价平稳、社会安定的政治目标。省政府为适应民族战争的需要,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粮食管理措施,无论从军事、政治还是经济角度看,都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基本成功的。然而粮食管理中呈现的偏差与不足,使粮食管理成效在实践运作中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应有的社会效应。本文将从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在战时环境下相互消长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对抗时期江西粮食管理的叁个阶段进行分析,以重新审视民国时期江西国统区的粮食管理,为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探索新的粮食管理方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霍新宾[2]2001年在《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文中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供求状况直接维系着国计民生，历代为政者对此皆予以密切关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国统区政府在粮源困顿、粮价飞涨、供需严重失调的形势下，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全省粮业市场经营及运销机制实施统一管理与调控，对粮商趋利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以实现其军粮充足、粮价平稳、社会安定的政治道德目标。省政府为适应民族战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战时粮食管理措施，无论从军事、政治抑或经济角度看，是恰当的，实践证明是基本成功的。然而粮食管理中呈现的缺陷与偏差，尤其是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使其粮管政策的实践运作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社会实效。这些为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粮食管理政策的制订与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陈新征[3]2009年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供给研究》文中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物资消耗战,粮食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重要战略物资。从抗战爆发到全国粮食管理局成立前后,国民政府延续了抗战前的粮食政策。军粮以“价拨”方式为主,并对中央公务员的食米采取一定办法予以保障,民食供应除少数地方酌量调剂外,基本未多加干预。粮食部成立以后,国民政府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的军粮供给政策,并对军粮供给机构、办法、渠道、标准进行了一些列调整,基本满足了军队粮食需求。为稳定公务员生活,国民党中央制定了《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保障中央公务员粮食供应,各省公务员参照执行,县级公粮在田赋征实中随赋带征,数额不超过征实额百分之叁十。国民政府还在各大都市、各工业地区、以及缺粮和歉收之地,成立了专门的民食调剂机构,颁布了《价拨各省田赋征实余粮调剂民食办法之大纲》。从总体上讲,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给政策虽然存在有缺陷,但基本保证了国统区军队、民众的粮食需求,对坚持抗战和取得持久抗战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谢路明[4]2011年在《抗战时期湖北省国统区粮食管理述评》文中提出粮食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其供求状况直接关系人类生命安全,直接维系着国计民生,历代统治者对此莫不予以密切关注。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国统区政府在领土沦陷、粮源困顿、粮价飞涨、供需严重失调的形势下,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全省粮业市场经营及运销机制实施统一管理与宏观调控,对粮商趋利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以实现其军需民食充足、物价平稳、社会秩序安定的政治道德目标。省政府为适应民族战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战时粮食管理措施,无论从军事、政治抑或经济角度看,是恰当的,实践证明是基本成功的,也是赢得最后抗战胜利所必需的。遗憾的是,其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和弊病,在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社会实效,没有取得最大效果。本文从湖北粮食管理自身的特色出发,条缕分析,试图弄清湖北抗战时期的粮政管理基本史实轮廓和大致演变阶段,得出初步的总结和教训。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统制和田赋征实政策的全局规定下,着重对湖北国统区粮政管理具体分析和初步探讨,总结湖北国统区粮政管理的特色和地域特点。最终为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粮食管理政策的制订与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陈善本[5]2007年在《1937-1945年国统区军粮问题探析》文中认为1937—1945年,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日本侵华战争席卷整个国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此时军粮作为后勤物质补给的重要因素,尤为迫切需要。文中整体考察国统区军粮的供给系统,以一个地区为例从军粮征收的角度：探析军粮的征收手段以及基层军粮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现象和军粮征收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的情形,严重削弱了其应有的成效,并由此提出军粮在田赋的征收率的新观点,分析军粮在战争时期仓储的方式和管理过程,探讨军粮运输、拨交的过程及存在现象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剖析军粮为抗战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战争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并认识到军粮征收给国统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带来的绩效和不足。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国统区军粮征收政策是正确的,实践是成功的。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探索新的军粮管理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黎飞, 刘德帅[6]2017年在《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从整体和局部2个方面梳理了抗战时期粮食问题研究成果,认为抗战时期粮食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粮食生产、仓储、运输、价格、市场、贸易、供应、贪污、消费,粮食的管理政策,粮食危机产生及其原因、影响、应对措施以及产生的成效等方面.认为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提出加强其他学科理论的学习、史料的挖掘、思维的创新以及学术的交流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工作.
黄雪垠[7]2015年在《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的爆发和加剧,严重影响了后方稳定。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大多归结为粮食减产、生产销售成本增加、通货膨胀、囤积居奇等,但其深层根源则是国民政府未能贯彻执行囤粮计划,粮政机构不能完全发挥职能,对银行涉粮弊案处置失当,未能及时疏导民众对缺粮的恐慌情绪,由此导致粮价长期持续上涨,终致危机爆发加剧。
郝银侠[8]2008年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研究》文中提出田赋征实制度,是抗战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施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本文拟在制度的视角下,以抗战大环境为背景,以田赋征实制度以及各项子制度的演变为主线,通过对制度运作全方位之梳理与分析,寓理于述,进而揭示田赋征实制度的作用及与抗战之关系,为解释“抗战胜利”这一传统命题做一新的注脚。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为进入主题之前的背景;第二章为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的出台过程:第叁章和第四章分别为田赋征实机构以及各项子制度的演变历程;第五章是在前四章的基础上阐述田赋征实的作用;最后是对抗战时期田赋征实制度的整体性分析,以作为本文的结论。抗日战争是落后的中国与强大的日本之间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殊死决战,它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一场较量,更是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决战。其间,财政危机一直困扰着国民政府。雪上加霜的是,在战初本不存在的粮食危机,到1940年也开始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就是军粮供应的紧张与粮价的暴涨。粮食是人民生活一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它的波动较之其他商品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在粮食和财政两大危机的逼迫之下,尤其是粮食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开始了全国统一的“粮政”时期,即用政治与行政干预的手段解决作为经济问题之一的粮食问题,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经过一番艰难的抉择之后,国民政府于1941年4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在同年6月的第叁次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决议田赋一律征收实物。此后,田赋征实作为一种制度被贯彻实施,一直延续到国民政府退出大陆。田赋征实是在特定条件下对田赋制度的重大变革,为使这种变革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机构,中央主管田赋征实的粮食部和财政部整理田赋筹备委员会相继成立,各省各县的主管机构也纷纷成立。同时,征实中一系列子制度也相继建立并不断完善,如征收与缴纳制度、验收制度、储运制度、宣传制度、督导制度、奖惩制度等等。支付征购征借有效凭证的粮食库券制度,以及在主要产棉区征收棉花的棉田征实制度亦先后确立。在国民政府领导和各级田赋粮食机关的积极参与下,在千千万万粮户的支持下,在社会各团体和人士的协助下,田赋征实取得显着成效。从1941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五年以来,征收成绩平均达到额征数的98%,从而缓解了国民政府财政的压力,对于日益高涨的粮价亦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国民政府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部分地保障了公教人员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食供应的压力,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它成为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中坚,也是支持中后期抗战的最有力的保障之一。从各项子制度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着性、群众支持的相对广泛性上观察,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在田赋征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各省各县政府、粮食部、财政部、各级田赋粮食机关、军粮机关以及各个粮户,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又作出一定的让步,基本上贯彻了田赋征实制度。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矛盾有时又无形中削弱了田赋征实的成效。在征实中,国民政府一再标榜要做到公平、除弊、便民、省费四大原则。事实上,由于处于抗战的特殊时期。无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田赋积弊进行有力的清理,加之战时财政的紧张以及人员的短缺,特别是各级田赋粮政人员的舞弊和地方势力的阻挠与破坏,要达到上述原则困难重重!同时,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失误,以及在与田赋相关问题上的处理不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田赋征实的实效。考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田赋征实制度本身是正确的,成功的,无可非议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未能真正做到公平、除弊、便民、省费四大原则,尤其是公平原则。当然,其间有些限于战时特殊环境,事实上也难以立时达到和进行有效的改善,但有些却是国民政府应该做到而未做到的,对此,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田赋征实制度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
周建树[9]2013年在《民国粮食史研究述评》文中认为民国粮食史研究历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对此一历史时段的粮食研究既呈现出重宏观、范域广、成果丰的特征,也明显存有互动性、微观性、深度性考察之不足。
唐佳娟[10]2013年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荒与地方政府的因应》文中研究表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讲的是粮食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事实上由于战争的发生,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粮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为例,首先回顾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粮食的供求状况,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和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粮荒现象、粮荒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应对粮荒采取的各项举措。民国以来,浙江省政府虽然倡导稻麦改良和农业推广事业,但从整体上来说战前浙江省粮食不能自给自足,从地域上来讲各县粮食生产与消费盈亏状况不同。为此,战前浙江省就已形成初具规模的粮食交易市场。但自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不仅扰乱了浙江米市米源的供给,同时还急速增加了浙江国统区前后方的粮食消费。另外,在广大的沦陷区,日军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一方面严格控制陷区米粮并肆意掠夺铁蹄所到之处的粮食,另一方面通过高价收购等手段诱惑民众走私资敌,以致战时浙江国统区内有限的粮食受到极大影响。同时,抗战八年浙江省农业生产还面临严重的天灾。由于“战乱”与“天灾”,战时浙江国统区各地纷纷爆发粮食危机,粮价不断上涨,严重影响国统区普通民众的生活。为应对上述困难,战时浙江省国统区地方政府实施战时粮食管制。首先是组建应对战争环境的粮食管理机构,逐步形成越来越集中的管理模式。其次是对粮食生产、消费、运销等领域的全方位控制。最后是在全面管制的基础上,重点实行“田赋叁征”和“粮食限价”为主要内容的措施。战时浙江省地方政府的粮政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点是政府干预的程度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断弱化。在军粮、公粮、民食叁者之间优先保证军粮,次及公粮与民食,这在战争条件下虽然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叁者分配的失衡使得普通民众生活更为艰难。此外,战时浙江国统区粮政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特别是贪污腐败问题,使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质疑。
参考文献：
[1]. 抗战时期江西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D]. 邬琴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05
[2].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D]. 霍新宾. 暨南大学. 2001
[3]. 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供给研究[D]. 陈新征. 湘潭大学. 2009
[4]. 抗战时期湖北省国统区粮食管理述评[D]. 谢路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5]. 1937-1945年国统区军粮问题探析[D]. 陈善本. 河北大学. 2007
[6]. 抗战时期的粮食问题研究综述[J]. 黎飞, 刘德帅. 安徽农业科学. 2017
[7]. 政府史视野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粮食危机原因再探析——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J]. 黄雪垠.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8].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研究[D]. 郝银侠.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9]. 民国粮食史研究述评[J]. 周建树.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0].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荒与地方政府的因应[D]. 唐佳娟. 杭州师范大学. 2013